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去年2月在“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發(fā)表過一篇《上海淪陷期的日語翻譯陶荻崖》，在澄清了過去的誤傳之余，總結(jié)此人的狀態(tài)為：“未婚，年紀不大，日語流利，很可能有過留日經(jīng)歷。任職‘華影’秘書期間，參與了至少兩部影片或電影歌曲的中譯工作?！钡捎诰€索中斷，無法確知他在抗戰(zhàn)勝利后的蹤跡，故“希望有人繼續(xù)跟蹤，探尋新的線索”。

歲月倥傯。今年國慶節(jié)前夜，忽收到一位久違的朋友發(fā)來的微信，內(nèi)容是來自陳夢熊的文章《最早編印的〈魯迅先生語錄〉》中一頁截圖，該文收入2004年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魯迅全集〉中的人和事》一書：

費明君，曾用名陶荻亞，筆名除“雷白文”外，還有“清子”等。1911年8月生，浙江寧波人。193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日文科讀書，1938年歸國。曾任電影導演，漢口《平報》、南京《新京日報》文藝副刊編輯和大專院校執(zhí)教。建國后，任上海華東師大中文系副教授。1955年6月因“胡風集團骨干分子”而被捕，當時妻子和兒女均被押送青海德令哈農(nóng)場朵海分場勞改。后來妻子和子女遷去甘肅、安徽勞改農(nóng)場，家屬后又在安徽省定遠縣紅橋村定居。1965年6月費刑滿留場勞動，1973年2月11日因病卒于青海勞改農(nóng)場。

陳夢熊的文章《最早編印的〈魯迅先生語錄〉》

經(jīng)提示，文中那句“費明君，曾用名陶荻亞”，自然值得注意。因為這化名，可從陶荻崖及其別名滌亞中分別抽取一字，再合而為一。

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第十四章“受株連的人們”里稱費明君“曾任敵偽時期華影公司的導演”，翻檢1943至44年《華影周刊》，查到中方導演如：卜萬蒼、徐欣夫、朱石麟、李萍倩、楊小仲、張石川、方沛霖、岳楓、何兆璋、屠光啟、孫敬、王引、鄭小秋、文逸民、黃漢、韓蘭根、吳文超、馬徐維邦、高梨痕、桑弧等等，并無陶荻亞其人，但陶滌亞在擔任華影宣傳處秘書期間，部分參與了電影的制作及翻譯過程，若將這些工作理解為導演，則差相仿佛。

另外，漢口《平報》、南京《新京日報》似不存在，倒是從張蘅園《日偽時期的〈時事公報》（載《寧波新聞出版談往錄》，作者時任該報副刊編輯）一文中，發(fā)現(xiàn)寧波淪陷后，該報留守人員與“日偽負責文化宣傳部門”的陶滌亞接上關系，由“陶憑借日特務機關勢力”而復刊。文中還提及報社經(jīng)理顧守中“與陶滌亞為漢口舊相識”，1942年因“陶滌亞調(diào)任離甬”，顧的權力減弱，經(jīng)理一職旁落。

盡管未能調(diào)閱費明君的個人檔案，但上述零星文獻與其被揭露的履歷“一九三七年回到上海后，他就由一個日本人的介紹，進了日本憲兵隊和偽警察局，以后又在日偽的大陸新報、中華電影公司工作”隱約有所關聯(lián)。

下文擬將費明君的相關傳記材料逐一收攏，再經(jīng)排比對勘，去偽存真，從而盡可能地還原一個真實活過的人。

與魯迅有過書信往來

陳夢熊文后有一節(jié)附記：

本文原載《文匯讀書周報》第938期，到第940期該報刊出黃可來信，說“雷白文沒有參加木刻講習所和一八藝社”，并詳列參加木刻講習會合影中13位學員的名單；一八藝社也無雷白文此人。為此，便將文中涉及文字刪去，以免傳訛，并向黃可先生致謝。

經(jīng)查核，所刪文句為：“1931年，參加由魯迅發(fā)起和支持的木刻講習班，留有魯迅和聽講青年的合影（見1981版《魯迅全集》書首插圖），因此有參加一八藝社之說，確否待考?！比欢@短短一句話，已造成不良影響，如云“費明君站在魯迅身邊”，便拜其所賜。當然了，陳夢熊依據(jù)費明君家屬所持《刑滿就業(yè)人員死亡通知單》，替其修正了1981年版《魯迅全集》注釋中誤署的生卒年月，理應記上一功。

實際上，1931年，費明君參與籌備的寧波世界語學會（Nin-Po Esperanto Asocio）成立，該會通訊地址在寧波江東民強中學。這是文獻所知費明君最早的行蹤。

到了1936年，費明君赴日留學，期間與魯迅寫過信。10月9日《魯迅日記》，有：“晚得費明君信，即復”。那封回信首見于費1937年編選的《魯迅先生語錄》書前插圖。但因排版不當，部分文字被遮蓋，成為一封殘信。其內(nèi)容為：“明君先生：珂氏選集早已無余……歉甚。但近日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在縮印……不至于不佳，大約年內(nèi)總可出版，請先生自與接洽為幸?！毙爬锏摹扮媸线x集”，指1936年5月魯迅所編《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此書初版是現(xiàn)代版本學界有名的大缺本，總共只印了103本，其中“四十本為贈送本，不發(fā)賣；三十本在外國，三十三本在中國出售”。目前所知，國人收藏此版本者寥寥無幾。不難推想，當時費明君在日本留學，因無法買到該書而去信索購。

1953年10月19日，是魯迅逝世十七周年紀念日，上海市文聯(lián)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座談會。華師大中文系在當天晚七時舉辦紀念晚會，節(jié)目單中，費教授的魯迅回憶赫然在列。翌日，校內(nèi)還展出魯迅各種版本的著譯，有關魯迅研究的書籍和畫片，以及先生的親筆書簡等。其中估計包括了魯迅給費明君的完整信件。

等到1955年胡風案發(fā)，8月15日《文匯報》發(fā)表糜有成《胡風分子費明君向?qū)W生散布了些什么？》提及：

他向到家里來的學生宣揚：他在日本的某大學留學，又怎樣和魯迅先生在一起，魯迅先生又怎樣“喜歡”他等等。為了證實自己的話，他就把魯迅先生那時候托他買書的條子拿出來給別人看，把魯迅先生的一些初版書拿出來炫耀。

倘忽略文中的貶詞，則推敲費明君所言，或可將其視為魯迅的私淑弟子：平時耽讀魯迅文章，經(jīng)常購買魯迅著作，以至于市面上有一冊罕見版本無法買到時，還向病中的魯迅致函詢問。而從費明君欲購買木刻版畫書的意圖出發(fā)，進而產(chǎn)生聯(lián)想，誤以為他也是木刻講習所的一員，倒也情有可原。

任職于震旦大學、齊魯大學

張興渠《追憶何滿子先生》在主要記述與何滿子的交誼時，旁及費明君：

我與何滿子先生相識于1949年。那時我正就讀于震旦大學中文系，該校有不少名教授或名作家來任過教職，如郭紹虞、顧頡剛、豐子愷、施蟄存、王佩禎[諍]、李青崖、李健吾等，還有一批青年作家，如王元化、賈植芳、費明君、何滿子等，可謂群賢畢至，盛極一時。

翟永瑚《胡風分子梅林的丑惡面目》（見《揭露胡風黑幫的罪行》，中國作家協(xié)會上海分會編輯，新文藝出版社，1955年8月版）：“（《文匯報》副刊）‘文學界’?？院螅妨钟掷盟谡鸬┐髮W任中文系主任的職位，把胡風分子賈植芳、王元化、耿庸拉進該?！?。何滿子《為賈植芳祝壽》稱與賈植芳“同在震旦大學中文系教書，他是系主任?！薄C而考之，當梅林在震旦大學中文系任代主任時，推薦賈植芳、費明君等人進入震旦。當時震旦人才濟濟，教授中與魯迅有交往史的，還有許杰（兼職）、唐弢。更多人則是魯迅研究者，如何滿子、王元化、耿庸等。以后賈植芳接任中文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diào)整后，由震旦轉(zhuǎn)至復旦。費明君則進了華師大。

《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罪行輯錄·費明君》（《文藝月報》1955年7期，署名“冬季”）中還稱他“解放后又混進了齊魯大學，在那里搞臭了，就溜到上海來，通過胡風集團的關系鉆進復旦。后來院系調(diào)整，他就成為胡風打入華東師大‘開辟工作’的‘臺柱’”。

1951年，費明君一度在濟南齊魯大學教新文學史，此事首見于時任該校中文系主任田仲濟的回憶文章《憶孔另境老友》：

1951年初春，一個學期結(jié)束了，我趁冬假之便跑到了上海，看望了幾位朋友，自然也向他們表示了這次到上海的任務，擬邀請幾位教師以充實系的教學力量。我跑到華東師范大學，正遇上章靳以新任教務長，中文系新進了不少的人，那天正逢余上沅宴請一部分朋友，我也被他們拉著一起去了。……那次在吃飯的過程中就談得很融洽，余上沅先生第一個表示他很希望到齊魯大學呆一個時期，不僅因那是一個歷史長久的大學，他更向往的是到那里讀一讀《大藏經(jīng)》。經(jīng)過幾天的接觸、商討，初步確定了有四位就個人說可以于下學期到校，是豐村、譚正璧、孔另境、費明君。這四位中費明君是初認識的……費明君是一位翻譯家，教學的經(jīng)歷不長。

這年暑假，華東大學、齊魯大學與山東大學合并，提前將齊魯大學的文學院合并到位于青島的山東大學，后來譚正璧到了青島，而孔、費都回了上海。

在《譚正璧生平自述》“解放后”一節(jié)中，詳述與孔另境、費明君等人在齊魯大學的遭遇，個中曲折亦非一兩句話所能概括。最終，“院校合并后，青島山東大學中文系主任呂熒發(fā)給了我聘書，孔、費二人沒有發(fā)到。”（《嘉定文史資料·第29輯》）

泥土社編輯事

冬季文中還稱費明君“身兼胡風的出版機構‘泥土社’的編輯”，似非事實。

讀應非村《我與泥土社和胡風先生》（《上海文史》1991年4期）可知：應氏解放前曾在許史華任社長的海天出版社，自費出過一本雜文集《石下草》。解放后，許因“出版了一本錯誤百出的《共產(chǎn)黨員讀本》，受到了《解放日報》的點名批判，而被撤銷了職務”，成了待業(yè)者。于是應幫他托關系辦了泥土社（連社名也由應所?。?，并推脫不過，掛名為社長。

不久，在他家大門口就掛起了一塊锃亮的小銅牌，上用魯迅先生字跡刻著烏黑醒目的“泥土社”三字。我對此并不覺得什么歡喜，因為我始終以為這是許史華個人的產(chǎn)業(yè)。……通過泥土社，許史華結(jié)識了一些上海各大學的文學教授。就我記憶所及，他印售過耿庸的《阿Q研究》、賈植芳的《蘇俄文藝論著》、費明君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許杰的《魯迅小說講話》等等，最后，連胡風的書也陸續(xù)印出來了。

至于怎么與胡風搭上關系，說是“賈植芳介紹的”。隨著“出書日多，營業(yè)日上，他一個人組稿、校對、跑印刷廠，忙不過來了，后來就另雇一名青年幫工?！庇脩谴宓脑拋碚f，“泥土社始終只是許史華這個文化個體戶的私有產(chǎn)業(yè)”，賈植芳似在后期參與出版策劃。費明君則辯稱：“我幸虧是個性強，當時沒有走進胡風小集團，幸而與賈植芳不對，被擠出泥土社?！?span style="color: rgb(128, 128, 128);">（據(jù)冬季文）

應非村還提及與胡風的唯一一次晤面，是費明君拉他一起去的胡家，顯示費與胡風的私交匪淺。

我與胡風只有一面之緣。那是反胡風運動開始一年以前的某一天，碰到華東師大副教授費明君，他拉我同去看看胡先生。到胡家里，老費指著我介紹：“應非村?！彼c點頭：“知道的，是在吳淞罷，許史華給我看過你的《石下草》，寫得不壞?！毖矍斑@個大文藝理論家居然知道我在吳淞，而且稱贊我的小書，我真有點受寵若驚。接著他說周揚曾去看他，之后又與費談論了陣關于日本文學的話題，前后不到一小時，我們就告辭了。

在華東師范大學，與許杰交好

剛到華師大時，費明君可謂如魚得水，教學生涯頗為得意。范泉在《文海硝煙》（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書中，以旁觀者的角度說及許杰“在聽了他的一堂課后，贊不絕口：‘你這么年輕卻才學出眾，果然名不虛傳??！’”又據(jù)當年的歷史系學生葉書宗回憶：

費老師當時大約40來歲，戴一付黑框眼鏡，衣著整潔、瀟灑，風度翩翩，更兼博學多才，巧于辭令，講課極受學生們的歡迎。費老師擅長講俄羅斯、蘇聯(lián)文學，介紹普希金、果戈理、A.托爾斯泰等世界級文豪時，不看講稿，信手拈來，滔滔不絕；講得起勁時，眉飛色舞。很多同學、包括我在內(nèi)，都聽得如醉如癡。（《人·時代·社會：一名歷史研究者的人生故事》，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8）

課程即將結(jié)束，有位同學特地畫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的油畫像，代表聽課學生，作為禮物送給費。費接過畫，非常激動，連連道謝、鞠躬；“全體同學則熱烈鼓掌，師生之間的互敬互愛之情，感動著每個人”。

1955年胡風案發(fā)，4、5月間，華師大對胡風展開運動式批判。起先，費明君安然無事，5月14日晚，還出席中文系外文教研組舉辦的“世界文化名人紀念晚會”，并在會上作了相關作家的介紹。不久運動進一步升級。5月21日，校內(nèi)召開“進一步揭露胡風反黨反人民集團座談會”，中文系有多位教師在會上發(fā)言。24日，《人民日報》發(fā)表《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編者按語將其言行定性為：“反革命陰謀”。6月8日晚，費明君全家人正在吃飯，突然闖進幾個人，把他帶走。從此一去不回。

對于被打成胡風分子，費明君表態(tài)說：“每一個運動里總要找一個對象?！蓖瑫r，又對災禍及于己身不甚理解，說是“民盟的同志跟他過不去。”（見冬季文）

當時費太太懷有身孕，家中還有六名子女，且素無積蓄，生活很快陷入困境。她只得在一星期后向許杰反映。后來，還是許杰拿出二千元錢，贈與費太太，名義上是購買她家那些抄家剩下來的書刊，才總算解了燃眉之急。這一不凡舉動在許玄撰寫其父的傳記《綿長清溪水》中也有反映，稱“父親為此事被人‘牽頭皮’‘牽’了十幾年，從反右運動直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此事老是被人‘牽’出來加以揭發(fā)批判，這就是指父親和當時的‘胡風分子’費明君先生的關系”。

1980年，范泉從青?；販赐S杰，兩人聊起費明君的案子，許杰還囑咐范“回到青海時，打聽費明君在勞改農(nóng)場是怎樣死的，他的尸骨埋葬在哪里”，然而后者經(jīng)多方探詢，終因年深日久，一無所獲。

家人及身后事

據(jù)王友琴調(diào)查，記錄了費明君家人的遭遇：

一九五五年費明君被逮捕后，全家七口人被趕出華師大宿舍，他們無處可去，只好住在一個水泥涵洞里。當時最大的孩子才八九歲。后來全家被公安局押到甘肅。路上，在火車上，要給他們戴手銬，小孩子手太小，手銬戴不住，自己掉下來。費明君的妻子懇求警察不要銬小孩。警察說：“銬不住也要套上?！钡搅烁拭C，勞改農(nóng)場不收他們。他們一路討飯，走路回到上海，又住進水泥涵洞，檢垃圾為生，一直到一九六一年。當時安徽因為大饑餓，死了很多人。費明君的家人被送到了安徽定遠縣嚴橋公社（按：陳夢熊文中紅橋村疑誤）。

華東師范大學的一名教師去過費明君的家人所住的村莊。他說，那個村莊60％的人餓死了，地荒了一半。他住的人家，沒有門，桌子是泥巴作的。……費明君的女兒嫁不出去，后來給一個富農(nóng)兒子作媳婦，富農(nóng)兒子常拿她出氣，日子很難受。

一九七二[三]年，費明君在青海死了。青海勞改農(nóng)場通知了嚴橋公社。公社開大會“批斗”費明君的妻子。費家第三個兒子質(zhì)問公社武裝部長為什么。民兵把他吊在房梁上一夜才放下來。后來他跑到山東學木匠，拜了拳師，兩年以后才回到村子?！?/span>文革”結(jié)束后，費明君的兒子到上海找華師大要求平反。華師大把事情推給法院。法院說，你父親不是胡風份子，是漢奸。……

另據(jù)秦維憲的文章，費明君案曾迎來一線轉(zhuǎn)機。1957年底，上海市中級法院對此案作出“沒有問題”的結(jié)論，但校領導竟組織班子，遞交材料，法院遂于1958年以其歷史問題為由，判處7年徒刑。1965年刑滿后繼續(xù)留場，直至病故。

秦文還稱，1957年8月，費明君家屬被“發(fā)配”至甘肅敦煌某農(nóng)場，1961年放歸，但未予盤纏。一家人一路討飯返滬后，曾蝸居華師大附近郊外的廢棄碉堡達八月之久。以后又被遣送去安徽，1979年才回來。

從費明君的同事和朋友的日記或信件中，也能窺見其家人的點滴蹤跡，錄之以為補苴。

《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于1964年9月15日提及：“下午費明君夫人攜一子來先生寓所，先生‘在校授課，未得見。與內(nèi)人談少頃而去。始知費在西北勞改，明年可歸’”。同年11月30日，“費明君女來先生寓所訪問，先生助以5元”。

賈植芳《解凍時節(jié)·平反日記》1980年7月2日夜：

下午去看許杰……許又說，費明君55年被捕，經(jīng)審查不屬于胡派，但因歷史問題被判重刑，送青海勞改，刑期滿后又不準走開，“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青海。他的小孩從小沒上過學，三十多歲了，還是文盲，以木匠為生。

賈植芳《早春三年日記》1982年留有兩條記錄：

2月19日 昨日補記：……費明君的未亡人及一女兒來。費為1955年案病死青海勞改工地，他的妻子及七個兒女無法存活，發(fā)配到敦煌后又被趕至安徽，他們?yōu)榱松睿诎不召u掉三個女兒，而今天來的被賣的女兒，又賣過自己的女兒。費是翻譯家和教授，他的七個子女卻都是文盲。最可怪的是他們的大女兒和女婿在“文化大革命”中逃到上海流浪，大女兒在收垃圾中撿到三條黃金，她出于赤誠，向有關造反單位上繳了，自以為清白，甚至是忠誠的立功表現(xiàn)，卻想不到為此惹出禍事：當天夜間，門口來了一部車子，把他們可憐的行李扔在車上，強迫他們離開了上海，押回安徽的勞改農(nóng)場。現(xiàn)在費已平反，但他們的生活仍無著落，真是呼天不應，呼地不應。

5月14日：……費明君的小兒子來訪，他今年三十歲，沿街走巷地做木工活，不識一字。 談起他的往歷，卻頗似中世紀的傳奇。他三歲去勞改農(nóng)場，十二歲時由安徽討飯到山東，認一推板車會武藝的老人為師父，學會了拳術，他父親的平反處理，全由他到處走動和活動，雖是文盲，但十分精明，又很正派，絕無粗氣和流氣。

1982年5月20日，賈植芳在給梅志的信中還說及：“費明君家屬的善后落實政策事，他（王元化）曾大力幫了忙，我很感激他?！?span style="color: rgb(128, 128, 128);">（見《史料與闡釋》總第4期“賈植芳先生百年誕辰紀念”）

總之，經(jīng)費明君之子反復申訴，乃至赴京找到中央有關領導，其父終獲平反。不久，家屬也落實了政策，生活漸復常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