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與陳寅恪》，劉夢溪著，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20年11月出版，448頁，128.00元

劉夢溪先生《王國維與陳寅恪》，曾于北京時代華文書局發(fā)行，繁體版由臺灣崧燁文化事業(yè)出版。劉夢溪是當代知名的文史學者，對于《紅樓夢》與近代人物，有獨到的觀察與見解，而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其來龍去脈以及未來展望，更有著深切的關懷。他的著作等身，寫有《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傳統(tǒng)的誤讀》《馬一浮與國學》《陳寶箴和湖南新政》《七十述學》等書。其實劉夢溪乃當代奇人，讀過私塾、吃過大鍋飯、經(jīng)歷“文革”、下鄉(xiāng)社教、江西歷劫、入中國藝術研究院建中國文化研究機構(gòu)，赴美訪學，聚美才，辦期刊，結(jié)交摯友。我讀他的《七十述學》，仿佛在看武俠小說，全書真切誠懇，語簡意深，字少神多，文句縫隙之間，符指飽滿，際遇讓人稱奇，倒也不是說得到武林絕學或得高人傳功，而是每逢困厄，遇到憂擾，繞了一圈，終究都能化危機為轉(zhuǎn)機，正如武俠小說里的懸崖絕壁或是山峰石洞，勇敢跳下或是走進，永遠不會是男主角的終點。既濟之后才是未濟，初極狹，才通人，行行又行行，豁然開朗，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奇遇的開始。至于他生平所見之學林人士，高手無數(shù)，更有絕學，各有氣性，彼此之緣或深或淺，或志趣相投，或道途乖離?？傊?，絕境非終點，轉(zhuǎn)折即新生，所謂“學問人生”，不過是將時代的跌宕，化作了筆下的文章風骨。

劉夢溪關于陳寅恪的研究，共有三書，分別是《陳寶箴和湖南新政》《陳寅恪的學說》《陳寅恪論稿》。對于王國維其人其學，也曾剖析，多所著述，學界總說劉夢溪是“王陳并治”，除了具體的研究成果之外，更在于“在相當一段時間，我的研陳變成了王陳同時閱讀、同時研究，寫陳的過程，也寫了多篇關于王國維的文章”（第5頁，本文所引頁碼為2024版，下同）。

《王國維和陳寅恪》一書，除了《題敘》與《附錄一：王國維先生學術年表》《附錄二：陳寅恪先生學術年表》之外，共分十章。寫作年代不一，陸續(xù)修改，最早的完成于1990年，最晚的定稿于2020年。前五章主論王國維，第一章《王國維與陳寅恪與吳宓》，寫王陳吳，這樣的寫法，讓人聯(lián)想到馬克斯·比爾博姆（Max Beerbohm）的《七人》（Seven Men），但畢竟是小說，筆法幽默貼近于機鋒，相較之下，倒是與汪榮祖《郭嵩燾、嚴復、曾紀澤三人連環(huán)敘》與李敖《三人連環(huán)傳》，或可對照。劉夢溪從晚年王國維談到陳寅恪，再談到陳寅恪與吳宓的晚年。王國維寫《頤和園詞》，二十五年后，自沉于此，陳寅恪作《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紀念碑銘》《遺書序》，王國維其學足以流傳百世，不必他人添足增飾，而其死，更因陳寅恪之筆，發(fā)潛德之幽光。王國維的遺言，囑咐藏書交由陳寅恪、吳宓處理，三人曾在清華學校研究院共事（24頁）。陳吳到了晚年，本該是寰宇已定的和平環(huán)境，不料風波再起，政局震蕩，終于天涯各方，不知對方生死，1969年陳寅恪夫婦去世，吳宓回到?jīng)荜柪霞?，臥病在床，最后孤獨地死去（39頁）。第二章《王國維思想學行傳論》，則是談王國維的學術生平，一章得五萬言，幾乎可以單獨成書。早年介紹與研究康德、叔本華，又從哲學、美學、文學的路徑，別開新說，到了日本以后，漸轉(zhuǎn)向經(jīng)、史、小學，回國入值南書房、進清華學校研究院，開始西北地理與元代史的研究（90頁），又與羅振玉絕交，自沉于湖。關于王國維自殺，劉夢溪檢討歷來“逼債”“殉清”“思想沖突與精神苦悶”“殉文化”的說法，他更深化陳寅恪提出“綱紀”的深意，“三綱六紀”包括君臣與友朋，具體之人則是溥儀與羅振玉（107頁）。第三章《王國維與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奠立》，王國維是西方學術思想的積極介紹者和研究者，也是運用西方學術思想解釋中國古典的實踐者（128頁），著作中的思維邏輯、概念運用、行文方式與文章結(jié)構(gòu)，都已具有現(xiàn)代學術表達方式的意味（137頁）。第四章《王國維與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四重疑案》，劉夢溪以學術是手段還或目的、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中學西學之爭、新舊古今之辨為論，這是近代學術的四個大問題，王國維的答案是：學術是目的而非手段，學者為學，除了知有用之用，更要知無用之用，而學無中西，學無新舊，更貴在兼容與自覺。第五章《王國維的諸種矛盾和最后歸宿》，劉夢溪認為王國維一生，矛盾交織，沖突不斷，既有環(huán)境社會的方面，也有心理生理的因素，劉夢溪歸納為十點：個人與家庭、拓展學問新天地與經(jīng)濟不資、精神和肉體、追求學術獨立和經(jīng)濟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知力與情感、學問上的可信和可愛、新學與舊學、學術和政治、道德準則和社會變遷、個體生命。

第六章到第十章，主角則是陳寅恪。第六章《陳寅恪的家學淵源與晚清勝流》，劉夢溪從同光勝流與陳氏家族講起，又談到陳寶箴、陳三立父子與郭嵩燾的關系， “陳寅恪非常重視乃祖乃父與郭嵩燾的知遇與交誼”（202頁），而王學、詩學、中醫(yī)學，更是陳氏家學的淵源宗主：“明白了義寧之學的淵源與宗主，我們就不會奇怪陳氏父子何以能成為戊戌維新的主要角色，以及為造就日后的大史學家提供了怎樣合適的家族傳世之學的思想土壤”（221頁）。第七章《陳寅恪的“家國舊情”與“興亡遺恨”》，陳寅恪的詩篇與學術著作，都是生命的一部分，興亡之感、家國之思、身世之嘆與亂離之悲，更是詩集中常見的題旨。在陳寅恪的筆下，興亡不僅是政治的，更是文化的（247頁），陳氏三代的百年身世，目睹戊戌以來的畸形世局，從一家哭到一路哭，外患內(nèi)亂不斷，稍有平靜，便生風波，陳寅恪或時喜賦，又轉(zhuǎn)悲歌，更是家國舊情與身世亂離所致。第八章《陳寅恪學術思想的精神義諦》劉夢溪歸納出幾點特色，首先是具獨立精神最有現(xiàn)代意識的史學家，第二是不忘本民族地位的文化態(tài)度，文化高于種族的理念，而學養(yǎng)厚積的家學淵流，西學的沖擊，本身性格才性的特色，又歷時代變遷與磨難，國家不幸史家幸，賦到滄桑文更奇，更讓陳寅恪有了獨特的解釋學。他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完成百萬字的著述，可謂學術奇跡（272頁）。其中《柳如是別傳》更是他的大筆，大巧不工，史料的運用更是不拘一格，草木竹石均可為劍，篇幅章節(jié)之間，或議論，或評述，或贊嘆，或箋注，或歌頌，詩史并立，文史通義，終成一部情理交融、氣象宏富之傳奇巨構(gòu)。第九章《陳寅恪的闡釋學》接續(xù)上章，以具體的著作分析陳寅恪的釋史心態(tài)與方法，第一是了解之同情，其次是釋證、補正、參證的多元途徑，再來則是解釋文句又討論問題的原則，又常使用比較與心理分析、古典與今典的互為主體，注重所論對象與時代的環(huán)境與家世信仰。第十章《陳寅恪與〈柳如是別傳〉的撰述旨趣》，呼應第八章，劉夢溪認為《柳如是別傳》是箋詩證史的學術著作，也是一代奇女子的傳記，更是陳寅恪自創(chuàng)的書寫文體（334頁）?！啊秳e傳》在這些地方已不單純是箋注錢柳因緣詩，以詩證史，而是以史家幽眇深微的筆觸，鉤沉三百年前國士名姝的情緣和心理，在鉤沉中為柳如是洗冤立傳，在傳寫中含蘊著三百年后史家的一顆詩心。”（347頁）陳寅恪不避繁瑣，借傳修史，卻又從小到大，從一個人看到一群人，再看到整個時代社會，家庭瑣碎與民族興亡相結(jié)合，所以此書又是南明史、江南黨社史、抗清史，也是明清情愛、文人生活、文化痛史（357頁）。

2024年版《王國維和陳寅恪》

劉夢溪的文字，素以通達曉暢著稱，擅長以簡馭繁，化雜亂史料為明晰理路，變艱深學理為平實論述，沒有當代論文工廠制造業(yè)的弊病，詰屈聱牙，故作深奧，喜歡自鑄偉辭。他的語言有骨有肉，知識與情感并進，不以艱澀隱晦為精微，不以滿屏術語為廣大，自有沉著之氣、博雅之風。其實，就劉夢溪的研究對象來看，王國維、陳寅恪，成長經(jīng)歷張顥所謂“轉(zhuǎn)型時代”，中西、新舊、啟蒙救亡、內(nèi)憂外患、現(xiàn)代傳統(tǒng)、唯情主理等問題，紛至沓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剪不斷理來亂，中國未來何去何從，知識人竭盡心力，去努力，去探尋，去發(fā)現(xiàn)，這是他們的存在主義。這些人各有家庭與人事問題，又擔心學術不能獨立，欲建國族，又憂慮國族吞噬了國民，跟當權派劃分距離，不屑被收編，與世未諧，時感矛盾與蒼涼，踽踽獨行而又煢煢孑立。其人其學，可謂傳奇，而如前所說，劉夢溪的生平，堪稱奇人，奇人讀奇書，奇書又由不同的奇人所寫，蕭條異代不同時，唯奇能知奇，正如劉夢溪自己所說：“我為學不專主一家，好古而不泥古。與古人為伍，是我穿越千載，進入他們的文化環(huán)境。與古人對話，是請他們屈尊降臨到我的身旁，在今日語境下和他們暢談義理哲思?！?/p>

劉夢溪雖也講解闡釋學，也與漢學家（例如史華慈）有所來往，但西學在其著作中表現(xiàn)并不明顯，他的文章并不愛用“場域”“復調(diào)”“結(jié)構(gòu)性暴力”等，中文世界中，已“充分逆格義化”（改寫胡適的“充分世界化”）的學術用語，這還只是詞匯使用，而在研究方法上，更多的還是貼近傳統(tǒng)：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我們都知道出自《孟子》，但王國維巧妙地聯(lián)系了兩者，并有前后之分，先能知人論世，方可以意逆志：“……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此其術，孟子亦言之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珊?？是以論其世也?！枪视善涫酪灾淙?，由其人以逆其志，則古詩雖有不能解者寡矣?！庇馄溲裕韧ㄆ渲?。志既明，則言自顯；而志之所寄，正是其人立身行事之處。故由知人論世，再由其人以逆其志，讀詩如此，讀史亦如是。劉夢溪研究王國維、陳寅恪，由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奠立、四重疑案、家學淵源語晚清勝流，進而深入思想學行、最后死因、興亡遺恨、精神義諦、撰述旨趣等等，其因在此。故能探微心術，入情入理，出現(xiàn)很多精彩的論斷，例如他從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看出，古典今典，如兩束蘆，互倚不倒，此序是陳寅恪的文化宣言，更是他痛感師友離世，弦外之音，話中有話，故“君”是李煜，也是溥儀，“友”是酈寄，也是羅振玉，而李煜終究不是劉秀，中興無能，酈寄也不是鮑叔牙，兇終隙末（17頁）。但劉夢溪真正獨到的地方，更在于指出：“而所以死之故，也不是由于‘具體之一人一事’，而是此人此事所代表的‘君臣之綱’和‘朋友之紀’，即具體人事所反映的文化精神與文化理想，已徹底破滅?！?span style="color: #7e8c8d;">（18頁）

劉夢溪認為羅振玉所長在中西教育與甲骨金石器物，沈曾植在邊疆史地和學養(yǎng)器識，王國維金石器物遜于羅振玉，但是書畫鑒賞根柢并不弱，素有家學。沈曾植學問的氣象格局，堂廡特大，可謂一代通儒，能與其精神相接者，王國維更勝于羅振玉，“明了這一層，可以正解王、羅與王、沈之間的針芥之歧與針芥之合”（61頁）。劉夢溪又指出學界只注意到王國維早年醉心哲學與美學，但對他譯介西學，甚少了解（127頁）。此外，劉夢溪更發(fā)現(xiàn)中醫(yī)之學在陳氏家族的重要性：“盡管陳寅恪所受西方教育多，也許包括自己的某些經(jīng)驗，不相信中醫(yī)，但對自己家族的中醫(yī)學傳統(tǒng)，仍非常重視。”（203頁）他重申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意在修史，一反學界對此書“不免枝蔓”的批評，“當我們知道寅恪先生的‘主旨在修史’，便不會怪其釋證趨繁，只能訝其用筆之簡了”（334頁）。

《王國維和陳寅恪》雖有不少文章，成于數(shù)十年前，論文雖舊，卻能彌新。我在讀研究生時，就讀過不少先生的文章，如今重讀，論文沒變，心境卻異，讓人想到譚元春所說“詩不惟移人性情，并移人歲月”，如今看來，詩文都是如此。當年讀劉夢溪論王國維之死以及經(jīng)濟問題，想到的是李敖說過“有現(xiàn)實主義的條件，才配談理想主義”，“移人性情”且“移人歲月”之后，重新審視，李敖說對了，所以王國維痛苦；李敖也說錯了，王國維之不凡于俗，憑著天資、堅持與努力，每治一學，便開新說，更在于此，明知現(xiàn)實，卻更堅持理想，有時這是逃避，有時卻是一種直面，但不管是哪種，無可奈何，終究成了揮之不去、淪肌浹髓的痛苦。而王國維經(jīng)濟狀況不佳，還能堅持無用之學，雖然堅持學無新舊，學術是目的而非手段，終究還是陷于新學與舊學、學術和政治的難解矛盾，這不只是王國維的問題，更是時代的問題。

其實，如果說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劉夢溪判斷是“應該是用血淚寫成的色調(diào)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更進一步來說，做學問，唯佛能知佛，陳寅恪早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紀念碑銘》《遺書序》就能知王國維之痛，若借用李建民書名，那是“王國維與絕望的一九二七”。心理的痛苦，不亞于身體的病苦，外人自然難知，深受其苦的“痛主”，則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陳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能懂王國維，也能懂柳如是，《柳如是別傳》，既是對歷史殘篇的撫摸，或許也是對王國維內(nèi)心裂痕痛苦的理解與延續(xù)。西人研究痛苦史的名家，諸如伊萊恩·斯凱瑞（Elaine Scarry）、喬安娜·伯克（Joanna Bourke）等人，或注重私己的體驗，或強調(diào)痛苦的形容語言，以及背后的社會文化以及心理潛意識，或可與王國維、陳寅恪等人，互為參照。不過，這類痛感，既是個體對價值崩塌的失望，也是文化共同體斷裂的集體創(chuàng)傷，陳寅恪對于王國維、對于柳如是，陳寅恪實則是以史學為媒介，在“殘山剩水”中重構(gòu)文化痛感，它不等同于西方痛史看重的身體語言化，或是戰(zhàn)爭創(chuàng)傷的社會問題，而是直指文明存續(xù)與士人責任的終極關懷。換句話說，主觀的體驗（痛），并非如伊萊恩·斯凱瑞等人所言，非要挑戰(zhàn)宏大敘事、國族主義不可，王國維或陳寅恪等人的獨特處，在于將“痛”視為文化血脈的密碼，而解讀者需具備同等的精神高度，要知人論世，更要以意逆志。這種視角，恰可補足西方理論中較缺乏的文明史維度——痛苦不僅是個人或社會的現(xiàn)象，更是一個民族在改朝換代，或是歷史轉(zhuǎn)型中的認同重建。而陳寅恪的“以痛證史”，他筆下的遺民，既是古典，更是今典，故此書不只是史傳，更像是一紙挽歌，為王、為己、更為那個荒謬詭譎的年代。

當然，本書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陳寅恪用今典古典，寫王國維之死，而有《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陳寅恪本不愿多著墨于具體的人和事物，或欲維護王國維清譽，或本身寫作策略使然，故說“其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如今劉夢溪反過來，從抽象而具體，以陳寅恪之法來解釋陳寅恪之意，當然劉夢溪重在呈現(xiàn)綱紀的文化理想，以及承載此理想的君臣、朋友之倫，論及于此，自然而然會指名道姓，套句古語，就是“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這也是古今典視域交會的必然結(jié)果。只是所謂“今典”的判斷，到底能有多少證據(jù)，仍未能明朗，若合情合理，自然能添新說，但所謂今典為誰、是指何事、又是何時，究竟是研究者的話多，陳寅恪的話少，還是真的異代知音，千載難逢，恐怕依舊難證。正如余英時也用今典古典的交互，揣測陳寅恪的選擇，詩文釋證，一應俱全，結(jié)果是自己的政治立場多，陳寅恪的晚年心境少，也引起諸多反對意見，雖然他仍堅持自己的看法，終究只能聊備一說。另外，還有中國哲學與經(jīng)學合法性的問題，哲學屬于當代學科分類，但符不符合中國學術傳統(tǒng)，多有爭議，經(jīng)學是自然傳統(tǒng)大宗主脈，卻與現(xiàn)代大學體制多有捍格，究竟該列入何系何類，始終未定。劉夢溪曾引用王國維《奏定經(jīng)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又參照《教育小言十三則》《歐羅巴通史序》，王國維說明學科分業(yè)之必要，而張之洞竟未設立哲學一科，且把經(jīng)學置于分科大學之首，群經(jīng)又分科，別于文學，王國維對此多有批評。劉夢溪指出當時學界甚少提及這篇文章，但王國維是作為教育、課程、學科分類的概念所提出的，劉夢溪在二十多年前就發(fā)現(xiàn)了這個問題：“王國維是首先意識到現(xiàn)代學術需要重新分類的現(xiàn)代學者。這里涉及他寫的一篇極重要而又鮮為人注意的文章?！?span style="color: #7e8c8d;">（149頁）只是限于主題，點到為止，未及深化，其后李存山、干春松、許蘇民、李承貴便接著談王國維與中國哲學學科的關系，并重審金岳霖等人提出的爭論。當然，不論是學科還是領域，近代經(jīng)學的失落，如今我們意識到西方中心主義的問題，視野的轉(zhuǎn)換，用柯文（PaulA.Cohen）的話來說，是從“沖擊／回應”到“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因此不論從教育還是其他方面來說，經(jīng)學都須復興，而經(jīng)學從當代學科分類中被除名，自然也必須說上王國維。

《王國維和陳寅恪》，還有些小問題，只是并不影響閱讀。書本封面題為：“劉夢溪剖析大文學史家”，無論如何，“大文學史家”都遠不能概括王陳，猜測這是出版社自訂的標語。2019年的北京時代華文書局版便無此句；“箭堆式的人物”（184頁），估計是“箭垛式人物”的誤寫。第七章頁眉誤寫為第六章第五節(jié)標題（義寧之學的詩學傳統(tǒng)）；340頁提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應為《四庫全書總目》；348頁以《柳如是別傳》與《元白詩箋證稿》比較，文中“后者”應為“前者”（348頁）。

最后，《王國維和陳寅恪》不僅是對兩位大師的歷史追述，或許也是劉夢溪自身學術精神與文化理想的投射。他筆下的王、陳之痛，既是身世之痛，也是文明之痛；他所關注的，不只是人物的軌跡，更是知識分子如何在歷史斷裂中安頓自我與文化理想。劉夢溪的論述無疑為讀者提供了理解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與文化轉(zhuǎn)型的重要視角，讀此書者，不僅是在閱讀學術史，更是在與那代人未竟的精神遺志對話。而此書的價值，不僅在于學術貢獻，更在于它試圖喚起了我們對文化傳承與士人精神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