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鄭依妮 有間大學

2月3日，春節(jié)假期一結束，盧葆棋就投入社工團隊組織的心理疏導工作中，那正是國內(nèi)疫情最嚴峻的時期。

盧葆棋是一名社會工作者，也是廣州海珠區(qū)“青年地帶”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服務項目副主任。對社會工作者而言，疫情給他們平時并不輕松的工作帶來了更多的壓力。

每一次突發(fā)重大公共衛(wèi)生安全事件，會不可避免地帶來公眾的應激反應。

根據(jù)北師大心理學部防疫心理援助團隊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截至2月10日，前來咨詢的人中感覺到恐慌、焦慮、害怕的人數(shù)最多，約占44%；其次是健康焦慮，懷疑自己患肺炎的占19%；出現(xiàn)軀體化癥狀以及感覺情緒低落、沮喪、抑郁的人各占7%；因疫情影響出現(xiàn)家庭問題和親密關系議題的，占6%。

疫情導致的個人心理問題，若積壓過久，可能導致過激行為，甚至左右群體心理狀態(tài)，拖拽整個社會出現(xiàn)焦慮狀態(tài)。

除了依靠心理熱線援助，還有一些民間自發(fā)的心理互助小組。例如在百度的新型冠狀病毒貼吧里，網(wǎng)友無意中組成了一個個疫情期間的“情緒互助小組”，通過相互傾訴、樂觀調(diào)侃等方式，排解因疫情出現(xiàn)的信息焦慮、隔離恐慌等負面情緒。

和12355等心理咨詢熱線這種單方面的傾訴方式不同，心理互助小組的本質(zhì)是一個同舟共濟的團體：

成員們通過交流經(jīng)驗，分享感受、情緒、觀點，相互支持和鼓勵，以依靠自身力量改變“問題行為”為原則，解決共同存在的“問題”，并協(xié)助更多人從中解脫。

疫情下的民間心理互助

疫情期間無法舉辦線下活動，盧葆棋和其他社工展開了一系列線上心理互助活動，包括招募線上志愿者宣傳防疫知識及咨詢。

盧葆棋說：“疫情期間，我們做了一次‘假如生命只剩一小時’線上活動，讓參加者一起思考并討論：如果生命剩下最后一小時，你要怎么安排？如何寫你的遺囑？如何分配你的資產(chǎn)？你想要一個怎樣的葬禮？”

欣欣參加了這個活動，她說：“在寫遺囑的環(huán)節(jié)，我在追悼會地址停留許久，不知道該如何填寫。最后的分享環(huán)節(jié)，我覺得大家對生命有著不同的看法——敬愛、珍惜、渴望，我很高興通過這個活動認識了一群熱愛生命的人?！?/p>

盧葆棋表示，參加心理互助小組的活動后，不少人重新燃起對生活的希望，有的甚至卸下心防，袒露自己自殺或自殘的經(jīng)歷。

在互助小組里，不會有人因傾訴焦慮受到責怪，也不用擔心被譴責傳播負能量。

加入互助小組后，有人寫下這樣一段話：“有時候，這些說著喪氣話的普通人更能給我信心，原來有人和我一樣有著同樣的問題，讓我感到自己不是一個人?！?/p>

盧葆棋說：“疫情期間，許多被困在家中的青少年的身心狀況令人擔憂，不少人產(chǎn)生了抑郁、失眠或狂躁等情緒問題。在心理疏導方面，我們認為最難推動的就是青少年的心理治療。

經(jīng)濟階層越高、父母越是事業(yè)成功的家庭，越難接受孩子存在心理障礙，會拒絕帶孩子看心理醫(yī)生或者精神科。如果參加心理互助小組，可能他們抵觸的心態(tài)沒有那么強烈，因為這聽起來沒那么‘嚴重’?！?/p>

Sunnie是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的社會工作碩士，有兩年半的一線社工經(jīng)驗。疫情發(fā)生后，她從社工轉行做心理咨詢助理，如今是解憂集市的一位日本和諧粉彩正指導師。

Sunnie組織過一個慢活人生放松小組，在社工站點做免費活動，引領青少年進行不同的放松體驗，如烹飪、畫畫、運動、欣賞音樂等。

參加者可以在體驗中建立關系，也可以進行自我探索，發(fā)掘適合自己的放松方式。

她介紹道，按照每周舉辦一次活動的頻率，互助小組需要兩三個月才能達到效果，因為人與人之間建立信任需要一定時間。

帶領者通過讓人感興趣的主題，讓組員產(chǎn)生信任，他們才可以敞開心扉，談自己的問題。

Sunnie說：“我希望參加者能從體驗中挖掘到自己內(nèi)心深處的一些東西，在友好的氛圍下對生活再次充滿希望?！?/p>

“我是馬修。今天我無話可說”

心理互助小組成立的初衷，是為了在非心理治療的環(huán)境中進行自發(fā)、自愿的互助，增加社會支持力量，因此大部分時候是沒有心理專家的組織與領導的，例如著名的匿名戒酒互助小組（Alcoholics Anonymous Meeting，簡稱AA）。

AA于1935年在美國成立，誕生至今，有200多萬酒精依賴癥患者獲益。目前大約150個國家有AA的活動，會員總數(shù)超過100萬人。

在New York Intergroup網(wǎng)站的互助小組清單里，列出了在紐約州長期進行的AA聚會。有的是封閉式互助小組，參與者從創(chuàng)組就加入，之后不接收新人，直到一整期結束。

其優(yōu)點是私密性強，大家互相熟悉，便于分享深入的經(jīng)歷與想法。有的則是開放式互助小組，形式自由，參與者不固定，可隨意選擇參加或退出，想發(fā)言就發(fā)言。

匿名戒酒互助小組網(wǎng)站。

Alex是AA小組的?？汀Ｋr候經(jīng)歷過家暴，初中開始依靠酒精麻痹自己。19歲時他去了紐約，在某一個宿醉的早晨，他偶然闖入一個AA聚會。聽到別人的故事后，他深深地被觸動了，由此開始了人生的轉折。

如今Alex戒酒10年，以前想達到的生活目標也基本上實現(xiàn)了，于是他回到AA聚會，希望通過自己的故事激勵別人。

美國作家勞倫斯·布洛克筆下的紐約無牌私人偵探馬修·斯卡德也是一名AA會員。他在參加AA聚會時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我是馬修。今天我無話可說?！?/p>

心理互助小組在美國相當普遍，國內(nèi)目前則是稀缺的。實際上，心理互助小組的主題多樣：有成長性、發(fā)展性的（家長互助小組），也有支持性的（艾滋病、同性戀、未婚媽媽），還有少數(shù)治療性的（預防自殺的幸存者互助小組、戒煙小組、戒酒小組等）。

小組中有組長和副組長（有時候只有組長），由社會工作者擔任。組長需要確保每一位組員積極參與、確保談話圍繞主題、引導組員之間的互動等；副組長則進行輔助，以及提醒時間。

國內(nèi)高校曾掀起過一股建立“起床協(xié)會”的潮流。

2013年，曾自稱為“不分四季型冬眠癥晚期患者”的胡孝楠某天頓悟“人生何須久睡，死后自會長眠”的道理，在人人網(wǎng)創(chuàng)建了“北京大學起床協(xié)會”的公共主頁。

這個互助小組形式的協(xié)會，以團結起床困難戶、為實現(xiàn)“早起、吃早飯、早打卡”的偉大理想而奮斗為宗旨，號召會員早起集合，共進早餐。

隨后，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山東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高校也都有了“起床互助小組”。“北大床協(xié)”也因此成為國內(nèi)最早的網(wǎng)紅互助小組。

“我們和你有一樣的問題，

你并不是一個人在面對”

盡管社會工作機構承擔了大部分心理互助工作，民間自發(fā)的互助小組依然稀缺。

28歲的小蘇是金融從業(yè)人員，他在豆瓣上發(fā)起過社交焦慮互助小組，自己找場地、安排活動。這個互助小組存活了兩年。

小蘇有社交恐懼癥，在芝加哥交流學習期間，他無意中加入了一個社交焦慮互助小組。發(fā)起人Max擁有心理學專業(yè)背景，因患有社交恐懼癥，他無法從事需要一對一交流的心理咨詢工作。盡管如此，Max還是希望盡可能幫助一些與自己同樣患有社交恐懼癥的人。

于是，Max在網(wǎng)上發(fā)布了社交焦慮互助小組的活動信息。小組每周六下午在教會辦公樓舉行活動，是Max以2小時10美元的超低價租來的。報名人數(shù)須兩人以上，大家以自愿為原則支付活動費用，金額不限。

發(fā)起人會設置主題，參與者會針對一本書或某個話題進行討論，各抒己見。在自由討論環(huán)節(jié)，參與者可以分享近期自己有什么開心或不開心的事。

小蘇曾嘗試通過各種方法解決社交焦慮，加入互助小組讓他收獲頗豐。

小蘇說：“我們定期聚會，一起分享最近的煩惱、憂愁，在小伙伴的幫助下進行一些相對安全的社交暴露活動，自己的社交恐懼癥由此獲得一定程度的改善。很多人一開始是帶著解決困惑的心態(tài)加入的，其實，心理互助小組的意義，是讓你找到社會認同和勇氣?！?/p>

回國后，小蘇希望把這種互助體驗傳遞出去，于是他在豆瓣組建了社交焦慮互助小組。想加入小組的人，需要說明自己何時開始社交焦慮、目前的焦慮狀況。

小蘇以2小時100元的價格租下朋友公司的會議室，每周六的互助活動，就在這里展開。

有時候是讀書分享，有時候是做游戲，或者在小伙伴的幫助下進行一些社交模擬活動。小蘇會安排一個話題或活動作為“熱身”，之后是每人輪流分享和討論的時間。

小蘇說：“在這里，沒有人會取笑你。你的焦慮，我們都懂；你對克服社交焦慮的渴望，我們也都知道。最重要的是給參與者傳遞一個信息：‘我們和你有一樣的問題，你并不是一個人在面對?！?/p>

小蘇說：“如今，社交焦慮的治療手段相當成熟，關于社交焦慮的著作也不少。但國內(nèi)極少出版關于社交焦慮的書籍，我正著手翻譯一本名為Managing Social Anxiety的書。因為沒有合適的場地，互助小組無法繼續(xù)，很遺憾。

我希望借鑒自己在國外參加互助小組的經(jīng)驗，集合大家的力量，發(fā)起類似的互助小組，大家互相幫助、共同進步。”

守望相助背后的心理學意義

人是群體動物，需要在群體中獲得歸屬感、安全感，以及通過和他人的互動，不斷建立自我的概念和價值觀。人成長的過程，就是從家庭走向社會的過程。

民間自發(fā)互助小組在國內(nèi)稀缺，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差異。

在澳大利亞從事社會工作的弦子說：“心理互助小組的形式是10—20個人圍坐，各自分享一周以來的體驗和想法，再深入探討。這對于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來說是陌生的?！?/p>

在國內(nèi)學生的成長教育中，心理互助活動不算常見。/unsplash

“在中國，每個孩子從小學開始，就是手放背后坐好，聽老師講課，這是一種單線程的輸出?；有驼n堂、團隊分享、游戲的形式，孩子們只有在那些比較洋氣的外教課堂或者課外活動中才能體驗到。

很多人甚至到了成年，依然有面對公眾不敢主動發(fā)言的心理恐懼?？傊?，互助小組的形式，距離國內(nèi)的還有點遠?！?/p>

弦子在醫(yī)療體系工作，很多互助小組的發(fā)起人是病患家屬，例如照顧半身不遂人士的家屬互助小組。在有病患需要照顧的家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照顧病人的家屬的心理問題。

因此，有些病人家屬會成立互助小組，大家交流照顧病患時遇到的問題、分享照顧病患的經(jīng)驗和生活小竅門，吐槽甚至開玩笑在這里都是被允許的。

向外需求幫助，也需要一種勇氣。/unsplash

弦子說：“和社工組織發(fā)起心理互助不同，個人發(fā)起互助小組這個事情本身已經(jīng)很困難，要有需求、有能力、有激情的人才有動力去做。除了要求發(fā)起人付出時間、精力，考驗其組織能力，還關系到他承辦這件事的人脈關系，以及如何說話、如何做事。

活動中有爭端如何解決？是否要簽署保密協(xié)議？如何處理沖突和意外？討論的底線在哪里？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問題。”

盧葆棋說：“選擇心理互助小組，我最在意的是它是否有相關背景和資質(zhì)。有的心理創(chuàng)傷處理不慎，會涉及生命。抑郁互助小組里，如果有人抑郁情緒發(fā)作，在群里發(fā)自殘的照片，那么對整個群都會造成刺激，從而引發(fā)多米諾效應。參加這樣的小組，你有什么權利、什么風險，必須事先告知?！?/p>

?作者 | 鄭依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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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多少中國學生，還不敢面對這種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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