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而在全美范圍內(nèi)爆發(fā)的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 BLM）運動，在8月23日又迎來了新的波瀾，黑人男子雅各布·布雷克（Jacob Blake）在威斯康星州基諾沙市（Kenosha, WI）被警察從背后連開七槍擊傷。視頻顯示，布雷克與三名警員發(fā)生爭執(zhí)之后，背對警員走向載有自己孩子的家用車。持槍的警員緊隨其后，在他打開車門時向他的背后發(fā)射了七發(fā)子彈。布雷克被送往醫(yī)院并接受手術之后，下身癱瘓。隨后，基諾沙市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連續(xù)多日的抗議活動。本地支持警方的白人民兵組織也卷入其中。在激化的抗議活動中，8月26日，從鄰州伊利諾伊駕車而來的17歲白人民兵成員凱爾·瑞滕豪斯（Kyle Rittenhouse）用半自動步槍擊殺擊傷了三名抗議者。

7月份以來在奧蘭多以隔絕外界進入的「泡泡聯(lián)盟」形式復賽的NBA對此事反應激烈。常規(guī)賽東部冠軍密爾沃基雄鹿隊首先拒絕在和奧蘭多魔術隊的季后賽中出場。隨后，休斯頓火箭隊對俄克拉荷馬城雷霆隊、洛杉磯湖人隊對波特蘭開拓者隊的比賽也紛紛在罷賽中延遲。NBA官方隨后宣布暫停8月26日的季后賽，球員召開臨時會議。在投票中，湖人隊和洛杉磯快船隊投票支持罷賽，其他球隊反對罷賽。在激烈的討論中，一波罷工的勢頭仿佛正在形成。

一日之后，形勢突變。在27日的球員會議中，反對罷賽的球員基本說服了支持罷賽方，球員們也基本形成了繼續(xù)比賽、尋求其他方式來支持社會正義運動的共識。8月28日，NBA官方宣布季后賽將于29日繼續(xù)進行。在一天的時間里，NBA短暫形成了罷工的動力，又迅速地自我消解了這個動力。在這短暫的三日罷工里，NBA這個勞資關系特殊的平臺、NBA觀眾的政治傾向、當代美國政治文化對罷工的理解以及“泡泡聯(lián)盟”的復賽方式形成了奇特的互動，也形成了身份政治斗爭形式和工人斗爭形式的短暫對接，把罷工這一在美國政治中逐漸沉默的斗爭形式重新呈現(xiàn)到了觀眾面前。

為抗議布萊克遭槍擊事件，密爾沃基雄鹿隊26日在社交網(wǎng)站發(fā)布通告，抵制當天將與奧蘭多魔術隊進行的季后賽。

抵制與罷工

在比賽停止的消息傳出的最初，記者圈并不是以“罷工”（strike）這個詞來描述球員的行為的。籃球名記山姆斯·查拉尼亞（Shams Charania）的推特說的是，雄鹿隊員正式?jīng)Q定“抵制”（boycott）與魔術隊的第五場季后賽。社交媒體上隨即出現(xiàn)了一批不同意見，指出這是一次罷工行為。

抵制通常指的是以拒絕購買的形式來表達立場，例如中國觀眾熟悉的2008年中國民眾抵制家樂福事件，就是因奧運圣火在法國傳遞的過程中發(fā)生的紛爭引發(fā)的中國民眾拒絕從家樂福購買商品的運動。在抵制的行為中，行動者的身份往往是消費者。罷工則不同。罷工是在工作場合以拒絕付出勞動力的形式來表達立場的行為，在這一過程中，行動者的身份是工人。因此，本次NBA球員的抗議活動，明顯是罷工，而不是抵制。

球員的抗議被指為抵制而不是罷工，大概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現(xiàn)行NBA勞資條款明確規(guī)定球員工會和球員都不能以任何形式的罷工來干擾NBA聯(lián)盟和球隊的正常運營。在球員無權罷工的情況下，將抗議行為稱為抵制，也是避免法律糾紛的一種斗爭策略。另一方面，在美國，罷工這種斗爭手段在80年代之后也有明顯衰減的勢頭。美國勞工統(tǒng)計局的數(shù)據(jù)顯示，從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國幾乎每年都有200到400多起千人以上的罷工，到1982年首次跌倒兩位數(shù)，如今則每年只有至多20余起工人罷工運動。在反社會主義為主流的美國政治文化里，罷工這種社會主義色彩強烈的斗爭方式，更是往往被公共政治知識所拒斥。在沒有足夠的政治記憶作為基礎的情況下，罷工這個詞匯也無法形成足夠的動力?？赡苷蛉绱耍浾邆円布娂娺x擇了抵制這個詞匯來描述球員們的抗議。激進左翼則抓住了這個機會，為罷工這一詞匯正名。民主黨進步派年輕一代的代表人物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就在推特上糾正了華盛頓郵報的看法，指出NBA球員的行為是罷工而不是抵制，他們的斗爭身份是工人。

即便如此，以工人的身份罷賽來表達政治立場或爭取經(jīng)濟待遇，在NBA歷史上也絕非沒有先例。1961年，由于在住宿的酒店遇到種族主義對待，“指環(huán)王”比爾·拉塞爾（Bill Russell）和其他一些波士頓凱爾特人隊球員拒絕出場比賽，電影《綠皮書》（2018）就提到了這一事件。1964年，后來成為籃球史巨星的杰里·韋斯特（Jerry West）、埃爾金·貝勒（Elgin Baylor）、奧斯卡·羅伯特森（Oscar Robertson）和其他球員一起在全明星賽前把自己鎖在更衣室里拒絕出場，要求更好的待遇和工作環(huán)境，使比賽延遲了15分鐘開賽。這是NBA第一次電視直播全明星賽，對于當時掙扎中的NBA來說，這是翻身的良機。而明星球員們則抓住了這個良好的斗爭機會，實現(xiàn)了自己的訴求。

當然，這兩次罷工都發(fā)生在五十多年前。彼時的NBA還是一個白人主導的聯(lián)盟，球隊數(shù)量不到10支，聯(lián)盟底薪是7500美元，經(jīng)營狀況也不太理想。今天，NBA有八成以上的黑人球員，擁有分布在北美各地的30支球隊，聯(lián)盟底薪接近90萬美元，2018-19賽季營收達到77億零7百萬美元，成為北美第三大體育聯(lián)盟，并且由于球迷群體年輕，上升勢頭極為猛烈。時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在種族政治的驅(qū)動下，罷工這種勞工政治的核心武器卻重返舞臺，就顯得尤其耐人尋味。

喬丹在社交媒體上發(fā)表聲明，抗議警察暴力執(zhí)法。

特殊的罷工條件

7月份復賽以來，NBA一直堅定地與BLM運動站在一起，向球迷群體傳遞BLM運動的精神。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提供了一系列包括“我無法呼吸”（I can’t breathe）、正義（Justice）、和平（Peace）在內(nèi)的多語言口號，讓球員自行選擇印在球衣背后。NBA之所以會采取這一堅定的進步派立場，和它的球迷群體愈發(fā)自由派化有根本的關系。知名統(tǒng)計網(wǎng)站538的調(diào)查顯示，在美國觀眾里，籃球觀眾中有59.7%支持民主黨，只有40.3%支持共和黨，民主黨支持率在全美各項運動中排名第二，僅次于足球?？紤]到足球大聯(lián)盟（MLS）在美國影響力遠不及橄欖球、棒球、籃球和冰球這四大職業(yè)聯(lián)盟，NBA實際上已經(jīng)成為美國主流運動中最支持民主黨的聯(lián)盟。近年來，NBA也一再向觀眾的政治立場靠攏。2013年，時任快船隊老板的唐納德·斯特林（Donald Sterling）由于在和拉丁裔女友V·史蒂維安諾（V. Stiviano）的爭執(zhí)中說出“我不希望你與黑人公開露面，更不希望你帶他們?nèi)ノ业那驁觥币约啊拔茵B(yǎng)黑人，給他們薪水，他們的一切都是我賜予的”這樣的話，被逐出NBA并處以250萬美元罰款，成為NBA歷史上因種族問題產(chǎn)生的最嚴苛的懲罰，就是NBA近年來在反種族歧視問題上做出的最著名的努力。在NBA受疫情影響停擺之后，球員們之所以同意聚集到奧蘭多的酒店里，以“泡泡”的形式集體與外界隔離進行復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是因為希望可以能通過NBA的平臺來為正在進行的BLM事件提供傳播的平臺。這也使得“罷賽還是不罷賽，哪種方式更能支持BLM抗議活動”這個問題在一開始就被搬上了討論的舞臺。

也正是疫情環(huán)境下必須隔離的需求產(chǎn)生的特殊工作環(huán)境，使短期內(nèi)形成罷工決定成為了可能。在正常賽季中，NBA比賽分散在各地，如果有某支球隊決定罷賽，那也很難與其他城市正在進行的比賽形成聯(lián)動。在“泡泡”的環(huán)境里，比賽只在迪士尼主題公園里的三塊場地進行，球員之間面對面溝通的效率極高。當一隊提出罷賽后，消息的傳遞很快，勢頭也才能迅速形成。更重要的是，“同為工人”、“同有工人的力量”這種勞工共同身份的塑造，往往需要在工作場合的面對面接觸才能形成。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五章里，馬克思正是因此才大力刻畫了工人在工廠的工作狀態(tài)，探討為什么革命的意識會在工廠中產(chǎn)生?！芭菖萋?lián)盟”的復賽環(huán)境固然不能稱為工廠，一次短暫形成的罷工討論也很難讓NBA的政治染上工人運動的色彩，但其道理是近似的：它將勞動者放置在同一個工作空間里，使勞動者直面彼此相似的境況，使勞動者彼此之間的社會關系更清晰地體現(xiàn)出來，形成人與人之間的聯(lián)結和行動的可能性。

在這種環(huán)境下，密爾沃基雄鹿隊率先拒絕在比賽中出場，這和布雷克槍擊案發(fā)生在基諾沙有很大的關系。密爾沃基和基諾沙同是威斯康星州城市，相距只有40分鐘車程。黑人是密爾沃基最大的種族群體，占到人口總數(shù)的37.6%。雄鹿隊黑人球員斯特林·布朗（Sterling Brown）在2018年還曾因為停車糾紛，被密爾沃基警察按倒在地，用電槍電擊?；Z沙則不同，白人人口占到近八成，黑人只有11.5%。在基諾沙發(fā)生的槍擊，對于雄鹿隊球員來說，無疑有切身的體會。在這次抗議中，正是一向關心政治和社會運動的雄鹿隊老將喬治·希爾（George Hill）成為了首先倡議罷賽的球員。

當然，罷賽能夠進行，與NBA特殊的勞資關系不無關系。自1984年以后，NBA執(zhí)行工資帽制度，現(xiàn)行的工資帽為軟工資帽。軟工資帽指的是各球隊每年的薪金總額不得超過一個數(shù)字，超過之后，球隊無法通過簽約無合同在身的自由球員的方式來獲得球員，只能通過交易和其他的工資特例的形式來補充戰(zhàn)力。這一制度的引入是為了避免大球市球隊一家獨大，使小球市球隊也有生存空間。在現(xiàn)行的勞資條款規(guī)定下，工資帽的計算方式是取前一年NBA的籃球收入的44.74%，再平均除以30支球隊，就獲得了每支球隊的工資帽限額。除此之外，NBA球員能獲得的頂薪也和工資帽掛鉤，亦即間接地和NBA聯(lián)盟的收入掛鉤。這就使得球員、球隊老板和聯(lián)盟在盈利方面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達成利益上的一致，聯(lián)盟官方和球隊老板，比起一般的勞資關系，更能接受球員發(fā)動的提案和主張。相對寬松的勞資關系加上NBA球迷中有廣泛的民主黨支持者，使NBA比起其他各大體育聯(lián)盟，都更有可能以罷工的形式對BLM發(fā)起支持。

在這些條件下，NBA球員在8月26日發(fā)動罷賽，中止了正在進行的NBA季后賽。8月27日的比賽也沒有進行，但在球員內(nèi)部的溝通中基本已經(jīng)達成了復賽的協(xié)議。罷賽僅僅維持了兩天，這一方面體現(xiàn)了在NBA這個平臺上執(zhí)行罷工的局限性，也不失為一種在現(xiàn)有條件下的策略選擇。

NBA亞特蘭大老鷹隊球星特雷·楊在俄克拉荷馬州參加了一場反對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執(zhí)法的和平抗議。

得失、策略與意義

阻止NBA罷工繼續(xù)進行、甚至形成剩余賽季完全罷賽的局面的最主要原因，無疑是在當下的語境里球員的訴求無法進一步明確。成功的罷工訴求往往有一種中間性。一方面，它不能過于抽象和宏大，必須在政策和現(xiàn)實政治安排的層面上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例如，如果純粹以“社會正義”這種口號為核心來組織罷工活動，就很難設定議程，也很難確定在現(xiàn)實中如何判定罷工能否宣告成功。這不僅對于改善實際環(huán)境幫助有限，也很難使勞動者形成勝利的結論，對未來的工人斗爭形成正面的影響。另一方面，罷工的訴求也不能過于具體和狹隘，否則就很容易被資方滿足，使資方能輕易地打發(fā)掉勞動者的訴求，讓不易形成的罷工力量白白浪費。

NBA球員的訴求正是無法在這兩端間找到落腳點。本身自復賽以來，NBA已經(jīng)進行了種種手段支持BLM的主張和口號。這種在公民社會政治意味上的支持和團結，是NBA復賽以來的主旋律。如果罷工的訴求不能超出這個層面，那就失去了罷工作為一種更激進的斗爭手段的意義。但NBA球員們恰恰很難在這個層面之外提出切實的訴求。BLM一直主張的改革警察制度的口號，在當前的政治環(huán)境下，只有到11月總統(tǒng)大選塵埃落定之后方有可能有討論的空間，短期內(nèi)全面實現(xiàn)不太可能，在當下作為罷工的目的就顯得過于模糊。對于其他形式的罷工而言，目的可以非常明確。例如，對于以反對一個執(zhí)政黨、一個政府為訴求的政治性罷工而言，執(zhí)政黨和政府的下野就是勝利的終點。對于爭取勞工經(jīng)濟權益的罷工這點就更為清晰：權益爭取到手了，罷工就可以宣告成功。但在NBA這次罷工的環(huán)境下，很難想象在可預見的未來里，罷工能有底氣地宣布勝利。勝利的終點一旦不能想象，罷工再進行下去，就很容易在拖沓中逐漸消耗掉動力，然后無疾而終。在這種條件下，NBA球員在此時宣布停止罷工，不失為取得了有限度的收獲：它進一步明確了NBA的政治立場，使得球迷的支持更有政治性，也在平臺的范圍內(nèi)為BLM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除了訴求難以明確之外，另一個阻止罷工持續(xù)進行的因素則是球員內(nèi)部的不平等。頂級球員如球員工會主席克里斯·保羅（Chris Paul）、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等人年薪可達到近4千萬美元。他們的話語權也更強勢。詹姆斯效力的湖人隊正是堅持罷賽的球隊之一，詹姆斯本人據(jù)報道也曾在8月26日的第一次球員會議中直接離場。但各支球隊都有拿著低薪的球員。例如猶他爵士隊的新秀球員朱萬·摩根（Juwan Morgan），今年的薪水就只有詹姆斯的百分之二左右。像這樣的球員，他們不僅需要比賽繼續(xù)進行來保障薪水，更需要比賽的機會來表現(xiàn)自己，為日后的生涯打好基礎。因此，一部分球員明顯比另一部分球員更有資本來選擇罷賽。這在各種罷工行動內(nèi)并不罕見，也未必一定影響團結的形成。在很多場景下，團結的形成取決于更有資本的勞動者能不能主動為更弱勢、更危險的勞動者承擔壓力，主動挑起更有風險的任務，或者對弱勢勞動者進行補償。在NBA急促罷工的條件下，這些討論難以形成，相對弱勢的球員也就難以放心地加入罷工，團結也就更為困難。

這也從側面體現(xiàn)了NBA作為一個高收入的休閑性產(chǎn)業(yè)，勞動者內(nèi)部聯(lián)結的缺乏。在日常的環(huán)境里，NBA球員之間的溝通更多的是個人化的，以隊友和私交等關系形成人與人之間的脈絡。這種脈絡在罷工中是有意義和效果的，但它并不能完全替代以勞工身份形成的人際關系。如果過于依賴這種關系，會限制信息的傳遞，也會讓罷工的協(xié)作難以形成。而成功或者可持續(xù)的罷工，它的成功往往不是在有人喊出「我們要罷工」這聲口號的時候決定的，而是遠遠在此之前——在組織建設里，在一對一的對談里，在各種幕后的準備工作里。缺乏勞工式關系的一個體現(xiàn)就是在8月26日的第一次球員會議里，一些球隊就對雄鹿隊以及喬治·希爾的擅自行動表示了失望。雄鹿隊在和魔術隊的比賽開始之前，在自己的更衣室內(nèi)決定拒絕出場，并沒有提前通知魔術隊。在媒體的報道下，一些讀者形成了「雄鹿隊想罷賽、魔術隊想打比賽」的錯誤印象，使魔術隊球員感到不滿，這使得球隊與球隊、球員與球員之間的聯(lián)動平添了許多障礙。

最終，作為娛樂休閑產(chǎn)業(yè)的NBA，要作為一種政治性罷工的平臺，的確也有相當?shù)木窒扌浴Ｒ哉材匪篂榇淼牧T工支持者，希望進一步向資方提出訴求，促使資方變得更為主動，而不是被動消極地坐看NBA球員支持BLM活動。但資方的支持，終究只能局限在NBA盈利模式的范疇之內(nèi)，不會在破壞聯(lián)盟形象、傷害基本盤的情況下支持球員的立場。球員與老板的溝通，依賴于NBA相對良好的勞資環(huán)境，而這一相對良好的勞資環(huán)境則依賴于NBA巨大的市場和上升潛力。沒有這兩點，勞方和資方就很難在利益上形成短暫模糊的一致立場。一旦資方認為球員的訴求超出了盈利模式許可的范疇，就勢必會設法減弱運動的聲勢。這一短暫的勞資同盟能否持續(xù)，仍然要打上很大的問號。

結語

以上種種，都不能讓我們簡單認為NBA的罷工是一場純粹的做秀。NBA作為發(fā)達資本主義社會商品化程度極高的聯(lián)盟，其勞動者和一般意義上的勞動者殊有不同，其勞資關系也有明顯的獨特性。這些特殊性為罷工起到了辯證的作用，既為罷工提供了基礎，也限制了罷工進一步發(fā)展下去。在這個時間點停止，有局限性的限制，在策略上來講也未必是最差的。這個短暫的三日罷工實際上提供了很多視角，幫助我們理解罷工這種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斗爭手段的復雜性、策略性和技巧性，也幫助我們理解了罷工所必須的組織基礎和社會關系基礎。它不失為一個良好的批判性學習的對象。

盡管不少運動愛好者經(jīng)常期待看一種純粹的、脫離政治的體育運動，體育運動與政治終究是緊密相關的。或者說，沒有一種工種能真正地獨立于政治之外。以體育運動為政治表達的形式，在各種運動門類、各類賽事中其實非常常見。畢竟無論從事什么工作，人首先是社會政治關系中的人。一種與政治無涉的工作與其說是幻想，不如說是觀眾們逃避政治的方法。在美國政治尤其是種族政治逐漸激烈化的當代，體育運動作為種族身份明顯的場景，一定會隨著時代大潮進一步政治化。而NBA這次三日罷工提供給我們的，恰恰是一種種族政治與勞工政治對接的可能性。哪怕這種可能性還很脆弱，哪怕它發(fā)生在了收入水平極高、勞資關系極其特殊的NBA，它也將罷工這種社會主義斗爭手段重新呈現(xiàn)在了全國觀眾面前，使它重新成為了政治知識的一部分。這也讓未來的種族政治有了一些可以依托的、高知名度的先例，來實現(xiàn)美國激進左翼設想已久的，種族與階級政治的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