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地理學通常以1909年中國地學會成立為標志，1934年中國地理學會在南京成立之后，兩會一脈相承。其實，中國地學會與中國地理學會并未融為一體，而是因為學術(shù)傳統(tǒng)和地域分異有南北之別。1936年黃國璋主持北平師范大學地理系，與胡煥庸主持的南京中央大學地理系南北呼應，形成民國地理學 “南胡北黃” 的格局，深刻影響中國地理學的構(gòu)建和敘事。黃國璋則是北派的靈魂人物。

民國地理學留美先驅(qū)

黃國璋（1896-1966），字海平，湖南湘鄉(xiāng)黃泥坪人，生于富裕之家。他的父親黃撫九，清末在上海灘謀事，得風氣之先，深知洋務之重要，不惜重金聘請老師教授黃國璋英語，因此黃本人英語流利，長于辭令。

1915年黃國璋考入位于長沙的雅禮大學，1919年畢業(yè)之后在雅禮中學擔任地理和英文教員。與雅禮大學一樣，雅禮中學也是美國耶魯大學校友建立的學校，許多耶魯畢業(yè)生來此執(zhí)教。例如1914年一位名叫羅伯特·普蘭特（Robert S. Platt）的耶魯畢業(yè)生前來雅禮中學任教一年，回美之后，他從芝加哥大學地理系獲得博士學位并留系任教，成為美國地理名家。

1925年底，在雅禮中學服務六年的黃國璋按照規(guī)定，在雅禮大學的資助下申請前往美國留學。黃國璋與普蘭特商定先在耶魯大學地理系學習一年，再到芝加哥大學地理系深造。1926至1927年，黃國璋在耶魯大學師從地理名家亨廷頓攻讀經(jīng)濟地理。次年，黃國璋轉(zhuǎn)入芝加哥大學地理系，并于1928年獲碩士學位。黃國璋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留美專攻地理學的三人(余為黃玉蓉、王成組) 之一，以經(jīng)濟地理和人文地理見長。

美國留學這段經(jīng)歷讓黃國璋在中國躲過一劫。原來，黃在擔任雅禮中學校長期間，為了管理學生夜宵問題，曾將冷水潑入一個小販的湯鍋中，將其驅(qū)趕。1927年中共在湖南發(fā)動工農(nóng)革命，那位受了羞辱的小販乘機在學校附近偵察黃國璋的行動，準備報復，所幸黃本人正在美國讀書，沒有冤家狹路相逢。否則據(jù)他后來講，生命也許被清算了，這似乎預示著黃國璋本質(zhì)上是難容于革命的。

北平師范大學地理系主任

1928年9月，學成歸國的黃國璋被竺可楨聘為中央大學地學系教授，開設人文地理、北美地理和地理考察三門課，講授頗為學生稱道，“美洲細講成名課，經(jīng)濟人生地理香”。但在中央大學地理系，黃國璋無論在師承和地緣都有被邊緣化的感覺。黃本人教課效果好，辦事效率高，又善于領(lǐng)導，但他不得不屈居胡煥庸之下，因此，并非嫡系的他常有出走之想，而黃國璋最終離開中央大學也頗費心思。

1936年8月，黃國璋利用中國地理學會在北平舉行第三次年會，聯(lián)合北平地理學界，謀求中國地理學會的總干事一職，但被中央大學地理系主導的中國地理學會否決，而敗北的黃國璋也難以在南京立足。同年9月，黃國璋轉(zhuǎn)任北平師范大學地理系教授兼主任，并以中國地學會副會長兼總干事的身份，改組中國地學會，整合北平的地理學力量，與南京的中國地理學及胡煥庸領(lǐng)導的中央大學地理系對峙，形成民國地理學術(shù) “南胡北黃”的格局。南北雙方相互爭鋒，門戶漸深，歷經(jīng)戰(zhàn)爭和革命而不悔，影響深遠。

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

抗戰(zhàn)爆發(fā)之后，北平師范大學遷往陜西，中央大學遷往重慶，再無南北。但是黃國璋1940年即來重慶，出任由朱家驊扶持的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黃國璋力壓同城的南派成為所長，據(jù)說是因為朱家驊1930年執(zhí)掌中央大學期間有教員聯(lián)合反對，時任地理系教授的黃國璋借機轉(zhuǎn)投其門下，朱家驊心存感念，黃借機轉(zhuǎn)投朱的門下，從此兩人關(guān)系非同一般。例如1937年朱家驊主持的中英庚款委員會資助黃國璋二萬大洋充實北師大地理系，1939年中英庚款會撥款成立川康考察團，又以黃國璋為副團長。

中國地理研究所在黃國璋主持下，西北聯(lián)合大學地理系（原北平師范大學地理系）的師生占據(jù)中國地理所人文地理組的半壁江山，二十位職員之中有八位來自西北聯(lián)大。而同在重慶的中央大學地理系，則很少有人廁身其間，中國地理研究所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北派的大本營。同時，黃國璋與在重慶的顧頡剛來往甚密。黃與顧二人相識于北平，而顧頡剛與朱家驊也甚有淵源，兩人為北大校友，1927年朱家驊主政中山大學曾聘請顧氏前往執(zhí)教。1941年顧頡剛又應朱家驊之請來重慶，并兼任中央大學文史教授以及出版部主任，因此，顧頡剛常與黃國璋出席朱家驊的宴請，兩人在學術(shù)上也有合作。

黃國璋執(zhí)掌中國地理研究所期間，雖然一時風光無兩，但最終與朱家驊分道揚鑣。首先，黃國璋在國民政府中央設計局兼職，而且社會活動太多，疏怠了地理所的業(yè)務，引起所內(nèi)外的不滿。其次，黃國璋本人并非朱家驊嫡系，卻在地理所擴張自己的人馬，甚至擬將地理所戰(zhàn)后搬到北平，這都為朱家驊所忌憚。早在1942年翁文灝談起黃國璋，表示朱家驊已經(jīng)對其不滿。因此，黃國璋最終去職，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最終交給朱家驊的嫡系林超。

中國地理研究所之外，黃國璋又因私人關(guān)系在爭奪葛德石中占據(jù)天然優(yōu)勢。民國時期，美國地理學家葛德石（George B. Cressey）因研究中國地理聲名鵲起，長期擔任美國雪城大學地質(zhì)與地理系主任，后又任國際地理聯(lián)合會（IGU）主席。黃國璋與葛德石都曾在耶魯大學師從地理名家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學習一年，同時兩人均畢業(yè)于芝加哥大學，因此有同門和同校之誼。

抗戰(zhàn)前后，黃國璋引導北師大地理系師生翻譯葛氏成名作《中國的地理基礎》。1943年葛德石作為美國國務院文化專員訪華，黃國璋主持的中國地理研究所聘其為兼任研究員，葛氏為之提供學術(shù)建議，贈送地理學術(shù)資料。1944年葛德石返美，黃國璋請顧頡剛賦詩贈別，稱其“曾寫歐文禹貢書”。黃國璋領(lǐng)導下的北派通過私人情誼和學術(shù)交往，壟斷對葛德石的解讀，挾美國地理學范式抗衡南派。

中央設計局區(qū)域組組長

抗戰(zhàn)末期，黃國璋與胡煥庸的南北兩派之爭從學術(shù)機構(gòu)，學術(shù)范式，繼而擴展至學術(shù)研究，即分省方案之爭。中國由于省區(qū)過大，一省相當于歐洲一國，只能實行省道縣三級制，疊床架屋，政令不暢，1939年國防最高委員會設立省制問題設計委員會，邀請胡煥庸等主持研究戰(zhàn)后分省問題，實行省縣二級制，胡煥庸擬成《縮小省區(qū)方案》，但戰(zhàn)事正緊，方案被擱置。1944年戰(zhàn)爭漸至尾聲，中央設計局成立區(qū)域設計組，聘請黃國璋擔任組長，主持省區(qū)劃分方案。雖然同為分省設計的參與者，由于理念和方法不同，南北兩派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案。

胡煥庸的南派是所謂的“析省派”，認為中國原有省界多與自然區(qū)域相合，即使不合之處，因為省制已實行七百年，歷史事實已變成地理因素，因此主張保存原有省界，以現(xiàn)有的道為基礎，將一省分為數(shù)省，全國大約分為六十省。黃國璋的北派則屬于“調(diào)整派”，他們認為現(xiàn)有省制是基于元代省區(qū)，實為軍事區(qū)域，目的是控制鎮(zhèn)壓百姓，而省界更是犬牙交錯，不符自然，因此，他們主張打破原有省道府州界線，完全以自然區(qū)域為根據(jù)，將全國重新劃分為五十七省。

胡煥庸的分省方案呈交中央設計局之后，被組長黃國璋改為甲方案，將全國分為四十二省，一個地方（即西藏），十一特別市及旅順，威海衛(wèi)，澎湖群島等海軍要塞區(qū)。胡氏讀過之后，連嘆與其研究的結(jié)果，實在出入甚大。黃國璋等人的《縮小省區(qū)計劃草案》則為乙方案，分省方案之爭最終因國民政府敗北而封存。

九三學社總干事

1946年黃國璋回到北平，以中國地學會總干事和北平師范大學地理系主任的身份，重新恢復被戰(zhàn)爭中止的中國地學會，并以中國地學會的名義參加全國12個科學團體在上海舉行的年會，隨后黃國璋在北平師范大學升任理學院院長。

自抗戰(zhàn)以來，黃國璋即善于利用個人交誼和政治關(guān)系掌握資源，爐火純青地將學術(shù)政治與私誼交織運作。黃國璋長袖善舞，熱衷社會活動。早在1943年，黃國璋在重慶結(jié)識九三學社創(chuàng)始人許德珩勞君展夫婦。勞君展（1900-1976），湖南長沙人，出身顯赫之家，祖父曾任兩廣總督，父兄均為地方名流，而黃國璋與勞君展的哥哥勞啟強是老朋友，1946年黃國璋被選為九三學社常務副理事兼總干事。

更重要的是，黃國璋與毛澤東是同學。黃國璋來自湖南湘鄉(xiāng)，與毛的家鄉(xiāng)湖南湘潭比鄰而居，兩人都就讀于湘鄉(xiāng)的東山高等小學，后又同時考入湘鄉(xiāng)駐省中學，因此，1945年黃國璋與各界人士到機場歡迎來重慶參加國共和談的同學毛澤東。1949年1月，黃國璋與北平文化界人士聯(lián)合發(fā)表聲明擁護毛澤東提出的八項和平主張。5月，毛澤東前往北師大看望并宴請黃國璋等湖南師友，并聽黃匯報九三學社的歷史。與此同時，黃國璋積極參與新政協(xié)的籌備工作，并當選為九三學社中央理事會理事兼秘書長。

1950年，黃國璋召集全國地理學界會議，合并北平的中國地學會和南京的中國地理學會，一統(tǒng)地理學，并擔任理事長，地理宗派被政治強行合并，但并未消除南北門戶之見。同年年底，在黃國璋主持下，中國地理學會北京市學會決定配合抗美援朝開展工作，批判過去那種個人的，本位的，門戶之見的作風，并明確地理工作者走向集體工作的方向，最后上書主席毛澤東表決心。

地理界的“學閥”

1950年抗美援朝爆發(fā)之后，留美學者黃國璋在“肅清美帝文化侵略大會”上自我反省，指出他從小在教會學校讀書，深知教會學校是用殖民思想麻醉奴役中國學生。而黃國璋的政治命運早有征兆，黃國璋作為九三學社的元老，本有出席1949年第一屆政協(xié)會議的資格，但因國民政府時期曾赴集中營演講，被著名記者薩空了告發(fā)，黃因此被摒除資格。

1952年3月，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黃國璋因過去的政治社會關(guān)系在北京師范大學作檢討，勉強過關(guān)。不過在九三學社卻發(fā)生問題，黃國璋因太太和女婿均為國民黨復興社社員，被撤除秘書長和理事職務。黃國璋失去最重要的政治身份，同時也失去了政治庇護。

1952年4月，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以及出版總署的地理小組分別致函中國地理學會，指出理事長黃國璋解放前是地理學界的學閥，制造派系，宣傳反動的美國地理學術(shù)。解放后偽裝進步，窩藏反革命分子，竊據(jù)地理學會理事長職位，是人民中國地理學界的極大恥辱，轉(zhuǎn)請即日撤銷其會籍以及理事長等一切職務。

1952年5月，紅色地理學家孫敬之主持召開中國地理學會北京分會第四次大會，指出黃國璋一貫以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立場，在中國地理學界制造宗派，霸占一方。黃國璋隨后自我檢討自己是湖南大地主出身，受帝國主義奴化教育，販賣美國資產(chǎn)階級地理學，與美國文化特務葛德石互相標榜，抬高自己，同時利用各種政治資源往上爬，在中國地理學界制造北派，對抗中國地理學會。

黃國璋聲淚俱下檢討之后，眾人紛紛登臺批判，黃的帽子被扣越來越大，從反動學術(shù)到反動思想，再上升到反動分子，最后當場舉手表決撤銷黃國璋的理事長和會籍，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當眾表示反對，但難挽狂瀾。黃國璋被撤銷中國地理學會的理事長和理事，甚至連會員都未保住，而九三學社好歹還保留了他的社員身份，所以，竺可楨感嘆地理學會的辦法未免過左。

1952年9月，失勢的黃國璋被發(fā)配到陜西師范大學籌建地理系，從此避居西北。1966年“文革”前夕，古稀之年的黃國璋去農(nóng)村開展社教，改造思想，申請入黨。回校之后，“文革”爆發(fā)，黃國璋因與朱家驊等人的關(guān)系，和曾是國民黨復社社員的妻子范雪茵一起被紅衛(wèi)兵輪番批斗，夫婦二人終不堪羞辱，雙雙在家上吊自殺。舊友顧頡剛得知之后，連連感嘆夫婦同時自殺，未識何以致此。

民國地理學界，黃國璋雖與胡煥庸并稱，但是黃國璋的社會活動較多，勤奮程度及學術(shù)成果都不如胡煥庸。同時，出身寒素的胡煥庸只在民國教育界任職，履歷相對簡單，在建國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涉險過關(guān)。而士紳出身的黃國璋社會關(guān)系則復雜的多，教育界之外，涉入政治，終為所累，在建國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即被流放，“文革”更是在劫難逃。

參考資料：

Platt, Robert S.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Archive.

Ellsworth Huntington Papers (MS 1), Manuscripts and Archive, Yale University Archive.

George B. Cressey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Archive.

《竺可楨全集》上海：上?？萍汲霭嫔纾?005年-2007年。

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放_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2007年。

《地理知識》，1950-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