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歷代著述宏富，浩如煙海。雖然迭經散佚，傳世古籍仍然很多，從數(shù)量和范圍上看，堪稱舉世無雙。但現(xiàn)存?zhèn)魇拦偶鄶?shù)收藏在各公藏圖書館，不光普通讀者不方便直接接觸，專業(yè)研究者往往也難得一見。而且古籍往往沒有標點，不同版本之間又有種種文字差異，這就需要對現(xiàn)存古籍進行比較系統(tǒng)的校勘、標點、注釋等整理工作并重新出版，以便于各種讀者研究利用（當然，有些重要版本直接影印出版也是很必要的方式，自有其價值）。幾十年以來，學術界和出版界已經整理出版了成千上萬種古代典籍，為研究和繼承古代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在此過程中，也難免有些不盡如人意之處。比如，由于種種原因，古籍整理中有時未能核對相關文獻的原始出處，而出現(xiàn)了某些不足，本文以兩種比較罕見的清刻善本為例，談談這個問題。

首先要談到的是康熙清遠堂刻本，明末清初著名學者朱嘉徵所著的《樂府廣序》。

朱嘉徵是朱熹的十六世孫，明崇禎十五年中舉。他在清初曾短暫擔任會稽學教諭、四川敘州府推官等職務，晚年居家專心著述，《樂府廣序》就是他的晚年著作之一。此書也是明清時期樂府詩整理和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學術價值很高，現(xiàn)代著名學者黃節(jié)、余冠英、蕭滌非等在研究古代樂府詩時都重點參考過此書。然而《樂府廣序》只有康熙一刻，流傳比較罕見，也沒再整理出版過，目前還未能為學界廣泛利用。

此書前有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黃宗羲所作序言，全文共五百余字，是體現(xiàn)黃宗羲詩學思想的一篇重要文字。這篇序文也收入了康熙刻本黃宗羲《南雷文案》，浙江古籍出版社的《黃宗羲全集》第十冊《南雷詩文集》即據(jù)《南雷文案》本整理收錄。這個全集是目前能看到的黃宗羲著作最詳細也最權威的整理本，全書整理水平很高，出版后得到了廣泛贊譽，榮獲1995年第九屆中國圖書獎。但由于種種條件所限，此文未能參考核對其原始出處，也就是康熙刻本《樂府廣序》原書，經對照后可以發(fā)現(xiàn)，兩者有比較明顯的文字差異，共計約有七十余字不同，應當是黃宗羲后來有所改訂。文字改動可以反映黃宗羲思想上的某些變化，不應忽略。下面就抄錄原始文本，以供大家參考。整理本的文字差異部分以斜體字加黑注明并在括號內錄入。

《樂府廣序》序言

原詩之起，皆因于樂，是故三百篇即樂經也。儒者疑別有樂經，秦火之后無傳焉，此不知詩者之言也。三百篇皆可歌，若考古制，依詠之數(shù)，（若朝夕吟詠）更唱迭和，節(jié)以鐘磬鼗鼓，和以琴瑟笙簫，其所用與所感，（則感觸天機）自不容已。今學者祇玩其文，所得者淺，（淺蹙）詩雖存而實亡，故樂亡也。然猶幸六義之教未亡，導清源而瀹之，（導以天潢，瀹其融伏）作者用者之精神時相遇焉。（時相遇于冥漠）樂亡而詩可孤行者，僅僅籍此（一端）耳。三百篇而降，詩與樂遂判為二，胡然而作之，胡然而用之，皆不能知其故。無他，所謂六義者蓋亦亡矣。

其后朱子之注離騷，以其寓情托意者謂之變風；以其感今懷古者謂之變雅；其語祀神歌舞之盛者則謂頌之變。賦則自序，比則香草惡草，興則泛觀（濫）景物，于是離騷之指燦然明備，然于他詩則未遑數(shù)數(shù)也。元末有劉履者，為《選詩補注》，仿朱子之法，以賦比興論詩，頗于諸家稱杰出，（亦諸家之杰出矣）然不及樂府，于風、雅、頌無當焉。夫六義而存緯去經，不亦恧乎。

海昌朱止谿（朱岷左）先生有慨于此，取漢魏六朝有唐之樂府及詩，分為三集。其相和清商五調雜曲新曲為風，其燕射鼓吹橫吹舞曲（散樂）為雅，其郊祀廟祀明堂封禪雩蠟為頌，詩附其后，而以賦比興三者緯之。上下千年，儼然三百篇之余，以比文中子續(xù)經之作，蓋庶幾焉。由先生之著述（著）而論之，六義之教復可興，（矣）然而終不可用之于樂。

樂之道易而博，審樂而知政，博也。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易也。則詩教全在散聲，（樂之道圓而神，其妙全在散聲）散聲多者不可損，少者不可益，自然之為天籟也。開元詩樂以一聲葉一字，朱子深疑之，而亦不能求其故。先生倘有得于篇章之外者，使不為紙上之空言，猶望次第而復之也。先生屬余序，余不能審音，聊以答先生之意云爾。

《黃宗羲全集》第十冊中的《樂府廣序序》

第二個要談的是清順治原刻本姚文燮《昌谷集注》。這個本子我在《我與鄧之誠先生的書緣》一文中曾介紹過，這里就不再重復其版本特點了。僅就在閱讀過程中發(fā)現(xiàn)的部分文字差異，可以補充整理本之不足的，簡單舉例說明之。

先要講的就是卷首的錢澄之序。這個《昌谷集注》有順治原刻本和康熙重刻本之別，錢澄之給兩個版本都寫了序。但現(xiàn)存的錢澄之《田間文集》中，只收入了“重刻昌谷詩集序”。黃山書社在整理出版錢澄之全集時，也只收了這個重刻序，建議以后重版時增補進去。其實這個原刻的序言倒也不難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中，兩篇序言就全都收錄了。但順治原刻本極罕見，這個上古整理本根據(jù)的只有康熙重刻本，經對比，錢序中兩句有文字上的差異：

首先，錢澄之序說：“就使長吉無詩，經三此注亦當自成一書，孤行于時，何必與吾易相輔行乎！”整理本這句有兩處異文，作“何必不與我易相輔行乎”。如果說吾我之別尚且關系不大，差個“不”字可就意思完全相反了。根據(jù)上文，這個“不”字明顯是衍文。然后，“然則昌谷集有此注，得謂非長吉注長吉乎？”整理本少了個“謂”字，雖然也能讀通，加上則感覺更順一些。

《田間文集》

再說這個《昌谷集注》的正文。康熙重刻本并非簡單的重新刻印，而是有很多文字增補和修改，以重刻本作為底本整理出版當然行，但如果有個詳細的整理說明就更好了，就可以做到一（整理）本在手，別無所求。還要指出的是，初刻本雖然行世僅僅不到六年（順治十七年冬初刻，康熙六年重刻），現(xiàn)存不同的初刻印本之間卻還有少許差異。今年春天我得到一部昌谷集注初刻殘本，存前半部，竹紙印。經與舊藏白紙印本對照，發(fā)現(xiàn)這個本子稍后印，文字已經有所改動，舉兩例如下：

一、卷一目錄首頁。白紙初印本校閱者之一為“男士遠近夫”，竹紙本已剜改為“男士藟綏仲”。

二、卷一“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中的“九月”詩注，竹紙印本增補了一句“宮門以金餙镮亦名金鋪”。這首詩注初刻本與重刻本更有頗多異同，這里不再詳述。

《昌谷集注》卷一

從以上兩部書的實例我們發(fā)現(xiàn)，整理出版現(xiàn)存古籍實在不容易。同一種古籍有眾多版本，需要對比；同一篇文章又可能收入不同書籍，更增加了工作的難度。古人云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重新整理古籍的難度則又有過之而無不及了。偶然的不足總是難免的，只能不斷去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