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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5-26 17:52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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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zhí)焱谔镆罢{查中與少數民族群眾交流。受訪者供圖

張?zhí)焱谔镆罢{查中與少數民族群眾交流。受訪者供圖

從“讓每一個學生都會唱自己家鄉(xiāng)的歌”出發(fā)，中國音樂學院教授張?zhí)焱?0多年的田野跋涉踐行著這句話。這些年，她一頭扎進了北方人口較少民族的音樂“冷門”，在達斡爾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等同胞的歌聲中，打撈、傳承瀕危的文化記憶。

2023年，張?zhí)焱撠煹摹爸袊鴸|北無文字少數民族民歌數字化整理及傳承機制研究”獲批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者個人項目，是當年度全國專業(yè)藝術院校唯一的獲批者。

我一頭扎進田野里，開展我國北方少數民族音樂搶救工作，至今已有20多年了。

1999年，我的碩士導師謝嘉幸老師在一次全國音樂教育會議上發(fā)出倡議——讓每一個學生都會唱自己家鄉(xiāng)的歌。

聽到這句話的那一刻，我捫心自問：作為一個東北人，我會唱自己家鄉(xiāng)的歌嗎？不會，真的不會。我接受的是西方音樂教育，學習的是西方的視唱練耳、和聲、曲式分析，練習的是鋼琴。

謝老師這一倡議發(fā)出時，正值世紀之交，彼時中國的音樂文化走到了一個何去何從的歷史拐點。在新世紀到來之際，大家認為需要回看下中國音樂教育走過了一條怎樣的路，哪些經驗可以總結、哪些值得反思，未來的路應該怎么走？

2002年碩士畢業(yè)后，我留在中國音樂學院圖書館工作。當時，學校啟動了一項特色館藏項目——中華傳統(tǒng)音樂文化資源建設。在項目組學術顧問樊祖蔭、喬建中等前輩的悉心指導下，我負責帶領團隊奔赴全國各地采風調研、收集資料。我清晰地記得，2005年8月8日，在大興安嶺深處、古代拓跋鮮卑祖先的居住地嘎仙洞洞口，項目組顧問、著名音樂理論家趙宋光老師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我國北方人口較少民族的音樂研究目前在國內是一片空白，你應該給予更多關注，這是你未來的學術生長點?！?/p>

聽完他這句話，我眼睛亮了，看到了自己應該做的方向。

做這項研究，最重要的便是田野調查。我總結出四點經驗：第一是真誠，真心實意前來請教學習；第二是虛心，把自己當作小學生，放下姿態(tài)，絕不趾高氣揚、高高在上；第三是尊重，尊重他們的文化，心懷敬畏，維護受訪人的知識產權，不將他人成果據為己有；第四是有來有往，真心與受訪人交朋友，采訪結束不是一段關系的終止，而是友誼的真正開始。此外，還要給予受訪人相應的勞動回報。

在這個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自己特別喜歡、也很擅長田野工作。一方面，我有著女性學者在田野調查中具備的獨特優(yōu)勢——細膩與敏銳，另一方面，我的思維偏向具象化，在實踐中學習是我獲取知識、探求真知的有效路徑。我認為，這些在田野實踐中獲得的知識，是真實的知識，是扎實的知識，是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知識。

前兩年，我完成了國家出版基金項目“歌從田野來：中國北方少數民族民間音樂瀕危搶救項目——達斡爾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我和團隊搶救了達斡爾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等北方人口較少民族的瀕危音樂，從近700首民歌中精心挑選出350首，編輯成書。

有人看不起這項工作，認為這只是收集資料，而非真正的研究。但是，如果沒有田野采集的真實可信的基礎資料，所謂學術創(chuàng)新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堅信，只有通過田野調查獲得第一手資料，才能正確回答“有什么”“是什么”，在此基礎上，才能深層解釋“為什么”。

現(xiàn)在，有的學生選擇研究課題時，常說找不到題目，認為某個區(qū)域或課題已被研究過了。這種說法是片面的。只要彎下腰去深耕，任何一個地方都能找到學術的生長點。課題是常做常新的。

20年前，我就開始研究達斡爾族、鄂溫克族民歌。我了解到，他們主要集中分布在內蒙古、黑龍江的一些地區(qū)，但在新疆塔城也有分布。這背后有一段歷史。1763年，清政府下令從東北嫩江一帶征調青壯年官兵，其中達斡爾族、鄂溫克族官兵各500人，攜帶家眷前往新疆戍邊衛(wèi)國、屯田永駐、永不返鄉(xiāng)。當年，這支戍邊隊伍長途跋涉4000多公里，橫跨森林、高原與戈壁，歷時一年零兩個月抵達新疆伊犁，建立索倫營。我是含著淚讀完這段歷史的，內心受到強烈震撼，很長一段時間都沉浸在這段沉重而壯美的歷史中。

當地有很多民歌都與這段遷徙有關。在新疆達斡爾族、鄂溫克族中廣為流傳的《彩云之鄉(xiāng)》，歌中通過唱述盤旋天空的鳥兒眺望東北的姿態(tài)，來抒發(fā)對東北故鄉(xiāng)的眷戀和對親人的思念。

從那以后，我的思想認識有了質的飛躍。此前，我做這項工作更多是出于興趣與好奇，了解索倫營戍邊衛(wèi)國的歷史后，我將北方人口較少民族音樂研究視為責任與使命。我深刻意識到，一個民族無論人口多少，它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貢獻都是獨特的，是不可復制、不可被替代的。

就像把碎了的文物修復完整一樣，2012年，我對分布在內蒙古、黑龍江、新疆的達斡爾族4個方言區(qū)的歌舞進行了全面梳理，完成了博士論文。一年后，我又在中國音樂學院策劃組織了“四方言區(qū)達斡爾族傳統(tǒng)歌舞展演暨達斡爾族傳統(tǒng)歌舞藝術學術研討會”。那次活動匯聚了近百位民間歌者、舞者，以及達斡爾族歷史、語言、服飾、手工等領域的專家與地方學者，開展了扎實深入的跨學科研討交流。這場活動被達斡爾族人稱為“達斡爾族文化發(fā)展史上的里程碑”。

活動最后，來自4個方言區(qū)的達斡爾族人相擁而泣、難舍難分。盡管跨越時空、相隔千里，但以傳統(tǒng)歌舞為紐帶，他們通過展示、交流、研討，實現(xiàn)了相互欣賞、彼此尊重，達到了感情上的高度一致。也正因為做了這些事，達斡爾族非常認可我。達斡爾族有一首經典民歌《心上人》，他們說：“張?zhí)焱俏覀冞_斡爾族的心上人?！?/p>

他們對我的認可、接納與厚愛，是榮譽，更是責任。我想要為他們做更多有意義的事。

敖麗芳原本是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招待所的服務員，天生一副好嗓子，后來調入呼倫貝爾歌舞劇院成為專業(yè)演員。2013年夏天，劇院領導請我?guī)桶禁惙荚趯W校找一位資深聲樂老師指導。但我屢屢碰壁，最后，我找上了吳碧霞老師。當時吳老師懷有身孕，孕期反應強烈。我硬著頭皮對吳老師說：“碧霞老師，我代表13萬達斡爾族人，懇請您收下敖麗芳這個學生！”吳老師被我的誠意打動，無條件收下了她，悉心指導。結業(yè)時，我與吳碧霞老師一起為敖麗芳策劃了獨唱音樂會，這也是達斡爾族歷史上的首個獨唱音樂會。如今，敖麗芳已成為達斡爾族最具代表性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

常有人問我，怎么選了這樣“冷門”“小眾”的事業(yè)，投身了一個研究人口少、地域偏遠，注定成不了社會和頭條“熱門”的領域？

的確，從人口數量看，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赫哲族等都是人口較少民族；從空間距離看，居住地十分偏遠。即便是現(xiàn)在，想要拜訪居住在大興安嶺地區(qū)白銀納鄉(xiāng)白銀納村的國家級非遺傳承人關金芳老師，從北京出發(fā)到她家，仍需4天3夜。需要先乘飛機，再坐綠皮慢火車，接著轉大巴，最后拼出租車才能到。去年暑假，我?guī)W生在村子里住了3宿，我們七八個人分別住在3家民宿，全村只有一家小飯店。

這個過程中，我也有過思想波動。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得知我認識的一位作曲家獲得了“五個一工程”大獎。據他本人說，他找別人要了幾首采錄的民歌，構思了幾天就寫出一首民族風格聲樂作品，隨即獲獎。那天，我正在新疆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四牛錄（大隊）錄制錫伯族民歌?？吹竭@條新聞，心情復雜，覺得自己天天鉆深山老林、農村牧區(qū)，到那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克服各種困難去收集采錄民歌，圖個啥呢？不過，這種想法只持續(xù)了不到半小時，我便釋然了，繼續(xù)投入工作。

這幾年，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項目備受關注，也獲得了諸多政策支持。有人羨慕我踩上了“風口”，“迎合”了時代。但其實，無論“冷”與“熱”，這都是我20多年前就決心做好的事業(yè)，我只是做了自己認為正確的事。

當然，學者不能只停留在著書立說，還要理論聯(lián)系實際，既要做好調查研究者、保護者，也要做好傳承者與發(fā)展者。

這些年，我一方面抓教學傳承，以學校開設的民歌課程為基礎，組織學生成立第二課堂“新山歌社”，舉辦了60多期非遺傳統(tǒng)民歌進校園活動。另一方面，我定期在國家大劇院舉辦民歌講唱會，邀請各地非遺傳承人登上舞臺，推動民歌在更大范圍社會化傳播。

回望過往，我做了這么多事，其實始終踐行的就是謝嘉幸老師當年的那句話——讓每一個學生都會唱自己家鄉(xiāng)的歌。我曾感慨地對謝老師說：“老師啊，您的一句話，就是我的一輩子?！?/p>

一塊石頭，也可以改變河流的方向。我愿做這樣一塊石頭，即便身處少人問津的“田野”，也堅守初心，讓瀕危的傳統(tǒng)民歌匯入生生不息的文化長河，激起奔涌的浪花，讓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音樂文化歷久彌新、生生不息。

（中國教育報記者 梁丹 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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