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傳：生活與時代》，[英] 倫納德·夏皮羅著，孔俐穎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丨上海貝貝特，2025年9月版，504頁，118.00元

倫納德·夏皮羅（Leonard Schapiro）的《屠格涅夫傳：生活與時代》（Turgenev： His Life and Times，1978；孔俐穎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文學紀念碑，2025年9月）是一部很有思想性的作家傳記，可以說是在“文學紀念碑”系列中的一塊“思想紀念碑”?！岸嘤嗳恕焙汀案概c子”這些詞匯在我們心中已經翻滾了四十多年，余焰至今未息。

這種感覺就如上周專程赴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參觀《涅瓦河畔的遐思：列賓藝術特展》一樣，《伏爾加河上的纖夫》《意外歸來》《宣傳者的被捕》《拒絕懺悔》這些著名油畫作品總是使我在偉大的現實主義藝術之上更加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政治與思想脈搏。展覽中的《伊凡·謝爾蓋耶維奇·屠格涅夫肖像》（Portrait of 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1874年，布面油畫，116.5 厘米x 89 厘米）更是馬上使我想到了夏皮羅的這部《屠格涅夫傳》。在展覽圖錄中了解到，列賓在1873-1876年旅居巴黎期間，以皇家美術學院公費獎學金獲得者身份，應R.M.特列季亞科夫的委托創(chuàng)作了作家屠格涅夫的肖像，作為專門收藏俄羅斯杰出學者、藝術家的肖像畫系列“民族珍視的面孔”作品之一。創(chuàng)作過程對屠格涅夫和畫家來說都非常愉快，遺憾的是，作品完成后P.M.特列季亞科夫認為此作雖然在古典構圖法則、色彩等繪畫性層面堪稱典范，但未能捕捉到屠格涅夫的個人風采；列賓的精妙筆法和光影技巧未能展現出屠格涅夫的個性、睿智與天賦，而正是這些特質決定了這位作家在俄羅斯文化史上的地位。列賓自己也感到慚愧，最后向特列季亞科夫畫廊提供了由他創(chuàng)作的考古學家伊凡·埃戈羅維奇·扎別林的肖像，用以替換這幅作品（《涅瓦河畔的遐思 ：列賓藝術特展》（漢英對照，羅文利主編，北京：中譯出版社，2025年 7月，30頁）。在夏皮羅的傳記中也提到這幅油畫作品和繪制過程，但是沒有談到這個令人遺憾的結局。

夏皮羅在該書“序言”中說，又一部屠格涅夫傳記問世的理由是因為有許多新的材料在法國和俄羅斯首度曝光，大量詳細信息可能有助于揭示作家的一些情況?？紤]到雖然夏皮羅的這部傳記是在1978年出版的，但我們之前讀到的多部中譯本屠格涅夫傳記的原著大都還出版于它之前，如鮑里斯·扎伊采夫的《屠格涅夫傳》（王立業(yè)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安德烈·莫洛亞的《屠格涅夫傳》（譚立德、鄭其行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等，那么可以說這部傳記的史料信息對于我們來說還是比較新的。

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夏皮羅在這部非常嚴謹地依據傳主生平作為敘事框架的著作中，仍然非常突出了屠格涅夫的文學與政治的緊密聯系。他說雖然屠格涅夫經常否認自己是政治家，他的主要活動也不涉及政治領域，但是“他在信中對俄國和法國公共事件侃侃而談，并發(fā)表了鑒定的意見。此外，雖然在他的小說中，人的問題始終占主導地位，但要描述十九世紀（或任何時候）的俄國，不可能不深深卷入當時的爭論。事實上，屠格涅夫在寫作《處女地》時很清楚這一點，正如他為這最后一部小說所做的多年準備工作所表明的那樣。因此，我試圖提供與當時俄國政治背景相關的充分信息，以闡明他的立場”（序言，xii）。另外，夏皮羅拒絕輕易地給屠格涅夫貼上激進的或保守的標簽，“除非在所有關系中，對自由、正直和人性的愛可以被稱為‘標簽’。在俄國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人們被納入各種各樣的陣營：如果你批評激進派，你就和卡特科夫及其他公開保守派站在了同一陣營；如果你攻擊政府政策中的不人道因素和蒙昧主義，那么你實際上就是一個激進派。在十九世紀俄國，屠格涅夫是極少數敢于拒絕這種專橫無理的典型俄式分類和標簽的人物之一，這也是他的政治觀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爾斯泰的政治觀更容易被西歐自由主義者接受的一個原因。但屠格涅夫不是公認意義上的西歐自由主義者”（同上）。這些都是我們今天仍然需要閱讀這部傳記的非常重要的理由。

屠格涅夫從小閱讀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詩作以及狄更斯的小說，對普希金的詩歌更是非常熟悉，對屠格涅夫成年后的人生產生了深遠影響（9頁）。他在早期信件中提及的一部小說是別斯圖熱夫-馬爾林斯基（A.A，Bestuzhev-Marlinsky，1797-1837）的《變節(jié)者》（The Traitor），并對其贊譽不已。別斯圖熱夫-馬爾林斯基積極參加十二月黨人起義，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亞。從1823年至1825年，他與著名的十二月黨人作家雷列耶夫（K.F.Ryleyev，1795-1826）合編《北極星》雜志（ПолярнаяЗвезда），對俄語文學的發(fā)展產生了重大影響。馬爾林斯基的短篇小說以歷史為題材，具有一種在精神上屬于十八世紀浪漫主義的特點（11頁）。這是過去我們比較少了解的。

應該補充的是，筆名馬爾林斯基的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別斯圖熱夫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最著名和極受歡迎的俄羅斯浪漫主義小說家，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等作家承認他們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曾深受他的影響。別斯圖熱夫-馬爾林斯基在1830年代被推崇，但很快在1840年代的現實主義批評家中失寵，在1840年的一篇評論中，別林斯基批評他的浪漫主義過激。對于屠格涅夫的思想成長來說，別斯圖熱夫小說中的思想觸及了這些重要的主題：在語言和民間材料中尋求民族意識，與資產階級崛起相關的社會政治問題，基督教的辯證法興起及其異教雙重性，以及東西方之間復雜的辯證關系最終演變成斯拉夫主義-西方化爭議。[參見G. 魯克特（G. Rueckert）《A.A. 別斯圖熱夫-馬林斯基與小說批判理論》（A.A. Bestuzhev-Marlinsky and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heNovel，2001；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那么，對于屠格涅夫的思想萌芽期應該也是有過重要影響的。還有就是，夏皮羅提到的雷列耶夫是被沙皇絞死的五個十二月黨領袖人物之一，他在1820年發(fā)表的詩歌《致寵臣》痛斥了當時沙皇的親信阿拉克切耶夫，稱他是“專制統(tǒng)治下的奸詐諂媚者”，因而震驚社會。他的另一首詩歌《公民》把“公民”這一現代民主社會的概念放到與專制對立的位置上來歌頌，認為公民的身份體現的正是生命的價值：“在生死攸關的時刻，/我是否會玷污公民的稱號？”從而強調了作為公民的責任意識就是反對專制和捍衛(wèi)個人權利。詩歌還強烈地表達了對當時俄國貴族青年的失望與期待：“就讓青年們不明白自己的命運吧”，以反責的語氣更深切地期待他們的覺醒。這首詩在今天讀來仍然有一種激動人心的力量，可惜的是在印象中雷列耶夫的作品還很少有中譯本出版。

雖然從少年時期的閱讀中可以看到在屠格涅夫的思想萌芽中已經預示的發(fā)展方向，但是夏皮羅認為如果說在1837年前他的思想覺醒已經開始的話，也只是剛剛起步，而且發(fā)展過程是緩慢的。1836年俄羅斯哲學家和作家P.恰達耶夫（Pyotr Chaadayev，1794-1856）在《望遠鏡》雜志上發(fā)表《哲學書簡》的第一封信，強烈質疑俄羅斯文化的落后性，這是俄羅斯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導致雜志被?？彶閱T被撤職、編輯被流放、恰達耶夫被精神病，但是他受到了思想開明的俄國年輕人的追捧，尤其是赫爾岑，認為這是對自由的呼喚。當時的屠格涅夫一直是《望遠鏡》雜志的忠實讀者，但他顯然沒有對這封《哲學書簡》做出任何反應。因此夏皮羅認為“我們須對其晚年稱自己上大學時已經是‘民主派’或‘共和派’持保留態(tài)度”（19頁）。這是對于認識人物的思想發(fā)展應有的審慎。

1843年7月屠格涅夫正式進入俄國政府內務部任職，被任命為“十品文官”，此前他已經在部里的特別辦公廳工作了一段時間，并寫了一篇題為《俄國經濟和俄國農民評論》的一篇札記（日期為1842年12月23日至25日）?！斑@篇整整十四頁的論文還包含了對農奴制非常敏銳的分析，表明這位二十四歲的年輕人已經研究了該主題，并且曾深入思考過?！?span style="color: #7e8c8d;">（41頁）他后來在1868年記載下自己早年對農奴制的憎恨，并解釋后來要離開俄國的原因就是對俄國農奴制和整個生活環(huán)境的反感和憤慨：“我無法繼續(xù)呼吸同樣的空氣，無法與我所憎恨的事物共處一室……”（42頁）但是夏皮羅也注意到屠格涅夫在德國柏林大學的一位朋友對屠氏稱自己早在1839年至1840年留學德國時就下定決心反抗農奴制度的說法表示質疑，因此對這篇工作札記作了更具體的分析，最后認為屠格涅夫當時無疑是對農奴制很反感的，但也許確實感到開明改革比革命性的廢除的希望更大。但是到1845年他似乎已經確信廢除農奴制的必要性了（43頁）。應該看到的是，自從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以后，官方對于廢除農奴制的呼聲反應非常激烈，甚至認為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幾乎等同于暴力革命。

1843年屠格涅夫發(fā)布詩歌體小說《帕拉莎》，夏皮羅認為這是屠格涅夫進入了“我們”陣營的明確信號?！啊覀儭傅氖枪昀?、普希金、萊蒙托夫、格里鮑耶多夫的狂熱愛好者，而‘他們’則是尼古拉一世統(tǒng)治時期古板乏味、缺乏想象力的文學‘建制’。他們總是對各種顛覆性觀點及對政權含沙射影的批評保持高度警惕，急于向當局告發(fā)它們（事實上他們可以隨意地大肆告發(fā)），渴望打造一種虛假、缺乏現實主義、充斥著偽愛國主義的文學，使其無法對現有秩序構成現實威脅?！杜晾返膯柺莱蔀橥栏衲蛞矊w屬于該陣營的第一個明確信號?！?span style="color: #7e8c8d;">（45頁）當時“我們”的無可爭議的領導者和“建制”派的眼中釘是擔任《祖國紀事》雜志的批評家的V. G.別林斯基，而屠格涅夫多年來一直是別林斯基文章的狂熱崇拜者。在圣彼得堡，屠格涅夫自然成了別林斯基“圈子”中的一員，其中有安年科夫、歷史學家K. D．卡維林、詩人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家I. A.岡察洛夫；博特金、赫爾岑和奧加廖夫則“經常從莫斯科趕來”。這是俄國自由知識分子的思想與文學圈子，屠格涅夫在這圈子中對別林斯基表達了最高的敬意。他完全相信別林斯基在追求真理時表現出的真誠、正直和激情，義憤填膺地駁斥了敵人所散布的謠言誹謗。他對別林斯基所在貢獻的判斷在今天看來仍然是對的：“在討論普希金的繼承人時，他認為在創(chuàng)造性藝術領域是果戈理和萊蒙托夫，而在思想和批評領域則是別林斯基，這是對作為批評家的別林斯基致以的最高敬意?！?span style="color: #7e8c8d;">（46頁）

想起在讀大學期間，讀完萊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1814-1841）的長篇小說《當代英雄》之后再讀到別林斯基對它的評論，不但佩服而且有點激動。順帶想起來的是，當年有許多大學的中文系七七、七八級學生自己辦起各種文學刊物，自己刻蠟版油印，忘記是哪間學校有一本刊物就叫《我們》。印象中它遠不像《珞珈山》《紅葉》《未名湖》等那么有影響，但是“我們”這個刊名實在讓我們喜歡。

夏皮羅認為屠格涅夫公正地指出了一個事實：盡管別林斯基是一個堅定的西方派知識分子，但是他從未失去對俄國的一切事物的判斷。在十九世紀俄國思想史上這是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在我們今天的思想界語境中也仍然是重要的爭論性議題，只是話語方式發(fā)生了更復雜的變化。屠格涅夫在1869年（亞歷山大二世改革時期）的文章中強調了別林斯基對年輕知識分子的影響，這段話說得非常形象和有氛圍，在今天讀來仍然讓人心驚：“當時的生活十分艱難：我們當下的年輕一代不必經歷類似的事情。讓讀者自己去判斷吧：也許在早晨，您取回了校樣，上面全是紅墨水，改得面目全非，如同血跡斑斑。您甚至可能還要去審查官那里，向他提供徒勞無益且不夠體面的解釋或理由，并聽從他的判決，通常是嘲諷的，沒有反駁的余地……如果您用心環(huán)顧四周，便會看到賄賂盛行，農奴制堅如磐石，營房凌駕于一切之上，沒有法庭，大學即將關閉的謠言滿天飛……出國旅行變得不可能，不可能從國外訂購一本明智的書，某種烏云始終籠罩著整個所謂的學術部門和文學部門。最重要的是，竊竊私語的告密聲四處傳播。沒有共同紐帶和共同興趣的青年全都受到恐嚇和壓制。好吧，您來到了別林斯基的公寓，第二個、第三個朋友出現了，一場談話開始了，一切都變得輕快了?！?span style="color: #7e8c8d;">（47頁）雖然屠格涅夫補充說當時他們的談話很少涉及政治，因為談也是沒用的，但是很難想象在極端嚴苛的言論審查、思想高壓和告密恐嚇的政治氛圍下聚集起來的那種青年知識分子圈子真的很少談論政治。1853年底屠格涅夫獲準遷居圣彼得堡，直到1856年7月前往巴黎，屠格涅夫的生活都是以《現代人》的文學圈為中心。這個圈子的文人都是被一條共同的紐帶聯系在一起——對別林斯基的友誼、尊敬和愛戴，但不是對別林斯基觀點的尊重，而是因為“別林斯基代表著批評家的正直，反對政權、官僚和審查制度——簡而言之，即如今所稱的‘自由主義原則’，而這是所有這些人共有的”（139頁）。

雖然別林斯基對屠格涅夫有很大影響，但是當別林斯基對果戈理在1847年發(fā)表的《與友人書簡》大興討伐之師的時候，屠格涅夫對別林斯基的這封《致果戈理的一封信》所使用的暴力語言是不贊成的，盡管這封信在“進步”知識分子中激起狂熱的轟動，而且他也并不同意果戈理的《與友人書簡》。這里值得說的是，果戈理在《與友人書簡》中對五年前出版的《死魂靈》進行反思與自我拷問，有些地方表現出強烈的保守傾向。對于別林斯基和許多青年知識分子來說，他們一直把《死魂靈》看作是對尼古拉一世政權的直白而尖銳的諷刺，并視果戈理為“我們”中的戰(zhàn)友，因此果戈理的反思就被看作是一種背叛。但是屠格涅夫仍然認為果戈里和普希金、萊蒙托夫一樣，都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偉大的作家。

在發(fā)表于1845年的長詩《對話》中，屠格涅夫實際上已經開始了對“多余人”問題和“父與子”問題的嚴肅思考。這首詩曾寄給別林斯基征求意見，在最終版本中屠格涅夫也作了一些修訂?！皩υ挕痹谝粋€老隱士和一個拜訪他的年輕人之間進行，隱士代表過去一代的真理追求者，如十二月黨人及其追隨者，年輕人則代表了悲觀失望和困惑的四十年代理想主義者，屠格涅夫后來稱其為“多余人”。老隱士責備年輕人缺乏決心和男子氣概，年輕人很坦誠地表示曾滿腔熱情地想要服務人民，結果發(fā)現自己無法融入這個世界，對此老隱士再次予以譴責。年輕人最后說道：“現在讓我問你們，噢，祖先們，你們?yōu)槲覀冏隽耸裁?？來，告訴我們……”這首詩以悲觀至極的調子收尾，反映了四十年代早期年輕理想主義者的心緒（58頁）。在我看來，從這個年輕人到后來《父與子》中的巴扎羅夫，表明了一種從悲觀情緒發(fā)展到虛無主義的思想脈絡，是從感性情緒到思辨之果的思想成熟的過程。夏皮羅同時指出詩中還涉及屠格涅夫最喜歡的兩個關于愛情的主題。一是男女之愛，男性總是居于被動，這在他的小說中反復出現。一是男人在意識到由于自己的優(yōu)柔寡斷，與甜美的愛情失之交臂后所感到的痛苦（同上）。這更能說明此期屠格涅夫在思想和情感方面均已經開始進入成熟期，“多余人”“父與子”以及精神與愛欲這些核心主題已經浮現出來。小說《多余人日記》于1850年4月發(fā)表在《祖國紀事》，雖然在這篇小說中的丘爾卡圖林的命運與政治無關，他是被自己的個性或不自信的性格所毀，但是“多余人”作為政治人物和俄國社會背景的犧牲品，一直是屠格涅夫關注的主題，至少從《羅亭》開始是這樣（85頁）。

屠格涅夫撰寫并作為演講發(fā)表的《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引起激烈爭議，俄國文學中的“哈姆雷特”就是那些“多余人”——心地善良但軟弱無能而且完全不切實際的貴族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堂吉訶德”在俄國就是指年輕一代中有堅定信仰和準備為民眾的事業(yè)犧牲自己的那些人。雖然屠格涅夫對后者表示贊揚，但是年輕的激進分子對此并不買賬，思想上的爭議和站隊是所有投身思想運動的知識分子都無法回避的局面。在四十年代的“舊人”與六十年代的“新人”之間、漸進主義與激進主義之間、貴族自由知識分子和平民知識分子之間、西方主義與斯拉夫主義和鄉(xiāng)土主義之間，思想斗爭的浪涌一波波席卷而來。赫爾岑和屠格涅夫之間的紛爭更能說明農奴解放后俄國政治結盟的性質?！斑@兩個正直之人都真誠地為國家的福祉而效勞，他們之間的爭吵使我們看到知識分子和俄國政府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條鴻溝越來越大。當然，赫爾岑并不認為屠格涅夫在各個方面都站在專制和獨裁的俄國政權一邊。但與此同時，他不明白，一個像屠格涅夫那樣為解放農奴而斗爭的人，怎么可能在不出賣靈魂的情況下，與政府官員同坐一桌談笑風生?！?span style="color: #7e8c8d;">（262頁）聽起來這真是一個非常殘酷的問題。

實際上，屠格涅夫的自由主義立場使他總是堅定不移地站在民主這一邊，反對任何形式的專制壓迫，但是當他在1848年間多次提到法國和其他地方的革命事件的時候，強調的是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這是他終生堅持的立場。雖然不贊同暴力的革命，但他對革命者的人格和氣節(jié)是非常敬重的（80-81頁）。夏皮羅在后面章節(jié)中更深入地闡釋了這個關鍵問題：“他公開譴責使用暴力手段來實現政治目的的做法，這不僅僅是因為他痛恨殘暴的方式，他也不相信可以通過這種方式達到理想。這種觀點決定了他對1848年的法國起義、1863年的波蘭起義、巴黎公社（以及加利費將軍以虐待狂般的殘酷手段鎮(zhèn)壓巴黎公社），以及涅恰耶夫和他的同類人的看法。就對俄國的看法而言，他仍然是一個堅定的君主主義者（法國則是另一回事）。1866年卡拉科佐夫及1867年一個波蘭人在巴黎企圖刺殺亞歷山大二世，這讓他充滿了恐懼和憤慨。但他對革命者的獻身精神和自我犧牲精神表示欽佩，幾乎是敬仰。這種態(tài)度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他對巴扎羅夫的愛；屠格涅夫終其一生都是哈姆雷特，但他希望自己生為堂吉訶德?！?span style="color: #7e8c8d;">（334頁）在1876年，屠格涅夫在寫給他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處女地》的編輯斯塔秀列維奇的信中解釋了他對年輕革命者的態(tài)度：“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文學作品把年輕一代描繪成流氓和無賴——首先這是不公正的，其次，這是對年輕讀者的侮辱，是謊言和誹謗；要么就是盡可能將這一代人理想化，這也是不公正的，而且是有害的。我決定選擇中間道路，采取更接近事實的立場：描寫大多數善良、誠實的年輕人，并表明盡管他們誠實，但他們的事業(yè)是如此不真實，遠離生活，只能使他們走向徹底的慘敗。”（350頁）

這讓我想起了錢永祥教授在為鄭鴻生《青春之歌》撰寫的《跋：青春歌聲里的低調》提到了屠格涅夫筆下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形象，指出“我們” 時而堅信、時而虛無彷徨的命運竟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個時代整個世界的思想局面所決定的；這種命運“注定既不快樂、也成就不了什么事業(yè)。到今天，這個局面仍未改變，并且看起來也不會改變”（322頁）?？磥磉@似乎是幾代人都無法改變的命運。

屠格涅夫最受歡迎的作品是于1847年至1851年間在《現代人》上發(fā)表的短篇小說集《獵人筆記》（最終版本出版于1874年），盡管被審查員做了一些刪減，大多數故事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農奴主對農奴專橫、殘酷的態(tài)度，同時也展示了農民的獨立、智慧和精神力量。安年科夫指出，這些隨筆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農民的態(tài)度，在某種程度上終止了“西化”知識分子對農民的嘲笑和蔑視（83頁）。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最終決定解放農奴時受到了這些隨筆的影響。屠格涅夫認為這是他一生的主要成就。激進的自由主義者認為這是俄國版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也在1852年問世），斯拉夫派雖然在許多方面持批判態(tài)度，仍視其為俄國人生活的真實圖景（114頁）。毫無疑問，在讓俄國公眾改變對農奴以及改革問題的態(tài)度這個問題上，《獵人筆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后來屠格涅夫曾說過，他一生中最驕傲的時刻是有一次從奧廖爾到莫斯科的火車上，兩位農民走到他面前，像俄國人習慣的那樣向他深深一鞠躬，表示要“代表全體人民感謝他”（奧蘭多·費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曾小楚、郭丹杰譯，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266頁）。

屠格涅夫在1847年離開俄國后，整個國家處于政治高壓的恐怖氛圍之中。1848年的歐洲革命使尼古拉一世陷入對革命思想蔓延的恐慌中，因此在私人集會中討論社會和政治問題并批判俄國內政的年輕人被視為陰謀家，審查制度上升為超級審查制度，審查員、學者亞歷山大·尼基堅科在日記中寫道：“恐懼籠罩著每一個思考或寫作的人?！薄懊孛芨姘l(fā)和間諜活動使情況變得更加復雜。人們開始為自己活著的每一天感到恐懼……”在安年科夫寫于1849年至1851年間的日記中充斥著各種知識分子被捕和審訊的奇聞軼事，他們被懷疑的理由只有目不識丁的警察才能想出（103-104頁）。1852年2月果戈里去世，屠格涅夫在一篇關于果戈里葬禮的報道中說：“無法想象，這里的審查制度已經禁止任何人提起他的名字了！??！”（118頁）3月13日刊登了他寫的一篇悼念文章，僅僅因為提到果戈理是“偉大的”，沙皇親自下令將屠格涅夫拘留在警察局一個月，然后無限期地流放至斯帕斯科耶。流放中的生活還可以，住在一個舒適的房間里，可以看書，開始的時候還可以接待客人，健康狀況很好，并經常短途旅行，拜訪鄰居或打獵。在這些旅行中，他受到警察間諜顯而易見的密切跟蹤（120頁）。

1856年出版的《羅亭》講的是一個“多余人”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以巴枯寧為原型，例如對黑格爾的迷戀，雄辯的口才，向形形色色的人借錢的喜好，以及難以控制自己不去插手他人的戀情。他意在諷刺巴枯寧或與他類似的同時代人，但是最后結尾還是表達了從前那種與巴枯寧的友情，讓羅亭的形象成為一個悲劇性人物，一個真正的四十年代“多余人”，與其說他受困于自身個性的缺乏，不如說他是俄國尼古拉一世統(tǒng)治時期的受害者（157頁）。遠在倫敦的赫爾岑對農民革命問題的態(tài)度并不明確，但是他在關于“多余人”的爭論中站在屠格涅夫一邊，而這場爭論最終導致屠格涅夫與《現代人》雜志逐漸疏遠。赫爾岑憤怒地指責杜勃羅留波夫沒有看到“多余人”在他們那個時代的意義和重要性：他們非常真誠地意識到自己有責任在公共生活中發(fā)揮作用，在尼古拉一世統(tǒng)治時期卻找不到任何事情可做?，F在他們的時代結束了，可以采取行動了（206頁）。

《父與子》故事以兩個學生——阿爾卡季·基爾薩諾夫和他的朋友巴扎羅夫的到來開始，他們共同造訪基爾薩諾夫寡居的父親的鄉(xiāng)間莊園。這位父親是一位和藹可親、充滿愛心而又能力不濟的地主鄉(xiāng)紳。整個家庭是由阿爾卡季的叔叔打理的——他是一個浮夸的親英派，每天過著毫無意義、悲觀失望的生活。巴扎羅夫是一名醫(yī)科學生，他和阿爾卡季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是“虛無主義者”，這就意味著他們不接受任何權威，并將每一個命題都置于實踐理性的檢驗之下。書中記錄的大量對話都是為了闡述巴扎羅夫的觀點。屠格涅夫一開始就很清楚，在刻畫年輕的激進派和他們的父母時，他會冒犯保守派和革命派兩大陣營：前者要求用一幅黑白圖畫把舊秩序描繪得盡善盡美，把革命者描繪得十惡不赦，后者的期望則恰恰相反。對這兩種不同態(tài)度的了解，以及解放后俄國國內迅速高漲的政治熱情使作者得以對他的小說進行細致入微的描寫（236-237頁）。夏皮羅認為讀者會清楚地看到，“屠格涅夫熱愛和欽佩巴扎羅夫的堂吉訶德式的品質——他的正直、他的意志、他的勇氣以及他對真理的不懈追求。與這些相比，觀點上的錯誤對屠格涅夫來說也就無足輕重了。相比之下，小說中描繪的鄉(xiāng)紳，雖然和藹可親，但庸碌無為。如果巴扎羅夫也是錯誤的，那么俄國的未來在哪里？”（241-242頁）

說得很對，四十多年前我和大學同班同學林君在校園里對巴扎羅夫有過熱切的討論，我們都被巴扎羅夫的虛無主義及其精神氣質所征服，不過當時也隱約感到批判父輩的那種口吻是有點殘酷。但是今天在夏皮羅的解讀中，發(fā)現虛無與永恒價值的相互依存性：“如果說有一點在小說中顯而易見，那就是政治和政治觀點都轉瞬即逝——只有生活及其真正價值永存。巴扎羅夫毫無意義的過早死亡與之相符；它強調了巴扎羅夫人生觀短暫而虛無的本質：重要的是永恒的價值——愛與死?！豆防滋嘏c堂吉訶德》的讀者會發(fā)現巴扎羅夫的這種觀點是不言而喻的。有一位女士曾經對屠格涅夫說過，這部小說應該被命名為‘非父非子’，也許她是對的?！?span style="color: #7e8c8d;">（242頁）今天早已不是處于屠格涅夫式的“父與子”語境，今天的巴扎羅夫恐怕也不會再以虛無作為反抗的武器。但是，在書中他在與阿爾卡狄分手時激動地說：“你們不肯戰(zhàn)斗……可是我們卻要戰(zhàn)斗?！边@仍然是在虛無主義中閃爍的火光。

夏皮羅高度評價了1862年屠格涅夫開始創(chuàng)作的小說《煙》的意義，認為這標志著他思想發(fā)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原本想描寫一個純粹的愛情故事，但1861年后俄國的兩大政治趨勢使他決定擴展為對改革后俄國的社會分析。于是愛情故事、對俄國革命者和上流社會缺陷的諷刺性揭露、關于俄國在歐洲的位置以及“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間舊爭論的論述都交織在一起，盡管效果并非總是令人滿意（274頁）。由《煙》激起的主要風波出現在一個叫波圖金的角色的長篇獨白中，他從一個堅定而不妥協的西方派的角度闡述俄國的本質，幾乎占了整本書的十分之一，屠格涅夫承認他說出的觀點與自己十分接近。其中包含了對斯拉夫主義十分猛烈的抨擊，強烈詆毀俄國取得的成就，主張將俄國完全西化作為擺脫野蠻狀態(tài)的唯一途徑。這也是別林斯基的觀點。保守的俄國家庭對屠格涅夫發(fā)起了社會抵制，它還間接引發(fā)了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決裂，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表現出了強烈的俄國民族主義和對俄國在歐洲的特殊使命的信念。

最后，波蘭作家雷沙德·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在他的《帝國：俄羅斯五十年》（烏蘭譯，三聯書店，2018年）的結尾部分引述了屠格涅夫的《夢》中的詩句，用以結束本文也是很適合的：“多年后我再度漫步在你的大路上，/我再度看到你還是老樣子，沒有任何變化！/我為你的死寂、靜止不動和空疏而操心?！佹鞠サ难凵?，厚顏無恥、歷盡滄桑，/雖然你已從奴隸中獲得解放，/卻不知在自由中從哪里開始——老百姓/一切如故?！?span style="color: #7e8c8d;">（3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