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天我博士畢業(yè)，當時還不滿27周歲，懷揣著某國有商業(yè)銀行總行的offer，算的上是躊躇滿志。父母也很欣慰，我至今記得父親松了一口氣說：“二十年寒窗，終于大功告成?！睘槭裁词嵌?？因為從1990年入小學直到這年畢業(yè)，除了幾個月的媒體實習，我一直在校園里上學，一天班也沒有上過。

參加完畢業(yè)典禮，扔完學位帽，還蹭到了和校長的合影，這一天，這一幕，定格成一張照片，插入影集，合上后就再也沒打開。就像電影橋段的轉場，鏡頭馬上對準現在，對準一個剛剛辦完主動離職手續(xù)的肥胖的中年男人?！岸旰啊北緛硎且盀樽鎳】倒ぷ魑迨辍?，結果十五年我就徹底告別了職業(yè)生涯。

但這也是漫長的十五年，因為從正式上班第一天起，我就想離職了。

本文作者

作息始終沒有調整過來

入職之前，和許多從沒上過班、對職場充滿幻想的人不一樣，我清楚的知道天下的職場都差不多，都充滿著復雜的人事關系，都要面對業(yè)績的考核，都要接受被劃分為三六九等并從小蝦米干起，都要掙出應得的那份工資收入，都可能遇到“貴人”且一定會遇到“爛人”。從這幾點來說，不管是去大學教書當“學者”，還是去銀行上班當“職工”，沒有高低清濁之分。

記得當時有朋友憧憬入職后的“金融精英”生活，每天端著咖啡打卡上班，查收郵件、推進項目、開會出差，下班就健身聚會，每天充實而忙碌，睡一覺就滿血復活……這個狀態(tài)后來有個更合適的詞叫“牛馬”。而我憧憬的是下班后逛逛超市小店，買買當晚的酒菜，看看劇看看書，如果趕上飄雨落雪，撐把傘徜徉在街頭，該會多美呀。

結果上班第一天，我就發(fā)現了一個我從來沒有意識到的問題——上班需要早起，每天早起，每年的絕大多數日子都要早起。漫長的校園生活，我早就習慣了讀書寫作到深夜、一覺睡到自然醒的節(jié)奏，有事才會早起，很久才見一次早上七八點鐘的太陽。

按理說，這就是一個簡單的作息調整。職場有職場的規(guī)律，即便是大學教書等相對自由的工作，也要按時作息，更別說自我加壓的勤奮了，當年豆瓣上一些朋友曾討論過“張舜徽作息法”，大概是早上四點鐘就起床讀書做研究，前輩學者實在令人佩服。

但從那一天起，我始終沒能調整好作息。我不知道別人是否也如此，每天上班無論做的事情多還是少，下班都會很疲憊。如果加班或是下班后有些活動，留給自己的時間就少到以分鐘計，稍微干點什么一定會晚睡，這又令早起變得極度困難、痛苦和煩躁。倘若下雨下雪，北京乘坐任何交通工具都是噩夢，跋涉到家一秒也不想出門。我特別佩服有些同事，晚上在單位待到深夜甚至午夜以后，不知道他們怎么回家以及還有什么必要回家，興許是在附近租了房子，總之第二天一早還能看見他們坐在那個工位上。

我很難做到。

有人會問，銀行很忙嗎？各行各業(yè)誰家不是在疲于奔命？這話說得很對，所以簡單說一下銀行人都在忙什么。很多人，包括到銀行工作之前的我，誤以為銀行五點鐘關門就下班了，周末也常常不開門，所以這份工作一定很閑適。世界上哪里有這么好的事？銀行五點關門，很多網點員工的工作才剛剛開始，他們要軋賬、對數、分回單、等款車……正常情況下鎖門下班要兩三個小時以后。這只是網點的節(jié)奏。至于支、分、總行等管理機構，則是條線眾多，除了最重要的黨務及相關部門，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隨便翻一本《貨幣銀行學》之類，每一章就是一個或多個條線，還有各種簽報公文、大會小會，絕大多數工作和普通人沒有直接關系，所以很多人不了解也很正常。

至于我，沒有家庭的時候，盼著早點下班回到地鐵一個小時以外的家里清凈一下；有了家庭和孩子，家也搬得近了，又盼著下班回家陪伴家人。但工作越來越多，且無論多晚也要留點時間給自己，于是我的作息也就始終沒有調整過來，始終沒能擁有一個不掛心事的、不被鬧鐘叫醒的持續(xù)的充足睡眠。作息這件小事，就像走遠路的人鞋子里的小砂礫，成為我注定要擺脫職場那一點疼痛，雖然最開始我并沒有意識到。

為什么有的工作會令人難以忍受

我不光上班第一天就早起，還在上班第一天就被罵了。

當時，我們雖然是總行招收的人員，但工作前兩年被放到基層營業(yè)網點鍛煉。這不是管培，而是基于一種理念，總行的職工必須要充分了解一線疾苦、了解客戶訴求。我做了一年多銀行柜員，也在當柜員的第一天因為操作不熟練被一位客戶罵了。從這個角度來說，確實能體會到一線的辛苦，體會到銀行是一種服務業(yè)，要把服務做好著實不易。但這種“體會”的從容，是以兩年后必將返回總行工作為前提的，真正的一線柜員哪有什么閑情逸致來“體會”這些，他們就像所有服務業(yè)里的一線人員一樣，首先是忍耐，然后自行消化、忘記這些。

而我能把被客戶辱罵這件事記得如此清楚，是因為我是中文系的，我的專業(yè)暗示我可以把這件事看做文學意義上的“體驗生活”。我當時同樣還沒意識到，這種“體驗生活”的感覺，會在我的職業(yè)生涯里越來越重要，從而稀釋了我身上高濃度的班味兒。一個人到點上班、到點退休，中間所謂的“職業(yè)生涯”確實只是一種謀生的體驗。

在網點的兩年，是我一生中電腦小鍵盤用得最好的時光。柜員需要背很多業(yè)務代碼，看似繁難，實際一兩個月后手指就能在小鍵盤上形成肌肉記憶，根本不用動腦子。我完全可以手指在辦業(yè)務，大腦已經心騖八極神游萬仞。這種體驗，起初我覺得有趣。歷史上有很多人，因為思考、寫作太過疲憊，需要做一些所謂“不費腦子”的事情來休息，比如演奏樂器、做木匠活、做家務等。但是，假如一個人不得不只做“不費腦子”的工作，還得做一輩子，這個工作的價值感就會變得很低很低。

所以，價值感缺失是有些工作令人難以忍受的原因之一。兩年后，我們回到了總行，我被分到了辦公室XX處。辦公室這名字聽上去很普通，其實光處室就有十幾個。我剛回去時，有一種親切的回歸感。這是因為在網點時，大堂內外聲音嘈雜，同事說話基本靠吼，簽字筆在空中扔來拋去，時不時再有個客戶吵起來，每天耳朵都是嗡嗡的。回到總行，每個人都細聲慢語，每個房間都安安靜靜，大堂窗明幾凈，走廊無聲亂耳，遇到陌生同事也會互相致意，讓人終于體會到了憧憬中的“精英感”。但不知道別人怎樣，我只過了幾個月就開始懷念網點的嘈雜喧鬧，懷念那種煙火氣和真人氣，總行大樓也褪去了初來的崇高，更像是沉悶壓抑的“侯門一入深似海”了。

其實這是小事，工作才是大事。我最主要的工作是公文審核（當然還有別的工作以及大量臨時事務），用當時一位上司的話說這是“門下省”的清要之職。確實，全行的公文按比例會分到我這里，審核不過的“封駁”退回。我雖然很有螺絲釘的自覺，更秉持父輩“領導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訓誡，但架不住同樣的工作持續(xù)做了四年。每天審核，時刻都有新的公文分過來，永遠審不完，就像《植物大戰(zhàn)僵尸》里“無盡的試煉”。到最后，看到系統里的公文我會有生理性的嘔吐感。其間我提出要換到業(yè)務部門，被上司安撫了，又過了一年，蠢笨如我才明白那不叫安撫叫“畫餅”，我再次提出要換到業(yè)務部門，仍然不被允許，于是我就跳槽了。

后來我時常會想，這個跳槽是不是正確的決策？我父母對此就頗有意見，父親抱怨的角度很清奇“你的辦公桌可是挨著長安街的啊”。倒是我的上司最后對我說：“翅膀還沒硬就想飛？”這句話是有道理的，但重復性勞動實在太煎熬，又不讓人家走。所以，新鮮感缺失也是有些工作令人難以忍受的原因。

我休息了一個月，就去了另一家國有商業(yè)銀行的子公司。當時這家公司剛成立不久，一切都在草創(chuàng)。我去的部門依然是辦公室，當然規(guī)模小得多了，每個人的工作內容相當于上一家銀行一兩個處室的工作，但我自己手上的事情我自己基本說了算，而且還第一次參與股權項目收購，價值感和新鮮感都來了。

尤其有趣的是，上一家銀行里我認為公司運作不可或缺的機制，比如公文系統，這家公司壓根都沒有，也就更談不上公文審核了，但這絲毫不影響公司運轉。因為能用郵件解決的事項，干嘛要搞文件？還審核？我當時第一反應是，咱高低得建個公文系統，但馬上就意識到，一種反復多年打磨得精益求精的技能，幾乎沒有任何市場價值，實在太諷刺了。

我在這家公司工作了九年。前幾年，得益于當時業(yè)務的高歌猛進，辦公室這種服務性部門就少了很多形式主義，比如剛來時我按照上一家銀行工作時的標準炮制了一份文稿，但當時的領導委婉地暗示我這沒有必要，后來我見識到了他的出口成章、言之有物、說人話，在我的職業(yè)生涯里是罕見的存在。

于是，我不僅可以掌控工作節(jié)奏，丟掉虛飾，聚焦根本，還可以掌控生活。我度過了職業(yè)生涯里最平衡、最舒適、最瘦的一段時光，我甚至開始喜歡上班，主動到陌生的地方出差，想學習更多的東西。我還有了規(guī)律性的閑暇，從而思考除了工作還能做點什么有趣的事情，而工作又給了我寫作上的助益，于是我開始寫一本書，直到兩本、三本，我的書基本都是在這幾年寫的。

隨著公司越來越大以及其他原因，這短暫的好時光就過去了。價值感、新鮮感日漸流逝，最重要的是我也失去了對工作的掌控感，同樣的工作要求越來越高、越來越卷，但囿于慣性卻不增加人手；一些曾經能自主的動作逐漸無法自主，而且容錯率在下降。這不能怪新來的領導，我感覺領導們也在失去掌控感，不然不會在業(yè)績下滑的時候卻頻繁抓起了考勤和會議紀律。

前不久我剛讀了一本書《壓力密碼：壓力是如何產生的，又如何影響我們的身心健康？》，有個根據臨床數據得出的結論，就是壓力并不來自于承擔工作的數量多、難度大或責任重，而在于是否擁有自主性。如果一個人對工作缺乏掌控感，那么他的壓力就會增大，掌控感越低，壓力越大，人越疲憊。

總而言之，我用十五年潦草的職業(yè)生涯歸納了職場工作難以忍受的三種可能原因：是否有價值感、新鮮感和掌控感。我覺得，至少要有一種感覺存在，一個人才能較好地完成工作，如果三種都沒有，那會極度疲憊。至于專業(yè)興趣、工作量和難度，反而只是表面原因。

優(yōu)績主義的空虛與充實

無論一份工作多么令人難以忍受，并沒有多少人敢貿然辭職。上班其實是普通人性價比最高的謀生方式，體制內工作有較好的保障，體制外工作有老板來承擔風險，而且職場還會給一部分人升職加薪的回報。

那還是201X年的時候，工作比現在好找多了。有一次我腦子一抽，決定在豆瓣上招一個實習生（以往都是由HR固定到北京的幾個大學BBS上發(fā)帖招人）。我發(fā)了一個豆瓣廣播，說了說大概的情況，希望招一個211的研究生幫我做收購項目，月薪是行業(yè)標配，不多也不少，能開加蓋公章的實習證明。結果，一方面廣播下面涌入了大量的嘲諷甚至謾罵，比如“這點錢還想招211的研究生”之類；另一方面，那幾天我的豆瓣郵箱被簡歷塞滿，一水的名校和海龜，不少簡歷已經有了很牛的實習經歷，光鮮到我覺得我們的破項目根本不好意思讓人家來，但就算如此，還有人在郵件里說可以不要實習工資，只要能來實習，只要結束后能開證明。

豆瓣廣播下面的留言和收到的郵件形成的強烈反差，使我對這件事印象極為深刻。講這個故事是想說，工作難以忍受是常態(tài)，但該找工作還是要找，該上班還得上班，這個人瞧不上的工作其實大有人搶著來做。套用簡·奧斯汀的話說就是，凡是要糊口的年輕人，必定需要找個工作，這已經成了一條舉世公認的真理。

所以，直面職場才是絕大多數人的正確選擇，你會發(fā)現推諉扯皮、強勢博弈和利益交換才是職場保護自己的必備技能。傳說中的“躺平”“假裝能力不足”“故意做錯事讓領導放棄”都是都市傳說般的夢囈，一個真正能夠躺平的人，背后往往有著不忍回首的血淚史，或是有著不為人知的內情。最終，絕大部分人都會停在職場的某一個臺階，再也上不去了，他們就此認命，接受現實。

但是對優(yōu)績主義者來說，這種平靜很難達成。因為在學業(yè)上形成的慣性，他們不能忍受職場上的平庸，更無法接受躺平。他們只習得了如何把一項工作做好，卻不懂如何降低標準只做到及格，于是一邊抱怨無意義，但又條件反射般地雕花。當價值感、新鮮感和掌控感都越來越稀薄，工作就成了一種通過出賣體力和時間來換取穩(wěn)定金錢的無意義事件，退休成了性價比最高的圣杯。諷刺的現象出現了，明明生命的每一天都很寶貴，卻盼望著快進到退休的年齡。

于是，我就在“毫無意義”和“不能躺平”之間拉扯著，在“倒計時還有幾年就能退休”和“不能浪費每一天”之間拉扯著，在“一個山東人必須要有個單位”和“人生苦短要做喜歡的事”之間拉扯著……銀行的工作越來越沒有意義，寫作卻越來越像真正的工作，我可以從寫作中得到認可，比如豆瓣會收到陌生讀者的豆郵，“愛看多寫，保重身體，不用回復”，價值感慢慢就重建了；正在寫歷史故事，忽然有人來找我寫個專欄，約個評論，或到影視里玩?zhèn)€票，于是新鮮感豐盈起來了；我想寫什么就寫什么，想不寫就不寫，想寫哪個時代和人物都可以，掌控感也拿回來了。不知不覺間，寫作已經成了真正的工作，那么結束虛假的職業(yè)生涯，重新規(guī)劃以寫作為主體的人生新路，也就順理成章了。

但另一個事實也許是，作為一個文學博士，我并不是規(guī)劃寫作新路，而是回到中文系的老路。于是十五年銀行的職業(yè)生涯，成了一場事先沒有張揚的“體驗生活”，一出真實出演的“楚門的世界”，一次結束后才知悉的田野調查，當我在“田野調查”時，我感到空虛；當我結束后，我感到充實。

這種充實感不僅來自回首往事的寬恕與不悔，也來自多年日記積攢的“田野調查資料”，還來自職場生活為寫作提供了真正的動力。只有現實主義的生活經歷，才能啟發(fā)任何主義的寫作。金融業(yè)常常會令人聯想起卡夫卡，但我們辦公室沒有保險精英卡夫卡。職場里，辦公室工作不同于專業(yè)性工作，它駁雜、瑣碎，也靈活、全面，但主要是轉瞬即逝、隨生隨掃、不能積累。比起專業(yè)性工作，它更貼近人生懸浮、虛無、空洞、重復的本質，能理解辦公室工作，就能理解“本來無一物”的禪宗之味；能當好辦公室主任，就能做好家務勞動。

所以比起卡夫卡，我經常聯想的是羅大經《鶴林玉露》里描述的秦檜，說了八個字：“博記工文，善干鄙事”。這八個字可以概括辦公室工作的精華，具體有哪些精華，又是怎么推動寫作的，以后有機會再詳細說吧。

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

在敲擊這篇文字的時候，我的新生活才剛剛開始，所以無法充分對比、描述職場生涯和全職寫作的差別。但中年人在不惑之年主動切換新生活，確實有風險。我不斷的自問，我到底想要做什么？想做成什么？當我辭去工作時我實際辭去了什么？寫作能是我最后的救贖嗎？總而言之，就像前兩年的那個動畫電影所問的，《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

寫作是需要時間的，上班也是，做家務和陪伴家人也是，此外，一個完整的人總得需要一點閑暇。我到處宣揚“一萬天理論”，意思是，一個40多歲的人如果以寫作為志業(yè)，那么身體和精力最多保證寫到70多歲。中間的三十年大概是一萬一千天，其實能做的事情很有限，要節(jié)省時間，只能舍棄上班。

全職寫作也需要考慮生活成本。好在，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消費主義者，如果一個人需要通過消費主義的理論，來建構對消費主義的抵抗，那我覺得這個人依然眷戀著消費的快感。而我不喜歡逛街，購物往往會令我疲憊；我不喜歡電子產品和科技新事物，覺得太“老登”了；我不喜歡車的一切，尤其討厭開車，我是那種停車的時候必須要有兩個車位才敢倒車進去的人，玩游戲都不玩飛車游戲，日常對車的大宗消費就是共享單車的月卡；此外，我一度喜歡買酒，但全職寫作需要自律，第一步就是避免酒精；我依然喜愛買書，但家里的書已經太多了，需要處理了。這么說起來，也不是我拒絕了消費主義，而是消費主義嫌棄我。

新的一年開始了，漫長的離職終于實現，一場“自我田野”也終于結束，我回到了我熟悉的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