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取格陵蘭背后的陰暗圖景

唐納德·特朗普對奪取格陵蘭的執(zhí)念，引發(fā)了大量困惑、不安與警覺。但始終有一個核心問題懸而未決：為什么？為什么特朗普會如此執(zhí)拗、而且如此突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座遙遠的島嶼上？這里人口稀少，與美國的現實聯系更是寥寥無幾。近日研究者Casey Michel在《新共和》上深入剖析了奪取格陵蘭背后的陰暗圖景：特朗普背后的寡頭們的反烏托邦計劃。

當地時間2026年1月17日，格陵蘭努克，人們在美國領事館前抗議特朗普的格陵蘭政策。視覺中國 圖

按照特朗普自己的說法，這一切主要關乎“國家安全”，他反復強調“我們必須擁有它”。依照特朗普缺乏事實依據的描述，格陵蘭似乎到處都是俄羅斯和中國的船只，從而構成一場只有通過吞并才能解決的安全危機。奪取格陵蘭同時也被納入正在成形的“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對歷史上門羅主義的改編）：美國自認為有權干預，甚至直接占領西半球內任何它想要的土地。

但這場對格陵蘭的執(zhí)念，還有一個長期被忽視、卻同樣關鍵的維度，而它對特朗普掠奪格陵蘭、并將其據為“美國財產”的計劃至關重要：錢。更具體地說，是那些長期資助特朗普、并將在美國對格陵蘭行使宗主權后獲利豐厚的寡頭集團。作者寫道，借用一句最近在委內瑞拉政治語境中看到的口號來稍作改寫：“問題就在于掠奪資源”。

隱藏在推動特朗普帝國主義擴張的裙帶資本主義網絡之中，有著比單純攫取資源更古怪、也更陰暗的圖景。這關乎一種新的世界開端：一個所有對美國寡頭的限制（無論是監(jiān)管、民主制衡，還是制度障礙）都被清除的世界，一個親寡頭的“黃金時代”，以格陵蘭為實驗中心，卻遠不止局限于那里。

格陵蘭的面積幾乎與委內瑞拉相當，本身就是一個裝滿關鍵礦產和高價值資源的巨大寶庫。鋅、銅、黃金、石油，甚至還有鈾和鉑金。格陵蘭幾乎是一張被具象化的元素周期表。由于島嶼大部分地區(qū)被冰川和貧瘠苔原覆蓋，這些資源大多尚未被開采。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尚未被系統(tǒng)勘測，也不意味著開采藍圖尚未被反復規(guī)劃。

而在勘探、測繪與籌劃方面，做得最多的就是近年來迅速靠攏特朗普、并計劃在奪取格陵蘭后賺得盆滿缽滿的美國寡頭。

這并非臆測?！缎l(wèi)報》在2025年4月明確指出：“唐納德·特朗普一些最大的競選捐助者和投資人……已經站在了一個可能從美國接管格陵蘭中直接獲利的位置上”。這些人從硅谷科技巨頭到化石能源公司的掌門人不等，幾乎都已在格陵蘭布局礦業(yè)與資源開采項目。他們真正的障礙，只剩下丹麥和格陵蘭本地政府的監(jiān)管與限制。一條由“投資者、億萬富翁與特朗普”構成的“閉環(huán)”已經成形，如同一群盤旋的禿鷲，反復審視著格陵蘭哪些部分最值得被掠奪?！都~約時報》去年也指出，特朗普“身邊簇擁著一批富有的投資者，他們早已將格陵蘭視為一個潛在利潤巨大的金屬與礦產開采地”。

這些幕后人物并不神秘。正引領格陵蘭“現代淘金熱”的礦業(yè)公司KoBold Metals，其投資者包括馬克·扎克伯格、杰夫·貝索斯，以及安德森·霍洛維茨（Andreessen Horowitz，執(zhí)掌一家硅谷頂級風險投資基金）。

《雅各布》轉載了記者Lois Parshley首發(fā)在Lever上的報道，里面寫道：這家礦業(yè)公司KoBold Metals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來定位并開采稀土及關鍵金屬礦產，即對高科技產業(yè)、新能源和軍工體系至關重要、但供應高度集中的礦物資源。它所使用的是一套自有的專利算法系統(tǒng)，能夠自動解析并交叉比對由政府資助完成的地質調查報告以及其他相關數據，從而在全球范圍內鎖定具有高商業(yè)價值的礦藏分布。

正是這一算法系統(tǒng)，將目標鎖定在格陵蘭西南部崎嶇、此前開發(fā)程度極低的海岸地帶。在該區(qū)域，KoBold Metals目前持有Disko-Nuussuaq項目51%的控股權益，意味著公司對該項目擁有實質性決策權，并正在重點勘探銅等金屬礦產。這些材料不僅是新能源、電網和電動車的核心原料，也是人工智能數據中心、服務器與高性能計算基礎設施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

另一家盯上格陵蘭的企業(yè)是Critical Metals Corp，其背后支持力量正是霍華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現任特朗普政府商務部長）多年執(zhí)掌的對沖基金。事實上，Critical Metals Corp的投資人與特朗普媒體公司的投資人高度重疊。正因如此，透明倡議組織“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的負責人羅伯特·魏斯曼（Robert Weissman）將其形容為一個“圈內人互相吸血的騙局循環(huán)”。這些人當中，許多還在2024年向特朗普競選團隊捐贈了數億美元，既幫助他重返白宮，也為自己從新一輪帝國擴張中牟利鋪平道路。

這種由資本巨頭支持政客、并不斷換取更高回報的結構，在美國國內早已司空見慣；在外交層面同樣如此：從能源公司到軍火商，再到農業(yè)與食品企業(yè)，美國政策長期被這些力量從中美洲一路塑形至中亞、西非，乃至全球更多地區(qū)。

但如今，這個由企業(yè)金主構成、并與特朗普白宮深度勾連的階層，已經不再只是“影響政策”，而是直接操縱擴張型帝國機器本身。Casey Michel認為，這是一種百余年來未曾出現的模式。上一次類似情形，還要追溯到美國糖業(yè)寡頭推翻夏威夷政府、建立寡頭式警察國家，并最終推動群島并入美國的年代。而在格陵蘭，這一模式已昭然若揭。魏斯曼直言，如今寡頭金主與特朗普之間的關系，已經“包括了對美國帝國力量的直接動用”。

事情不止于此。對其中一些力量而言，格陵蘭不僅是一個可被開采的資源倉庫，更是一處實驗場：既是美國帝國如何進一步擴張的實驗場，也是一個讓寡頭式烏托邦（對其他人而言是反烏托邦）得以成真的試驗空間。

這些更隱秘幻想的核心人物，是一位名叫德萊頓·布朗（Dryden Brown）的美國人，身材瘦削、金發(fā)。他領導著名為Praxis的組織，所謂“網絡國家”（network state）運動的重要節(jié)點?！熬W絡國家”這一概念本身就相當混亂。其主要倡導者、硅谷思想家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將其定義為：“一個高度一致的線上社群，具備集體行動能力，通過眾籌在全球購買領土，并最終獲得既有國家的外交承認”。

剝去技術話術后，這一構想其實并不復雜：網絡國家就是一個同時存在于線上與現實土地上的“新國家”，為那些希望擺脫監(jiān)管、稅收和民主制衡的資本力量提供逃逸出口。它設想一個財富與權力可以無限擴張的世界，并將傳統(tǒng)民族國家（包括美國）視為過時的社會組織形式。在他們看來，人類的下一階段，應當由這些自封的“遠見者”在任何可能之地重新書寫。

Praxis主要從加密貨幣圈層吸納支持者，并在近年成為這一運動的領軍者。其在2024年發(fā)布的宣言聲稱，世界正“站在一個轉折點上，權力越來越取決于能否占據全球分散社群的注意力與認同”。在布朗的領導下，Praxis設想將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基礎設施到合同體系）全部置于區(qū)塊鏈之上加以記錄和管理，從而構建一個所謂的“主權網絡”或“數字國家”。法國《世界報》將其概括為：一個“免稅飛地，以自由市場原則運作，由一位國王式CEO領導的‘公民—股東’共同體”。

但要讓這種“主權網絡”真正落地，仍需要一塊現實世界的領土。盡管類似嘗試（例如在洪都拉斯、尼日利亞）已經失敗，布朗去年仍對作者表示，有一個地方始終令他著迷：格陵蘭。他說：“我們認為格陵蘭非常有意思，在我們看來，它是地球上最后的邊疆之一”。

根據Lois Parshley的報道，對Praxis而言，這些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構想最終將目光投向了格陵蘭——一個在外部想象中經常被錯誤地視為“無人之境”或“空白前沿”的地方。這種想象忽略了格陵蘭長期存在的原住民社會、政治結構與主權訴求，也正是殖民敘事的典型特征。

布朗在去年11月曾在社交平臺X上公開寫道：“我去了格陵蘭，試著把它買下來。”他同時提到，自己第一次對這座島產生興趣，正是“在特朗普于2019年提出要購買格陵蘭的時候”。

到達格陵蘭首都努克之后，布朗才意識到，格陵蘭長期以來一直在尋求擺脫丹麥的政治獨立，而且相當多的格陵蘭人支持國家主權。但與此同時，這個國家在財政上仍然高度依賴丹麥的經濟支持。目前，格陵蘭每年從丹麥獲得約 5億美元的財政補貼，這筆資金約占其整體經濟規(guī)模的20%，構成公共服務與政府運作的關鍵支柱。

布朗事后才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并不想被‘買下’”。但他隨即得出結論：“這里顯然存在一個機會”。他的設想是，一個像Praxis那樣由私人力量獨立運營的城市或準國家實體，可以通過征稅來填補丹麥補貼退出后留下的財政空缺，從而在經濟上“解決”格陵蘭的獨立問題。

然而，格陵蘭目前并不允許私人土地所有權。這一制度安排在歷史上使當地社區(qū)在決定是否以及如何開發(fā)自然資源時擁有更大的集體話語權，例如通過公共協(xié)商、政治程序和環(huán)境評估來限制采礦行為。對布朗所設想的、以資本運作和私有產權為核心的“烏托邦城市”而言，這顯然構成了一個現實障礙。但在他的想象中，這一制度或許可以在“新政府”之下被改變。

如果布朗只是孤身一人，他或許無足輕重。但Praxis背后站著的是一整套美國資本網絡，其中包括多位與特朗普關系密切的寡頭。

在這些支持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風險投資家彼得·蒂爾（Peter Thiel）。他長期為特朗普提供政治支持，并公開主張富有的技術精英應當“逃離民主監(jiān)督”，擺脫公共制度的約束。除了蒂爾之外，硅谷重量級投資人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及其相關投資基金，也向Praxis提供了資金支持。同樣參與其中的，還有風險投資人喬恩·朗斯代爾（Jon Lonsdale）等人。甚至連因早期參與Facebook而成名的溫克萊沃斯雙胞胎，也將資金投向了Praxis。

而與Praxis關系最引人注目的，或許正是薩姆·奧特曼（Sam Altman）。盡管他從未公開評論過Praxis，但其旗下的Apollo Ventures直接為該組織提供了資金。長期追蹤網絡國家運動的記者吉爾·杜蘭在2024年寫道：“奧特曼的政治立場相當怪異。他對Praxis的投資表明，盡管他口頭上談論創(chuàng)造更美好的未來，但實際上是在押注一場劇烈的系統(tǒng)性崩潰?！?/p>

這些人物和力量看似離奇，卻恰恰解釋了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特朗普與他的億萬富翁盟友一道，開始公開威脅撕裂一個北約盟友國家。

去年，在特朗普最初提出要求美國控制格陵蘭之際，路透社報道稱，一批“硅谷科技投資人”已經開始將這座冰封島嶼包裝為所謂“自由城市”的理想選址——一個企業(yè)監(jiān)管極低的自由意志主義烏托邦。這一設想與Praxis的網絡國家藍圖高度重合。報道稱，這些寡頭希望將格陵蘭改造成硅谷幻想的實體化版本：一個集人工智能、自動駕駛、太空發(fā)射、微型核反應堆和高速鐵路于一體的技術中心。被點名的，正是此前已與Praxis有關聯的人物：蒂爾、安德森，以及朗斯代爾。后者甚至直接呼吁“把我們的國家擴展到格陵蘭”。（蒂爾否認參與其中，安德森拒絕置評。）

此外，還有一個關鍵名字：肯·豪厄里（Ken Howery），前風險投資家，PayPal的聯合創(chuàng)始人之一，與蒂爾和馬斯克關系密切。但豪厄里并非只是又一個硅谷資本狂熱者。他被特朗普親自任命為美國駐丹麥大使。而且據知情人士透露，他“被寄予厚望，將主導格陵蘭收購談判”。

近一年后，這些談判已逼近尾聲。特朗普不斷釋放信號：他將不惜一切代價，必要時甚至動用軍事力量來奪取格陵蘭。這一計劃不僅可能撕裂北約，也可能開啟新一輪核軍備競賽與赤裸裸的帝國主義時代。Lois Parshley認為，現在逐漸看清的是，這一計劃從來不只是特朗普個人的妄念，而是一個由寡頭推動、試圖重新駕馭美國帝國的集體工程。正如Praxis在豪厄里獲任命后于社交媒體上所寫的那樣：“一切都在按計劃進行?！?/p>

“新老年”與《冬之夢》

近日，《華盛頓郵報》書評欄目評論了2025年9月出版的《冬之夢：一份關于老年的歷史指南》（Winter Dreams：A Historical Guide to Old Age）一書，這是一部關于歷史上老年人如何被他人看待以及如何看待自我的情感史著作。該書作者、現年81歲的芝加哥洛約拉大學的榮休教授芭芭拉·H.羅森溫（Barbara H. Rosenwein）有意重塑我們對于老年的預設、偏見和恐懼，她指出：“我們從歷史中獲悉，老年——和其他所有的人生階段一樣——是一個情感過程，有快樂有悲傷，有感激有苦澀，有智慧也有愚蠢，有時激昂有時疲憊，充滿了恐懼、憤怒和愛?！?/p>

這則書評的作者約瑟夫·愛潑斯坦（Joseph Epstein）是一位89歲高齡的美國作家，他指出羅森溫寫作此書的方法既是歷史學的也是人類學的，羅森溫在書中寫道，本書的目的在于記錄多樣性而非開出處方，她希望理解在當下的文化和知識傳承之下，我們對于老年可能的情感反應。書中記錄了歷史上的名人和普通人步入老年的感受，這些感受往往相當不同。英國詩人羅伯特·勃朗寧（1812—1889）和古羅馬詩人賀拉斯（BC65 – BC8）代表了位于兩極的觀點，勃朗寧寫下“與我一同老去吧！/最好的尚未到來……（Grow old along with me! /The best is yet to be……）”，而賀拉斯則哀嘆“流逝的歲月奪走了我們的一切（The advancing years rob us of every thing）”，而這兩種態(tài)度之間還存在很多空間。

《冬之夢》主要考察了西方歷史上對于老年的態(tài)度（稍稍提到了孔子），從古雅典開始，進而論述了羅馬、中世紀歐洲、歐洲各國以及美國。羅森溫對每個時期就老年問題有獨特觀點的思想家和藝術家都進行了介紹，這份名單包括：這份名單從荷馬開始，包括柏拉圖、阿里斯托芬、亞里士多德、索?？死账埂①R拉斯、維吉爾、奧維德、塞內卡、尤維納利斯、蓋倫、彼特拉克、莎士比亞（主要指《李爾王》）、洛克、盧梭、笛卡爾、歌德、塞繆爾·約翰遜、巴爾扎克、伊塔洛·斯韋沃、加西亞·馬爾克斯等人。她還概述了各種文化對這一主題的看法，包括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美洲原住民（包括奧吉布瓦族和莫霍克族）的觀點。她也追蹤了歐洲和美國的養(yǎng)老金和老年福利計劃的進展，并重述了有關老年問題的研究以及對老年人的訪談。

羅森溫發(fā)現：在古斯巴達，老年男性幾乎掌握著所有權力，但同時這個尚武文明又對年輕士兵極為推崇；古代猶太人對老年人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但今天的猶太人對于老年人似乎并不同樣敬重；羅馬的老年男性擁有遠勝于雅典、中國乃至斯巴達的權力，但同時也受到更為強烈的怨恨。而對于老年女性，年齡歧視和厭女癥往往交織在一起。

愛潑斯坦指出，截至2020年，美國約2%的人口年齡超過85歲，這一比例預計會繼續(xù)上升。與10到20年前相比，全球老年人的自殺率有所下降，從這類指標來看老年人的生活在變好。但在他看來，羅森溫將老年人和他們的希望描述為“快樂”有些言過其實。因為老年人并不追求快樂，而是安于現狀。年輕人展望未來，而老年人則更多沉湎于舊日回憶之中。

愛潑斯坦自認已足夠幸運：經濟足夠寬裕，尚未患上帕金森癥、阿爾茨海默病或任何其他當今流行的神經系統(tǒng)疾病，仍能找到地方寫作，甚至還有不少頭發(fā)。但老年確實讓他變得遲緩，他經歷過幾次摔倒，有三大老年人常見病癥：食欲不振、精力下降和睡眠不足，記憶力也大不如前。

老年時刻提醒著正在經歷這個階段的人生命有限，在這個人生階段，“生命短暫”從格言變成了現實。但關于終點，愛潑斯坦并不確定自己是否想用布滿皺紋的臉和輪椅生活去換取更多的時間。他希望最終的告別如埃斯庫羅斯在他的《阿伽門農》中所寫的那樣：“啊，但愿命運能迅速降臨——不是痛苦的，也不會讓我們纏綿病榻——而是帶來永恒的、無盡的睡眠?！?/p>

《電訊報》（The Telegraph）在2025年7月也曾刊文介紹《冬之夢》一書。在這篇題為“為什么英國人應該學習古人對待老年人的方式”（Why Britain should emulate the way the ancients treated the elderly）的文章中，英國作家簡·埃瑟林頓（Jan Etherington）提到了更多羅森溫的個人生活經驗。羅森溫有兩個孩子，五個孫輩，她在家族中的年長女性身上發(fā)現了不同：她的祖母60歲時就覺得自己老了，住進了養(yǎng)老院，而她的婆婆80多歲時還覺得自己很年輕——她染紅發(fā)，每天游泳，教“老年人”藝術，晚餐前會來一杯馬提尼，經常和女友們一起去看電影、聽音樂會。羅森溫的母親患有失智癥，生活在一個幻想世界中，相信自己與一個幻想中的男人彼此相愛。羅森溫寫道：“這種幻想，這場在她生命最后季節(jié)里的‘冬之夢’，給她帶來了巨大的歡樂?！边@或許就是這本書書名的由來。

埃瑟林頓與羅森溫年齡相仿，她也認為戰(zhàn)后出生的她們這代人盡管已經步入老年，但和之前世代的老年人截然不同。羅森溫將后者稱為“衰老老人”（“Old Old”），他們往往身體虛弱需要照顧，而將她自己所屬的這一代稱為“年輕老人”（“Young Old”），他們身強體健、投身社會、保持工作并且社交活躍。在埃瑟林頓看來，她們是第一批擁有健康意識的人，這一代人打壁球，慢跑，戒煙，吃酸奶、全麥面包，還用橄欖油拌沙拉。她們不會想衰老或死亡，而是想著保持良好的狀態(tài)。

巧合的是，《時代》（Time）周刊在今年1月推出了《長壽特刊》（The Longevity Issue），封面文章的標題為“新老年時代”（The New Old Age），與羅森溫和埃瑟林頓的觀點不謀而合。文章作者愛麗絲·帕克（Alice Park）指出，曾幾何時人生總是遵循著固定的軌道：上學，工作，成家，然后在60多歲時退休，享受幾年退休生活，然后在身體虛弱到無法獨立居住時搬進子女家中或是養(yǎng)老機構。然而，這種人生藍圖的預設是大多數人的壽命不會超過70歲，這基于美國人最初形成這種人生軌跡圖景時的平均預期壽命，如今仍然占據主流，事實上卻早已過時——1950年代美國的平均預期壽命為68歲，在今天則是79歲。

類似的趨勢也在全球范圍內上演，預計到2050年，將有21億人（即五分之一的人口）達到或超過60歲。在日本，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處于這一年齡段；預計未來25年內，還將有60個國家達到這一比例。與此同時，大多數國家的出生率都在急劇下降。

社會年齡結構的劇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問題：我們作為個人或集體應該如何應對“新老年”？例如如何度過多余的時間？是否還應該在特定階段工作還是應該將工作時間分散至整個人生？如何應對長壽帶來的住房短缺？哥倫比亞大學老年中心健康政策與老年學教授約翰·羅威（John Rowe）指出，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對包括教育、工作和退休在內的基本社會制度進行根本性的重新設計。羅威和全球越來越多致力于“重塑”老年的專家認為，老年人應被視為未被利用的才能、經驗和社會凝聚力的源泉而非負擔。這意味著三階段人生的時代已經結束，應該改變學習、工作、退休的傳統(tǒng)軌跡，讓學習、工作和休閑都貫穿于人的一生。

新理念認為，學習不應僅僅局限于童年和青年時期，要真正重塑教育，老年人必須成為大學社交和學術生態(tài)系統(tǒng)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目前正在開展一項這樣的嘗試，該校擁有美國第一個大學校園內的退休社區(qū)，老年人居住在一棟融合了老年公寓和大學宿舍功能的20層建筑里。該社區(qū)名為米拉貝拉（Mirabella），和其他養(yǎng)老社區(qū)一樣，為老年居民提供獨立生活、輔助生活和專業(yè)護理等服務選項，與此同時，居民們也是大學社區(qū)的積極成員，他們上課、給年輕學生做導師（例如退休醫(yī)學教授和醫(yī)生們?yōu)獒t(yī)學預科學生做導師），也擔任課程助教。幾位音樂博士免房租入住，他們?yōu)槔夏陮W生授課并每周舉辦數次音樂會積累經驗。年輕學生們也從老年居民的熱情和經驗中獲益良多。目前，美國30個州的大學校園內設有約100個老年機構，米拉貝拉社區(qū)是其中更為全面的模式，該社區(qū)老年居民和年輕學生的積極反饋已經引起了房地產商的關注和效仿。

關于工作，員工到了一定年齡就退休的做法主要源于體力勞動密集型行業(yè)，盡管當下工作的性質和勞動力的構成已經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但大多數企業(yè)仍然認為員工一旦到了所謂的退休年齡就應該離開。但勞動和社會科學專家指出，如果公司想要保持競爭力，就應該開始重視留住老年員工，而不是將他們掃地出門。在日本，日立和三菱等企業(yè)巨頭允許退休員工繼續(xù)留在辦公室做一些輕松的工作，或者只是看看報紙、和其他員工交流。他們的座位通常在窗邊，因此被稱為“窗邊族” （madogiwa-zoku），他們不僅可以將多年的工作經驗傳授給年輕的員工，他們的存在也向全公司證明了管理層認可員工在其職業(yè)生涯中的貢獻，從而提升了年輕員工對公司的忠誠度。新加坡政府則通過向雇用年長員工的公司提供補助和補貼來鼓勵老年人學習新技能、從事新工作。但這類激勵措施仍然相對少見，研究表明老年員工普遍缺乏足夠的技能提升機會和靈活的工作時間安排。

斯坦福大學長壽研究中心聯合主任大衛(wèi)·雷科夫（David Rehkopf）認為，傳統(tǒng)的全職工作數十年后退休的模式已經過時，勞動者應該靈活地進出職場，有些年全職工作，有些年則靈活安排工作時間，以便他們能夠撫養(yǎng)子女、照顧年邁的父母或追求其他興趣。

在居住安排方面，優(yōu)先考慮老年人的需求能夠讓他們保持更長時間的健康，并更積極地參與社區(qū)活動，例如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提供養(yǎng)老機構以外的居住選擇。研究發(fā)現，居住在機構中、遠離社區(qū)的老年人會感到孤立，并因失去獨立性和自尊而變得更加孤獨和抑郁，這反過來又會導致健康狀況下降和醫(yī)療費用增加。

多代共居模式在德國非常流行，德國政府和地方社區(qū)已在全國各地投資興建了多個此類設施。紐約皇后區(qū)2019年建造的高層公寓樓“法拉盛一號” （One Flushing）也采用了這一模式，大樓擁有200多套公寓，專為不同年齡段的居民設計，并提供屋頂花園等配套設施。大樓里的年輕居民會教年長的居民使用電腦，陪他們練習英語會話。附近也開設了一些實用的商鋪，包括一家急診中心和一家供老年人喝茶敘舊的茶室。

值得注意的是，影響壽命的最顯著因素——健康——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分化。羅威指出，美國的底層中產將面臨最大挑戰(zhàn)，他們步入老年時的身體狀態(tài)將差于父輩。要讓所有人愉悅地長壽，政策制定者必須采取更加審慎的干預措施，并持續(xù)推動人們將生命歷程視為一個連續(xù)體，還需要摒棄年齡歧視觀念。但當今社會的價值觀和優(yōu)先項讓我們無法足夠快速高效地采取行動，只有改變才能帶我們去往一個不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