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西方古典與中國文化相遇？這是進入中國的西方古典學終將面對的根本問題。提出這個問題不意味著，西方古典必須借助古典學與中國文化相遇，但反過來，進入中國的古典學倒需自問，它能否促成相遇的發(fā)生？

誠然，向今日中國的古典學界提出上述問題，免不了招來迂闊之譏。有人會報以冷淡的沉默，也有人會起而反駁：這個問題并非西方古典學進入中國的當務之急，也不見得是未來的任務；即便是，那個未來距離我們還很遙遠，眼下不值得為之操心；當務之急是“原原本本地”把古典學這門學科引進來，讓它作為純粹的學術存活下來，快速發(fā)展，繁榮起來。這些人大抵屬于學院中人，抱持專業(yè)的、職業(yè)的、為學術而學術的立場，為行文方便，此處簡稱“學術派”。

《荷馬禮贊》（1827年），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讓·奧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爾作品

據(jù)“學術派”看來，面臨當務之急，要從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兩方面雙管齊下。前一方面，最便捷的辦法莫過于仿效西方高校成熟的古典學學科建制，從教學、課程體系和人才培養(yǎng)到學術研究的規(guī)劃、學術交流的組織和學術網絡的構建等各方面逐一復制，最終形成獨立且完善的古典學系科，有能力培養(yǎng)從事專業(yè)研究且達到國際標準的中國古典學者，建立起自主生長的學術傳統(tǒng)。這無疑是一個曠日持久的過程，非幾代人之功難見成效。因此，眼下還要優(yōu)先考慮后一方面，即“原原本本地”引入西方古典學的學術研究，以此來推動學科建設。這里所謂的“原原本本”，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像當下西方古典學研究所是的那樣引入；二是像古典學研究應該是的那樣引入。（至于另一層含義，即借用西方語言尤其是英語，像西方古典學者那樣從事研究并發(fā)表成果，類似國際自然科學界的通行做法，已不再與中國文化維系直接的關聯(lián)，姑且不論。）

第一種“原原本本”，要求如其所是地展現(xiàn)當下西方古典學研究的前沿性和豐富性，盡可能把各種不同路徑、方法、學派和思潮悉數(shù)引入。此種思路的一個集中體現(xiàn)，是近年來陸續(xù)出版的以引介當代西方古典學研究取向和成果為宗旨的學術叢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西方古典學研究》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起面世，迄今共出版兩輯，第一輯30種，第二輯40種）。叢書“總序”稱，“古典學已經發(fā)展成為以多學科的視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臘羅馬文明的一個現(xiàn)代學科”。根據(jù)這種理解，叢書被精心設計成涵括四個大類的著述，前兩類為學術研究，后兩類為學術研究所需的基本文獻（包括古典文獻的漢文譯注和稀見古典文獻的英譯匯編）以及參考工具書。進一步看，前兩類當中的第一類為“我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第二類為“國外學者的研究論著”，這兩個類別實際上彼此呼應，因為第一類著述出自“具有國際學術視野”的中國西方古典學研究者，“代表了我國西方古典學研究的前沿水平和發(fā)展方向”，第二類則“選擇翻譯出版在一些重要領域或是重要問題上反映國外最新研究取向的論著”?？梢?，“前沿性”是叢書最為看重的標準，而中國的西方古典學研究者所代表的“我國西方古典學研究的前沿水平”大抵吻合“國外最新研究取向”亦即歐美古典學界的“前沿性”。至于在“國外最新研究取向”上如何選擇，“總序”沒有交代，也看不出總體設計，不妨理解為一種兼容并包的態(tài)度，而且根據(jù)收入?yún)矔木唧w書目來判斷，意在展現(xiàn)當下西方古典學研究的豐富性。

北京大學出版社《西方古典學研究》叢書（部分）

兼具“前沿性”和“豐富性”的國際視野，來自負笈歐美高校學習古典學的學者，尤其他們各自接觸到的最新研究，具體的途徑是通過授業(yè)導師和任課教師、因來訪或赴會與之有所交流的學者、被列入閱讀書目的著作、與自己的研究相關的著作等。如此拼合起來的圖景，可算最大程度上展現(xiàn)了如其所是的當下西方古典學研究。不過細究之下，此種國際視野仍然經過了一層有意識（上引“選擇翻譯出版”云云）或無意識的“篩選”，隱含高度的同質性。由于上述來源，一方面被納入視野的大多屬于主流研究，即那些明確歸屬某個正統(tǒng)的路徑、學派或師承的論著，在古典學術史上或相關領域的研究史上擁有一席之地（也就是可以列入博士論文“研究綜述”的論著），而反對主流、甘當逆流或無視主流、自成暗流的論著則被忽視，至少沒有被主動地發(fā)掘并納入拼合起來的圖景，成為其有機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由理論主導尤其各種最前沿的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主導的論著，也不受青睞，不僅因為它們所引發(fā)的爭論具有很強的西方地域屬性而令中國學者興趣寥寥，更因為這樣的論著往往依賴理論多于文本或史實，似乎算不上純粹的學術研究。然而，許多強調前沿理論的論著恰恰出自西方學界讓古希臘羅馬與當下文化相遇的努力，只不過由于一味追隨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主流，大多采取了奉迎后現(xiàn)代而否定和消解古典精神的立場，難以讓真正的相遇發(fā)生。倘若用嚴格的學術標準將它們一概剔除，中國的古典學界倒會失去一個絕佳的視角，跳出西方學界的視域去考察這些紛亂雜陳的后現(xiàn)代古典學論著為何無法讓古典與西方當下文化相遇；由此，還可進一步邁向歷史的縱深，考察每個時代的古典學術和當時的時代思潮之關系，把握時代思潮對古典學術產生的深刻乃至決定性——無論從正面還是從反面——的影響。

如其所是地展現(xiàn)當下西方古典學研究的前沿性和豐富性，主要通過研究論著。此外，亟需引入的還有西方古典文獻。對此，《西方古典學研究》叢書“總序”提出：

四是關系到西方古典學學科基礎建設的著述，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獻的漢文譯注。收入這類的著述要求直接從古希臘文和拉丁文原文譯出，且譯者要有研究基礎，在翻譯的同時做研究性評注。

從這個角度看，西方古典文獻的引入借由漢譯，而漢譯要由研究者完成，并且還要附上研究性的評注，才能成為漢語學界的研究基礎。學術性的翻譯能否以及如何促進西方古典與中國文化的相遇，這個問題留待下回探討。此處需要強調，認為西方古典文獻（包括經典著作）的漢譯“關系到西方古典學學科基礎建設”，其言下之意是，學術性翻譯的目標是讓包括經典著作在內的西方古典文獻成為學術研究和學術訓練的基礎，從而服務于古典學的學科建設。

這種觀點需結合前文提及的學科建設來審視?！皩W術派”堅信，成立古典學這一系科，以培養(yǎng)古典學研究者為宗旨，因此要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形成一個整體上貫通的方案，或可參照歐美高校的培養(yǎng)方案，再根據(jù)國內高校和中國學生的具體情況做出調整。不過無論如何調整，不變的基本理念是學術性，也就是讓學生從本科到博士，按照不同階段的要求，接受由淺入深的培養(yǎng)，從入門走向學術研究的前沿。作為一套完整的學術訓練，這本身無可厚非，但是讓西方古典的教學完全服務于學術研究的訓練，也存在很大的弊端，因為這會導致古典教育的精神內涵被徹底摒棄，錯失一個難得的西方古典與當下中國相遇的機會。因為當西方古典尤其是古希臘羅馬經典著作只被看作學術研究的材料，教學目標便會局限于傳授學生掌握使用這些材料的技能（從語言到語文學和歷史學研究的各種技能），而無需從精神層面向這些經典發(fā)問，從中找尋答案。后一種做法被認為是通識教育的“專長”，對“學術派”而言，古希臘羅馬經典的“通識教育”并不被看重，最多起到“誘引”的作用，即引發(fā)學生們的興趣，誘導他們進入古典學，接受真正“嚴肅的”專業(yè)培養(yǎng)。

真正“嚴肅的”專業(yè)培養(yǎng)，一部分“學術派”人士宣稱，必須以古典語文學為核心（“通識教育”當然無力也無意于此，而有它自己的路徑和目標）。他們要么不支持第一種“原原本本”的兼容并包態(tài)度，要么在默許的同時，明確提倡第二種“原原本本”，也就是像古典學應該是的那樣引入。他們一再提醒，語文學曾經是各門現(xiàn)代人文學科的源頭，現(xiàn)代古典學也首先以古典語文學的形態(tài)誕生，并且整個十九世紀尤其在古典學術最發(fā)達的德語區(qū)，古典語文學一直都占據(jù)了主導地位。古典學不僅曾經是古典語文學，如今也應當是古典語文學，因為只有語文學才是古典文學、古代歷史和古代哲學研究最基本的學術方法，也只有它才能引領并重新整合這些領域的研究。盡管古典學已發(fā)展成“以多學科的視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臘羅馬文明的一個現(xiàn)代學科”，這恰恰是雜亂無章、深陷迷途的表現(xiàn)，只有“回歸語文學”，才能返回正道，重現(xiàn)它的本來面目。

這些人士眼中的“語文學”，質而言之，就是用實證的、科學的、理性的學術態(tài)度，從語言和文本入手進行歷史的考證的研究。且不論這樣一種語文學的限度（它對于哲學文本、圖像和物質遺存、科學古史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古典語文學本身的多樣性（僅舉三個德語區(qū)的例子，十九世紀初沃爾夫的語文學、十九世紀中伯克的語文學和十九世紀末維拉莫維茲的語文學，就存在很大差異），即便單論它的精神實質，即追求并止步于古典文獻的“歷史之真”，它尚未開始也無意開始向此時此地的我們言說，令人不禁發(fā)出往而不返之嘆。再者，此種語文學把“理論”，也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對“哲學”的稱呼，樹立為自己最大的敵人，構造出一個語文學vs.哲學的學術格局，要從理論“回歸語文學”，這很容易使人聯(lián)想起我國傳統(tǒng)人文學術里的考據(jù)之學vs.義理之學的格局；那么，回歸歷史-考證的古典語文學，還會帶來回歸傳統(tǒng)的考據(jù)之學或與之合流的心安理得。

是否存在另一條古典語文學之路？拙著《西方古典學研究入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對此做了探索?！度腴T》提出“經由古典學術通達古典精神”的宗旨，嘗試重建古典學術和古典精神的關聯(lián)。緣此，古典語文學被理解為古典學術的基礎，而傳世古典文獻尤其經典著作的研讀被視作古典語文學的核心；經過一整套有針對性的古典學術訓練，也就是從典籍博覽到經典研讀，從研究起步到研究方法，從研究方法里的語文研究到歷史研究再到思想研究，最終回到古代經典的作者于彼時彼地思索的“問題”本身，養(yǎng)成從“問題”本身出發(fā)，為此時此地闡發(fā)古代經典的“思想之真”的意向和能力，以實現(xiàn)“序言”末尾所言的目標：

中國的古典學者方能不但作為古典學者直面當下世界，亦且作為中國學者直面自己所屬的中國文化。

如今回看，要實現(xiàn)這個目標，不應固步于古典學術的畛域，還有必要跳出古典學術，從更為開闊的視野來審視古典學術，更加明確地發(fā)問：“原原本本地”引入古典學，能否讓中國的古典學者直面當下世界？引入哪一種古典學，更能讓中國的古典學者養(yǎng)成上述的意向和能力，直面自己所屬的中國文化？當“學術派”擱置甚或直接取消了進入中國的古典學的根本問題時，還有沒有學術研究之外的其它古典學道路，也能甚至更能促成西方古典與中國文化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