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性地位極低"——這句話，你可能從小聽到大。但如果穿越回漢代，你會發(fā)現(xiàn)，有些事情恐怕要顛覆你的想象。

漢代女性能主動提出離婚，離了還能再嫁；她們的嫁妝是受法律明確保護的私有財產(chǎn)，丈夫無權(quán)染指；她們甚至可以擔(dān)任一家之主，繼承爵位，掌管家產(chǎn)。這不是個例，這是寫進漢代法典里的制度安排。

當(dāng)然，說漢代女性"地位很高"，也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她們依然活在一個男權(quán)主導(dǎo)的社會里，約束與壓迫從未消失。歷史的真相，往往比"極高"或"極低"這樣的簡單判斷，要復(fù)雜有趣得多。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漢代女性的真實處境。

一、法律寫明了：漢代女性可以"當(dāng)家作主"

先說一件讓很多人意外的事：漢代的法律，是明確允許女性擔(dān)任戶主的。

這不是口頭說說，是有出土簡牘為證的。1983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張家山的漢代竹簡，其中有一部叫《二年律令》，是西漢初年頒行的法律文本。其《戶律》明確規(guī)定：

"民大父母、父母、子、孫、同產(chǎn)、欲相分予奴婢、馬牛羊、它財物者，皆許之。"

更關(guān)鍵的是，《置后律》里進一步規(guī)定，在沒有男性繼承人的情況下，女兒可以繼承父親的爵位和戶主身份，寡妻也可以在亡夫之后撐起整個家。換句話說，漢代女性在法律層面，是有資格"當(dāng)家作主"的，這在后世相當(dāng)長的歷史時期里，都是難以想象的事情。

除了戶主身份，財產(chǎn)權(quán)同樣受到保護。漢代法律規(guī)定，妻子出嫁時帶來的嫁妝，屬于她本人的私有財產(chǎn)。如果夫妻關(guān)系破裂、妻子被遣出家門，夫家必須歸還全部嫁妝，不得克扣。這條規(guī)定看似簡單，放在整個古代中國的制度史上來看，卻是相當(dāng)有力的對女性財產(chǎn)權(quán)的保障。

二、婚姻里的主動權(quán)：離婚、再嫁，都不是稀罕事

說到婚姻，漢代女性的處境同樣比后世寬松得多。

我們都知道"休妻"這件事——丈夫可以單方面休棄妻子。但在漢代，妻子也是可以主動提出離婚的，而且社會上對此并沒有太強烈的道德譴責(zé)。離了婚的女性再嫁，在漢代是相當(dāng)普遍的現(xiàn)象，史書里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并不會被視為"失節(jié)"。

更有意思的是，漢代的法律文書和民間契約里，留下了不少女性主動提出離婚的真實記錄?？脊懦鐾恋木友訚h簡和敦煌漢簡中，就有所謂"休書"的實物，其中不乏妻方主動出走或協(xié)議離婚的案例。這說明"離婚"在漢代并非只是男性手里的單向武器。

至于再婚，漢代對女性的再嫁幾乎沒有制度性的障礙。班昭在《女誡》里雖然寫過"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倡導(dǎo)女性守節(jié)，但彼時這更多是一種道德勸說，尚未上升為法律約束?，F(xiàn)實中，從平民到上層社會的女性，再嫁都極為普遍。漢武帝的母親王娡，就是帶著一個女兒從前夫家改嫁入宮的，史書對此毫無避諱地直接記錄，毫無貶斥之意。

這種相對寬松的婚姻環(huán)境，根源在于漢代社會尚處于禮教全面滲透之前。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主張，儒家思想開始確立統(tǒng)治地位，但彼時儒家的禮教觀念在社會層面仍屬于"進行時"，遠未達到宋明理學(xué)之后那種深入骨髓的程度。所以在西漢前期，女性所受的束縛，確實比后世要輕不少。

三、她們的另一面：壓迫從未真正缺席

說了這么多漢代女性"相對自由"的一面，也必須說說另一面——因為歷史是復(fù)雜的，不能只撿好聽的說。

漢代社會確實在向強化夫權(quán)的方向演進，而且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從西漢中期開始，官方開始主動表彰守節(jié)的婦女，以物質(zhì)獎勵鼓勵女性拒絕再嫁。這個政策導(dǎo)向的后果很直接：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守節(jié)，甚至出現(xiàn)了因守節(jié)而自殺的慘劇。到了東漢，這種風(fēng)氣進一步強化，班固在《白虎通義》里對"三綱五常"進一步闡釋，夫權(quán)被系統(tǒng)性地強化為意識形態(tài)。

宮廷女性的處境更為極端。西漢初年，禮教觀念尚不嚴(yán)苛，宮中女性還有機會出宮還家，甚至改嫁。但到了武帝之后，"一與之醮，終身不改"觀念大行其道，宮女出宮的機會近乎斷絕，困守深宮、生死由人，成了絕大多數(shù)宮廷女性的真實處境。

至于下層女性，處境則更為艱辛。漢代律令雖然寫明了對女性的某些保護，但這些保護能不能落實到現(xiàn)實生活里，是另一回事。漢代仍是一個嚴(yán)格的等級社會，大量下層平民女性，在饑荒年間被典賣為奴為婢的情況屢見不鮮。漢高祖和漢光武帝雖然都曾下詔，規(guī)定因饑荒自賣為奴者可以"免為庶人"，但政令能覆蓋多廣、能落實多深，本身就是一個大問號。

四、從竹簡里走出來的真實女性

歷史不只是制度條文，更是一個個真實的人。

1985年前后，揚州博物館在江蘇儀征胥浦鄉(xiāng)清理一批漢代墓葬，其中101號西漢墓出土了一份書面遺囑，叫《先令券書》，全文272字。這份兩千年前的法律文書，讓我們得以窺見一個普通漢代家庭幾十年的真實故事。

西漢平帝元始五年，也就是公元5年，廣陵國新安里的一間草廬里，一個中年男子生命垂危。他姓朱名凌，字子真，是當(dāng)?shù)乇∮屑耶a(chǎn)的一家之主。他把老母親、鄉(xiāng)里的基層官吏，以及親族代表都叫到榻前，開口第一句話就頗為"勁爆"：

"我們家兄弟姐妹一共六人，有三個不同的父親。"

這句話背后，是他母親朱夫人幾十年的復(fù)雜人生。朱夫人早年嫁給朱孫，生了四個孩子，日子原本平靜。丈夫朱孫去世后，她帶著四個未成年的孩子，獨自支撐家業(yè)。西漢對女性守節(jié)沒有強制要求，朱夫人考慮到孩子年幼、家產(chǎn)難以外移，就先后招了兩任贅婿上門，分別是吳縣人衰近君和曲阿人病長賓，又各生了一個孩子，這才有了后來的六個同母異父的子女。

這樣的家庭，放在任何時代都夠復(fù)雜的。孩子們長大成人之后，各有各的境遇。長子朱凌和次子子方分家立業(yè)，發(fā)展得都還不錯，但二女兒仙君和小女兒弱君嫁人后過得拮據(jù)，"貧毋產(chǎn)業(yè)"，朱夫人就把家里幾塊田地借給兩個女兒耕種，幫她們渡過難關(guān)。

最讓朱夫人頭疼的，是小兒子公文。這孩子十五歲就從家里分出去單過，朱夫人當(dāng)著鄉(xiāng)里眾人的面抱怨："自打出去，未嘗持一錢來歸。"后來公文還犯了事，"傷人為徒，貧無產(chǎn)業(yè)"。按朱夫人的意思，這個兒子她是不大待見的。

但意外的是，朱凌和這個同母異父的弟弟關(guān)系極好。朱凌死后，奔走各地收取親友賻贈的，正是公文。而朱凌臨終前，也力主把兩個妹妹借走的田產(chǎn)到期歸還后，再轉(zhuǎn)借給公文。面對長子的最后請求，朱夫人沒有拒絕，只是叮囑公文：田地只能自己種，不許轉(zhuǎn)賣或借貸給別人。

這就是《先令券書》最終落定的樣子。

朱夫人的故事，既不是后世禮教壓迫下那種完全失去主體性的女性，也不是現(xiàn)代人想象中自由瀟灑的"獨立女性"。她在漢代法律給她的空間里，獨自扛起了一個六口之家的命運，用招贅保住了財產(chǎn)不外流，并為每一個孩子做了安排，在母親身份與家長權(quán)威之間反復(fù)拿捏。她與長子朱凌之間，也不是沒有分歧，但最終的《先令券書》，與其說是誰勝了誰，或者男性戰(zhàn)勝了女性，不如說是親情與孝道共同作用下，這一家人反復(fù)商議后達成的一個體面的結(jié)局。

這或許才是漢代女性真實處境最誠實的縮影。

文史君說

漢代女性的故事，之所以值得今天的我們回頭看，不是因為她們"超前"，而是因為她們"真實"。那些寫在竹簡上的法律條文，那些出土文書里拼湊出的人生軌跡，共同告訴我們：歷史上的女性處境，從來不是一句"地位低下"或"相當(dāng)自由"就能概括的。制度可以提供保護，也可以制造壓迫；禮教可以是道德勸說，也可以演變成鎖鏈。從西漢初年到東漢末年，短短兩三百年間，漢代女性所能擁有的空間，已經(jīng)悄悄收窄了許多。而真正讓這種收窄加速的，不是某一個皇帝的一道命令，而是意識形態(tài)一點一滴向日常生活滲透的漫長過程。這一點，讀懂了，也就讀懂了此后中國女性幾乎長達兩千年的歷史命運。

參考文獻

彭衛(wèi)：《漢代婚姻形態(tài)》，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揚州博物館：《江蘇儀征胥浦101號西漢墓》，《文物》1987年第1期。

陳平、王勤金：《儀征胥浦101號西漢墓〈先令券書〉初考》，《文物》1987年第1期。

顧麗華：《漢代婦女生活情態(tài)研究》，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文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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