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蒙古學的定義和起源談起

“蒙古學”，于德語等歐洲語文中稱為Mongolistik，或者Mongolistics，它與后來英文中的Mongolian Studies，即“蒙古研究”，常被后人不加分別的互換互用，但其本來意義是大不相同的。這就像“漢學”，Sinologie或者Sinology，與Chinese Studies或者China Studies，即“中國研究”一樣，它們本來是二種不同性質的學問，卻時常被人對等換用。前者屬于古典學（classics）、語文學（philology）范疇，是對蒙古族古代語言、文本和歷史、文化的歷史學和語文學研究，后者則歸屬于現代“區(qū)域研究”（Area Studies， Regional Studies）范疇，是對當代蒙古族居住地區(qū)現實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

德語維基百科中說：“蒙古學是關于蒙古人的科學研究和學說，從根本上說，它處理的是【蒙古語】文本。作為【研究用的】原材料，口傳的和文字的文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蒙古學是一門語文學的專業(yè)學科。此即是說，它要考慮利用來自不同的物質和生活領域的文本。此外，蒙古學也是一門文化科學，它從事的是對蒙古人的文化傳統、蒙古語言和蒙古文字的研究?！边@表明自十九世紀前半葉于歐洲興起的、作為“民族語文學”（national philology）之一種的“蒙古學”，主要是對蒙古人的語言、文本和文化傳統的語文學研究。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將出生于荷蘭阿姆斯特丹、后移居俄羅斯的歐洲東方學家施密特（Isaac Jacob Schmidt，1779-1847）指稱為世界蒙古學的創(chuàng)立者。其實，盡管施密特或確實是世界人文學術史上首位杰出的蒙古學家，但他的身份主要是活躍于俄羅斯境內卡爾梅克蒙古人聚居區(qū)內的一名摩拉維亞教團Herrnhut兄弟會的傳教士，屬于“天才和激情的票友”類型的東方學家。嚴格說來，他既不是在歐洲大學等學術機構中從事蒙古語言教學和研究的第一人，更沒有能夠在歐洲學界建立起一門可被稱為“蒙古學”的學科。一方面，早在施密特創(chuàng)立蒙古學之前，歐洲諸大學中就早已有人從事蒙古語言的教學和蒙古語文、文化的歷史研究，而另一方面，即使在施密特之后近百年，即于1920/30年代，德國柏林大學等歐洲學術機構內雖然已開始有蒙古語文教學課程設置，但它通常附屬于漢學、亞洲研究和東方語文學（Oriental Philology）等學科，并不是一個具有獨立身份的學科。

施密特（Isaac Jacob Schmidt， 1779-1847）

與蒙古學相似的還有藏學。德國柏林大學曾于1925年任命弗蘭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1870-1930）為特任藏學教授，這離匈牙利東方學家喬瑪（Alexander Csoma de Ko?ro?s，1784-1842）最早開創(chuàng)世界藏學之先河已近百年，但這個教席及身而止，僅存在了五年時間，而柏林大學始終沒有設置蒙古學教席。曾與弗蘭克同事的德國學者海涅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是一位著名的蒙古學大家，但始終是一位漢學教授。最終將蒙古學作為一門獨立的語文學、文化學學科正式納入德國大學學術建制之中的是現代最負盛名的蒙古學家海西希（Walther Heissig，1913-2005），他于1964年在德國波恩大學建立了中亞語文學系（Seminar für Sprach- 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并逐漸發(fā)展出蒙古學和藏學二大學科，首次使得蒙古學正式成為歐洲大學學術體制內的一個獨立的學科。

August Hermann Francke (1870-1930)

Alexander Csoma de Ko?ro?s (1784-1842)

Erich Haenisch (1880-1966)

值得一提的是，當我們討論蒙古學起源時常常忽視了以下這一個重要事實：學界普遍認同的世界最早的“漢學”教席是1814年法蘭西學院設立的“漢語、韃靼-滿族語言和文獻教席”（Chair of Chinese and Tartar Manchu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它的第一位擁有者是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èmusat， 1788-1832），1814年被認為是世界漢學誕生之年?？墒牵c其說這是“漢學”，倒不如說它是一個“中國學”教席，它至少同時包括漢、蒙古和滿族語文等三個學術領域。換言之，于狹義的“漢學”之外，它至少還包括“蒙古學”和“滿學”。雷慕沙是一名出色的亞洲和東方語言/語文學家，同時研究漢語、蒙古語、滿語、藏語和其他多種東亞語言。他當是歐洲大學中最早開始教授蒙古語的學者，他的學術著作中有多部涉及蒙古語、滿語、藏語和回鶻語研究。如果我們非要說1814年是“漢學”誕生之年的話，那么，我們同樣也可以說“蒙古學”和“滿學”與“漢學”是孿生兄弟，它們誕生于同一時刻。

Jean Pierre Abel Rèmusat（1788-1832）

于雷慕沙被任命為法蘭西學院“漢學”教授之后二十余年，德國柏林大學曾任命碩特（Wilhelm Schott ， 1802-1889）為東亞語言教授（Professor für ostasiatische Sprachen）。碩特是一位比較語文學家，除了漢語外，他還教授土耳其語、波斯語、藏語、蒙古語和日語等，于德國學術史上被人稱為東方學家。碩特于1833年開始在柏林大學教授漢語，1838年他獲聘為柏林大學的“漢語、韃靼語和其他東亞語言專業(yè)”（für das Fach des Chinesischen， der tatarischen und anderer ostasiatischer Sprachen）的特任教授，這個教席的稱號幾乎與雷慕沙的教席一樣，同樣包括蒙古語和蒙古學。這個時間與施密特創(chuàng)立“蒙古學”幾乎一致。而碩特更熱衷于做西藏研究，曾將藏語列入了他教授的課程之中，他是德國大學中第一位正式教授藏語課程的“漢學”或者“東亞語言學”教授。于1839-1840年夏季學期課程中，我們見到了一門“關于中亞諸民族，即西藏、蒙古和韃靼語言和文獻”的課程。

Wilhelm Schott（1802-1889）

世界第一位公認的“漢學家”雷慕沙，以及同時代歐洲早期的“漢學家“或者”東亞語言學家”，都是蒙古、西藏、古回鶻和滿族語文學家這一事實，對我們今天正確理解世界漢學的性質和歷史提供了具有顛覆性意義的啟發(fā)。十九世紀初期歐洲漢學的研究范圍從來沒有被局限于漢族古代的語言、文獻、歷史和文化，它通常包括滿族、蒙古、吐蕃（西藏）和突厥（回鶻）等清代中國其他民族之古代語言和文明。所以，歐洲漢學說到底是一個“中國學”的傳統。一直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為止，歐洲絕大部分漢學家既研究以漢族古代語言和文獻為主體的華夏文明，也重視中國邊疆四裔之古代語文和文明研究，故取得了超越中國傳統人文學術的巨大成就。與其說歐洲Sinology是漢學，倒不如說它是“中國學”，是對古代中國多種語言、民族、文化傳統的語文學和歷史學的研究。

傅斯年（1896-1950）曾在他的名篇《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說：“我們中國人多是不會解決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的……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說句笑話，假如中國學是漢學，為此學者是漢學家，則西洋治這些匈奴以來的問題豈不是虜學，治這學者豈不是虜學家嗎?然而，也許漢學之發(fā)達有些地方正借重虜學呢!”以往學者對傅斯年的“漢學”“虜學”之說多有討論，但一直未能看透歐洲Sinology本身具有的兼通“漢學”與“虜學”的“中國學”性質，故未能真正理解傅先生此說的真實義是要表明：中國人自己的“民族語文學”，或曰“歷史語言研究”，必須要效法西方“新諾邏輯”（Sinologie）的視野和方法，以突破傳統中國之國學的范圍，形成“漢學”和“虜學”兩面一體的真正的“中國學”。傅先生倡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宗旨就是要借助歐洲漢學傳統來實現中國人文學術的現代化，而他借鑒的法國漢學傳統即是從雷慕沙開始，于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達到鼎盛的“中國學”傳統。在這個“中國學”傳統中，蒙古學、藏學、滿學和突厥學（古回鶻研究）等學科具有與狹義的“漢學”同等重要的學術地位。

傅斯年（1896-1950）

二、“民族語文學”“古典語文學”與“東方語文學”

何以歐洲漢學其實是中國學呢？何以“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關鍵就是要在“漢學”之外發(fā)展“虜學”呢？要理解這一現象，我們必須把歐洲漢學的誕生與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歐洲“民族語文學”的興起聯系起來，對它們作一番學術史的考察。在現代民族國家興起之前，歐洲人文學術和教化的核心是研究希臘、羅馬古代文明的“古典語文學（Classical Philology），即今之所謂“古典學”（classics，classical scholarship）。伴隨著近代歐洲諸民族國家先后興起，歐洲的“民族語文學”，或曰“新語文學”、“歐洲語文學”，如日耳曼語文學（Germanistik）、羅曼語語文學（Romance philology， Romanistik）、英語語文學（English philology， Anglistik）、斯拉夫語文學（Slavistics， Slavic philology）、閃含語語文學（Semitic philology， Semitology）、芬蘭語語文學（Finnish philology）等紛紛興起。與此同時，西方的“東方學”（Orientalistik， Orientalistics），或稱“東方語文學”（Oriental Philology，東方古文字學）、“東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等，也蓬勃興起。從政治角度來看，它是歐洲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對外擴張的產物，然于學術角度言之，它是歐洲“民族語文學”于東方的延伸和翻版。漢學就是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歐洲“民族語文學”和“東方學”同時蓬勃興起這股大潮中誕生的。

“民族語文學”，顧名思義，它是一個研究單一民族的語言、文獻、歷史、宗教、文化和藝術等的語文學學科。例如，“日耳曼語文學”是一門專業(yè)研究德意志民族的語言和文獻，以及其歷史、考古、宗教和文化的民族語文學、民族古典學（Altertumswissenschaft）學科。為了建構自己民族的身份認同，界定其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歐洲各民族國家的語文學家們開始從對他們共有的古代文化遺產，即古希臘、羅馬文明研究的專注中游離出來，著手研究自己民族獨有的語言、文獻和文化遺產，以和其他民族從語言、文化和歷史等方面作出明確的區(qū)分。例如，日耳曼語文學開始于十九世紀初年，起初它只是套用古典語文學的傳統學術方法來研究日耳曼“民族語文”，強調獲取、收集和研究中世紀早期的德語文本，它是歐洲“中世紀學”（Medi?vistik）的一部分。民族語文學開始時堅持古典語文學方法，以德國古典語文學家拉赫曼（Karl Lachmann，1793-1851）的文本對勘、批評方法來處理中世紀的民族語文文本，拉赫曼本人也是從古典語文學轉向日耳曼語文學的典型代表。但是，由于民族語文學的研究對象是中世紀的和近代的民族語言和文本，它從一開始就與對一個民族或者一個語言區(qū)域的現實的關注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缺乏古典語文學的古典學術性質。例如，為了適應和契合當時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訴求，即為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分裂成眾多小邦國的德國塑造民族認同感和民族意識，日耳曼語文學很快就轉向了對日耳曼文化在歷史、法律、文學以及語言等方面于中世紀的表現形式的研究，漸漸脫離了古典語文學的學術軌道。是故，德意志語文學很快從對近代德意志民族語言和文學的研究，演變?yōu)閺氖旅褡逦膶W和世界文學的比較文學式的研究。薩義德（Edward Said，1935-2003）曾將Leo Spitzer（1887-1960）、Ernest Robert Curtius（1886-1956）和Erich Auerbach等人列為歐洲近代學術史上最偉大的語文學家，其實，他們都不是像尼采一樣的古典語文學家，而是近代歐洲的“民族語文學”大家。他們從事的是近代“歐洲語文學”研究，研究對象是但丁、巴爾扎克、塞萬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以及莎士比亞等歐洲文學大師們的作品。事實上，他們更應該被認為是近代歐洲比較文學或者世界文學研究的大師。薩義德晚年倡導要回歸的語文學或就是歐洲的“民族語文學”，而不是古典語文學的傳統。

值得強調的是，盡管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對外殖民擴張已經于十九世紀達到了其全盛時代，但直到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歐洲人文學術的主流依然還是古典語文學和比較語文學（comparative philology），“民族語文學”的影響力不斷上升，但尚未能于歐洲學術體制內占據主導地位。作為現代人文科學的一個獨立學科，“民族語文學”經歷了一個異常復雜、曲折的發(fā)展過程，很多歐洲民族國家的民族語文學學科成立的時間都非常晚。例如，荷蘭是一個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荷蘭學（Neerlandistiek，尼德蘭語文學）的建立開始于十九世紀初，但它的學科化（academization）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過程極其艱難，它的最終建立已經到了十九世紀末年。“民族語文學”的興起并不是學術的推動和自然進化，它更多是出于政治的和民族主義的動機。它不是對一個現存學科的專業(yè)化、規(guī)范化的結果，而是在古典語文學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一種新的學術擴張?！懊褡逭Z文學”建構的是一種綜合了語言學、文學史、文學批評，以及應用語言學和修辭學的一個學術大雜燴，它缺乏特別明確的和專業(yè)的學科性質。從學術方法上說，它最初沿用的是古典語文學，或者說德國語文學的方法，以整理和研究中世紀早期荷蘭語文本為主要內容，但它不但難以擔當起建構荷蘭民族精神和民族國家身份認同的重任，而且在學術重要性上也難以與研究整個古代歐洲文明的古典語文學相提并論。而當荷蘭學最終形成為一門研究荷蘭語言和文學（Dut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的現代學科時，它就已經脫離了古典語文學的學術軌道，演變成為一門民族語言和文學研究的現代學科。

與歐洲“民族語文學”興起同時，西方的“東方學”或者“東方語文學”也應運而生，后者既是歐洲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對外擴張的產物，也是歐洲“民族語文學”于東方的延伸和翻版。眾所周知，歐洲東方學諸多學科最早都是由西方傳教士們創(chuàng)立的，如前述蒙古學的創(chuàng)立者施密特是摩拉維亞教團Herrnhut兄弟會派駐卡爾梅克蒙古人中間的傳教士，他的宗教使命是《圣經》的蒙古文翻譯，“蒙古學”是由此而催生出的一個副產品。其實，藏學的誕生同樣如此，Herrnhut兄弟會派往拉達克的德國傳教士葉斯開（Heinrich August Ja?schke， 1817-1883）和弗蘭克是繼喬瑪之后為世界藏學的誕生做出了最大貢獻的歐洲傳教士學者，他們最初的使命是《圣經》的藏文翻譯，藏學是他們完成傳教使命過程中產生的副產品。顯而易見，傳教士蒙古學和藏學的誕生，得益于西方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殖民擴張給傳教士們帶來的便利，“東方學”的興起直接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推動。以往有人將西方藏學的誕生指稱為匈牙利民族主義和英國帝國主義二相結合的產物。匈牙利語文學家喬瑪東方之旅的最初動機是尋找匈牙利人的根，而他到達拉達克后直接受到大英帝國殖民軍官的指使和資助，開始藏語文學習。他編寫的《藏英詞典》和英文《藏文文法》是直接為英國殖民主義者侵略西藏作準備的。

值得一提的是，十九世紀后期（1887），德國柏林大學建立了一所“東方語言學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SOS），專門教授阿拉伯-波斯語、中國語、日本語、印度語和土耳其語等東方語言，其最初動機也是要為德意志民族參與全球殖民擴張、開展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殖民侵略做準備。據傳其直接的政治動因是當時德意志帝國“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于籌備“柏林議會”的過程中發(fā)現全德國竟然沒有合格的土耳其語翻譯，遂發(fā)心建立這個“東方語言學院”，意在為日后德意志于東方的殖民擴張培養(yǎng)專業(yè)語言人才，而它的榜樣則是早在1754年由哈古斯堡王朝皇后瑪麗亞·泰萊西亞（KaiserinMaria Theresia，1717-1780）于維也納建立的“皇【王】家東方語言學院”（DieKaiserlich-k?nigliche Akademie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德國“東方語言學院”的初衷是培養(yǎng)翻譯和外交人才，但其中誕生了一批杰出的東方語文學家，像我們熟知的德國漢學家雷興（Ferdinand Diedrich Lessing， 1882-1961），西門華德（WalterSimon， 1893-1981）和?？怂荆╓alter Fuchs，1902-1979）等，都是曾在這所學院學習和工作過的優(yōu)秀中國學家。在柏林這座“東方語言學院”中教授的中國語言，除了漢語之外，還有滿語、蒙古語、藏語和古回鶻語等，這表明當時歐洲“東方學”的指涉甚廣，與今天僅局限于近東-中東研究完全不同。它的存在使得當時的柏林大學（洪堡大學的前身）成為中國和西域（中亞）語文學研究的中心，曾吸引了陳寅?。?890-1969）、傅斯年等一批優(yōu)秀的中國學者，也使日后歐洲漢學和中亞語文學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傳統人文學術的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東方語言學院舊址（圖片來源：Grafik von Leopold Ludwig Müller， 1820年）

歐洲“東方學”與其“民族語文學”幾乎同時代興起，都與歐洲民族國家的崛起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擴張直接相關，但它們之間至少有以下二個明顯的不同。第一，雖然“民族語文學”多以語文為標準進行分類，如德語語文學、英語語文學、羅曼語語文學、斯拉夫語文學等，但其學術實踐都服務于歐洲民族國家之身份認同的建構。如德語語文學（Deutsche Philologie）或曰“日耳曼語文學”，是為建構德意志民族身份認同和民族精神服務的。然而，這套用于建構單一民族/國家之古典文明研究的“民族語文學”的學術和政治理念，很難直接照搬到對像清代中國這樣一個尚未形成明確的民族/國家形態(tài)的前近代國家的研究之中。清代中國由多個民族、多種語言和多元文化傳統組成，這些民族、語言和文化不但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各有其獨特的性格和精神，而且它們之間于幾千年的歷史發(fā)展進程中也已有根深蒂固且千絲萬縷的聯系，根本無法把它們截然地分開。所以，歐洲早期的Sinology事實上是清中國之語文學（Philology of Qing China），它不但研究漢族古代語言、文獻和歷史文化，而且同時也研究滿、蒙古、西藏和畏兀兒（回鶻）等民族的語言、文獻和古代文明歷史。而伴隨著中國政治和社會的發(fā)展，以及世界中國【學】研究持續(xù)不斷的學術分化，特別是1950年代以來“區(qū)域研究”于國際學界的興起，許多原來屬于歐洲漢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學術領域，漸漸分化和發(fā)展成為相對獨立的學科，如藏學、蒙古學、西夏學和古回鶻研究等等。于是，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成為了多個“民族語文學”學科或者“區(qū)域研究”的研究對象。與此同時，歐洲傳統的包羅萬象的“漢學”（清中國語文學）則被狹義地定義為專門研究漢族古代語言、文獻和歷史、文化的語文學學科。

第二，歐洲的“民族語文學”開始時或是一門“中世紀學”，但很快就演變成了一門研究近代民族語文和歷史文化的學問，比較起來“東方學”卻反而更具古典語文學的學術性質，它凸顯和發(fā)展了古典語文學的學術方法和潛力。歐洲諸民族形成于近代，他們的語言和文化都接續(xù)古希臘、羅馬之古典文明，所以，近代歐洲“民族語文學”或可被認為是聯接西方古典語文學的近代“區(qū)域國別研究”。而西方“東方學”的研究對象，卻都是具備與古希臘、羅馬文明同樣歷史悠久的、光輝燦爛的古代語文和文明，像古代埃及、印度、兩河流域和中華古代文明等，對其語文和文明研究的學術價值和意義都可與西方古典語文學相媲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用西方古典學同樣精致的語文學方法，來研究東方古代文明的語文和文明資料，不但創(chuàng)造了彌足珍貴、不可估量的“東方學”學術成就，而且也極大地豐富和推進了西方古典語文學研究的進步和發(fā)展。

西方對東方的殖民擴張和侵略，瘋狂地劫掠東方古典文明寶藏，為西方古典語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學術財富。對于西方的古典語文學家而言，來自東方的古代語言、文獻和文物資料不但為他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學術資料，而且也增加了很大的學術難度，給他們帶來了全新的學術挑戰(zhàn)。由印歐語言研究發(fā)展出來的“比較語文學”和印度學（梵文）研究成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前半期西方最有成就的語文學學科。就中國學而言，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伯希和等人對敦煌、吐魯番文獻和文物的劫掠，推動了西方東方學研究的飛躍式的進步，對吐火羅語文的解讀、對梵語文、粟特文、古藏文、古突厥（回鶻）文文獻研究的進步等，對摩尼教、景教、瑣羅亞斯特教之歷史、教義和其藝術的重構，以及古代中西文明交流史的研究等，若沒有敦煌吐魯番文獻和文物的發(fā)現，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俄羅斯探險家科茲洛夫（Pyotr Kozlov， 1863-1935）對黑水城文獻的掠奪也為西夏文文獻的解讀和西夏學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以上這些因敦煌吐魯番和黑水城文獻的發(fā)現而引發(fā)出來的學術領域，都屬于傅斯年所說的“虜學”范疇，長期以來于它們的起源地中國竟成了“冷門絕學”，這無疑是中國學學術史上一段最令人難忘的“學術傷心史”。造成這種局面的重要原因當然首先是西方帝國主義對我們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產的瘋狂掠奪，使得這些來自中國的古代文明財富在很長時間內根本沒有辦法為中國學者自己所利用。此外，中國本土學者對古典語文學學術方法掌握之不足，也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中國學者對“虜學”的長期忽視和語文學學術能力的不足，造成了很多對于世界中國學的建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義的學科和學術領域今天成了亟待我們去搶救的“冷門絕學”。

于十九世紀后半葉至二十世紀前半葉，東方古典語文學于歐洲學界業(yè)已成為一門可與西方原有的古典語文學鼎足而立的重要學科，其學術成就和影響力超過了西方各民族國家自己的“民族語文學”。從這個意義而言，西方早期的東方學，即如其實是中國學的“漢學”，完全可以被認為是一種“中國古典學”研究。于歐洲東方學傳統中，中國學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傅斯年心目中的“科學的東方學”就是他主張的“漢學”與“虜學”圓滿結合的“中國學”。這個“中國學”從學術架構上是一種“民族語文學”，它的“工作旨趣”服務于對中國的民族身份認同和民族精神的建構，它對“虜學”的推崇、對非漢語民族語言、文化、輿地和歷史研究的重視，都表明它所要建構的是一個超越了漢民族的大中國身份認同。然后，從學術性質和方法而言，這個“中國學”研究依然是一種古典語文學或者古典學式的研究。我們可以把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描繪的以歷史學和語文學為核心的現代中國人文學術的理念和藍圖，作為我們今天建立“中國古典學”的一份彌足珍貴的學術參考資料?！爸袊诺鋵W”的學術建構，一定要給予“虜學”以特殊的和重要的學術位置，由此我們不但可以有效地拯救“冷門絕學”，而且更可以使“中國古典學”名副其實、繁榮昌盛。

與此同時，我們或可將1950年代開始于北美學界率先發(fā)展起來的作為區(qū)域研究的“中國研究”看作是一種更具歐洲“民族語文學”特征的學科，但這個學科的設計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一種解構，因為它將本來與中國不可分割的眾多民族和地區(qū)，如西藏、蒙古和維吾爾（新疆）等，列為與“中國研究”平行的區(qū)域研究領域，這不但偏離了傳統“中國學”的學術軌道，肢解了傳統的“中國學”，而且更與當下中國堅定不移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舉措背道而馳。從學科發(fā)展史的角度來看，“中國研究”或是傳統“中國學”（漢學）的終結者，卻是“藏學”“蒙古學”和“回鶻研究”的催生婆。我們今天正在努力倡導的世界中國學不但要將作為“古典語文學”的“中國學”（漢學）和作為“民族語文學”的“中國研究”有機、完美地整合在一起，而且還要讓那些被劃歸“中國研究”之外的特殊的區(qū)域研究領域重新回歸“中國研究”之中。在今天中國的學術語境中，我們不但要將所有“虜學”或者“冷門絕學”完好地整合進“中國學”之中，而且還應該繼續(xù)發(fā)揚古典語文學的學術傳統，將它們作為“民族語文學/古典學”整合進我們建設中的“中國古典學”學科之中。

三、作為“民族語文學”的蒙古學和藏學及其相互關聯

“漢學”和“虜學”是“中國學”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成長?！疤攲W”之于“漢學”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例如作為“虜學家”（中亞語文學家）的伯希和，憑借他對中國古代非漢語語言的全面掌握和對歷史語言學方法的精深了解，能夠讀懂所有包含大量非漢語因素的古代漢語文文獻，成為比錢大昕（1728-1804）更加偉大的漢學家，故被公認為是世界漢學的領頭羊。“漢學”和“虜學”的形成和發(fā)展從來都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或者只懂漢學，或者專精虜學，都無法將這二門學問真正做好，更無法整體地把握和理解中國的語言、歷史和文化。

很長時間內，今天很多屬于“民族語文學”類的各自獨立的專業(yè)學科，如漢學、藏學、蒙古學、突厥學（古回鶻研究）、西夏學等等，原本同屬于一個“中國學”的學科。隨著專業(yè)學科分化的加劇，特別是受到西方“區(qū)域研究”的影響，這些本來有著不可分割之學術關聯的學科，今天被截然地分裂開來，其學科性質也從原來的語文學學科轉變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研究，這對它們的當代發(fā)展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其中有些學科已經難以存續(xù)，有些即使幸存下來，也再難達到理想的學術境界。例如，藏學和蒙古學從來緊密關聯，蒙古宗教文化傳統的精華是藏傳佛教，研究蒙古語歷史和宗教文獻都離不開對藏文佛教文獻的研究，所以，在歐洲學術史上蒙古學和藏學從來就是緊密相連的。同樣，西夏文最初的解讀借助了漢語言文字這一工具，它是由漢學家完成的。而近年來中國西夏學研究的進步充分表明，研究西夏文文獻，解讀西夏佛教文明，還必須借助藏語文佛教文獻和對藏傳佛教的研究。還有，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古回鶻文佛教文獻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是古回鶻文譯藏傳密教文獻，對它們的專業(yè)解讀必須依賴對與它們相應的藏傳密教文獻的發(fā)現和研究?？傊?，西夏學和古回鶻研究的進步很大程度上依靠藏學研究的進步。此外，由于與狹義的漢學的聯系過于緊密，滿學最終未能從漢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像藏學、蒙古學一樣獨立存在的學科，所以，今日之世界學界其實并不存在“滿學”這樣一個語文學的專業(yè)學科，也沒有一個名為“滿洲研究”的區(qū)域研究學科。有鑒于此，今天我們要拯救和發(fā)展這些被人稱為“冷門絕學”的學科，一個重要的學術策略或即是要恢復歐洲早期的Sinology傳統，重新將這些學科聯結、整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以共同構建和建設中華民族的“民族語文學”或者“民族古典學”。建設中的“中國古典學”必須是完美結合“漢學”和“虜學”的“中國古典語文學”。

于此，我們首先以藏學與蒙古學為例，來說明“中國學”之分支學科間不可分割的學術屬性。于歐洲東方學的發(fā)展歷史中，蒙古學從一開始就與藏學緊密相連。前述世界蒙古學的奠基人施密特實可與喬瑪齊名，并列為世界現代藏學的奠基人。施密特于俄羅斯的卡爾梅克蒙古人中間學習蒙古語文，翻譯《圣經》的同時，與藏傳佛教有了直接和深入的接觸，故同時學習藏語文，研究藏傳佛教。他以喬瑪編寫的藏英字典和藏文文法為基礎，編寫《藏德字典》（1841）《藏俄字典》《藏文文法》（1839），并撰寫多篇有關西藏語言和宗教的學術論文（1828），翻譯藏文《賢愚經》，還編排了“甘珠爾”目錄（1845），并首次在學界提出“喇嘛教”這個名稱的無意義性，確認藏傳佛教作為正統佛教的合法地位。于對藏語文和藏傳佛教研究的學術深度和廣度上，施密特顯然比喬瑪更勝一籌，故更早受到歐洲學界的廣泛承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中國現代蒙古學、藏學之先驅的陳寅恪歸國初于清華大學國學院服務期間，其學術工作的重點之一是對《蒙古源流》的研究，而其基礎就是施密特的《蒙古源流》德文譯注本。他對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和年代的考證，以及他對《蒙古源流》和元帝師八思巴造《彰所知論》關系的探討，同樣反映出蒙古學和藏學二者一體的學術性質。蒙古學和藏學都屬于“虜學”范疇，都是那個時代之“國學”的重要內容。清華國學院的另一位導師王國維當時之學術研究的重點同樣是蒙元史地和西北輿地之學，可見清華國學院所倡導的“國學”就是融合了“漢學”和“虜學”的“中國學”。

蒙古學和藏學之間這種不可分割的學術屬性，我們可以德國波恩大學中亞語言文化研究所（Seminar für 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 der Universit?t Bonn）的學術興衰為例，來做進一步的說明。波恩大學中亞所是德國大學內最早創(chuàng)立的一所研究中亞、主要是研究蒙古、西藏、滿洲和中亞突厥諸民族之語言、歷史和文化的專門學術機構，它的創(chuàng)立者是國際著名蒙古學家海西希。海西希原本是一位漢學家，曾于1936年在柏林投歸海涅士門下學習漢語和蒙古語。1940年代，他在北京輔仁大學從事教學工作多年，同時在中國東北和蒙古地區(qū)持續(xù)地進行深度田野調查，收集了大量蒙古文文獻。1950年代開始，海西希就致力于建立一個全新的蒙古學學科，旨在將蒙古學與漢學、突厥學、烏拉爾-阿爾泰學、通古斯-滿學、藏學和印度學等緊密地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多學科互相支撐的學科。但這個過程十分艱難，直到1964年，年逾半百的海西希才終于成為波恩大學的中亞學教授，建立起了“中亞語言文化研究系”，并將它發(fā)展成為當時世界最強大的從事蒙古學、藏學、突厥學（古回鶻文研究）和滿學研究的一個中亞學專門學術機構。于今天看來，這個機構大致將歐洲傳統中國學中本來屬于“虜學”的分支學科全部集合到了一起，它與它對門而立的“漢學系”、以及從柏林大學延續(xù)下來的“東方語言學院”（SOS），形成了波恩大學一個完整的“中國學”教學和科研體系。

這個研究所初建時之所以舉步維艱，其緣由是它所包括的幾個主要領域，如蒙古學、滿學和藏學等，于德國既有的學術體制中原本是附屬于“漢學”或者印度學的。例如，自海涅士開始，慕尼黑大學的漢學教授同時兼授蒙古語文，而?？怂荆╓alter Fuchs，1902-1979）教授開創(chuàng)的科隆大學漢學系，則曾經是德國滿語文教學的中心。而藏學則長期附屬于印度學，治藏學者多半是印藏佛學研究者，也有一些是從事中國古代歷史研究的漢學家。波恩大學中亞所的最終成立，得益于當時從北美大學開始的“區(qū)域研究”的興起和越來越精細的學科分化，這使得蒙古學、藏學和漢學、印度學最終脫離，各自發(fā)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今天我們回顧波恩大學中亞所的發(fā)展歷史時，必須提到一個以該所為中心、多學科合作的科研大工程：特殊研究領域十二——中亞（Sonderforschungsbereich 12）。這個“特殊研究領域十二——中亞”由德國研究協會（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資助，由海西希教授掛帥，始于1969年秋，終于1980年代末，前后持續(xù)近二十年，成果卓然。

當時對這樣一個科研大工程的組織是如此立論的：“人們那怕只在地球儀或世界地圖上投上一眼就會知道，蒙古、西藏以及其毗鄰地區(qū)的地理位置表明，這個地區(qū)是一個自然的文化和歷史的交匯點。幾千年來，由東向西或由西向東的交通線都通過這一地區(qū)，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影響變得越來越清晰地為人們所認識。首先對于文化和語言學家來說，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是，若沒有對這種關聯的認識，許多問題就無法解釋。這不僅對大規(guī)模民族遷徙運動的硏究，或是對公認的語言學法則的認識都是如此。由此就可推知，一個單科的學者，如果他希望能適應和勝任現代科學對方法論的要求和作深入的課題處理，且并不想在一篇單篇論文內使自己疲憊不堪的話，那么他必須承認自己已不再有能力獨立地去解決在對中亞的問題作科學研究時所引出的種種問題了。舉例說來，在處理中亞的問題時就必須精通蒙古、西藏、漢、滿洲、梵、Newari （尼泊爾土著語言）、中亞突厥語、波斯、俄語等語言。在此情況下，只有在一個緊密的不同學科之間的同行合作中進行的跨學科研究才能解決這類問題。出于這種跨學科研究的需要，波恩大學中亞學、印度學和漢學研究所的代表們合作組成了這個‘特殊研究領域十二——中亞’?！边@項中亞區(qū)域研究工程包括對有關中亞之政治、歷史、宗教和民俗之蒙、藏、漢和日文文獻的編輯和科學整理，涉及的學科有蒙古學、西藏學、漢學、印度學、比較宗教學、文學、歷史學、語言學、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和藝術史、比較史詩硏究等。顯然，這個‘特殊研究領域十二——中亞’是一個地區(qū)性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特殊研究領域，屬于“區(qū)域研究”范疇。它的建立反映出歐洲的人文學術傳統開始受到了北美“區(qū)域研究”之崛起的沖擊和影響。

像任何宏大的學術工程和規(guī)劃一樣，中亞所設定的這個宏大的學術目標只得到了部分的實現。雖然與波恩大學的其他系、所相比，中亞系出奇的龐大，全盛時竟有六位專任和特任教授，代表蒙古學（Heissig、Klaus Sagaster， 1933-、Michael Weiers，1937-、Veronika Veit，1944-、Hans-Rainer K?mpfe， 1946-2022）、藏學（Sagaster， Dieter Schuh，1942-）、突厥學（古回鶻文研究，Sagaster，Hans Joachim Klimkeit，1939-1999）和滿學（Weiers， Giovanni Stary，1946-2022）等專業(yè)學科，但最終能夠長期維持和發(fā)展的則僅有蒙古學和藏學二個主修學科。值得強調的是，雖然中亞研究所的建立直接受區(qū)域研究之興起的推動，本應按照區(qū)域研究的學術進路來做學科規(guī)劃，可它的實際操作卻完全遵守了傳統語文學學科的設計。它曾經是世界著名的中亞學研究重鎮(zhèn)，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功，究其原因即在于它將藏學和蒙古學這二個學科完美地整合在了一起，培養(yǎng)出來的學者通常都是兼通蒙、藏的中亞學學者，同時做蒙古學和藏學的研究。其中主修蒙古學的學者，多半兼通藏學，做的常常是基于解讀蒙古文文獻的藏傳佛教研究。與此相反，主修藏學的學者也常常通過對藏文文獻的研究來構建蒙古的歷史和宗教傳統。在波恩大學中亞所從事西藏學研究和教學的主要有KlausSagaster和DieterSchuh兩位教授。Sagaster是國際知名蒙古學家，但也是一位當之無愧的西藏學家。他的著作最主要的有兩種：一是他的博士論文：《珍珠念珠：一世北京章嘉呼圖克圖阿旺羅桑曲丹傳》；另一部是《白史：有關西藏和蒙古政教合一理念的一部蒙古文資料》。兩部專著都是蒙文藏傳佛教文獻的德文譯注，又都同時涉及蒙古和西藏二個方面。前一部著作是西方研究章嘉呼圖克圖的開山之作；后一部著作則是系統深入闡述蒙藏地區(qū)政教合一制度的經典作品之一。

Weiers, Giovanni Stary (1946-2022)

Klaus Sagaster (1933-2025)

Schuh是上個世紀后半葉國際藏學界最知名的德國學者。他的最重要的二部著作是：1，《蒙古君主賜給西藏高僧大德的詔誥和書信》;2，《西藏印章學基礎、八思巴字西藏印文研究》，它們都是藏文文獻的語文學研究著作，也都與蒙古語文、歷史和宗教有關。中亞所的另一位蒙古學教授Hans-Rainer K?mpfe也是蒙藏兼通的學者，他的博士論文《太陽之光：第二世北京章嘉呼圖克圖乳必多吉傳》將蒙、藏文兩個版本的傳記進行整理影印，然后摘要譯成德文。中亞所的另一位蒙古學博士Karl-Heinz Everding（1953-）的博士論文題為：《章嘉呼圖克圖的先輩》，將蒙文版《章嘉傳》中對其歷代先輩轉世的記載譯成德文，并作了詳細的注釋。Everding后期翻譯、注釋蒙元時期的藏文、蒙古文詔告、文書，研究元代的蒙藏關系，學術成就巨大。他既是一位出色的蒙古學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西藏歷史學家，他研究西藏中世紀歷史，特別是研究阿里貢唐地方的政教史，譯注了《協噶教法源流》《阿里貢唐世系史》等多部藏文歷史文獻，是一位難得的西藏古代歷史學家。

Karl-Heinz Everding（1953-）

還有，中亞所的另一位資深研究員卡謝夫斯基（Rudolf Kaschewsky，1939-2020）也是一位蒙藏兼通、且十分博學的學者。他的研究興趣集中在對藏文佛教文獻的蒙古文翻譯上，最重要的著作是他的博士論文《宗喀巴傳》，除了將此書的蒙、藏文版刊行出版外，作者還將其摘要譯成德文，并詳加學術注釋。它根據的原書是蒙古喇嘛?aqar dgeb?es Blo-bzang chul-khrims （1740-1810）用蒙、藏兩種文字著作的一部內容最豐富的宗喀巴傳，其中也包括宗喀巴諸大弟子們的傳記。晚年，他和學生們一起集中對大慈法王釋迦也失的蒙藏文傳記作了翻譯和研究，發(fā)表長篇論文《大慈法王的生平和色拉寺的發(fā)展》。

Rudolf Kaschewsky（1939-2020）

此外，于波恩大學中亞所培養(yǎng)出來的著名學者還有后來出任瑞士伯爾尼大學宗教學系教授的Karenina Kollmar-Paulenz（1958-），她也是蒙藏兼通，同時利用蒙、藏文佛教文獻研究藏傳佛教在蒙古傳播的歷史。她的第一部專著題為《解脫莊嚴——藏傳佛教希解派和斷派的歷史》，是一部藏學的著作，對藏傳佛教中二個相對小眾的教派，即希解派和斷派的歷史做了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她的第二部專著是《蒙古土默特部阿爾坦汗傳——十六世紀蒙古與西藏之間宗教/政治關系史研究》，是典型的蒙藏兼通的語文學和歷史學著作。繼Sagaster后出任中亞所藏學教授的是史衛(wèi)國（Peter Schwieger，1955-），他早年隨Schuh整理和研究藏文法律文書，后來則主要研究清代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研究五世達賴喇嘛以及活佛轉世制度的歷史淵源等。他的第一部英文專著題為《達賴喇嘛和中國皇帝——西藏活佛轉世制度的政治史》，第二部專著則題為《佛教社會中的沖突：達賴喇嘛統治下的西藏》，均不再是對藏文歷史和法律文書的語文學研究，而是對西藏的政治史和宗教史的研究。

波恩大學中亞語言文化研究系曾是世界蒙古學、藏學研究重鎮(zhèn)，于其存在的近半個世紀內取得了輝煌的學術成果。令人遺憾的是，波恩大學中亞語言文化科學系今天已不復存在。進入新世紀后，波恩大學哲學院（人文社會科學院）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學術改組，原本獨立成系的眾多專業(yè)學科，如中亞、漢學、印度學、日本學、韓國學、伊斯蘭學、比較宗教學、東亞藝術等，被合并組成了一個“東方和亞洲學研究院”（Institutfür Orient- und Asienwissenschaften），上述這些學科被改編成為這個研究院的多個分支部門，原來的中亞系則成為“蒙古學和西藏研究部”。這樣的學術改制對這些學科的發(fā)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它從根本上改變了它們的學術性質。盡管其中的部分學科依然保持了傳統的學術稱號，如漢學、蒙古學、伊斯蘭學、日本學和韓國學等，但它們都被當作“區(qū)域研究”做了重新規(guī)劃。像具有悠久歷史和崇高學術聲譽的印度學，直接被轉換成了“南亞研究部”（Abteilung für Südasienstudien）。此外，還出現了“東南亞研究部”（Abteilung für Südostasienstudien）和“伊斯蘭學和近東語言學部”（Abteilung für Islamwissenschaft und Nahostsprachen）等。漢學依然還是一個獨立的部，日本學和韓國學則合并成了一個部，學科名稱雖然得到了保持，但學科設計也更接近于重視近、現代研究的“區(qū)域研究”。德國傳統漢學自二戰(zhàn)之后的學術領袖、世界著名宋遼金元史專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 1914-2011）教授自1970年代末于慕尼黑大學退休之后，就已經開始走上了向“中國研究”轉變的歷程，至此已名存實亡。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波恩大學的東方和亞洲研究眼下處于急速的衰落和蕭條之中，像蒙古學、西藏研究雖然保持了教席，但慘淡經營，已經多年招不到愿意主修蒙古學、藏學的學生了，漢學部的學生則大多數是來自中國的留學生。造成這種狀態(tài)的原因或有多種，但一個最重要的因素無疑就是這些學科經歷的從傳統的語文學學科到當代“區(qū)域研究”學科的轉變。作為傳統語文學學科的蒙古學、藏學和印度學等，是對蒙古、西藏和印度古代語言、文化、歷史和社會的語文學的和歷史學的研究，它們都是對一種古代文明的學術研究，其學術意義可與西方古典學和“民族語文學”相提并論。而當這些學科轉變成為側重于對這些地區(qū)的當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社會科學式的“區(qū)域研究”時，它們的學術意義和它們與當下之西方世界的現實相關性就都大打折扣了，無法吸引廣大學生們的學術興趣，再難成為西方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熱門學科。這些已經轉向了“區(qū)域研究”的傳統東方語文學學科，于當下的西方學界也正在成為亟待搶救的“冷門絕學”。波恩大學的蒙古學和藏學學科的分離，使得中亞語文學學科名存實亡，而蒙古學和西藏學向“區(qū)域研究”的轉向，使得它們的生存面臨嚴重的危機。其中蒙古學早就曾面臨被撤銷的困境，它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支持下才得以勉強維持，可它完全不再是語文學主導下的傳統蒙古學，故根本無法吸引到愿意以此為主修的青年學生。。受西方持續(xù)了幾十年的西藏熱的鼓舞，藏學曾經是一門熱門學科，但當西藏熱退潮，它也同樣難逃極速衰落的命運。作為“區(qū)域研究”學科，蒙古和西藏研究或當重新被整合進德國傳統的“中國研究”（Chinakund，Chinawissenschfat）之中，方可逃脫被淪為“冷門絕學”的悲慘命運。

四、西夏學、古回鶻文研究及其與漢學、藏學的關聯

蒙古學和藏學在今天的西方學界已日趨衰落，它們在從傳統語文學和歷史學學科向跨學科的和社會科學化的區(qū)域研究學科的轉向中，與西方學術和社會的相關性變得越來越小，故很難激發(fā)當下青年人對它們的學術熱情，或很快就將變成“冷門絕學”?？墒?，蒙古族和藏族的語言、文獻、宗教和文化在我們中國都依然還是活著的傳統，蒙古學和藏學理應繼續(xù)發(fā)展、壯大，成為當下中國學研究的重鎮(zhèn)。與蒙古學、藏學的命運不同的是，傅斯年當年提出的屬于“虜學”的，即中國“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的，”或“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有很多則早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冷門絕學”了。于中國古代歷史上，不少曾經輝煌燦爛的民族語文和文化傳統都先后消失在了歷史的灰燼和煙霧之中。今天，我們親身體驗到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一種弱小的語言和文化傳統的生存是如此的艱難，但很難想象一種古代民族的語文和文明的湮滅竟也可以是如此的迅速和徹底，以至于后人很容易完全忘記他們曾經的存在和輝煌。而對這些被遺忘的、消失了的民族語文和古代民族文化傳統的搶救和重建，則是一項極為復雜和艱巨的學術大工程，往往需要好幾代學人為之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才有可能達成。

今天國家鼓勵和支持“冷門絕學”研究，其首要目的當然是要讓那些已經失落了的古代民族語文和文化傳統重見天日，以再現中華民族之古代歷史和文化的多元、豐富和輝煌。而以學術言之，則是鼓勵國人在擅于做“漢學”研究的同時，也要熟練掌握和不斷提高從事“虜學”研究的語文學能力，以真正實現“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遠大目標。對“冷門絕學”的總體推動，并不只是要求我們重新培育和發(fā)展出一門又一門狹義的“民族語文學”學科，而更應該重視在這些學科之間建立起有機的學術聯系，將它們整合成一個整體的“中國學”，以擴充和豐富“中國學”的學術內涵，促成“中國學”或者“中國古典學”學科建設的圓成和完整。當我們回顧每一門“冷門絕學”的學術發(fā)展史時，則不難發(fā)現這些學科其實都很難完全獨立地開展，它們之間都像前述蒙古學和藏學之緊密相連一樣，都有著不可分割的有機的學術聯系。我們今天搶救和振興“冷門絕學”的一個重要方法和步驟，就是要將“漢學”和“虜學”緊密地整合在一起，同時并舉，以推動“中國學”和“中國古典學”的建設和進步。

以下我們或可對早于明代就已成為“冷門絕學”的西夏文的解讀和現代西夏學的成立做一番學術史的回顧，來說明“虜學”與“漢學”“中國學”之間的有機聯系。西夏學是對曾經于中國西北建立了西夏王朝（1038-1227）的古代黨項人的語言、文獻和歷史、文化研究的一門語文學和歷史學的學問。黨項人于1036年創(chuàng)制了西夏文，并用這種文字翻譯和創(chuàng)作了大量各種類型的典籍和作品，西夏人曾經是一個具有豐富的文字和文化遺產的中國古代民族。然而，當西夏王朝于1227年被蒙古人征服而垮臺之后，西夏文隨即就被漸漸舍棄不用，到了明代它就基本絕跡了。待清代后期有殘留的西夏文遺珍被陸續(xù)發(fā)現時，世上竟已無人能夠識別和解讀這種文字，人們常把它們誤認作是女真文或者契丹文等。于1908年黑水城文獻被科茲洛夫發(fā)現之前，雖然中外都有少數幾位學者根據當時被發(fā)現的漢、西夏文雙語碑刻銘文、錢幣印文等資料，解讀出了少量的西夏文字，但西夏人創(chuàng)造的燦爛的古代文明則因缺乏文獻記載而淹沒無聞。黑水城出土文獻的發(fā)現使巨量的西夏文文獻重見天日，為西夏學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也為我們重構輝煌燦爛的西夏古代文明提供了可能性。

最早對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獻作了開創(chuàng)性研究、并為西夏文的釋讀建立了扎實的學術基礎的是俄羅斯?jié)h學家尹鳳閣（Aleksei Ivanovich Ivanov，1878–1937）和聶列山（Nikolai Aleksandrovich Nevsky，1892–1937），這二位天才的漢學家根據同在黑水城文獻中發(fā)現的一部漢文和西夏文雙解詞典——《番漢合時掌中珠》，成功地釋讀了大量西夏文字，并編纂了一部超過三千個西夏文詞匯的西夏文字典。毫無疑問，對西夏文的正確識別和解讀主要依賴《番漢合時掌中珠》這部雙語字典，以及對《文?！贰兑敉泛汀峨s字》等三部西夏文字書的解讀。西夏文的解讀和西夏學的形成，與狹義的漢學研究緊密相聯，西夏學家都同時，或者首先必須是漢學家，不懂得漢語文的學者很難成為一名合格的西夏學家。眾所周知，中國最早得到世界漢學界承認的西夏學家是王靜如（1903-1990）先生，他對1929年春北平圖書館自寧夏購得的九十余卷西夏文經卷進行整理和研究，譯注、考釋西夏文《大孔雀明王經》《大般若經》《金光明最勝王經》等佛典，于1930年代初出版《西夏研究》三輯，發(fā)表了他對這批西夏文文獻研究的學術成果，因此而獲得了1936年度法國漢學大獎——儒蓮獎。王靜如是清華大學國學院的學生，他在陳寅?。?890-1969）、趙元任（1892-1982）的指導下從事比較語言學（comparative philology）和西夏研究，成為中國西夏學研究最早的大成就者。正如陳寅恪所言：“治吾國語言之學，必研究與吾國語言同系之他種語言，以資比較解釋，此不易之道也。西夏語為支那語同系語言之一，吾國人治其學者絕少。即有之，亦不過以往日讀金石刻詞之例，推測其文字而已，尚未有用今日比較語言學之方法，于其同系語言中考辨其音韻同異，探討其源流變遷，與吾國語言互相印證發(fā)明者，有之，以寅恪所知吾國人中，蓋自王君靜如始。”

《番漢合時掌中珠》首頁

西夏學于中西學界的成立大概都是在1930年代，長期以來，對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獻的解讀和研究是西夏學研究的核心內容。中國的西夏學研究自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得益于于中國西北諸省份陸續(xù)發(fā)現和出土的西夏文文獻，而自1990年代末開始俄藏黑水城文獻于中國的影印出版，則給中國西夏學研究以強力的推動，西夏學于“虜學”研究界異軍突起，成為一個非常活躍和成果卓著的學科。可以說，今日西夏學的成長和發(fā)展，是中國學界搶救“冷門絕學”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典范。我們對西夏文文獻的研究已經達到了相當廣泛和深入的地步，已經失落了七百余年的西夏文明的真實面目正越來越清晰地為我們所了解，中華民族古代文明史上曾經缺失了的一章于今得到了圓滿的彌補。從近二十余年來西夏學研究成長、進步的歷史中，我們深刻地體會到西夏學是中國學研究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不但與狹義的漢學研究緊密相關，而且也與藏學和蒙古學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我們在黑水城出土文獻等現存的源自西夏時代的西夏文和漢文佛教文獻中，發(fā)現了大量藏傳密教文獻，對這些文獻的深入研究告訴我們西夏佛教可以說是藏傳佛教后弘期歷史的一個重要篇章，藏傳佛教曾經在西夏王朝內有過十分廣泛的傳播，西夏人對藏傳佛教根深蒂固的信仰，也為繼他們而起的蒙古人迅速接受藏傳佛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外，對西夏文譯藏傳佛教文獻與其藏文原本的比較研究，對于西夏文之語言學和語文學研究本身，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意義，它對于西夏文之語音、組詞、句法和語法結構的重構和分析，提供了最一手的參照資料。在此之前，人們對西夏語音、詞匯和語法的構擬，通常只根據與它們相應的漢語文文本所作的比較和參照，事實上，西夏語文之建構與藏語文有很深的聯系，對它們進行比較研究將極大地推動西夏語文研究的進步，使西夏文文獻的釋讀達到更加合理和精準的程度。毫無疑問，要將西夏學建設成為一門扎實、可靠的語文學學科，它就必須與藏學研究全面和深入地整合在一起，否則我們不但沒法將西夏學發(fā)展到一個像蒙古學和藏學這樣的理想的學術境界，而且也無法揭示古代西夏文明傳統的豐富的和完整的面貌。

與西夏學情況類似的還有古回鶻[突厥]文獻的研究（Old Uyghur Studies）?！肮呕佞X語”是古突厥語的一種，是于公元840年從漠北草原向南、向西遷徙，后定居于河西走廊和吐魯番（高昌）的古回鶻人【元畏兀兒人】使用的文字，現存的古回鶻文文獻主要是二十世紀初德國吐魯番考察隊于今新疆吐魯番地方發(fā)現和盜取的古回鶻文文獻（Turfan Uigurica），現在大部分收藏于德國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內。另外一部分古回鶻文文獻則源出于敦煌莫高窟，為斯坦因所盜取。古回鶻文文獻的年代大致都出自公元9世紀至公元14世紀之間，即始自840年回鶻西遷，及至1368年元朝滅亡、回鶻人開始伊斯蘭化之前。較早的古回鶻文文獻中有大量摩尼教突厥語文獻，而數量最多的則是古回鶻語佛教文獻，其中早期的是《金光明經》等漢傳佛教文獻，譯自漢文佛典，較后期的則多譯自藏文佛教文獻，且多為藏傳密教儀軌。

首先研究和釋讀這些吐魯番古回鶻文文獻的是曾被傅斯年點名的歐洲四位“虜學”大家之一的“發(fā)讀回紇文書”的米勒（Friedrich W. K. Müller，1863-1930），他是他那個時代最杰出的東方語文學大家。在致力于研究吐魯番出土古回鶻文之前，米勒就已經精通漢語、韓語、日本語和馬來語等多種亞洲語言，后來專心學習古突厥語、吐火羅語、粟特語、帕提亞語以及其他多種中古波斯語、伊朗語語言，亦通蒙古語和藏語等中亞語文，曾長期擔任柏林民俗學博物館館長，也是當時柏林大學東方語言學院最出色的東方語言導師。顯然當年陳寅恪、傅斯年在柏林大學學習“東方古文字學”（Oriental Philology）時，曾被米勒的東方語文學功夫傾倒，對他解讀古回鶻文文獻的學術成就推崇備至，所以對米勒就像對待法國的伯希和一樣崇敬，曾聘他為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外籍院士。值得一提的是，米勒之所以能夠順利地釋讀古回鶻文佛教文獻，這與他精通漢語文，并對漢文佛教文獻有精深的研究有很大的關聯，他經常能夠很容易地找出與這些古回鶻文文獻對應的漢文佛典，借助對這二種文本的比較、參照，而釋讀、翻譯這些古回鶻文文獻。例如，他最早發(fā)現了古回鶻文譯《金光明經》的底本即是義凈漢譯的《金光明經》，這為他專業(yè)地解讀這個古回鶻文文本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不僅如此，米勒在解讀古回鶻文佛教文獻時，通常還會參照同一文獻的蒙古文譯本，以幫助他對古回鶻文佛教詞匯和專用名字的識別和認定。而他對藏語文的精通，以及他對藏傳佛教的了解，使他成為最早在吐魯番出土古回鶻文文獻中識別出了一個被他稱為“神通儀軌”的元代薩思迦派上師八思巴帝師所傳的密教儀軌的古回鶻文研究專家?？梢姡呕佞X文文獻研究這一學科的建立，與漢學、藏學、蒙古學和佛學等都有非常密切的關聯。

Friedrich W. K.Müller，Uigurica. Abhandlungen der K?niglich Preu?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2. Berli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8.

自米勒之后，吐魯番出土古回鶻文文獻研究形成為一個持久的學術傳統，人才輩出，成就卓著，迄今依然還是一個相當有學術影響力的東方語文學學科。米勒之后的第二代偉大的古回鶻文研究大家是漢堡大學的突厥學教授葛瑪麗（Annemarie von Gabain 1901-1993）女士，她原本也是一位漢學家，曾在柏林大學隨福蘭閣、海涅士做漢學研究，以陸賈的《新語》研究為題完成了漢學博士論文，1930年代中期曾應邀出任土耳其安卡拉大學客座教授，于此建立漢學學院。但此后葛瑪麗轉而專攻突厥學【古回鶻文獻研究】，潛心整理和研究吐魯番出土的古回鶻文文獻，成果豐碩，成為突厥學研究的一代宗師。晚年除了繼續(xù)從事古回鶻文語文學研究之外，葛瑪麗還對吐魯番高昌王國的歷史、藝術、社會生活等做了精深的研究。古回鶻文文獻研究除了對重構已經失落了的古代回鶻文明至關重要外，它對中國古代西域諸民族歷史和文化研究，特別是對于元代民族和宗教交流史研究，同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與米勒一樣，葛瑪麗也是一位“虜學”大師，不管是做漢學，還是做突厥學，她所從事的其實都是“中國學”的學問。

Annemarie vonGabain（1901-1993）

葛瑪麗之后研究古回鶻文文獻最有成就的新一代學者無疑首推長期在德國勃蘭登堡科學院主持“吐魯番研究”項目的Peter Zieme（1942-）先生和他的長期合作者、當代最杰出的匈牙利東方語文學家Gy?rgy Kara（原名Gy?rgy Katulics， 1935 – 2022）先生。雖然Zieme是更專業(yè)的突厥學家，不像米勒和葛瑪麗這樣具有很深的漢學背景，但他釋讀古回鶻文文獻時同樣也非常注重借助相應的漢文和蒙古文文獻，并十分重視吸收日本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即將古回鶻文文獻的研究放置在整個亞洲研究的廣大的學術語境之中。而Kara先生則是中亞語文學研究無所不能的全才，幾乎懂得所有與中國相關的西域語文，特別精通蒙古文、古回鶻文和藏文，他與Zieme合作翻譯和解讀了多部元譯古回鶻文藏傳密教文本，為我們了解元代藏傳密教于畏兀兒人中間傳播的歷史提供了豐富的一手資料。Kara對藏文佛教文獻的精深了解，為他解讀古回鶻文譯藏傳佛教文獻提供了可靠的專業(yè)學術保障。同樣，這樣全面的中亞語文學專業(yè)功底，曾為Kara解讀黑水城出土的蒙古文文獻提供了極大的幫助。由于Kara于中亞語文學的很多專業(yè)領域都有出色的學術成就，我們無法把他限定在某一個專業(yè)學術領域內，他是一名名副其實的“虜學”大師。他的學術生涯和成就充分表明古回鶻文語文學研究與蒙古學、藏學、西夏學等眾多西域語文學學科一樣，是一門典型的“虜學”學科，它是“中國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今天我們倡導搶救“冷門絕學”，即必須將這門至今幾乎被歐洲學者壟斷的學問在中國學界振興起來，以此把東方語文學的正統搬回到它的故鄉(xiāng)中國來！

Gy?rgy Kara (1935 – 2022)

Peter Zieme (1942-   )

五、舊漢學與新清史、滿學

如前所述，法國漢學家雷慕沙于1814年在法蘭西學院獲得的“漢學”教席實際上不是狹義的“漢學”，而是“漢、韃靼-滿洲語言和文獻學”。顯然，滿族統治下的清代中國諸民族的語言和文獻，及其歷史和文化，都是西方漢學研究的核心內容。很長一段時間內，作為大學教授的西方漢學家一般都同時要教授漢、滿、蒙、藏等多種中國或東亞民族語言，研究中國古代文明同時涉及中國古代諸多民族的語言、歷史和文化，使用多個語種的文獻資料。所以，一直到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漢學一直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多民族語言、文獻和歷史文化的“中國學”。于最初的“傳教士漢學”中，“滿學”的比重就很大，傳教士們?yōu)榱四芘c清初的“滿大人”溝通，自然首先要學習滿語文，故西文滿語字典和滿語語法書的出版很多早于西文的漢語文法和漢文字典。傳教士們還常借用滿文翻譯本來解讀漢語文經典，故滿學和狹義的漢學一度相輔相成，并行不悖。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歐洲漢學史上很多著名的漢學家都名不副實，他們更應該被稱為滿學家、藏學家、蒙古學家、突厥學家或者中亞學家等，但在當時的語境中他們都是名副其實的漢學家。例如，德國二戰(zhàn)前最著名的漢學大家福蘭閣（Otto Franke，1863-1946 ）本來是印度學博士，博士畢業(yè)后才開始學習漢語，并在中國當翻譯工作多年，然后于漢學專業(yè)完成教授升等論文。他先于1910年擔當漢堡大學東亞語言和歷史教席，教授大清帝國內所使用的漢語、滿語、蒙古語、藏語等多種語言。1923年至1931年，福蘭閣于柏林大學任漢學教授，他的五卷本《中華帝國史》是當時歐洲中國研究的代表作品。雖然，福蘭閣在柏林大學擔任漢學教授時清朝已被推翻，他本人對中國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的變革有極大的興趣，但他所做的漢學則依然維持著舊傳統。他在柏林大學長期主持一個閱讀清代四體文碑銘的讀書班，同時關注漢文、蒙古文、滿文和藏文文獻的解讀，這于歐洲漢學極具典型意義，表明那個時代于柏林大學開展的“漢學”是一種多民族、多語種的清代中國學，代表著清代中國的民族語文學學術，而不是單純的“漢學”。德國漢學于二戰(zhàn)之后，依然保持著這種“中國學”舊傳統，不但像海涅士、傅海波等著名的漢學大家，同時也是著名的蒙古學家、滿學家和中亞學家，而且，還有像?？怂具@樣的漢學家，主要從事滿語文的教學和滿語文文獻和歷史的研究，他和他的弟子嵇穆（Martin Gimm，1930-）先后出任科隆大學的漢學教授，但主要利用滿文文獻資料，做清代的歷史和文化研究。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5 VOLUME SET）. Otto Franke

二戰(zhàn)后北美興起“區(qū)域研究”，不但漢學被中國研究取代，而且本來常常被包括在漢學之內的蒙古、西藏和維吾爾研究等，也成了單獨的“區(qū)域研究”領域，傳統漢學開始與滿學、蒙古學、藏學和突厥學（古回鶻文獻研究）脫鉤，被狹義地認定為是只研究漢語言、文獻和歷史、文化的漢學，而不再是“漢學”與“虜學”一體兩面的“中國學”。新興的西方“中國研究”明顯偏向于對“漢人中國”的研究，而不再把中國當成一個多民族、多元文化組成的一個民族/國家?！靶虑迨贰闭窃谶@種從歐洲舊漢學傳統向當代“中國研究”轉向的學科變化中產生出來的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中國研究”學術流派?！靶虑迨贰奔矣兄蛡鹘y漢學家完全不同的中國觀，后者把中國視為一個滿族統治下的、以滿族為中心的統一的多民族共存和多元文化共同發(fā)展的國家，而“新清史”家則建構起了一個以大漢族主義為中心的中國觀，將一個統一的清朝拆分成了一個“漢人的帝國”和一個“內亞的帝國”。他們標榜自己對傳統清史研究采取了一種“民族的/族群的轉向”，即把對清史研究的重點從對漢人和漢化的關注，轉向了對它的“滿州之道”或者“內亞特性”的關注。其實，這樣的轉向是對從費正清開始的美國中國研究學者所做的清史研究的批判和挑戰(zhàn)，而歐洲漢學的舊傳統采取的本來就是以滿族為中心的多民族統一的中國觀，清代中國并不存在互相分裂的二個帝國，歐洲漢學家的傳統優(yōu)勢從來就不是“漢學”，而是“虜學”，他們研究的重點不是“華”，而是“四裔”?！靶虑迨贰奔业摹懊褡宓?族群的轉向”不過是要回歸到歐洲漢學的舊傳統，只是給它穿上了一件要打破大漢族中心主義，重建以滿族或內亞為中心的清朝歷史敘事的新衣而已。

那么，今日西方世界的“中國研究”何以拋棄了重視滿文文獻以從事清史研究這個舊傳統呢？這其中有著深刻的歷史的和學術的原因。如前已多次強調的那樣，歐洲Sinology在很長時間內是包涵了蒙古學、藏學、滿學和突厥學等學科內容的，不管是被稱為漢學諾貝爾獎的儒蓮獎，其獲獎者更多是上述這些學科的優(yōu)秀學者，而不是狹義的漢學家；而且，像法國漢學家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編撰的四卷本《漢學書目》（Bibliotheca Sinica），其內容涉及及至1924年的歐洲語文有關漢地、滿洲、西藏、蒙古和朝鮮的所有著作目錄，這表明“漢”（Sinica）一詞在1920年代的語境中指的就是“中華帝國”，故Sinology就是“中國學”。然而隨著Sinology的衰亡，蒙古學、藏學、中亞學（西域研究）等學科于歐美學界發(fā)展成為一門獨立的“民族語文學”類的學科，滿學卻反而漸漸不見了蹤影。其中的緣由是像藏學、蒙古學等“民族語文學”類學科，有其深厚的學術基礎和發(fā)展?jié)摿Γ坏亲鳛橐粋€“區(qū)域”、“民族”（族群），還是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語文、文化和宗教傳統，它們都具備成為一門獨立的語文學學科的條件，種類豐富、卷帙浩繁的蒙古文、藏文歷史和宗教文獻為蒙古學、藏學的長期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和保障。與藏學、蒙古學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滿學卻從來沒有能夠完全脫離Sinology而形成一門獨立的語文學學科。在建立清王朝之前，滿文還是處于成長中的十分年輕的文字，留下的滿文文獻并不多，內容和題材均不夠豐富。大清建國之后，滿文文獻的成長和發(fā)展又很快與漢語文結合在了一起，滿文文獻中的經典文本最重要的是對漢語文經典的翻譯。即使清朝皇帝熱衷于興“黃教”（藏傳佛教），以安眾蒙古，但今天保留下來的《滿文大藏經》的大部分內容也是對漢文大藏經的翻譯。清朝官方文獻很早就開始滿、漢并用，甚至滿、漢、蒙、藏四體并用，清代的歷史文獻中滿文并不是獨一無二的。對于研究清代歷史而言，留存至今的大量清代滿文檔案文獻等，無疑是無可替代的珍貴歷史文獻。我們若要研究滿族的語言、歷史、文化和民族特性等，當然必須要學會滿語文、充分利用滿文文獻，否則，我們的研究是不究竟的，不完美的。但是，要建立起一門像藏學和蒙古學這樣自成體系的語文學學科的滿學，僅僅依靠現存的滿文文獻顯然還是遠遠不夠的，僅僅借助滿語文文獻從事清史研究，這遠不足以支撐起一門可稱為“滿學”的語文學學科。

CORDIER Henri.?Bibliotheca Sinica.Bruxelles， Culture et civilisation， 1963 5 vol.

此外，雖然“新清史”的學術進路之一是要打破清代歷史的“漢化”敘事，但不得不說，滿語文獻之所以于后世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或者說滿學并沒有能夠發(fā)展成為獨立于狹義的漢學之外的一門語文學學科，甚至說滿族或者滿族居住地區(qū)于今日也無法成為一個“區(qū)域研究”學科的研究對象，其重要原因就是滿族于其統治中國近三百年間確實已經非常的“漢化”、“華化”或曰“中國化”了，滿族的語言和文化已經很深地嵌入了作為整體的中國的語言文化之中，以至于后人很難真正將滿人與中國人，將“滿族之道”從“中國之道”中清晰地分離出來。是故，滿學即使在Sinology衰落之后，也沒有能夠繼續(xù)發(fā)展，形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它依然與Sinology和“中國學”相輔相成，不可分離。西方的蒙古學和藏學研究在從語文學向“區(qū)域研究”轉向的過程中走向了衰落，而滿學甚至都無法成為一門“區(qū)域研究”學科的研究對象，因為它與漢學和中國研究的聯系是如此的緊密，如此的不可分割，在它們之間根本不存在一個可以嚴格區(qū)分和定義的特殊區(qū)域可供他人研究。

當我們對Sinology的“中國學”性質有了全新的認識時，我們對西文中的“漢化”，即Sinification和Sinicization這個概念的理解或也應該有一個全新的視角，我們不應該簡單地按其字面意義來理解“漢化”。所謂“漢化”或當如陳垣先生所說的“元代西域人華化”一樣，指中國古代王朝諸多民族相互滲透、交融的“華化”和“中國化”。在清代中國這個背景下，“華化”的主題是滿、漢、蒙、藏等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它使傳統中國的社會和文化面貌發(fā)生了巨大的改變。于這個“華化”的過程中，“滿化”程度或高于“漢化”，作為清王朝之統治階級的滿族，他們于近三百年的統治時間內，盡管最終也不可否認地被高程度地漢化了，甚至也部分地被藏傳佛教化了，但滿族對于被其統治的漢、蒙、藏等民族百姓于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影響，或至少等同于漢、蒙、藏等族于文化、社會和宗教上給他們施予的影響，清代中國各民族文化之間交往、交流和交融的歷史是古代中國各民族之華化、中國化和中華民族化的一個典范。最后值得強調的是，由于世界學界并沒有形成一個以滿語文文獻和文明研究為主體的滿學，也沒有出現一個或可稱為“滿洲研究”的區(qū)域研究學科，而滿語文不再為滿族百姓使用也已百有余年，它已接近消亡，故滿語和以滿語文研究為主體的“滿學”早已經成為亟待搶救的“冷門絕學”，于今我們或確實應該于清史研究之外給滿語文和滿學研究以特別的重視，以維持這個中國古代民族語文傳統的傳承和發(fā)展，將對它的研究作為我們搶救“冷門絕學”，建設世界中國學的一項重要舉措。

本文原刊于《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2025年第二輯，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