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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魯迅到丁玲：近代中國的疾病隱喻與文學療治

2020-09-19 11:37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燕園三劍客”之一的黃子平先生對20世紀中國文學有非常深厚的學術研究，他通過對于“革命”小說的細讀，建立起社會歷史發(fā)展與文本間相互聯(lián)系、相互建構的纏繞關系，發(fā)展出以革命·歷史·小說為關鍵詞的研究脈絡。

本文節(jié)選自黃子平先生1990年的論著《灰闌中的敘述》，從丁玲的短篇小說《在醫(yī)院中》出發(fā)，闡釋那個年代文本中關于疾病的隱喻。丁玲的寫作以細膩的情感和心理描寫著稱，而她自身傳奇的經歷、坎坷的情感和文學轉向也是后人談論的焦點。

《在醫(yī)院中》是丁玲創(chuàng)作之路上從“五四新女性”到“社會主義女勞?！钡霓D折點，黃子平先生剖析當時的社會境況，以“疾病的隱喻”為切入點，質詢作家在文學生產中“被治愈”的可能性。

黃子平

前言

從文學史或社會思想史的角度讀丁玲的短篇小說《在醫(yī)院中》，其值得重視的原因不在這部作品本身，而在作品與多重歷史語境之間的關系，在作品與其他話語之間的互文性，在作品進入20世紀的"話語－權力"網絡后的一系列再生產過程。

就丁玲畢生的創(chuàng)作而言，從《莎菲女士的日記》（"五四新女性"）到《杜晚香》（"社會主義女勞模"），《在醫(yī)院中》恰好是一個戲劇性的轉捩點。茅盾曾在他的《女作家丁玲》中說，"她的莎菲女士是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chuàng)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对卺t(yī)院中》里的陸萍，正是丁玲寫作中最后一個這樣的"絕叫者"。自此之后，"時代苦悶的創(chuàng)傷"就在丁玲筆下消失了，或者說，"治愈"了。

橫向來看，這篇小說與丁玲那一時期的其他作品（《我在霞村的時候》［1940年］、《夜》［1941年］、《三八節(jié)有感》［1942年］、《風雨中憶蕭紅》［1942年］等等），以及同一時期艾青、羅烽、蕭軍、王實味等人的作品，一起構成了一種深刻不安的歷史氣氛。"五四"所界定的文學的社會功能、文學家的社會角色、文學的寫作方式等等，勢必接受新的歷史語境（"現(xiàn)代版的農民革命戰(zhàn)爭"）的重新編碼。這一編碼（"治療"）過程，改變了20世紀后半葉中國文學的寫作方式和發(fā)展進程，也重塑了文學家、知識分子、"人類靈魂工程師"們的靈魂。

丁玲

縱向來看，1958年《文藝報》發(fā)動對《在醫(yī)院中》等作品的"再批判"，證明了"五四"與"五·二三"（五月二十三日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的紀念日）。這兩種語碼之間的手術刀口彌合得并不完美，整個"編碼－治療"過程必須反復進行才能奏效。一直延伸到20世紀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等運動，仍是這曾經聲勢浩大如今卻漸趨式微的"社會衛(wèi)生學"（socialhygiene）驅邪治療儀式的繼續(xù)。

“棄醫(yī)從文”的故事

在影響20世紀中國思潮的許多自然科學理論中，近代生物學的"范式"作用最為深遠普泛。達爾文的進化論固然給出了一條樂觀向上的時間矢線，激勵國人在"天演人擇"的所謂"規(guī)律"中救亡圖存；將社會、國家、種族等等看作一個健康或病態(tài)的有機體的觀點，亦與傳統(tǒng)文化中的有機自然觀一拍即合。

既然中國已被視為一"東亞病夫"，對偉大"醫(yī)國手"的回春之術的期待，對種種"治療方案"的討論和爭論，就在其大前提從不引起疑問的情形下進行。在這樣一種歷史語境中，"五四"時代對文學的社會功能、文學家的社會角色等等的界定，自然很方便地從醫(yī)學界獲得生動形象的借喻。

魯迅"棄醫(yī)從文"的故事，常被用來極凝練又極豐富地涵括這一類觀念。"幻燈片事件"似乎戲劇性地改變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卻僅僅是魯迅多年來對"中國國民性的病根何在"的反復思索的必然結果。多年后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中，亦重申了他的立場："說到'為什么'做小說吧，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晕业娜〔?，多采自病態(tài)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但魯迅的深刻之處和獨到之處在于，他自始至終對文學的"治療效果"的近乎絕望的懷疑，以及與此相關的，對文學家所承擔的"思想－文化"醫(yī)療工作者的角色的深刻懷疑。這一點我們在后面再展開討論。

電影《黃金時代》中的魯迅

現(xiàn)在來看看《在醫(yī)院中》的陸萍——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她走了一條被迫"棄文從醫(yī)"的道路！先是"依照她父親的理想"就讀于上海的一個產科學校，"才進去了兩年，她自己就感到她是不適宜于做一個產科醫(yī)生。她對于文學書籍更感興趣，她有時甚至討厭一切醫(yī)生，但仍整整住了四年"。好不容易輾轉流浪到了延安讀"抗大"，憧憬成為一個"活躍的政治工作者"，可是黨需要她到這個新建的醫(yī)院做"產婆"。

在這里，"文學"和"醫(yī)學"的對立首先不是由于"改變國民的精神為第一要著"，而是由于人物的性格和氣質，以及這性格和氣質與"父之法"（生身之父和革命之"父"）的沖突。但當丁玲把"文學"與"政治工作者"相提并論時，這熱愛"文學"的氣質分明意味著更多的東西：熱情、理想、對現(xiàn)狀的不滿、改革病態(tài)環(huán)境的決心和實踐等等。

丁玲似乎執(zhí)意要把這種"文學氣質"作為正面的、明亮的因素加以強調，甚至在寫到醫(yī)院中不多的與陸萍談得來的兩個朋友時，也不忘記點出那個嚴肅的外科醫(yī)生鄭鵬，"常常寫點短篇小說或短劇"，"而且是很長于描繪的"。在陸萍為改變醫(yī)院環(huán)境而提出的種種要求中，除了替病員爭取"清潔的被襖，暖和的住室，滋補的營養(yǎng)，有次序的生活"之外，還有"圖畫、書報，不拘形式的座談會，和小型的娛樂晚會"。

文學家賦予自己喜愛的人物一點"文學氣質"，似乎是順理成章并無多大深意的事情。但是在丁玲寫作《在醫(yī)院中》的同一時間寫下的一篇文章里，她明確無誤地援引了魯迅"棄醫(yī)從文"的故事："魯迅先生因為要從醫(yī)治人類的心靈下手，所以放棄了醫(yī)學而從事文學。"因此丁玲有意無意地寫出一個被迫"棄文從醫(yī)"的故事時，"文學－醫(yī)學"的對立或借喻關系在此時此地，就添加出一層新的意義。與魯迅作為啟蒙思想家個人面對一盤散沙的國民大不相同，丁玲筆下的具有文學氣質的青年人，是被"黨"派到一個"醫(yī)院"中去的。

醫(yī)院中新來的青年人

《在醫(yī)院中》是一篇情節(jié)相當簡單的小說。依照"原型"理論你可以說它是"離家－探險－回家"童話的某種變奏：在"煤氣中毒事件"的前夜，丁玲突然在全篇急促逼仄的語氣中，蕩開一筆，寫到陸萍對"南方的長著綠草的原野、溪流、村落、各種不知名的大樹、家里的庭院、母親和弟弟妹妹、屋頂上的炊煙"的想念，這種對"回家"的渴望正昭顯了她在寒冷的陜北高原的醫(yī)院中的"歷險性"。

你也可以說它是一篇"成長小說"的片段：人物在新的環(huán)境和新的人群中學習人生的課程，逐漸成長起來了。小說篇末的"警句"據說被許多當時延安的青年人抄下來貼在窯洞里做座右銘："新的生活雖要開始，然而還有新的荊棘。人是要經過千錘百煉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艱苦中成長。"

但聚焦于本文所討論的主題，我們讀到的，卻是一個自以為"健康"的人物，力圖治愈"病態(tài)"的環(huán)境，卻終于被環(huán)境所治愈的故事（在這種讀解中，你會想到，這是《狂人日記》故事的"現(xiàn)實主義"變奏："狂人"呼吁人們"改悔"，最終卻被治愈，"赴某縣候補"去了）。

小說一開頭就電影式地給出一個并不令人愉悅的空間景觀：

十二月里的末尾，下過了第一場雪，大河小河都結了冰，風從收獲了的山岡上吹來，刮著攔牲口的篷頂上的葦稈，嗚嗚的叫著，又邁步到溝底去了。草叢里藏著的野雉，便唰唰的整著翅子，更鉆進那些石縫或是土窟洞里去。白天的陽光，照射在那些冰凍了的牛馬糞堆上，蒸發(fā)出一股難聞的氣味。幾個無力的蒼蠅在那里打旋，可是黃昏很快的就罩下來了，蒼茫地，涼幽幽的從遠遠的山岡上，從剛剛可以看見的天際邊，無聲的，四面八方的靠近來，烏鴉都打著寒戰(zhàn)，狗也夾緊了尾巴。人們便都回到他們的家，那唯一的藏身的窯洞里去了。

然后才是一個近景："一個穿灰色棉軍服的年輕女子，跟在一個披一件羊皮大衣的漢子后面，從溝底下的路上走來"，"她在有意的做出一副高興的神氣，睜著兩顆圓的黑的小眼，欣喜的探照荒涼的四周"。隨后是一連串相當陰郁的環(huán)境描寫，幽暗潮濕而寒冷的住處，跳到被子上的老鼠，更重要的，整個令人不快的人際關系等等。

環(huán)境描寫的"不現(xiàn)實"，一直是這篇小說引發(fā)批判者們的憤怒和熱情的主要原因。最早的批判文章發(fā)表于"延安文藝座談會"開過沒幾天，批評家在詳盡分析丁玲用"舊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營造一個消極、靜止、落后的環(huán)境的同時，還極細致地指出兩處有關"蒼蠅"的"景物描寫上的錯誤"，一處就是剛才所引到的開頭的"幾個無力的蒼蠅在那里打旋"，一處在第三節(jié)第一段："院子里四處都看得見有用過的棉花和紗布，養(yǎng)育著幾個不死的蒼蠅"。冰天雪地的陜北十二月底，怎能"主觀地"肯定蒼蠅"不死"呢？批評家的嗅覺確實是很敏銳的。

《活著》

十六年后的"再批判"中，另一位批評家則以自己在延安住醫(yī)院的親身經歷證明，"我們的病房是溫暖的"，也"沒有遇到陸萍之類的人物"。他說："我的經歷足夠作為一個反證，證明丁玲的小說《在醫(yī)院中》所描寫的種種陰森恐怖的圖景，似乎在延安住醫(yī)院'簡直是受罪'的說法，無非是莎菲女士對讀者的愚弄，無非是莎菲女士的扯謊。"

投入"再批判"者的"證詞"，其可信的程度是很低的。因為就在同一本刊物的另一篇文章就指出，當時的延安存在著一個管理混亂、可能被丁玲取作"原型"的拐峁醫(yī)院。許多白求恩大夫在延安醫(yī)院的工作記載，都記錄了他憤怒地與混亂、消極、落后搏斗的情形，較之陸萍女士，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此，20世紀80年代初，嚴家炎高度概括地指出："陸萍與周圍環(huán)境之間的矛盾，就其實質來說，乃是和高度的革命責任感相聯(lián)系著的現(xiàn)代科學文化要求，與小生產者的愚昧無知、褊狹保守、自私茍安等思想習氣所形成的尖銳對立"，"可以說，它是《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類作品的先驅。陸萍正是20世紀40年代醫(yī)院里新來的青年人"。

但是，這種頗具"洞見"的概括，仍然可能對問題的更復雜的一面有所"不見"。

為什么是"醫(yī)院"，而不是可能更為褊狹保守的鄉(xiāng)村（如魯迅的"未莊"）？（同樣，你也會問，為什么是"組織部"，而不是別的什么部？）當然，描寫一個本來即以治療病患為己任的單位的"病態(tài)"，可以諷刺性地使上述"尖銳對立"顯得更為鮮明觸目。（同樣，以"組織社會生活"為職責的組織部卻失去了對自身的組織能力，問題的嚴重性不就更突出了嗎？）

但是，不容忽略的是，盡管有這樣多的"愚昧無知、褊狹保守、自私茍安"等"小生產者的思想習氣"，從結構上看，"醫(yī)院"這種社會部門卻完全是"現(xiàn)代科學文化要求"的產物。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個新建的醫(yī)院有院長、總務處長、管理科長、秘書長，有外科主任、產科主任，當然，還有指導員。醫(yī)院里有著各種會議、申請、布置、調查和匯報。如果說這個環(huán)境有"病態(tài)"的話，這已是以"現(xiàn)代方式"組織起來的"病態(tài)"。

這樣，陸萍等人的努力，實在是在要求"完善"這個環(huán)境的"現(xiàn)代性"，他們的意見其實經常被承認是"好的""合理的"，卻又顯然無法經由這個環(huán)境本身的"組織途徑"來實行。他們是這個有機地組織起來的單位中的"異質"，從所謂"社會衛(wèi)生學"的角度看，他們正是外來的"不潔之物"。盡管他們的意見往往在事后被"組織"改頭換面地采用，通常已是在"組織"運用合法清潔手段"處理"過他們個人之后。

這一切都意味著文學家以及有著"文學氣質"的"青年人"，他們的寫作方式和生存方式，都將面臨根本的改變。我們從《在醫(yī)院中》和丁玲同一時期的作品中，從同一時期其他"文學青年"的寫作中，感受到的正是這種深刻不安的歷史氣氛。

大喝一聲：“你有病呀！”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chuàng)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陳舊，本味又何由知？"（《野草·墓碣文》）

魯迅的邏輯是一個徹底的自我纏繞的邏輯：一個在思想和精神上深患重病的民族，如何能認清它的病癥的基本原因是它的思想與精神呢？診斷既不易，又如何奢言治療呢？如果病因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內部，身處其中的擁有同樣精神資源的個人，又如何能喊出："從來如此，就對么？"的聲音呢？

答案是：他不能，除非他瘋了。但既然他"瘋"了，他對事實真相的洞察和了解就無法傳達給"正常人"。在正常人的健康世界里，必須加以療救的恰恰是這個"瘋子"而不是別人。

與"驅邪"病理學總是提供虛假的樂觀前景不同，魯迅思想的內在邏輯提示的正是這深刻的焦慮和絕望。魯迅進一步考慮"療效"問題時，就得出更為沉痛的結論：他的吶喊不過是在一個"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里，喚醒幾個人，使之死得更痛苦而已。

他甚至自認成了替中國的吃人筵席做"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

顯然，丁玲筆下的"莎菲女士"群，正是這一代被"弄清了腦子"和"弄敏了感覺"的青年。他們的苦痛和幻滅較之其先輩帶有更濃重的現(xiàn)代色彩，被當時的論者套上"世紀末的病態(tài)"的標簽加以分析。有意思的是，丁玲在小說《一九三○年春上海》里，寫到一位作家對寫作的反省時，也說出了與魯迅類似的意思的話：

縱說有些讀者是曾被某一段的情節(jié)或文字感動過，但那讀者是些什么樣的人呢，是剛剛踏到青春期、最容易煩愁的一些小資產階級的中等以上的學生們。他們覺得這文章正合了他們脾胃，說出了一些他們可以感到而不能體味的苦悶。……可是結果呢，我現(xiàn)在是明白了，我們只做了一樁害人的事，我們將這些青年拖到我們的舊路上來了。一些感傷主義、個人主義，沒有出路的牢騷和悲哀……他們的出路在哪里，只能一天一天更深的掉在自己的憤懣里，認不清社會與各種苦痛的關系?！晕椰F(xiàn)在對于文章這東西，我個人是愿意放棄了。

與魯迅在絕望中仍保持啟蒙者的英勇姿態(tài)不同，這一代寫作者在覺悟到"文章無用"的同時，極易于轉向對自身疾病的診斷分析，并向往某種"實際解決"的前景光明的一攬子治療方案，——或許，這能解釋為什么后來他們能夠如此虔誠地接受施于他們身上的"驅邪"治療儀式。

"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延安的"整風文獻"中，我們可以讀到如此頻繁出現(xiàn)的來自"醫(yī)學"方面的借喻?！对谘影参乃囎剷系闹v話》用階級分析的辦法，顛倒了魯迅"棄醫(yī)從文"故事中"醫(yī)生"與"病人"的角色分配，重新界定了"潔"與"不潔"：

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卷3，第808頁）

對于一心還想著用雜文筆法去醫(yī)國救民的文學家，這種顛倒不啻當頭棒喝——

說理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重的給患病者一個刺激，向他們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們治療。（卷3，第790頁）

這是最生動的場面描繪，昭顯著治療過程的"儀式性"。類似的直接涉及人的身體的"社會衛(wèi)生學"比喻，在后來的當代中國史上層出不窮："搶救運動""脫胎換骨""挖心""洗澡""脫了褲子割尾巴""武斗只觸及皮肉，文斗才觸及靈魂"等等。在無數這樣的"驅邪"場面中，"不干凈"的人站在中間，"最干凈"的人們被發(fā)動起來圍在四周，不知魯迅看了這樣的"幻燈片"將作何感想？

文學的那次住院治療，被證明是非常成功的。"雜文時代"結束了，開始了"秧歌劇時代"。我很欣賞像《兄妹開荒》《夫妻識字》一直到后來的《老兩口學毛選》這樣的節(jié)目。它們都短小精悍地講述了在"家庭"這種群體界限鮮明、約束力強的單位中，個人經由有效的小型"驅邪"儀式調整角色規(guī)范，重新達到群體和諧，去爭取對"外面世界"的勝利的故事。它們不僅是整部當代中國文藝史的縮影，也是整部當代中國史的縮影。

可是巨大的疑問一直存在著：如果文學家能被"治愈"，文學（作為知識者對時代、民族的道德承諾的寫作和生存方式的文學）真的能被治愈嗎？更重要的是：社會群體真的可以視作與人的身體一樣的有機整體嗎？文學真的是醫(yī)治這個有機體的一種藥物嗎？文學家的道德承諾與他們實際承受的社會角色之間，真的毫無扦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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