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忠臣、遺民與貳臣，似乎是今人所熟知的明清易代時士人的“樣板”，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朱亦靈通過對嘉定士紳侯岐曾日記的細致考察，還原其真實生活，模糊了幾種身份的界限。侯岐曾本以家族利益為重“奉母保孤”，與復明運動保持距離。但隨著新政權(quán)不斷“追索”家財，他對清朝的仇恨迅速增長。最后在種種情緒的作用下，貿(mào)然藏匿“松江之變”的案犯，以致事發(fā)被殺。此外，他還引入生活史的視角，詳細描摹侯岐曾作詩唱和、迎來送往以及飽受便秘、瘧疾困擾等生活細節(jié)，豐滿立體、有血有肉，展示了晚明士人群體的多重面貌。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對朱亦靈進行了專訪，談及侯岐曾日記的細節(jié)、侯岐曾之死的曲折過程等，以下為訪談正文。

朱亦靈

澎湃新聞：請介紹一下侯岐曾的生平以及侯岐曾日記的情況。

朱亦靈：侯岐曾（1595-1647）字雍瞻，蘇州府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區(qū)）人，出身于名門望族紫隄侯氏。其父侯震旸為萬歷年間進士，兄侯峒曾為天啟年間進士，官至左通政。侯岐曾本人也少年成名，與兄峒曾、岷曾并稱“江南三鳳”，但科考不順，十次鄉(xiāng)試不第，僅中副榜貢生。不過，他在江南文壇仍以評選時文聞名，積累了廣泛的人脈和文化資本。明清鼎革之際，侯家遭受滅頂之災。清順治二年（1645），清軍占領(lǐng)江南后頒布“剃發(fā)令”，嘉定士民奮起抗清，侯峒曾被推為領(lǐng)袖，城破后殉國。侯岐曾正在松江為抗清武裝籌措糧餉，幸免于難。此后他的人生目標轉(zhuǎn)為“奉母保孤”，即侍奉母親龔氏、保全兄長遺孤侯玄瀞，艱難維系家族存續(xù)。起初侯岐曾采取蟄伏策略，不再參與復明運動，但最終于順治四年（1647）因藏匿抗清人士陳子龍而被捕遇難。

《侯岐曾日記》是侯岐曾在生命最后一年半的私人日記，約九萬字，起于順治三年（1646）正月初一日，止于次年五月初十日，即侯岐曾被捕的前一天。日記內(nèi)容相當瑣細真實，較少后世傳記中常見的道德修飾，生動展現(xiàn)了作者在鼎革巨變后的日常生活、社交網(wǎng)絡與心靈世界。此外，日記還收錄了不少他給親友的信件底稿，構(gòu)成了多層次的史料系統(tǒng)。日記中的主要線索可歸納為四條：第一是參與讀書著述、詩詞唱和、飲酒下棋與節(jié)慶娛樂等消閑活動，展現(xiàn)了在極端壓力下維持生活常態(tài)的努力；第二是與瘧疾等一系列疾病的斗爭；第三是應對清廷籍沒家產(chǎn)、催逼租賦的“追索危機”；第四是與復明運動的復雜糾葛，從若即若離到意外涉足，卷入“松江之變”而殞命。考慮到明清之際留存至今的日記并不多見，《侯岐曾日記》誠屬了解明清易代江南士紳與社會變動的珍貴一手史料。

澎湃新聞：你對侯岐曾日記中記載的哪個細節(jié)最為印象深刻？

朱亦靈：說來奇怪，我對《侯岐曾日記》中印象最深刻的細節(jié)，居然不在侯岐曾本人，而在侯岐曾的一個連“朋友”都算不上的社交對象，叫沈弘之。沈弘之也是嘉定人，在晚明以經(jīng)世之才聞名，與親天主教人士圍繞西洋槍炮等軍事知識有不少互動，還幫助族弟沈廷揚為崇禎帝設計了漕糧海運的方案。明清鼎革后，沈廷揚抗清被殺，沈弘之出面將他安葬，之后歸隱。時人對沈弘之的風骨予以盛贊，沈氏詩稿也被認為“含蓄不露，得唐人之遺風”。從這些材料來看，在中國傳統(tǒng)的人物評價體系中，沈弘之的道德、文學與事功均不無可取之處，其兼具文人、豪杰與隱士的多重面向，共同構(gòu)成了一個比較完滿的“人設”。

但是，《侯岐曾日記》中出現(xiàn)的沈弘之形象是完全負面的。首先，侯岐曾提到沈氏當時是清朝江寧巡撫土國寶的幕賓，這一點在其他史料中都看不到。明人入清朝官員之幕是否屬于“變節(jié)”，在當時頗有爭議，持夷夏之防較嚴者如黃宗羲、傅山等人就堅不入幕。沈弘之入土國寶幕雖不代表他的政治傾向，但顯然不利于其“隱士”人設的構(gòu)建，各方自然得為他諱言。其次，沈弘之對侯岐曾極盡敲詐。面對土國寶等清朝官吏對侯家的追索，侯岐曾起初對沈弘之不太瞧得起，不愿找他疏通，不料很快得知沈氏放話稱“侯產(chǎn)必當籍”，在驚惶之下才與沈搭上了線。沈弘之開口就索要侯家一年的田租作為疏通費，侯岐曾估算此費在一千兩白銀以上，實在無法承擔，經(jīng)多次講價，調(diào)整到七百兩。沈弘之答應北上替侯家向權(quán)貴說情，雖未成功，卻不忘派女婿找侯岐曾討要報酬，侯岐曾也只得勉力敷衍，切齒而已。

不同歷史文獻因立場差異與利益糾葛，對地方社會中的人與事可能會做出彼此矛盾的評價，對此無需意外。不過，沈弘之作為在眾多文獻中均飽受好評的人物，卻僅在《侯岐曾日記》中呈現(xiàn)出極為負面的樣貌，這種顛覆性仍令我驚訝。由此不免想到，如果沒有《侯岐曾日記》存世，沈弘之在后世是否就能保持完滿的形象？侯岐曾自己又會是什么樣的形象？這種公共與私人文獻之間的張力，在很大程度上喚醒了我對《侯岐曾日記》的文本批判意識，繼而對抗清運動、忠節(jié)意識等更多明清之際的傳統(tǒng)議題產(chǎn)生新的思考。

侯岐曾像

澎湃新聞：清初江南士人的交流網(wǎng)絡以及信息獲取渠道是怎樣的？他們有怎樣的心態(tài)？

朱亦靈：從《侯岐曾日記》來看，江南明遺民的交流網(wǎng)絡中地緣、血緣、學緣具有很強的重合性，很多人彼此既是姻親又是師友，形成了內(nèi)部關(guān)系緊密的共同體，信息的傳播與接受基本都與這個共同體相關(guān)。侯岐曾對時聞的了解大多得自他的“親友圈”，方式包括當面交談、通信、傳閱邸報等，對于臨近地區(qū)的情況則常派出奴仆就地打探。特別是邸報系官辦，清朝官府禁止其流入民間，只能在官員間轉(zhuǎn)閱，侯岐曾卻仍能通過朋友看到邸報，證明他獲取信息的網(wǎng)絡確實頗為強大。

盡管侯岐曾消息靈通，卻經(jīng)常誤信謠言，斷定清軍節(jié)節(jié)敗退，南明復興有望，這仍然需要從他所在的“遺民親友圈”尋找答案。這一群體對清朝普遍懷有國仇家恨，又在現(xiàn)實中受到清朝官府的追索和壓迫，導致其心態(tài)焦慮脆弱，迫切渴望從外界戰(zhàn)局的“利好”消息中，尋找擺脫當前困境的出路和報復清廷的希望。因此，當面對真?zhèn)螉A雜的時聞，他們會主動選擇相信符合其愿望的消息，從而獲得情感慰藉、維系復國希望。交換時聞隨之超越了其原有的信息傳遞功能，而成為了遺民內(nèi)部的社交儀式，借以強化政治認同、鞏固情感紐帶，乃至策劃秘密抗清運動。在此情況下，信息本身真實與否就不那么重要，夸張其辭者大有人在，甚至有人不惜假傳捷報。俗話說“謠言止于智者”，將是否接受謠言純系于個人的判斷力，然而真實情況恐非如此。

澎湃新聞：侯岐曾之死有哪些偶然性或者復雜性？跟明清易代主流敘事有著怎樣的不同？

朱亦靈：“松江之變”是侯岐曾之死的導火索。順治四年（1647）四月，清蘇松提督吳勝兆策劃反清，與舟山明軍約定會師松江，共取蘇州。不料人謀不臧，兵變迅速失敗，清朝官府隨即追捕涉案人員。松江名士陳子龍曾為吳勝兆聯(lián)絡舟山，事發(fā)后逃到嘉定。侯岐曾聞訊，決定藏匿陳子龍，又派女婿顧天逵將他轉(zhuǎn)移到昆山，伺機出海。清軍尾隨而至，于五月十一日逮捕侯岐曾。侯岐曾接受清朝官府審訊時，不肯屈服，開口怒罵，三天后即遭處決。

那么，一心奉母保孤、對復明運動能避則避的侯岐曾，為何最后甘冒奇險，決定藏匿陳子龍？此舉看似一反常態(tài)，其實多少是他在長期壓抑下的總爆發(fā)。一方面，清廷的持續(xù)追索和日益惡化的健康狀況，已將他的身心折磨至崩潰邊緣，更易做出極端行動。另一方面，侯岐曾深知子侄涉足“通海案”事發(fā)，無論藏不藏陳子龍，侯家都已大禍臨頭。在此情況下，藏匿朋友就不無意氣用事、魚死網(wǎng)破的意味。應該說，侯岐曾并非明哲保身之輩，他雖為“奉母保孤”不惜犧牲家財和尊嚴，但畢竟亡國之痛難抑，復仇之火愈增，使他既難控制自己的負面情緒，也不能制止子侄涉足復明運動，已埋下侯氏二度破家的伏筆。陳子龍的倉皇到訪，又讓侯岐曾驟然承擔了一種在危急關(guān)頭無法輕易推卸的道德義務，逼迫他在電光石火間做出抉擇。日常生活的慣性與個人情緒的積累至此引發(fā)質(zhì)變，對故國和故友的義務壓倒了對家庭的責任，結(jié)果讓他身陷囹圄。老母投水、子侄離散，更使侯岐曾兩年來“奉母保孤”的努力化為泡影，萬念俱灰之下，在公堂破口大罵，刻意求死，遽爾成仁。

“松江之變”使侯岐曾之死帶有很大的被動性和偶然性，但他的生死抉擇只有放到較長時段的生活環(huán)境和心理結(jié)構(gòu)中才能理解，導致自身被局勢步步推逼，落入主動求死的境地。其死既有時勢所迫，又是個人選擇，熔偶然與必然于一體，充滿了內(nèi)在的矛盾和張力，絕非簡單的“舍生取義”可以概括。學界對明清之際士大夫政治抉擇的研究多將殉國視為忠節(jié)觀念的產(chǎn)物，這一層面的分析無疑必要，但相對缺乏對其他因素的考量，也不免將研究對象靜態(tài)化。侯岐曾之死的復雜面相揭示出，生死抉擇的做出更可能是一個動態(tài)的、漸進的過程，需要把握其人的社會背景、生活情境與利益考量，將符號化的“忠臣”還原為具體的人，從而超越對明清易代的“忠烈”敘事，經(jīng)由日常生活走向更廣闊真實的歷史世界。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侯文節(jié)集》

澎湃新聞：從侯岐曾個案反觀其他晚明士人，有哪些新視角和新發(fā)現(xiàn)？你對侯岐曾作何評價？

朱亦靈：侯岐曾作為一個鮮活的案例，確實有助于對晚明士人群體的多重面貌做出一些新觀察：第一是作為男性家長的士人。學界認為晚明士人同時存在享樂主義和道德嚴格主義兩種極端傾向，簡單來說就是放縱的人很放縱，保守的人很保守，社會思想缺乏一個“最大公約數(shù)”。在這一氛圍中，嘉定侯氏被認為是價值取向十分傳統(tǒng)的士大夫家族，侯家士人也在各種文本中強調(diào)自己的家風端重有禮，“雍雍穆穆”。例如侯玄汸晚年回憶自己剛結(jié)婚時天天晚起，結(jié)果被祖母龔老夫人在窗畔高聲提醒，不由羞愧難當，這個家庭氛圍在今人看來大概頗為壓抑。但在《侯岐曾日記》中卻不完全是這樣，一家人可以團坐打牌，或者與友人飲宴，還讓家僮唱曲助興。曾經(jīng)提醒孫子侯玄汸婚后宜加自律的龔老夫人，其實自己也不算自律。她年輕時就因為沉溺葉子戲而被長輩狠狠教訓，但一輩子也沒改掉愛玩葉戲的習慣，《侯岐曾日記》中出現(xiàn)的所有葉戲場合，龔氏都有參與。至于侯岐曾自己，一方面，他與友人顧咸正等人的交游同樣充滿了放誕狂歡的色彩；另一方面，他在家庭中也不像是一位威嚴的大家長，對兒女都會寫信關(guān)心起居，調(diào)配生活用度，特別是在疾病醫(yī)療方面對晚輩也關(guān)懷備至、親自探護。簡言之，侯岐曾大概如熊秉真教授所言，是16-17世紀之交東南地區(qū)出現(xiàn)的一類新型男性，即溫暖、友善、更樂意親自操持家庭事務?？梢姡砻魇咳思幢阃獗硪試烂C正統(tǒng)自居，實際的家庭生活更可能是“有張有弛”的。

第二是作為鄉(xiāng)紳的士人。鄉(xiāng)紳是士人中的上層群體，一般認為明清時期只有具備任官資格（通常是舉人以上）的居鄉(xiāng)士人才算鄉(xiāng)紳。侯岐曾身為鄉(xiāng)試副榜貢生，已有任官資格，并謝絕了南明弘光政權(quán)的征辟，也可以進入鄉(xiāng)紳之列。學界對明清鄉(xiāng)紳的評價主要存在三種取向：其一是階級斗爭范式中的壓迫者敘事，強調(diào)鄉(xiāng)紳的剝削、壓迫與豪奢等負面屬性；其二是在功能主義視角下對鄉(xiāng)紳的理解，認為鄉(xiāng)紳在基層社會的教化、治安、工程建設、福利事業(yè)等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將其視為社會的“中間群體”，但近年也存在片面強調(diào)鄉(xiāng)紳的利他性和“超越性”、將其美化為“鄉(xiāng)賢”的傾向；其三是日本學者森正夫先生將鄉(xiāng)紳劃為“經(jīng)世型”和“豪橫型”的二分法，也就是強調(diào)鄉(xiāng)紳中有善亦有惡，不能一概而論。侯岐曾等侯家士紳的經(jīng)歷或許可以提供第四種認識，即“經(jīng)世”與“豪橫”未必是鄉(xiāng)紳群體的類型分化，而是個體行為的一體兩面。從現(xiàn)有史料看，嘉定侯氏的地方聲譽尚佳，不僅幾代侯家士紳均在折漕等重大事項上為桑梓爭取利益，明清之際當?shù)匾矝]有爆發(fā)針對侯氏的奴變、佃變和仇殺。但侯家的發(fā)跡和經(jīng)營也有混同流俗的一面，包括拖欠賦稅、接納投獻、搶奪田地、夷平義冢、縱奴行勢、徇私枉法等等。有些具體事宜，家主侯峒曾、侯岐曾兄弟未必件件知情，但有些事情則必定了解乃至親身料理。從侯氏這一案例來看，我們對鄉(xiāng)紳的理解需要超越道德評判，轉(zhuǎn)而關(guān)注鄉(xiāng)紳在地方權(quán)力網(wǎng)絡中的實踐邏輯：其行為往往同時受到儒家理想、家族利益、地方慣習與制度環(huán)境的共同塑造，而呈現(xiàn)出“善惡并存”的面貌。除嘉定侯氏外，美國學者施珊珊對嘉善縣鄉(xiāng)紳丁賓的研究也能體現(xiàn)這一點，說明晚明江南鄉(xiāng)紳的“兩面性”可能具有相當?shù)钠毡樾浴?/p>

第三是作為“遺民”或“忠烈”的士人?！斑z民”或“忠烈”作為士人被特殊歷史情境賦予的政治身份，往往不是當事人能夠選擇的，但后人反而習慣運用這些標簽將當事人框定，并對其人格、性情、政治傾向做出先驗性的判斷?！逗钺沼洝匪峁┑倪B續(xù)、豐富、私密的生活記錄，則為突破這種刻板想象提供了可能。例如，閱讀明遺民的詩文，很容易感到憂郁、痛恨、追悔等種種極度強烈的負面情緒，這些自然是真實感受，但絕非生活全貌，而僅僅是遺民希望向外人展示的一面。而在《侯岐曾日記》中，侯岐曾依然有著豐富多元的日常生活，他雖不能忘懷家國之悲，但也多次明確表示希望好好生活，走出過往的陰霾，只是與復明運動的糾葛最終將他毀滅。又如，明清之際的思想界對“忠臣義士”為何殉國議論極多，最常見的一種理解是將其視為平日注重道德修為的產(chǎn)物，即將政治抉擇與道德水準掛鉤，但很難自圓其說。于是也有一派將殉國視為激于血氣的結(jié)果，進而貶低其價值，特別是反對讓所謂“倡優(yōu)匪盜”與名士同登“忠烈”之堂的做法。在上述二元化的解釋模式中，人何以成為“忠烈”，要么是極端的必然，要么是極端的偶然，且背后都隱藏著深刻的士大夫式的身份優(yōu)越感。侯岐曾的經(jīng)歷也跳出了這一模式，他在順治二年至四年經(jīng)歷了矢志抗清—奉母保孤—刻意求死的三重轉(zhuǎn)變，每重轉(zhuǎn)變看似激烈，但也真實。他的死亡既非蓄謀已久的殉道，也不只是一時血氣所激，更像是生活希望破滅后的放手一搏，沒有更好的路可選。畢竟，即便侯岐曾在官府公堂僥幸生還，侯家破亡之勢注定，不可能再回到從前。

總之，侯岐曾在男性家長、鄉(xiāng)紳、遺民等多重角色中的實踐，為我們理解晚明士人提供了兼具典型性與復雜性的個案。這種復雜性提示我們，或許并非侯岐曾本身“特殊”，而是留存文獻與后世闡釋往往簡化了歷史人物本有的多面性。若將侯岐曾與其他遺民的日常生活、經(jīng)濟活動、人際網(wǎng)絡進行深描式比較，或可進一步揭示明清之際士人群體共有的掙扎與抉擇。至于如何評價侯岐曾，幾句話不易說清，我的評價也并不比讀者的感受更重要。只能說，侯岐曾極有個性，在日常生活中恐怕不易打交道，但他身上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需求激烈碰撞出的痛楚仍令我動容。承平之際人人皆可倡言忠義，但臨難關(guān)頭做出的抉擇則要困難和復雜得多，即便是深思熟慮、竭盡全力做出的自覺行動，也往往難以掙脫時代命運的桎梏。

《覆巢之下：一位江南士紳的日常生活與明清鼎革》書封

澎湃新聞：日記研究有哪些特點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朱亦靈：日記研究有哪些特點、如何把握，來新夏、鄒振環(huán)、張劍諸學林前輩與堯育飛、陳嶺等新銳學者已做了比較全面的論述，我只能簡略談談讀者可能關(guān)注的幾個問題。在公眾的一般認知中，相對于正史、典章、傳記等具有公開性質(zhì)的文獻，日記理應是一種更加平易、生動、有趣的文本，能夠滿足我們對名人私生活的窺探欲，所謂日記研究也被認為限于這一層面，其實往往不是如此。

首先，不談如何“研究”，想要讀懂日記本身已是很大挑戰(zhàn)。日記（特別是不打算公開的日記）作為一種即時性創(chuàng)作的文本，一般沒有“完篇”的概念，作者隨時可能中斷寫作，也不會考慮如何起承轉(zhuǎn)合、對讀者是否友好。這就導致日記中每每充斥著簡稱、字號和隱語，還有各種前言不搭后語的敘事，構(gòu)成了龐大難解的語言迷宮。一些篇幅巨大的日記常令學者望而生畏，明知是歷史研究的富礦，也感到無從措手。例如晚清廣東官員杜鳳治的日記在1958年后已為學界所知，但直到近年才得到邱捷教授的詳細釋讀。

其次，研究不能止步于對日記內(nèi)容分門別類、簡單鋪排，而要先圍繞明確的“問題意識”，再調(diào)動史料進行周密充分的論證。至于研究日記可以論證出什么，自然見仁見智，也和日記自身的屬性有關(guān)，例如從修身日記可把握思想觀念的演進，從游歷日記可直擊自然地理、交通環(huán)境與風土民情，從朝廷大員的日記可觀察當時的軍政制度與人事糾葛。但無論選擇什么主題，都不妨關(guān)注日記呈現(xiàn)的日常現(xiàn)象所具有的完整性和連續(xù)性，借以沖擊和修訂種種建立在被刻意裁剪的史料基礎上的“宏大敘事”。這樣的研究不僅可以避免流于瑣碎鋪排和細節(jié)補正，而且有望將既有研究推向新的境界。例如劉永華教授對徽州鄉(xiāng)民程允亨所撰排日賬的研究（排日賬并非日記，但也是逐日記錄的文本），就看到了一個與既有印象不同的“十九世紀”。

最后，日記的個人色彩極強，堪稱自我展示的舞臺，作者可以不太在意中國傳統(tǒng)史學講究的“公”和“真”，而更多地關(guān)注本人的形象塑造與情緒表達。問題是這些個人形象有哪些是相對真實的“自我”，哪些又是想象中的“超我”，又是否存在刻意遮蔽與自我審查的情形，作者可能也不清楚，遑論后人。日記與其他史料的區(qū)別不在于誰更“客觀”或“主觀”，而是日記對生活細節(jié)與自我剖白的“建構(gòu)”可能更加微妙隱秘。這一方面對研究者的文本精讀與情感共振等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啟示用互證的方法對日記不斷進行歷史定位，今后值得期待的做法是用多部日記研究一類群體或分析一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