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拉波特的《1848：革命之年》最近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譯介出版。

邁克·拉波特（Mike Rapport），生于美國紐約，在布里斯托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師從法國史學者威廉·多伊爾（William Doyle）。曾任教于斯特林大學，2000年被選為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成員，現(xiàn)就職于格拉斯哥大學。拉波特主要研究方向為現(xiàn)代革命，包括1789年法國大革命、英法美革命的比較，曾參與“革命的多米諾骨牌”項目，探討1848年革命對現(xiàn)代世界的影響。代表作包括：《反叛的城市》《法國革命中的民族問題和公民權利》《拿破侖戰(zhàn)爭導論》（牛津通識系列）等。拉波特學術功底深厚，對歷史和生活充滿熱情，喜愛在城市中漫步，研究歷史事件是如何在大街小巷展開的。他充分利用檔案及歷史參與者的私人記錄，使得其作品不僅翔實地展現(xiàn)了歷史的發(fā)展，而且描繪出當事者的體驗，生動有趣。

本文系《1848：革命之年》一書的總結部分，略有刪節(jié)，注釋從略。

本書以1847年亞歷山大·赫爾岑的歐洲希望之旅為開端，以希望的幻滅為結尾。19世紀中葉見證了這位俄國社會主義者的個人悲劇和政治悲劇。逃離法國后，赫爾岑和妻子娜塔莉住在日內瓦，然后去了尼斯與格奧爾格同住，最后德意志共和主義者艾瑪·赫爾韋格（Emma Herwegh）也加入了他們。1851年年初，娜塔莉承認和格奧爾格有染，接下來便是數(shù)月的指責和憂愁。禍不單行，悲慘的命運又一次降臨。11月，赫爾岑的母親和他7歲的兒子科里亞從巴黎返回尼斯的途中，乘坐的船只失事，兩人都遇難了。1852年5月娜塔莉傷心過度，與世長辭。精神受到創(chuàng)傷的赫爾岑整個夏天都在歐洲旅行，直到1852年秋天，他和13歲的兒子薩沙定居倫敦。

他把自己對1848年革命的深刻見解寫給兒子。這位沮喪的男人寫下《來自彼岸》（From the other Shore），并在1855年把書作為新年禮物送給了兒子。對赫爾岑來說，舊的社會政治秩序在革命中會被完全破壞，這是歷史的必然。但是很明顯，這件事情并沒有發(fā)生在1848年。這一代人要做的是根除舊的統(tǒng)治，只有這樣，后人才能收獲他們播種的果實。他告訴薩沙：“這一代人只是修了座橋，給將來的陌生人使用。你也許會在某天見到他……我懇求你不要停留在此岸……寧愿與革命一起滅亡也不要領取反動政府的救濟?！?/p>

盡管革命失敗了，但我們也不需太過悲觀。1848年革命讓數(shù)百萬歐洲人第一次體味到了政治：工人、農(nóng)民能在選舉中投票，成為候選人，甚至成為議員。那一年公民自由的迅速繁榮為歐洲人民（包括婦女）提供了自由空間，他們通過政治社團和工人組織參與政治。盡管有些人是保守主義者而非自由主義者或激進主義者，但這并不削弱結論，因為保守主義本身也是一種政治立場，得到很多人真誠的支持。也許最偉大的成就是廢除農(nóng)奴制，廢除了強加在農(nóng)民身上的勞役。除了社會經(jīng)濟影響外，農(nóng)奴制改革還具有深遠的政治影響：它削弱了土地貴族的勢力，增強了政府權力。隨著勞役制度的終結，農(nóng)奴的解放也摧毀了土地貴族對農(nóng)民享有的司法權，農(nóng)民進而能夠直接生活在國家司法體制之下。換句話說，土地貴族不再扮演農(nóng)民和政府的中間人，農(nóng)民和其他階層適用同樣的法律，享有同樣的民權。長遠來看，這為他們成為現(xiàn)代國家的完整公民鋪平了道路。此外，1848年暴露出來的諸如憲政、公民權利、社會和民族主義等問題，并不因為反革命運動試圖壓制民眾的討論和抗議而消散?，F(xiàn)實證明，保守主義者越發(fā)需要解決這些問題，因為在19世紀后半葉，經(jīng)濟、社會變革的步伐在加快。部分現(xiàn)實的保守派人士在自由主義體制崩潰后很快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曾對腓特烈·威廉四世的一位顧問說過：“如今的風暴必須以如今的制度來應對?！鄙鐣母铩⒚褡褰y(tǒng)一這些解決方案最終還是被采用了，但實現(xiàn)它們的是專制政府而不是立憲政府，并且往往出于保守派利益的考慮。但是，這些解決方案最初是由“48年人”提出的。有時，那些與保守派秩序言歸于好的悔改的革命人士甚至會幫助實現(xiàn)這些方案。這樣的例子真實存在。1867年，奧地利弗蘭茨·約瑟夫一世的絕對君主制不得不屈服于革新的壓力，他與馬扎爾人談判妥協(xié)，代價是犧牲其他更小的民族。曾經(jīng)的奧地利帝國變成奧匈帝國，這兩個部分理論上是平等的，并且分別設立了匈牙利、奧地利和整個帝國的代表機構。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方面的兩位締造者安德拉?！ぞ寐澹ˋndrássy Gyula）和戴阿克·費倫茨都是曾經(jīng)的“48年人”。然而，頑固的科蘇特·拉約什堅決拒絕與哈布斯堡皇室往來，他在流亡中度過了余生，并于1894年在都靈逝世，享年92歲。

長期以來，在民族主義歷史敘事的語境中，1848年被公認為是被“錯過”的一年，大部分歐洲國家錯失了一勞永逸地走上自由法治道路的機會。這個觀點暗示，假如革命成功，20世紀的極權主義恐慌將得以避免。艾倫·約翰·珀西瓦爾·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發(fā)表過著名的言論，稱1848年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但“德意志沒能轉過這個彎”。歷史學家認為當年的革命可以使德意志通過自由的、議會的方式實現(xiàn)“自下而上”的統(tǒng)一，而非通過俾斯麥的鐵血政策進行“自上而下”的強制統(tǒng)一（這一過程在1871年完成）。俾斯麥統(tǒng)治下的德意志帝國雖然也有議會制度，但這個帝國主義國家信奉的是專制主義和軍國主義。理論進而認為，法國的中產(chǎn)階級是民主革命運動的中堅力量，但德意志的中產(chǎn)階級屈服于德意志容克地主的統(tǒng)治。有些歷史學家進一步提出了德意志歷史發(fā)展中的“特殊道路”這一概念，他們在19世紀晚期專制的德意志帝國里，發(fā)現(xiàn)了更黑暗、更殘酷的20世紀第三帝國的種子。這一理論推斷，1848革命的失敗帶來的是一場災難性的悲劇。革命的失敗讓人們深刻體會到只有強權的領導，特別是普魯士強權的領導，才能帶來德意志的統(tǒng)一。1848年的革命之所以沒能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就是因為革命者本身沒有掌握軍事權力，因而最終被保守的德意志各邦國軍隊擊敗。俾斯麥在1862年發(fā)表的一段言論，激怒了他崇尚自由主義的普魯士聽眾，他說：“當代的重大問題并不是通過演說和多數(shù)派決議就能解決的，這是1848年和1849年犯下的最大錯誤，而是要用鐵和血來解決?！本偷乱庵镜摹?8年人”來說，他們也并不是單純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同樣追求權力，尤其是追求德意志的權力，這從他們關于德意志未來進程的爭論可以看出。當要在國家統(tǒng)一和政治自由之間做出選擇時，絕大多數(shù)自由主義人士選擇了前者，只有約翰·雅各比這些例外選擇自由。這讓1848年的悲劇顯得更加深刻——連自由主義者也做好了放棄自由、向權力低頭的準備。

意大利也經(jīng)歷了類似的過程。20世紀30年代，被墨索里尼抓捕入獄的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學者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一直在嘗試解釋，1860年完成了統(tǒng)一意大利為何沒能避免陷入法西斯的獨裁統(tǒng)治。他把原因歸結于意大利中產(chǎn)階級自由派的軟弱。正是這些人在1848—1849年領導人們追求民族統(tǒng)一與政治自由。與德意志相類似，人們從意大利革命的失敗中總結的教訓是，自由和統(tǒng)一的實現(xiàn)，需要皮埃蒙特君主武裝力量的支持，需要土地貴族的合作。由此可見，統(tǒng)一是一場“消極的革命”，由保守派力量自上而下強制推行，而不是像朱塞佩·馬志尼及其他共和主義者希望的那樣，由人民推動。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意大利王國，議會制度基礎薄弱，卻掙扎著想要發(fā)展出可行的民主制度。結果只是讓這個國家輕易地陷入了法西斯反革命勢力的手中。1848年，我們再次看到，為了權力和更遠大的民族統(tǒng)一事業(yè)，革命者愿意擱置或放棄他們的民主及自由思想。1848—1849年的意大利革命者為日后的專制主義埋下了禍根。革命本身就是一場戰(zhàn)爭，革命后，英雄們愿意為了國家事業(yè)而犧牲自我的無私精神備受推崇。這種英雄主義的典型代表就是加里波第，他的事跡加強了這種英雄神話。除了將軍國主義的種子引入民族自由運動之外，英雄神話與失敗的現(xiàn)實之間形成強烈反差，這也將頹廢與背叛的思想注入了意大利復興運動——或者說是意大利民族的“復活”。一方面是英雄主義、軍事榮耀與自我犧牲，另一方面卻是意大利現(xiàn)實政治與社會的腐敗，兩者對立造成的緊張導致后來的人們在權威主義中尋求意大利問題的解決方法。

法國的情況就很不同了。人們普遍認為曾經(jīng)短暫存在的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是一個巨大的成功。這一階段被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等人稱為共和主義的“準備期”，是為法國永遠成為民主議會制國家奠定基礎的一段時期。經(jīng)歷了風雨飄搖的幾十年，1870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出現(xiàn)可以說是期待已久的1789年革命原則的勝利，如同弗朗索瓦·菲雷（Fran?ois Furet）所言“法國大革命的船只終于駛進了港口”。然而，這并不能彌合法國社會內部根深蒂固的政治分歧，這些矛盾在19世紀90年代德雷福斯事件中集中爆發(fā)，在納粹占領及維希政權統(tǒng)治期間持續(xù)激化，此后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40年代。歷史學家還必須解釋一個問題，為何法蘭西建立長久的議會民主制的過程如此激烈、艱難，從1789年到1945年，法蘭西經(jīng)歷了3個君主國、2個波拿巴帝國、5個共和國，頒布了至少15部憲法。在飽含艱難與鮮血的道路上，與其他廢棄的政體相比較，1848年革命不像民主的準備期，反而更像一次失敗，一次尋求可行的政治解決方案的失敗。一方面，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繼承了1789年遺產(chǎn)；另一方面，保守主義者抗拒大革命的原則。只有彌合兩者之間的鴻溝，或者像一些歷史學家說的那樣終結“法國人與法國人的戰(zhàn)爭”，法國的政治制度才能穩(wěn)定生存。

在對1848年的悲觀評價中，核心問題是認識到了民主不總是進步的。1848年4月法國的選舉選出了帶有強烈保守主義色彩的議會，普魯東憤怒地表示“普選是反革命的”。這一論斷先后被路易–拿破侖·波拿巴和俾斯麥證實。前者通過公決成為皇帝。德意志社會主義者費迪南德·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則向俾斯麥保證：“給我普選權，我就給你100萬選票?！睔W洲的自由主義反對派由數(shù)量較少的中產(chǎn)階級或地主精英組成，歐洲盛行的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便成了權威政府可以欺壓和削弱自由主義反對派的借口。然而，雖然法國的例外論、德意志的“特殊道路”和意大利的“被動的革命”理論都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局限于此。這些理解方式會導致人們對歷史的發(fā)展形成偏狹看法。舉一個最極端的例子，“特殊道路”的理論可能讓人們認為所有德意志道路都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納粹和大屠殺。從1848年到1933年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一個清醒的德意志“48年人”、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納早已預見了這黑暗的未來，他悲痛地寫道：1848年的德意志人誤解了“法蘭西–猶太–德意志民主”的真正本質，所以“真正的德意志人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和自己的名字被一群完全陌生的人代表了”。盡管瓦格納當時表達了一種潛伏于德意志社會的反猶太主義，但要到19世紀晚期，隨著德意志的統(tǒng)一，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潮流滲入到德意志的社會討論中，大眾政治逐漸興起，這種反猶主義才逐漸成為政治版圖的重要部分。在此之前，猶太自由主義者都樂于為德意志的統(tǒng)一而努力。對他們來說，這一進程標志著他們在自己解放的道路上取得了進一步的進展。

人們可以爭辯說（正如本書作者所說），雖然20世紀專制主義的發(fā)展趨勢確實根植于19世紀的觀念、運動和問題，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災難和戰(zhàn)火給歐洲的政治和社會帶來的巨大壓力，保證了極權主義在戰(zhàn)爭發(fā)生后的幾十年中能夠占據(jù)主導地位。然而，在1848年，這種趨勢雖然不像20世紀那樣長成過于茂盛的叢林，但也已像發(fā)芽的鱗莖，人們可以輕易分辨。因此，劉易斯·內米爾將1848年比作“歷史的苗圃”。1848年作為“歷史的苗圃”表現(xiàn)在另一個重要方面——“社會問題”上?！吧鐣栴}”在1848年以前引起了極大的焦慮，在1848年猛然成了政治議題。

當1848年德意志民主人士路德維希·班伯格第一次聽到巴黎六月起義的消息時，他馬上關注到了在工業(yè)時代引發(fā)躁動的重大問題——如何調和社會正義與個人自由。不管對共產(chǎn)主義還是對自由資本主義，這都是一個重要的道德和政治問題，并且擁有許多不同的答案。班伯格認為：“‘社會問題’已經(jīng)把它的刀劍投入到政治斗爭中，再也不會從戰(zhàn)斗中離開，政治自由獲勝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難重重?！庇捎跊]有達成革命共識，1848年的社會問題使得自由主義政權潰敗。首先，革命者沒有就新的政治秩序將采取的形式達成共識——共和國還是君主制，民主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單一制還是聯(lián)邦制度。其次，對于革命應該以何種程度改造社會關系，國家應該在減輕貧困、調解勞資糾紛和調節(jié)經(jīng)濟活動中進行何種程度的干預，自由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有不同的看法。換句話說，新政權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政治改革，進入社會革命？這兩類問題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為如果無法解決第一個問題，就意味著沒有一個各方都信服的法律架構，也就無法通過政治途徑和平解決第二個問題。1848年，革命派沒能制定出可以團結經(jīng)濟危機最嚴重地區(qū)的人民的憲法，這一政治上的失敗，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革命無法解決社會問題。

這便是1848年歐洲革命最大的悲劇之一，即社會與政治上的團結保證了革命爆發(fā)初期反對派的勝利，但這種團結終究是脆弱的。一些歷史學家強烈譴責激進派，指責他們在自由秩序仍處于脆弱的初生階段，對它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害。例如，弗蘭克·艾克（Frank Eyck）曾說，長期來看，激進派也許是對的，“但短期看來，在他們還無法通過和平手段達到目的時候，他們用暴力的方式破壞了憲政和新生的代議制政府。他們讓建立一個溫和的自由政府這件事變得不可能”。也許有人會和筆者一樣贊同此觀點。但盡管激進派并不能像他們說的那樣真正代表窮苦大眾，他們的確表達了民眾對社會的普遍失望，并且提出了解決貧困問題的建設性意見（即便有時顯得不現(xiàn)實）。長期來看，資本主義的確大大改善了歐洲的整體生活質量。因此在事后看來，艾克譴責激進派對初生自由秩序毫無耐心，是完全合理的。他認為，如果激進派在1848年能多克制一些，自由秩序也許就能得以幸存，經(jīng)過一代人或者幾代人，歐洲人就能夠同時享受立憲政府和成熟的工業(yè)經(jīng)濟創(chuàng)造的財富。然而事實是，1848年的人們還遠不知道，資本主義將帶來持久的經(jīng)濟增長和繁榮。赫爾岑1848年曾在巴黎生動地說：“當舊的社會秩序在以感受不到的速度發(fā)生變化時，你要如何說服一個工人忍受饑寒和貧窮？”

內米爾發(fā)明的術語“歷史的苗圃”可以應用在社會方面，還因為這一年的革命見證了兩種勢力之間長期劍拔弩張所帶來的致命后果：一方面，自由派強調政治自由與解放公民；另一方面，社會主義者強調社會公平，調解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自1848年起，這一對立問題激發(fā)了各方的討論，自由資本主義者、極權主義者，以及兩派之間的其他派別紛紛進行了回應。今天，大部分現(xiàn)代民主主義者都能夠妥善處理這個問題，因為他們能在憲政框架下進行討論，這個架構多少能被所有派別認可，并且能保護民主自由。然而在1848年，大部分歐洲國家遠未達成政治共識。因此上面提到的問題也無法在憲政框架下和平解決。所有現(xiàn)代國家的革命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zhàn)，即如何將廣大人民群眾納入國家體制，如何在不引起社會動蕩的情況下解決社會問題。一些國家，如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及英國，試圖借助傳統(tǒng)來達成政治共識（法國就是借用了1789年的民主文化遺產(chǎn)），人們因而得以通過自由的議會制實現(xiàn)社會變革。其他一些國家在專制政體下進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例如19世紀80年代俾斯麥統(tǒng)治下的德意志。第三種方式就是革命，當無法協(xié)調廣大群眾，或者根本未經(jīng)認真嘗試，抑或類似俄國，嚴重的階級分化給舊制度帶來了顛覆性挑戰(zhàn)，結果便是通過極權主義的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將整個國家和社會的需求置于個人自由之上。

1848年被稱為“歷史的苗圃”的另外一個原因在于，1848年革命是一個真正的歐洲現(xiàn)象，不同國家的自由派和激進派因相似的目標和理想緊緊團結在一起，當時的環(huán)境又迅速讓他們分崩離析。1848年可以算是歐洲歷史上偉大的“革命之年”。但是問題在于，1848—1849年發(fā)生的革命可否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歐洲革命”，如果是的話，如何體現(xiàn)？歷史學家針對這個問題爭論許久。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它的背后隱藏著更廣泛、更現(xiàn)代問題：歐洲的政治和社會發(fā)展是否基于共同的歷史經(jīng)驗；或者反過來說，是否由于各國家間差異巨大，以至于“歐洲歷史”只不過是各個組成部分的簡單疊加。當然，一些歷史學家認為1848年是一個復雜的年份，革命并沒有什么普遍的歐洲歷史背景，而是“各地事件的總和”。毫無疑問，不同國家在這一年經(jīng)歷的革命各不相同。例如，魯?shù)婪颉な┧聽柭≧udolph Stadelmann）強調，德意志革命期間，多數(shù)自由派的革命目的表明，“德意志自由主義是獨立的，與法國的例子不同”。德意志人更注重在君主立憲制的基礎上進行國家建設，而不是出于共和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沖動追求過于激進的政治變革。這種說法的隱含意義可以從兩個矛盾的角度來解讀：其一，德意志革命更溫和，同時更注重合法性、穩(wěn)定性及歷史連續(xù)性；其二，德意志重視國家建設和君主制，將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置于自由解放之上。另外，并不是所有的歐洲國家都經(jīng)歷了革命，英國、瑞典、挪威、低地國家、西班牙、葡萄牙、俄國和奧斯曼帝國歐洲地區(qū)（除了羅馬尼亞各公國）并沒怎么被革命困擾。

如果不把每個國家都發(fā)生革命當作將1848年視為“歐洲現(xiàn)象”的前提，那么我們也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能完全免受革命大潮的影響，即使它們并沒有直接經(jīng)歷革命的浪潮。英國、比利時、低地國家、瑞典和挪威即使沒有直面起義，也感受到了革命的震動。并且，在更廣泛的國際政治框架下，所有的歐洲政權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影響。英國和俄國在革命的不同階段，都感到干涉革命的必要性。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危機期間，兩國紛紛動用外交手段向沖突各方施壓。俄國甚至直接出兵干涉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革命。1848年沒有淪為一場拿破侖式或者“一戰(zhàn)”式的歐洲大沖突，主要歸因于五大歐洲政權——英國、法國、普魯士、奧地利和俄國——都在竭力避免全面戰(zhàn)爭。所有的政府——甚至包括法蘭西第二共和國——都明白這樣的事實，一場全面的歐洲沖突會激化本就危在旦夕的歐洲政治局勢，甚至會導致歐洲中部和東部那些多民族帝國的解體。如果爆發(fā)大規(guī)模戰(zhàn)爭，此后維系持久的和平要比現(xiàn)在更加困難。另外，除了法國以外，外交和軍權都掌握在那些最想保持現(xiàn)存歐洲秩序的君主手中。結果，當?shù)乱庵究駸岬淖杂芍髁x者要求發(fā)動一場針對俄國的民族戰(zhàn)爭時，普魯士政府拒絕了，并且在對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侵略中，迫于英俄聯(lián)合干預而撤軍。當俄國入侵羅馬尼亞和匈牙利時，英國和法國保持中立。當然，俄國是因為奧地利請求軍事支援才入侵匈牙利。1849年，法國入侵了羅馬，前提是各國都很擔憂教皇的處境，并且當法軍占領羅馬時，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奧地利都參與了更大規(guī)模的沖突。這些例子說明，歐洲大陸上的國際體系依舊根植于五大霸權，并未改變。并且最終反革命會從這一體系中受益。 很顯然，當1854—1856年克里米亞戰(zhàn)爭（Crimean War）爆發(fā)時，這些霸權國家把注意力從維護國際現(xiàn)狀上移開，“48年人”的基本目標（意大利人、德意志人和羅馬尼亞人的民族統(tǒng)一事業(yè)）都在不到20年之內變?yōu)楝F(xiàn)實。1848年革命是在歐洲大陸各地同時發(fā)生的，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場革命也的確是“歐洲的”。對比之下，1789年法國大革命后，對歐洲舊制度的攻擊也許得到了不同地區(qū)當?shù)匮鸥髻e派的支持，但是不可否認，主要的動力還是來源于法國。缺少法國軍隊的幫助，拿破侖時代的歐洲政治大變動是不可能發(fā)生的。1848年，雖然是法國革命給了歐洲唯一一次重擊，但實際上，3月梅特涅的倒臺才是推動革命爆發(fā)的真正力量。在意大利北部、匈牙利、特蘭西瓦尼亞、波希米亞和普魯士，矛盾一直在積累，但導致革命爆發(fā)的并非巴黎事件，而是維也納起義。換句話說，1848年革命的爆發(fā)之所以是真正意義上的“歐洲現(xiàn)象”，恰恰是因為它們誕生于不同的源泉。

1848年歐洲革命本質上是多中心的，這表現(xiàn)在各個地區(qū)的自由主義含義不盡相同，新興自由政權所面臨的困境也各有特點。但各地自由主義的總體和主要目標具有相似性，革命經(jīng)歷的模式也高度相似，這又把自由主義者綁在了一起。歐洲各國從政治、經(jīng)濟到文化結構都很不同，革命經(jīng)歷的眾多相似點因而更加令人驚嘆。為什么在1848年，如此多的國家都經(jīng)歷了革命，最淺顯的解釋就是，在這些國家，人民都在經(jīng)受農(nóng)業(yè)和工業(yè)危機。即便不同人民在不同的方面遭受著苦難，依舊是這個潛在因素給了革命一個泛歐洲的維度。除了都遭遇經(jīng)濟危機這個中心問題，歐洲大陸上的革命明顯是照著一樣的模式發(fā)展。首先，革命的成功源自人民不信任現(xiàn)存政府處理社會危機和政治問題的能力。其次，他們的勝利也應歸功于自由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的政治聯(lián)合，歸功于由中產(chǎn)階級、工人、農(nóng)民有時甚至包括貴族反舊秩序結成的社會聯(lián)盟。這種聯(lián)盟一旦無法維系，出現(xiàn)分裂，那么問題就會發(fā)生。自由派和激進派都想決定新政權的發(fā)展方向。有產(chǎn)者希望保護自己的財產(chǎn)，免受第二次、更激進的革命破壞。農(nóng)民已經(jīng)在之前的起義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便回歸保守主義。隨著短暫的革命聯(lián)盟分崩離析（有時伴隨著血腥沖突），政治出現(xiàn)兩極化，中間派立場坍塌，溫和派尋求專制的途徑對抗二次革命、社會革命的威脅。從這個角度來看，革命因革命派的相互殘殺而自毀。1848年年末，保守派緩過神來，利用他們強大的優(yōu)勢（對軍隊的控制和農(nóng)民的忠誠），重奪主動權。

歐洲自由派不但經(jīng)歷了類似的革命歷程，也擁有相似的目標，用約翰·布魯伊（John Breuilly）的話來說是“極其相似”。雖然各地的革命目標和意識形態(tài)各不相同，所有自由派都期望看到政治改革，希望實行憲政，賦予公民有限的選舉權，希望國家（除法國外）能由一位仁慈的立憲君主統(tǒng)治。而大多數(shù)激進派則希望建立共和制，實現(xiàn)男性普選，或者說基本的男性普選。同一國家的自由派和激進派都知道，他們和歐洲其他國家的人民有著相似的目標。哈特穆特·波格·馮·斯特蘭德曼（Hartmut Pogge von Strandmann）舉了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德意志共和派曾于1848年4月3日在柏林召集人民大會，宣傳海報上說會上將有德語、英語和法語演講，并分別用這3種語言贊頌了共和制。

觀點最“歐洲化”的革命者通常來自最能從歐洲政治變革中受益的民族。三月革命結束后不久，卡洛·卡塔內奧就在匈牙利議會中發(fā)表演講，提醒馬扎爾人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波蘭、匈牙利和威尼斯都團結一致，分別作為左翼、中間和右翼力量抵抗了土耳其的侵略。現(xiàn)在，這些民族（“威尼斯”就代表了“意大利”）要再一次聯(lián)合對抗另一個共同的敵人：俄國。卡塔內奧在演講中稱這3個民族為同盟并非巧合，也不只是措辭需要，事實上這3個民族能從歐洲國家體系的重建中獲得最大利益。尤其是被三股強大的東方勢力瓜分的波蘭，能從歐洲的政治動蕩中獲得最多利益。這反映在1848年3月28日“波蘭民主社會”向法國請求武力協(xié)助時所使用的國際主義話語中：

法國人！你們的革命并沒有得到一個合理的結果！你們建立共和國那天，我們以為歐洲會解放……但是沒有……因為缺少一個獨立的波蘭的保護，整個歐洲的自由體系將暴露在絕對主義者反撲的狂風暴雨中。各族人民的團結還只是一句空話……法國人！這就是你們想要的結果嗎？……你們想要這種自私的“人各為己”的君主制民族主義嗎？不！永遠都不是！你們自己的政府在撕毀破壞自由的《維也納條約》時宣布，它將人民的意愿，而不是篡奪了人民權利的內閣的意愿，作為未來國際關系的基礎。

波蘭民主主義者還將一次次強調波蘭在對抗反動派鎮(zhèn)壓力量、保衛(wèi)歐洲中的重要作用。

雖然這一援助請求表達了對歐洲整體利益的關切，但波蘭人并不是和平主義者。因為每個人都明白，要想光復波蘭，就要發(fā)動全面的歐洲戰(zhàn)爭。而說到底，1848年所有的歐洲民族主義者首先想實現(xiàn)的是他們本民族的自由、獨立和偉大之夢。因此，世界主義者的語言不過是空洞的修辭。由于每個國家自由主義者的民族訴求總是與鄰國有沖突之處，所謂歐洲、世界民族的團結不過是大話。沒有更大規(guī)模的全歐洲自由運動來保護1848年革命的成果。再者，自由主義者的活動基于他們自己的國情，且最終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為重。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也是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阿克塞爾·克爾納（Axel K?rner）所說：“雖然革命包含著一些理想主義，但歐洲整體的利益并不是革命者優(yōu)先考慮的事情?！敝?，歐洲人因為忽略了1848年這次慘痛的教訓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經(jīng)過兩次血雨腥風的世界大戰(zhàn)和近期的幾次種族沖突后，覆蓋整個歐洲的政治和經(jīng)濟組織才真正確立起來，希望在未來各國家利益產(chǎn)生沖突時，這些組織能成為和平解決沖突的通道。賴因哈特·科澤勒克（Reinhart Koselleck）認為，從1848年起，歐洲的各民族主義極端事件及其帶來的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沖突，讓歐洲人有足夠的理由記住這場他們共同經(jīng)歷的19世紀中葉的革命。

在歐洲的一些地方，歷史從未被遺忘。拋開他們留下的復雜棘手的問題，1848年的革命對后代來說還是有啟示性的。社會主義者認為，那年夏天工人階級經(jīng)歷的血腥鎮(zhèn)壓，正證明了擁有資產(chǎn)的中產(chǎn)階級終將背叛工人階級利益及民主本身。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共產(chǎn)主義政權將1848年的遺產(chǎn)視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革命傳統(tǒng)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表明，“德意志社會主義者所獲得的成就扎根于革命大眾在1848年的戰(zhàn)斗和努力”。對其他人來說，1848年革命確定了民主原則。在1918年魏瑪共和國建立后，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總理弗里德里?！ぐ２兀‵riedrich Ebert）努力找回1848年自由主義的遺產(chǎn)。1923年，在法蘭克福圣保羅教堂舉行的紀念第一屆德意志議會召開75周年的活動上，他對臺下的眾多觀眾說：1848年5月18日是德意志人民從反動政府手中逃出的日子，也是德意志人民掌握自己命運的日子。這間教堂在“二戰(zhàn)”時被炸毀，又在革命百年紀念時重建，現(xiàn)在被視為“德意志民主的象征”。匈牙利人民也牢記1848年革命，1941年，左翼游行示威者反對當權政府在“二戰(zhàn)”時選擇加入納粹德國的陣營，在具有象征意義的5月15日，他們在科蘇特與裴多菲的雕像上放了花環(huán)。戰(zhàn)后的共產(chǎn)主義政權認為這些革命人物是他們的英雄，他們也成了反抗極權主義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