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剛落幕的2026年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2026）上，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美國永遠是歐洲的孩子”的言論一出，不少分析人士都認為明顯比去年美國 萬斯在慕尼黑講話的基調(diào)要更為緩和，更訴諸溫情牌而非強力施壓。

當?shù)貢r間2026年2月14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2026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fā)言。視覺中國 圖

筆者認為，這大概是由三個原因所決定的：第一，魯比奧國務卿的身份會使他的發(fā)言偏軟性；第二，魯比奧作為美國拉丁裔的出身背景也會使得他在論述“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立場時采取相對較軟一些的方式；第三，進入2026年后特朗普政府在格陵蘭島等一系列問題上的躁動、冒進立場使得美方有客觀必要來降溫、剎車。但所有這一切其實并未改變?nèi)f斯與魯比奧同屬特朗普的MAGA陣線這一事實，他們同屬當代美國民族保守主義（national conservatism）運動陣營，他們也同樣在試圖將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義路線更進一步意識形態(tài)理論化，將更多的民族主義和宗教政治化元素帶入美國政治保守主義的殿堂（關于此點，可參閱筆者《特朗普的選擇：萬斯所代表的美式新右翼風潮》和《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一個關鍵：常春藤精英右翼大崛起》）。

筆者認為，若仔細研讀魯比奧此番講話，一個更值得高度重視與認真分析的點，其實應落在此講話所清晰折射出的當代美國民族保守運動的“帝國觀”上。

魯比奧的“舊式帝國”發(fā)言

在魯比奧這份主旨為“號召歐洲領袖們一起來捍衛(wèi)西方文明”（Call on European Leaders to Defend Western Civilization）的發(fā)言中，對臺下的歐洲政客們有這樣一段很值得反復玩味的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前的五個世紀里，西方一直在擴張——傳教士、朝圣者、士兵、探險家從各個海岸涌出，橫渡大洋，在新大陸定居，建立起橫跨全球的龐大帝國。但1945年，自哥倫布時代以來，西方首次陷入萎縮。歐洲滿目瘡痍。半壁江山被鐵幕籠罩，其余地區(qū)似乎也即將步其后塵。西方諸帝國已步入衰亡的終局……在此背景下，當時與如今一樣，許多人開始認為西方霸權時代已然終結……但我們的先輩們共同認識到，衰落只是一種選擇，而他們拒絕作出這種選擇。這正是我們曾經(jīng)共同做出的抉擇，也是特朗普總統(tǒng)和美國如今希望與你們攜手再次實現(xiàn)的目標?！保ㄓ晒P者根據(jù)英文自行翻譯）

仔細演繹這段話的內(nèi)在邏輯，我們能發(fā)現(xiàn)以下幾個層面： 魯比奧心里所想的仍是一種類似于新冷戰(zhàn)的機制來“守衛(wèi)西方”，結合魯比奧自身家庭來自于古巴的身份背景，這段話明顯有著近似于麥卡錫主義式的論調(diào)底色。 按照魯比奧這些民族保守主義者的歷史觀，二戰(zhàn)本身的正邪之爭的性質(zhì)是體現(xiàn)不出來的，他這段話完全沒有批評和譴責1945年之前歐洲的各種法西斯主義勢力所帶來的災難性的破壞。 按照魯比奧這段話的內(nèi)在邏輯，西方諸帝國的歷史不是一種負資產(chǎn)，且即便無法繼續(xù)擴張，也絕對不能萎縮，那這樣一來，魯比奧的立場就或多或少可說是站在近代以來的西方帝國主義（imperialism）話語體系那一邊了。 嚴格按這種邏輯進行分析與推理，則地處西半球的美國的自我歷史定位完全沒有區(qū)隔于近代以來西方諸帝國的擴張史，而這種路徑其實與經(jīng)典版本的門羅主義話語體系是有區(qū)別的。

魯比奧這番言論，站在西方舊式帝國話語體系來看當然是受用的，但若放在如今全球南方的視野中，則自然會引起不少反向的回應，一些海外媒體就已注意到，“魯比奧慕尼黑演講引發(fā)關于西方霸權卷土重來的擔憂”。

美國將繼續(xù)扮演大英帝國當年的角色？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魯比奧的這套想法與美國民族保守主義運動的核心綱領是基本相配套的，因為后者的文件中就曾如此表述：“我們拒絕當代各種形式的帝國主義（值得注意的是，這份文件將對所謂“當代帝國主義”的指責矛頭指向了中、俄）……但我們同樣反對西方上一代人所搞的自由主義式帝國主義（the liberal imperialism）——它企圖通過支配他國并將其塑造成自身模樣來獲取權力、影響力與財富”（參閱：https://nationalconservatism.org/national-conservatism-a-statement-of-principles/），這里的潛臺詞是說，西方舊式的那種運行了“五個世紀”的帝國主義范式是不必被拿來進行反思與檢討的，因此也就正暗合于魯比奧2026年的慕尼黑講話表述。魯比奧講話中對西方舊帝國的這段論述非常值得吾人注意和重視，因為它準確清晰地傳達了許多當代美國民族保守主義運動的底層邏輯。

從嚴格學理意義講，魯比奧的講法是很偏頗和片面的，因為其基本對近代西方帝國主義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視而不見。西方主流學界對此問題一般也持較魯比奧而言相對要更為全面、更為忠實于歷史原貌的看法，比如牛津大學現(xiàn)代史教授吉爾達的著作《精神帝國》（孫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6年）一書中就非常坦率且直白地寫道：“帝國一直是一種榮耀的幻想，是一部劇痛的編年史”，“歷史上，帝國是通過貿(mào)易網(wǎng)絡、定居殖民地，以及占領可以獲得大量貢品、稅收和士兵的土地建立起來的……最繁榮的貿(mào)易是掠奪奴隸……定居者的殖民地不是未開墾的土地，而是已經(jīng)有原住民居住的，原住民被趕走、征用，而且經(jīng)常被屠殺，以為歐洲殖民者讓路”，“帝國往往是通過欺詐或武力，抑或二者兼具的方式得以建立的，它總是遭到被統(tǒng)治或被殖民的人民的反對”。

吉爾達甚至苦口婆心地發(fā)出了這樣的教誨之辭：“在21世紀，為了向前邁進，歐洲國家必須認識到帝國造成的痛苦，并讓那些以更加可疑的方式重建帝國的幻想安息”（參閱該書中譯本370-371頁）。

當代美國民族保守主義運動信奉的是一套盎格魯-美利堅（Anglo-American，這一詞可指說英語的美國白人主體）民族至上的話語和思想體系，為什么魯比奧要大談西方帝國史呢？除了臺下的受眾身份考慮之外，一個很重要的邏輯鏈是：當年的大英帝國正是西方諸帝國里最為強大的那個。而且，通過將美國的歷史也算進西方帝國史的序列中，魯比奧的潛臺詞是今天美國會來挺身擔當當年大英帝國曾扮演的那個角色。

這樣一說倒也有些“合理”了，因為若按照二戰(zhàn)之后北約、歐盟、聯(lián)合國等秩序架構，美國動輒要吞并格陵蘭島等當然是聳人聽聞的咄咄怪事，但若按當年大英帝國的行事邏輯和諸帝國之間的沖突、摩擦乃至戰(zhàn)爭（很多情況是諸帝國為爭奪海外殖民地而彼此互攻）史，則類似格陵蘭島事件完全是往昔帝國做慣了的勾當。

但魯比奧沒有意識到，他的這番話是對著歐洲領袖們講的，若從歐洲本位的語境出發(fā)，一個“歐洲帝國”的模式可能本身就帶有“與美相競”的色彩。比如，歐洲政治思想家德貝諾斯（Alain de Benoist）就曾設計過一套所謂“帝國歐洲”的理論，在這套理論中，德貝諾斯宣稱“帝國歐洲要么是為了對抗美國而被創(chuàng)造出來，要么干脆就不要被創(chuàng)造出來”（參閱【英】佩蒂托等編：《施米特的國際政治思想》，郭小雨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21年，193-194頁）。

這就是政治思想史的復雜和吊詭之處。而且，魯比奧的看法相較歷史上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所持的看法，倒退了許多。實際上，早在二戰(zhàn)結束、美國獲勝之前的1940年代初期，美國的外交政策規(guī)劃者們就已認識到“隨著傳統(tǒng)帝國的衰落，美國有望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美國肯定不能再采用傳統(tǒng)的殖民模式——即歐洲傳統(tǒng)帝國殖民非洲、亞洲和中東的模式，倒是可以借鑒美國在拉丁美洲實行的外交經(jīng)驗，因為在一個多世紀以前，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qū)就已經(jīng)掙脫了歐洲殖民主義的枷鎖”（參閱【美】哈特：《思想帝國：公共外交的起源與美國對外政策的轉變》，吳碧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62頁）。如果回到1940年代的歷史場景中，當時向西方帝國殖民地人民宣布“帝國的終結”的正是美國（參閱吉爾達：《精神帝國》，90頁）。

言念及此，不禁好奇，當臺下的歐洲領袖們聽到魯比奧說出“美國永遠是歐洲的孩子”之語，不知心中是何滋味。

（李海默，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青年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