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在印度新德里舉行了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二十二次會晤。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作為中方代表，與印方代表、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共同主持了此次會晤。

這次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的會晤，是在面臨著一系列機遇和挑戰(zhàn)中舉行的。

機遇與挑戰(zhàn)

機遇方面，首先是兩國特別代表的穩(wěn)定性?；仡欀杏∵吔鐔栴}特別代表會晤就知道，自2003年設立這一機制以來，從第1次至第15次會晤，中方代表一直是戴秉國，而印方代表前后換了四任，從米什拉、迪克希特、納拉亞南到梅農。印度政局的不斷變動，是影響中印邊界問題談判及解決的政治意愿的重要因素。

近些年來，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也處在輪換之中，但印方的代表已趨于穩(wěn)定。中方從2013年的第16次會晤開始，由國務委員楊潔篪擔任中方代表，一直持續(xù)到2017年12月舉行的第20次會晤。印度方面則自2015年第18次會晤開始，由莫迪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接任梅農擔任印方代表。2018年開始，中方由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擔任代表，印方則仍由多瓦爾擔任印方代表。

更大的機遇則是印度內政。2019年5月的印度大選，莫迪再次以壓倒性的優(yōu)勢當選為印度總理，開啟下一個五年任期。對中印關系而言，這可能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一個強勢的印度領導人，加上五年任期，有可能為中印關系發(fā)展的延續(xù)性和解決兩國關系障礙提供基礎。

就職數(shù)天后，6月13日莫迪參加在吉爾吉斯斯坦比什凱克召開的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會議，同習近平主席舉行了其連任后的首次會晤，雙方進行了明確的“對表”。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兩國領導人都指示邊界問題的特別代表要加快談判進程，要在更大的戰(zhàn)略視野下看待中印關系和邊界問題。

然而，挑戰(zhàn)接踵而來。8月初，印度廢除憲法370條款，改變印控克什米爾的自治地位，并且重新進行行政區(qū)劃的調整。一時引爆印度內政爭議和印巴間的激烈爭端。同時，印度將中國的領土納入其行政管轄范圍，中國外交部對印方以修改國內法律的形式損害中方領土主權的做法，表示“不可接受，也不會產生任何效力”。

8月11-13日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對中國的訪問中，解釋了印方立場，但是卻并沒有對其錯誤政策做出實質性修正，并堅持稱是印度“內政問題”。在中國的支持下，8月16日聯(lián)合國安理會在“印巴問題”議題下舉行非正式的閉門磋商會議。印度對此非常不滿。為此，印度以日程太忙，借故推遲了原本要在中印領導人第二次非正式會晤前舉行的特別代表第22次會晤。

不過，隨著10月中印領導人第二次非正式會晤在印度金奈成功舉行，兩位領導人就邊界問題交換了意見，責成兩國特別代表繼續(xù)努力，在雙方2005年達成的解決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基礎上達成雙方都同意的框架，為邊界問題找到公平合理和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

新思路和新動力

在此背景下，中國為兩國的第22次特別代表會晤注入了新思路和新動力。特別是，中方根據(jù)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解決邊界問題的框架思路。而且，在第21次特別代表會晤中，中方就正式提出邊界解決的“早期收獲”方案，爭取把已定界錫金段的舊約，及早更換為新的條約。不過，對于中國打破談判僵局的新動議，印度方面顯示出的溫差也是很明顯的。印度外交部的通稿中只字不提中方提出的“框架思路”，更不提早期收獲一事。

這樣的做法就很有趣了。一方面是印度在最高層面上不停表示要推動和加快中印邊界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則在實際的談判機制上又顯得“無動于衷”，既沒有新思路，也沒有對中方的倡議予以回應。追根究底，印度還是對邊界問題的解決充滿了幻想，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來最終解決。因此，印度國內常常有個論調，中印邊界問題的談判早在2005年達成的《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xié)定》中就已經(jīng)解決，就等著中方下政治意愿了。換言之，印度似乎是按照自己對“政治指導原則”的解讀，已經(jīng)給邊界解決“制定”出最終方案了。

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正確理解兩國所處的戰(zhàn)略環(huán)境至關重要。當前，中印邊界問題的解決遇到了重要機遇，最需要的是顯示誠意，真正從戰(zhàn)略視野來看待兩國的邊界問題。畢竟，2020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不應該再讓歷史留下的舊問題束縛兩國關系發(fā)展的新時代。要知道，中國已經(jīng)基本上同周邊國家都解決了領土邊界問題，唯獨剩下印度和不丹尚未解決。而中國和不丹的邊界尚未解決卻完全是印度因素所致。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