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天（蔣立冬 繪）

康熙四十七年（1708）太子胤礽被廢，長達十余年的儲位之爭由此開啟，最后以雍正登基告終。但這段歷史歷來爭議不斷，“九子奪嫡”既是民間演繹的熱門，也是學界聚訟的焦點。中華書局最新出版的《真事隱：康熙廢儲與正史虛構》以一份塵封羅馬三百余年的外文記錄為突破口，揭示雍正登基后如何通過歷史編纂隱去真相，為懸案提供關鍵新證。作者孫立天為紐約市立大學歷史學博士，著有《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商務印書館，2024年），Jesuit Mission and Submission: Qing Rulership and The Fat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1644-1735（Brill，2021）。在《上海書評》的專訪中，孫立天拆解新史料與正史記載的種種出入，探討這些發(fā)現(xiàn)如何為逼近歷史真相提供新可能，并回應了新書出版以來的熱議與質(zhì)疑。

《真事隱：康熙廢儲與正史虛構》，孫立天著，中華書局，2026年2月出版，476頁，78.00元

耶穌會士紀理安（Kilian Stumpf）寫下的《北京紀事》記錄了傳教士在康熙朝的所見所聞，其中包括康熙廢太子期間發(fā)生的事件，是《真事隱》一書用以對照清代官方記錄的核心史料。它的可信度可以說是整個研究的“地基”。請您談談為什么這份記錄是可靠的、具有突破性的，以及您是如何留意到這份資料的？

孫立天：傳教士寫下的信件和報告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材料，中外的清史研究者都在使用。而《北京紀事》之所以能在三百年后的今天成為一份新材料，是因為它發(fā)回歐洲以后被教廷雪藏了，原因是其中有些部分與羅馬教廷當時的宗教觀點有沖突。一直到2000年左右，才有學者組織對其進行整理和翻譯。《北京紀事》的第一卷在2015年出版，第二卷在2019年出版。我的前一本書《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大量使用了第一卷和第二卷的資料?！墩媸码[》用到的是2024年出版的《北京紀事》第三卷中的材料，可以說這次是之前研究的一個延續(xù)。

在歷史研究中，各種記錄就是證據(jù)，當然可靠性是首先要思考的。所有書寫的記錄，我們都可以看成證人的口供，那么在考慮記錄的可靠性的時候，標準大概也是和現(xiàn)在法庭上思考證人口供可靠性的標準相類似。一是記錄者與所記錄事件現(xiàn)場的距離和相關性。傳教士紀理安以及其他幾位北京神父當時都是能夠出入皇宮內(nèi)廷之人，也是能夠面對面接觸到康熙、太子以及諸位皇子的人。二是利益相關性?！侗本┘o事》是即時書寫的材料，同時寫完后就發(fā)回了歐洲，在寫作時，傳教士完全不知道后來十多年發(fā)生的事。因而他們的寫作沒有后見之明。而且他們當時所寫內(nèi)容，目標讀者是羅馬教廷，因而他們所記錄的宮中之事沒有理由會編造打磨。所以這是一份特別，而且有可信度的材料。

《北京紀事》原始稿件以拉丁文寫成，現(xiàn)藏于羅馬耶穌會檔案館。

紀理安（Kilian Stumpf）1655年生于德國維爾茨堡，1720年卒于北京。左圖為紀里安墓碑拓片，墓碑現(xiàn)存北京行政學院。右圖為維爾茨堡神學院的紀利（理）安紀念匾。

您的研究指出《北京紀事》和雍正朝編訂的康熙朝《實錄》記載有所不同，認為雍正登基后刻意篡改康熙朝《實錄》。請您逐一談談其中涉及的幾個核心問題，首先是廢太子。您認為，太子被廢是因為罹患無法治愈的精神類疾病，是真病，而非許多現(xiàn)當代學者認為的托辭或借口；而康熙復立太子，則是因為相信破除“鎮(zhèn)魘”的巫術奏效，他真的認為太子被治好了。一般認為，廢除一國儲君這樣的政治大事件，涉及復雜的派系斗爭，背后多是那些昭告天下的文字之外的權謀較量。但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您更傾向于從“家事”“個人”的角度去解讀？換言之，權力之巔的人與事，是否可以用常人的邏輯去理解？

孫立天：我對康熙廢太子的解釋轉(zhuǎn)向“個人”和“家事”的想法，其實并不是源于《北京紀事》，而是來自一個被學界低估的清史資料發(fā)現(xiàn)：《本朝題駁公案》中收集的一些康熙晚年朝廷公布的邸報?！侗境}駁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2019年資助出版的古籍，并不是一部傳統(tǒng)清代政治史研究會用到的材料。由于該書的底本刊刻于康熙去世前二年，也就意味著這是一份沒有經(jīng)過雍正和乾隆影響的材料。2023年，北京大學的毛亦可在《清史研究》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介紹了這本書中收集的幾份邸報，正好與康熙廢太子問題相關。盡管從內(nèi)容上說，幾份邸報并沒有帶來多少新知，都是《實錄》中已經(jīng)記載過的康熙說過的話；但這里蘊含著一個重要的資料性質(zhì)轉(zhuǎn)變，也就是邸報的存在表明那些康熙對于廢太子的評論是曾經(jīng)全國公開的信息。

這就像一段私密的錄音。錄音中所講的內(nèi)容固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甚至會改變錄音內(nèi)容性質(zhì)的，是我們知道了錄音中講話的環(huán)境和面對的聽眾。之前，清史學界一直懷疑關于太子有病的記錄是康熙談到廢太子相關問題時的托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清楚那些記錄的性質(zhì)，不知道到底那些記錄是康熙跟某些大臣私下講的，或者是雍正朝的史官根據(jù)一些資料推斷出來寫到《實錄》中去的?，F(xiàn)在邸報的發(fā)現(xiàn)，不僅證實了康熙確實說過相關的話，而且還是公開對著全國說的。甚至在第二次廢太子后五年，康熙還在說太子得病的事，對著全國公開說出了他一直希望太子的病能好。也就是說，康熙當年就已經(jīng)主動向全國解釋過相關廢太子的問題。細讀邸報文本，就能發(fā)現(xiàn)，康熙的解釋就是立足于“個人”和“家事”之上。

而且邸報中呈現(xiàn)的康熙對廢太子問題“個人”和“家事”化的解釋，也和傳教士的《北京紀事》對康熙廢太子問題的記錄基調(diào)一致，兩者之間在我看來起到了互相印證的效果。

不過，我也想說我偏向“個人”和“家事”化的解釋并不表示我認為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或者因素，只是我個人對這段歷史的解讀偏向“個人”和“家事”。這就像司馬遷寫項羽之敗，文中他以項羽的口吻寫出了項羽或者當時人認為的失敗原因，同時在文章最后他又寫了他認為的原因。實際上到底是什么原因并沒有標準答案，應該是讀者來感受和認定哪種說法更有道理。

康熙朝《實錄》

《圣祖仁皇帝實錄》中記載廢黜太子緣由（康熙四十七年九月）

另一個發(fā)現(xiàn)關乎“奪嫡第一案”張明德案。《北京紀事》指出始作俑者是皇四子胤禛，他向康熙皇帝告發(fā)相面之事，以此對付皇八子胤禩，開啟了奪嫡之爭，由此捅破了四阿哥和八阿哥的“塑料兄弟情”。能否請您結合《北京紀事》與《實錄》不同的地方談談此案？

孫立天：康熙的《實錄》是雍正年間的史官編撰的。這里不會出現(xiàn)對雍正不利的記錄是可以想見的。在《實錄》中，還是皇四子時的雍正被塑造成了清心寡欲、心無旁騖和無心儲位的皇子，同時皇八子等被塑造成了他的反面：結黨營私，處心積慮地爭奪皇位。但對于《實錄》中的皇子形象和人設塑造，我們一直缺乏其他資料來印證或者證偽其中的記錄。在這個背景下，《北京紀事》作為一份新材料，為我們比對《實錄》中記錄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奪嫡第一案”的相面人張明德案，是電視劇中都演到的橋段，早已被歷史愛好者熟知?！侗本┘o事》和《實錄》記載這個案件的發(fā)生發(fā)展時，細節(jié)上有諸多差異。比如《實錄》中記錄的該案始作俑者是大皇子，而《北京紀事》中記載的是皇四子。像這樣的不同就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如果我們相信《北京紀事》中的記錄，那《實錄》中的記錄哪些又是可信的，哪些又是不可信的？

《真事隱》其實并沒有為這些問題找到答案，只是希望通過呈現(xiàn)各種歷史細節(jié)記載上的差異引起對歷史記載真實性問題的關注和探討。

皇四子胤禛

皇八子胤禩

關于雍正即位，歷來有“繼位說”和“篡位說”之爭。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胡祥雨教授在給《真事隱》寫的書評中認為，您距離“雍正非法繼位的結論”“只差臨門一腳”。您是否有意止步于此，能否談談寫作時的考量？

孫立天：其實雍正到底是合法繼位還是篡位完全不是《真事隱》企圖討論的問題。只是這個問題，大家都很關注，加上我的書中許多內(nèi)容又和康熙朝的儲位有關聯(lián)，這樣許多讀者自然而然會把《真事隱》聯(lián)系到雍正的繼位問題上去?！墩媸码[》的主要關注點就是書名三個字所言，講真事如何被隱藏起來的問題。全書用康熙廢立太子作為一個案例，來為大家呈現(xiàn)歷史被虛構的過程和操作手法。盡管書中展示了雍正時代歷史撰寫中的各種不實，但這些并不表示我覺得雍正是篡位或者說用非正常手段獲取了皇位。如果大家仔細想想，就會發(fā)現(xiàn)篡改歷史和篡位完全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所以我在書中沒有論述雍正繼位問題，并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考慮，實在是限于資料，我并沒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發(fā)表有別于前人研究的觀點。全書跟雍正繼位問題最相關的是關于年羹堯的部分。我提出年羹堯并沒有為雍正登位做出過貢獻，他是在雍正登位以后，才投靠到雍正那里的。而編造年羹堯相關歷史的就是雍正自己。

雍正繼位問題是清史百年來最受關注的疑案。胡祥雨教授評論我對破解該問題“只差臨門一腳”。對我來說，這不是遺憾，而是褒獎，似乎《真事隱》中提供的材料使我們離破解該案又推進了一些。如果《真事隱》能夠觸發(fā)大家的靈感，想到一些新思路、新視角來看待這樁疑案，那我就很滿足了。

康熙第一次廢太子后，滿漢群臣都推舉皇八子，康熙不同意。關于否定皇八子的理由，《北京紀事》給出了康熙朝《實錄》中從未出現(xiàn)過的說法，是紀理安從康熙身邊的奴才趙昌那里聽說的，您翻譯為：“皇八子肯定是很有天賦的，但是從行軍打仗的要求上說，他不夠強硬?！边@里您進一步總結為，皇八子的“武”不行，進而指出康熙立儲的標準是“武”。這是本書的核心論斷之一。后續(xù)的幾個結論，如康熙屬意傳位的人選其實是領兵出征的皇十四子胤禵，雍正朝刻意不提“武”的標準（因諸皇子中他在“武”方面是墊底的），都基于這個前提。但是，康熙立儲標準這一重要判斷，只有這一個間接的消息來源，是否略顯武斷？是否有其他的資料可以支撐這個論斷？

孫立天：確實，康熙不選皇八子是因為其“武”不行只有一條傳教士的記錄。本書采信這個說法基于直接和間接的兩方面原因。直接原因是康熙剛?cè)蚊嘶拾俗庸芾韮?nèi)務府和京城中的事務，相當于康熙剛確認過皇八子的內(nèi)政治理能力，或者用傳教士的說法，是政府治理能力。而當群臣推舉皇八子為新太子時，康熙用“武”不行來堵住眾人之口，是最有可能，同時也是最有說服力的理由。

間接的原因，“武”也是最符合康熙朝大環(huán)境的一個理由?？赡茉谥袊鴤鹘y(tǒng)強調(diào)文治的歷史記錄中，我們已經(jīng)忽略了康熙是一個戰(zhàn)時皇帝。首先，他自己幾乎每年都帶著皇子多次出行狩獵，強調(diào)滿蒙的軍事傳統(tǒng)。其次從康熙1669年鏟除鰲拜到其1722年去世的五十三年中，三藩之亂加收復臺灣共計十年，之后又是與噶爾丹的西北拉扯，前后持續(xù)超過十五年，晚年西北、西藏一線的戰(zhàn)斗從1715年到其1722年去世持續(xù)了八年。也就是說，康熙在位的一大半時間都處于熱戰(zhàn)中。就是在其相對平靜、幾次南巡的1700年代，還有零星的反清復明之事需要處理。1708年廢太子這年，他和江南的官員還在處理朱三太子案。他是一直到去世前都還在調(diào)兵遣將，籌備前線戰(zhàn)事的皇帝。所以說康熙選擇儲君注重“武”符合康熙一朝的實際情況。

當然，這是我在新發(fā)現(xiàn)的資料基礎上所做出的新解釋。關于康熙晚年之事，由于受資料所限，民國以后基本就沒有出現(xiàn)新的資料可供分析康熙立儲的標準。《北京紀事》是幾十年來難得出現(xiàn)的一套新材料，而且它是公開出版的資料，并非特藏史料，我也希望未來能看到同行利用這份資料，在這個問題上能做出新的解釋。

《北京紀事》英譯本第三卷（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 Volume III: January 1708 - February 1709，by Kilian Stumpf SJ, translated by Paul Rule, Claudia von Collani，Brill，?652 pp.，US$156.30，July 2024）

您以《西征隨筆》考證高士奇、索額圖、太子的史事，有讀者認為推測多于論證，并且對《西征隨筆》的史料性質(zhì)提出疑問，您怎么看？

孫立天：讀者的感覺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書中基于《西征隨筆》的考證部分就是推測。歷史跟許多學科的研究一樣，在探索新知的過程中，基于已有材料的合理推測是推動研究的重要步驟。推測，或者有些學科叫猜想，是展示可能性的手段?！墩媸码[》的內(nèi)核是一本學術研究作品，許多章節(jié)都是在做前沿的學術問題探索，所以一些書寫方式會與許多讀者已經(jīng)習慣閱讀的那種介紹歷史定論的作品不同。

在用《西征隨筆》考證高士奇、索額圖、太子問題時，其中的核心是索額圖之死。索額圖之死是清史中的空白，他的死除了官方《實錄》留下的幾段互相矛盾的記錄外，沒有其他記錄。索額圖曾經(jīng)權傾一時，在康熙一朝活躍了三十多年，但他的死在檔案中沒有記錄，現(xiàn)在連他哪年出生都不清楚，什么時候死的也沒有說法，只是大概知道一個范圍。在沒有多余的歷史材料的情況下，以前的學者只能將就使用官方《實錄》中的記載，猜想索額圖可能有謀反之心或者政治上出了問題，才導致康熙要秘密地把他處決了。

但隨著研究的深入，這種說法越來越站不住腳。最直接的就是發(fā)現(xiàn)索額圖被殺后，他的兩個兒子依然在宮里當差，絲毫沒有受到影響，這就說明索額圖肯定不是因為謀反或者什么政治原因被殺。在這種情況下，索額圖之死就沒有了解釋。但對于康熙廢太子問題，索額圖又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每次康熙說到廢太子就會提到索額圖。如果我們把這種在歷史中完全沒有線索的事件想象成一個丟失的小孩的話，那么尋找的第一步是確定方向，比如以前一直在往北方尋找，但我們已經(jīng)有足夠的理由確認不是在北方后，那么下一步怎么辦？就是通過蛛絲馬跡重新確定尋找的方向?！墩媸码[》在做的其實就是給出一個可能的新方向。探索歷史秘案大概和案件偵破一樣，在我們細分破案環(huán)節(jié)以后，就會發(fā)現(xiàn)偵破往往都始于確定了一個可能的方向之后。

索額圖之死，《西征隨筆》中還藏了一條線索，說是跟高士奇相關。《西征隨筆》原始是手寫本，被雍正收繳后就藏在宮里，民國發(fā)現(xiàn)后整理出版。所以這條線索也并不是什么新發(fā)現(xiàn)，只是以前清史學者不相信高士奇這個沒有實權的漢官能扳倒索額圖這樣的滿清貴胄。從史料角度說，《西征隨筆》是在《北京紀事》和《本朝題駁公案》以外，我在書中使用到的第三份重要的材料。我在《真事隱》中花了相當?shù)钠鶃碚撌觥段髡麟S筆》成書過程，以及該書在當時的地位。我通過展示高士奇與康熙的私交關系，來說明高士奇扳倒索額圖是有可能的，并推測索額圖之死，可能是在私生活，以及涉及太子的一些家事中出了問題。因而康熙不能繼續(xù)容留他。

整體來看，我是沿著《西征隨筆》留下的線索為破解索額圖之死重新搭起了一個框架。在這個框架中，高士奇又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這也是為什么《真事隱》中會出現(xiàn)很多篇幅來講高士奇這個很少在康熙儲位研究中出現(xiàn)的人物。這個框架我是立起來了，但其是否能立得住，還有待學界反饋和時間的檢驗。

最后我想說的是基于《西征隨筆》寫出的高士奇、索額圖以及太子的部分，還有讀者反饋有懸疑感，但論證又不嚴密?！墩媸码[》中的懸疑感并非我有意構建，是零散存在的歷史材料就是有那么多懸而未決的疑問存在，只是我把它們展現(xiàn)了出來；但《真事隱》是歷史研究，不是小說，因而我只能在有限度的情況下做一些推測，并沒有可能像真的懸疑小說那樣做出各種安排，邏輯緊嚴地為懸疑結案，讓大家有一個暢快淋漓的閱讀感受。歷史秘案有可能會像現(xiàn)實中的一些案子一樣，永遠都只有猜測，沒法結案。希望讀者能夠接受這種探討可能性的歷史書寫。

雍正讀書像

書名“真事隱”來自《紅樓夢》。事實上從上一部著作《康熙的紅票》開始，您似乎就對《紅樓夢》情有獨鐘，甚至有讀者將您筆下的廢太子與《紅樓夢》中角色相對應。您是怎么考慮的？

孫立天：我對《紅樓夢》并沒有太深入的研究。但從理論上，我認為《紅樓夢》是康雍乾時代人情世故、市井民生的反映。由于我的研究中側(cè)重于把帝王家事也放到現(xiàn)實之中的人情世故里去理解，因而我用到了一些《紅樓夢》中的橋段。但具體細節(jié)上《紅樓夢》中人物在現(xiàn)實中可能是哪些人物，我完全沒有關注過。

《康熙的紅票》出自您的博士論文，歷時十多年才寫完，為什么《真事隱》僅幾個月就完成了？

孫立天：看過《康熙的紅票》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其中涉及康熙晚年儲位之爭對傳教士的影響。我在寫博論的時候，對儲位之爭做過深入的研究，留下許多心得的記錄，我曾經(jīng)希望從傳教士角度入手，能為這個大家都關注的問題帶來新知。但經(jīng)過比較長時間的探索后，我并沒有發(fā)現(xiàn)新東西可寫。我在《康熙的紅票》中只是簡略觸及了儲位的問題。

這次在看了《北京紀事》第三卷的新材料后，觸發(fā)了我以前的許多思考，很多我之前覺得無解的問題，一下打通了。一般一個課題從收集資料，閱讀相關研究，再到匯總想法，最后再到成書，都會耗時數(shù)年?！墩媸码[》這次機緣巧合正好是我以前研究過問題的延續(xù)，因而這次的時間主要是花在了寫作上，所以全書能夠比較快地完成。

您目前出版的著作都圍繞康熙、雍正兩朝展開，能否談談您對這兩位皇帝的個人感受？

孫立天：康熙和雍正兩人批閱的滿漢朱批奏折，是我了解二人想法的主要來源?？滴跻簧恼巫孕艁碜运_疆辟土、實打?qū)嵉某煽?。歷史上許多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權就是在北方統(tǒng)治，而康熙統(tǒng)一了南方。他在平定三藩之亂時，有一些決定是他頂著朝臣的反對做出的，但他最后贏了，這是他的政治資本。還有他平定西北，開疆擴土，這些都是無可爭議的戰(zhàn)績。所以康熙在當時作為皇帝受到擁戴，并不僅僅是因為他擁有皇帝這個頭銜，而是他在各方面成績真的讓文武官員心服。包括后來的乾隆，都已經(jīng)貴為皇帝，還將被康熙這個爺爺帶過作為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但雍正沒有康熙的這些資本。年輕時，他就不是受眾人擁戴的皇子，上位以后又被這樣那樣地懷疑。當然史書里，我們可以在文治中找到雍正的種種成就。但就以爭戰(zhàn)起家的滿清王朝來說，雍正沒有拿得出手的戰(zhàn)績，這注定了他沒有康熙那樣的底氣，也就沒有康熙的心態(tài)。這是他的行事中多疑的原因。從歷史研究來說，我認為兩人不同的人生經(jīng)歷是理解他們不同行事風格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