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以來，宋人普遍將“恢復燕云”視為影響北宋國運以及導致北宋亡國的肇始。但是，長期以來，對權臣蔡京與童貫在這一重大政治決策中所持的態(tài)度及其扮演的角色，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學者張延和總結、辨析前賢論述后認為，“恢復燕云由徽宗、王黼、童貫集體推進，蔡京持反對態(tài)度”，蔡京的反對者趙挺之、朱勝非以及同僚鄭居中、鄧洵武等人，卻在私家著述中“塑造了蔡京主導謀燕的形象”。（張延和：《蔡京與宋遼關系及其歷史書寫》，《宋史研究論叢》，2020年第2期）

但是，如美國學者史樂民所說，“河湟開邊鞏固了權相蔡京的權力，開啟了童貫（1054-1126）作為最高軍事統(tǒng)帥的崛起之路，并成為壓制異見的試驗場。在北宋滅亡的見證者們看來，這正是徽宗朝政治文化的寫照。從諸多方面來看，那場災難性的‘燕云之役’乃至最終導致女真人征服華北的禍根，正是始于河湟的山谷之間”。（史樂民：《復土主義作為一種政治資本：新法與神宗父子經(jīng)略河湟（青海、甘肅高地），1068-1108年》，參見伊沛霞、畢嘉珍編：《宋徽宗與北宋后期中國：文化和政治》，劍橋，馬薩諸塞州，2006，第84頁）

事實上，哲宗紹圣以及徽宗崇寧以來相繼把“繼志述事”奉為“國是”的政治敘事下，“熙寧開邊”與“恢復燕云”作為神宗未竟之志，早就內在于“紹述”的政治邏輯中，是趙宋必欲實現(xiàn)的政治目標與歷史任務，也是徽宗與蔡京、童貫君臣的最大公約數(shù)，更是蔡京與童貫攫取乃至鞏固權力的重要政治資本。至于蔡京與徽宗、童貫的主要分歧，更多僅限于具體時機、策略及其實現(xiàn)方式。

影視劇中的童貫

一

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引“史臣曰”稱，神宗“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傊?，恢復燕云，既是神宗重用王安石推動變法的初衷，也是神宗皇帝的夙愿與未竟之志。

治平四（1067）年正月八日，神宗即位，次年，改元熙寧。即位之初，他就繞過中書與樞密院，親自指揮西北名將種諤收復綏州，“有復衡山之意”，遭文彥博、司馬光等保守派官員極力反對，按下暫停鍵。

熙寧元（1068）年十二月，神宗以王韶管幹秦鳳經(jīng)略司機宜文字，拉開跨越北宋神、哲、徽三朝熙河開邊的序幕。王韶，字子純，今江西德安人，與蘇軾、蘇轍以及曾鞏、曾布都是科場同年。王韶不甘于按部就班、循規(guī)蹈矩地繼續(xù)困守在基層崗位上，積極尋求出路，詣闕上《平戎策》三道，認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很快成為熙寧開邊的破局者。

熙寧二年二月三日，王安石除參知政事。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王安石拜相，“主韶議”，極力支持同鄉(xiāng)王韶主導的熙河開邊，以控制位于渭河上游與洮河流域。七年二月十六日，宋軍遭遇踏白城慘敗，受此影響，四月十九日，王安石第一次罷相。

元豐年間，神宗定于一尊，將戰(zhàn)略重心轉向西夏的左翼，主要是陜北與隴東一帶。元豐四（1081）年，宋軍“五路伐夏”，敗于靈州城下。次年，宋軍又在永樂城下全軍覆沒。神宗“緣此震驚，悒悒成疾，以至棄天下”。

神宗駕崩，哲宗幼年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簾，逾年改年號為元祐元（1086）年。司馬光、文彥博等保守派入朝，極力主張“息兵富民”的綏靖政策，為此主動向西夏棄地、講和。當初，吐蕃名將鬼章在踏白城誘殺宋將景思立，“神宗深軫之”，“下募賞之令”，“命李憲等購之十余年”，卻一無所獲。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種諤親弟、知岷州種誼生擒鬼章，收復洮州，卻遭蘇轍彈劾與打壓。

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太皇太后崩。哲宗親政，拜章惇為相，重啟開邊計劃。宋軍接連收復失地，在河、湟一線取得輝煌戰(zhàn)果，贏得對西夏軍事與戰(zhàn)略優(yōu)勢，一度完成神宗“建熙河蘭會路”的完整拼圖，“乃成先帝之志也”。

西夏不得不轉向遼朝求援，“夏國疆宇日更朘削，乞起兵援助”。元符元（1098）年十一月，遼道宗“遣樞密直學士李儼使宋，諷與夏和”，極力在宋、夏之間促和。（脫脫等撰，陳述補注：《遼史補注》，卷百十五，中華書局，2018年1月第1版，第3675頁）

哲宗以蔡京為館伴使，具體負責與遼使交涉工作。仰仗戰(zhàn)場優(yōu)勢，哲宗君臣對遼朝與西夏態(tài)度轉趨強硬，哲宗命人向遼使傳話，“西人累年犯順，理須討伐”。（曾布：《曾公遺錄》，第3頁）遼朝目的與期望，“止為夏國游說息兵及還故地也”，一時難以達成，李儼等人不得不持續(xù)與蔡京周旋，“留館頗久”。（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中華書局，1979年11月第1版，第48頁）

元符二年四月十七日，終于爭取到“（西夏）若至誠服罪聽命”，宋朝“當相度許以自新”書面承諾后，李儼等人回國復命。但是，很快，宋朝知河州、洮西安撫王贍認為，邈川與青唐政權內訌，“吐蕃可乘亂取也”，并率一支孤軍于元符二年七月二十五，“乘虛而入”，“遂克邈川（后改名湟州，今青海樂都）”，俘虜瞎征，九月二十日“入取青唐（后改名鄯州，今青海西寧）”，隴拶出降，卻因大帥孫路爭功，故意遲滯援軍，導致王贍“孤軍深在賊境”，“不通信息幾二十日”。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病逝，弟徽宗即位。二月二十八日，“命熙河蘭會路兵馬都監(jiān)兼知河州姚雄統(tǒng)領軍馬救援青唐”，“合贍軍棄鄯州以歸”。九月八日，章惇罷相。十月四日、五日，分別拜韓忠彥、曾布為左、右相，一反章惇積極進取的對外策略，轉趨保守。

十一月二日，徽宗宣布“自來年（1101）正月一日改為建中靖國元年”。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六日，宋廷以降宋西蕃邈川大首領、河西節(jié)度使隴桚知湟州，“元置守臣及官吏兵將悉追還”。宋廷被迫放棄在該地區(qū)“創(chuàng)置郡縣”的計劃和努力，重新恢復舊有的羈縻政策。蕃將王贍雖以“不世出之略”，“取青唐、邈川”，建下奇功，卻流放海南，“至鄧州縊死”，副手王厚則流放湖南郴州。

二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徽宗宣布“自來年正月一日改元為崇寧元年”，表明自己將恢復和延續(xù)父親神宗以及兄長哲宗親政以后的政治路線，“奉神考初行之志，繹紹圣申講之文”，這與他在元符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發(fā)布《誡諭中外詔》的政治意涵一脈相承。詔書將“神宗政事”歸納為“內修政事，外辟境土”，亦即“變法”與“開邊”，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司義祖整理：《宋大詔令集》，卷一二二，第417頁；卷一九五，第718頁，中華書局，1962年10月第1版）

七月五日，“蔡京自尚書左丞入相，日以興復熙寧、元豐、紹圣為事”，并且把替王贍、王厚平反作為起手式。十月二十七日，蔡京弟蔡卞知樞密院事，兄弟倆“對掌二府”，有宋一朝，絕無僅有。十二月三日，蔡京授意御史中丞錢遹“乞除雪贍、厚罪名，及正當時議棄地者之罪”。史稱“蔡京謀取青唐，遹助成其議”。

張延和認為，“徽宗朝能久任宰相者，需要在政治上支持紹述，軍事上主持開邊，經(jīng)濟上善于斂財”。毫無疑問，蔡京充分滿足以上三大要件?！安叹┏醢菹唷?，就發(fā)揮理財專長，輕松償還章惇“開邊”以及曾布“罷邊時”欠下“巨商”的“合三百七十萬緍不能償者”，為徽宗解決燃眉之急。另一方面，“至會罷邊棄地之費，乃過于開邊也”，有力地駁斥了反對開邊者關于“收復窮遠之地，費財勞師”的指責，更為徽宗與蔡京君臣接下來的開邊計劃營造輿論氛圍。（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第二十六，中華書局，2006年12月第1版，第668頁）

崇寧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徽宗與蔡京重新啟用王厚，“命厚知河州，兼洮西安撫。厚請擇人以自助，詔遣內客省使童貫與偕”。王厚吸取父親以及前任經(jīng)驗與教訓，主動乞請皇帝心腹宦官童貫為監(jiān)軍，以便贏得徽宗信任，為開邊行動保駕護航?！笆諒弯?、鄯之謀，自此始矣”。（劉琳、刁忠民、舒大剛、尹波等校點：《宋會要輯稿》，兵九，第8779頁）

王厚是熙河開邊先驅王韶之子。四月二十一日，童貫至熙州（今甘肅臨洮）。六月十四日，“王厚、童貫發(fā)熙州”，大軍出征，勢如破竹，于二十四日黎明（丑時）收復湟州。當初，徽宗扶植吐蕃首領隴桚知湟州，一旦宋軍撤離之后，隴桚就被其弟溪賒羅撤勢力逐出湟州。崇寧三年四月十二日，“王師入青唐城”。十九日，“復廓州（今青海尖扎）”。五月，“以鄯州為西寧州”。

宋軍沿途還相繼收復一公城、宗哥城等。元符二年十月，熙河戰(zhàn)事吃緊，朝廷以名將種樸知河州，“詔樸星夜之官”，結果在一公城“墮羌伏中”，種樸誤中埋伏，以身殉國，“自種樸之死，熙河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zhàn)者”，而且，“青唐道路不復通”，朝廷因此與王贍孤軍失聯(lián)。

至此，“厚、貫提兵出塞，曾未數(shù)月，青唐一國，境土盡復”?！氨M復青唐故地”，即“唃廝羅之地”，吐蕃人建立的唃廝羅政權。崇寧四年閏二月二十二日，徽宗發(fā)布赦書中稱，“朕承神考之宏休，述泰陵之丕志”，“念茲湟、鄯之故封，時乃熙豐之遺烈”，將宋軍收復湟州、鄯州，“復漢唐之郡縣”，定義為“繼志述事”、完成父兄遺志的關鍵步驟。

按照王韶《平戎策》熙寧初與神宗達成的戰(zhàn)略設計，“先復河、湟”的戰(zhàn)略目標已然在神宗與王韶之子徽宗、王厚君臣手中基本達成，接下來，“取西夏”也應該提上日程。

正如元豐四年秋宋軍“五路伐夏”戰(zhàn)略設計，“涇原、環(huán)慶會兵取靈州渡，討定興州；麟府、鄜延先會夏州，候兵合齊，進取懷州渡，討定興州”，無論哪一條線路，都需要“濟渡之備”，以便渡過黃河，但是，夏州、靈州均位于騰格里沙漠與毛烏素沙漠的邊緣，周邊地區(qū)缺乏木材，為“及河造栰”，“種諤乞計置濟渡橋栰椽木”，神宗卻認為，“軍中自有過索、渾脫之類，未聞千里運木隨軍”，結果，環(huán)慶、涇原兩路大軍會師于靈州城下，卻“皆無攻具”，而久攻不下，最終敗于靈州城下。

當然，即使宋軍攻下靈州，同樣面臨無“濟渡之備”的難題。因此，“蔡京當國，經(jīng)營湟、鄯，以開邊隙，欲使（邢）恕立方面之勛，起為鄜延經(jīng)略安撫使，旋改涇原”，邢恕“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脫脫：《宋史》，卷四百七十一，《邢恕傳》，中華書局1985年6月第一版，第13704頁）

鑒于“靈州之役”潰敗的教訓，王厚收復青唐的大約同時，蔡京未雨綢繆，“方鄯、廓未下，而旁諭涇原邢恕，令為戰(zhàn)具，旦夕結隊，以為深入西夏之形”。邢恕進一步建議，由位于黃河上游的熙河路轉運司，“打造三百料及五百料船五百只，將造成船于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限一年了當”，“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西夏都城，今寧夏銀川）”。

蔡京、邢恕的造船計劃，遭到熙河路轉運使李復的斷然否棄，李復客觀分析后認為，該計劃極度缺乏可操作性。（李復：《潏水集》，卷一，《乞罷造戰(zhàn)車》，欽定四庫全書本）換言之，宋、夏之間地理形勢的天然阻隔，難以克服，宋軍要想渡過黃河，收復興州，因而剿滅西夏，成為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崇寧四年六月十六日，徽宗發(fā)布《放陜西、河東人夫保甲詔》，宣告“黠羌斂戢”，都意在單方面為對夏戰(zhàn)爭按下暫停鍵。

另一方面，“滅西羌，乃圖北伐”，最終收復燕云，完成統(tǒng)一，確立趙宋正統(tǒng)，是檢驗神宗以來，尤其是哲、徽兩朝新黨鼓吹的“紹述”政治路線能否成功的唯一標準。況且，對于徽宗而言，終結“紹述”敘事，才能走出父兄的光環(huán)與濾鏡，從而開創(chuàng)出唯獨屬于徽宗時代的國家主旋律。

崇寧四年九月四日，徽宗發(fā)布的一份赦文表明，如果經(jīng)略西夏，收復燕云，是為了將“茫茫禹跡”重新納入中原王朝版圖，是所謂的“纘禹之功”，意味著“功成治定”，接下來，徽宗的興趣及其政治理想與抱負將急不可耐地轉向“窮制（禮）作（樂）之妙”，“過周之歷”。宣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童貫“入燕奏表”遙相呼應了徽宗這一政治綱領與野心，但是，如童貫所云，“藝祖肇基，已恢奄有之志；神皇御極，載勤繼伐之謀”，在徽宗與童貫君臣的觀念里，“收復燕云”仍屬于上一時代的歷史任務，遲早是要翻篇的，因此，收復燕云作為徽宗實現(xiàn)超越父、兄的歷史定位，是注定繞不開的必要步驟，更加勢在必行。（《宋大詔令集》，卷149，第553-554頁；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第115頁）

崇寧后期，宋朝經(jīng)略西夏的戰(zhàn)略企圖明顯遇阻，徽宗與蔡京君臣勢必不能繼續(xù)固守神宗與王韶最初的戰(zhàn)略設計，急需另辟蹊徑。同一時期，蔡京也面臨來自新黨內部的巨大挑戰(zhàn)，為鞏固自身的權力與政治地位，也需要奮力一搏，而遼朝統(tǒng)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與權力之爭，又為蔡京轉移戰(zhàn)略目標創(chuàng)造契機。

蔡京像

三

哲宗親政以后，章惇始終獨相。崇寧元年七月五日，蔡京拜相，十月二十七日，蔡京弟蔡卞取代蔣之奇知樞密院事。蔡氏兄弟“對掌二府”，終有宋一朝，絕無僅有，而且，徽宗也長期未再命相。

崇寧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蔡卞先罷政，出知河南府，公開的原因是出于“兄弟之嫌”，“遽求避位”。二月十五日，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逵同知樞密院事。三月七日，趙挺之拜為右相?！摆w挺之為門下侍郎，繼拜右仆射，與蔡京議多不和”，“挺之多智”，“每陰啟其端而使逵終行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第二十七，第686、690頁）

總之，當宋軍無法在西北地區(qū)進一步擴大戰(zhàn)果，蔡京也開始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面臨趙挺之與劉逵勢力的步步緊逼，蔡京必須要有所作為。（霍無忌：《趙挺之與宋徽宗朝前期的政局演變》，《宋史研究論叢》，第28輯）五月二十九日，蔡京主導推出包括居養(yǎng)院、安濟坊、漏澤園一系列社會公共福利與服務。九月五日，全國州縣普及“小學”，“垂髫幼稚”，“令入小學”，“依大學例量合支數(shù)破與飲食”，廣泛招收適齡兒童，而且，像“大學”一樣，由政府提供免費食宿。

早在元符元年十月八日，詳定一司敕令所就向哲宗建議設立居養(yǎng)院，以收容鰥寡孤獨、生活無依之人，蔡京時以翰林學士兼詳定重修敕令，應該是居養(yǎng)院的主要倡導者。為確保上述公共福利政策的貫徹與落實，朝廷還將居養(yǎng)院收容人數(shù)以及安濟坊“治療痊失”的效果作為考核地方官員政績（“殿最”）的重要內容，對于相關政策的執(zhí)行細則，都做出明確而具體的規(guī)定，如居養(yǎng)院需要收養(yǎng)災區(qū)“孤遺及小兒”，“候有人認識，及長立十五歲，聽從便”，收養(yǎng)期間衣食、住宿標準都有明確規(guī)定，“成憲具在”。

后世對蔡京開創(chuàng)的社會福利與救濟制度，毀譽參半，蔡京罷相以后，也一度遭到廢罷，不過，很多措施最終仍然延續(xù)至南宋時期。（張呈忠：《宋代社會福利史研究的整體回顧與理論反思——以“蔡京悖論”為中心的討論》，《史林》，2015年第6期）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措施都與蔡京早年關于“足國裕民”的主張一脈相承，而絕非心血來潮的權宜之計。與此同時，七月二十二日，以“賦役未均”，開始推行“方田”政策。

就在集中推出福利措施的大約同時，崇寧四年五月十六日，“命林攄為遼國回謝使，客省使高俅副之”。林攄，今福州長樂人，林邵之子，林邵是林希弟，林希與曾鞏關系密切。（曾鞏：《黃氏墓志銘》，《曾鞏集》，卷第四十五，中華書局，1984年11月第1版，第609頁；林希：《（曾鞏）墓志》，見《曾鞏集》，附錄，第797頁）另外，趙挺之先與曾鞏弟曾肇一起被指為“劉摯黨人”，后又受到曾布提攜，而且，“（趙挺之與）林邵是兩姨妹夫”。（曾布：《曾公遺錄》，卷七，第33頁）

哲宗朝，林攄為敕令所刪定官，是蔡京僚屬?；兆诔?，蔡京初相，效法王安石，“置講議司，辟攄為財賦檢討”，林攄也因此被視為“蔡京死黨”。南宋人陳均、李埴均稱，蔡京欲啟邊釁，密諭林攄“激北虜之怒”。（李埴：《皇宋十朝綱要校正》，卷第十六，第450頁；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第二十七，第685頁）二者很可能出自同一史源，即李燾編著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李埴則是李燾幼子，而李燾是重修《徽宗實錄》的關鍵人物。（蔡崇榜：《宋朝修史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1年6月初版，第104頁）張延和認為，蔡京崇寧間啟釁、謀燕相關敘事的原始材料應當出自《趙挺之行狀》，隨著私家著述進入官修實錄與國史系統(tǒng)，而為《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以及《宋史》襲用。

《趙挺之行狀》稱，“張康國與京密相關通，門下侍郎吳居厚、左丞何執(zhí)中、右丞鄧洵武陰助之”，張延和考證，“此時張康國已與蔡京決裂，其主張當與徽宗同而不可能‘與京密相關通’”，由此認為蔡京對恢復燕云持否定態(tài)度。不過，如果僅僅因為《趙挺之行狀》稱張康國“陰助之”，而張康國與蔡京關系不睦，因此就否定蔡京崇寧間謀遼意圖，邏輯鏈條稍顯薄弱。況且，該文既認為《行狀》“不可視為信史”，卻又引以為據(jù)。

誠然，《宋史·張康國傳》載，徽宗“惡京專愎，陰令（張康國）沮其奸，嘗許以相”，或許可以支持張延和“張康國已與蔡京決裂”的推論。但是，這些并不足以否定張康國與蔡京在對外政策上存在某種共識的可能性。

仔細尋繹同一時期的相關決策，大概可以管窺徽宗及其大臣的潛在意圖與立場。崇寧四年五月十六日，林攄使遼，十七日，詔王厚赴闕。六月十六日，“放散陜西、河東路保甲”，十七日，“以西人請命，權罷經(jīng)制司”，“陶節(jié)夫罷經(jīng)略五路”。

蔡京奏請以陶節(jié)夫經(jīng)制五路，成為抵御西夏的西北戰(zhàn)區(qū)最高軍政長官。陶節(jié)夫“陳異日取興、靈之策甚備”，大致延續(xù)已故名將種諤的“橫山戰(zhàn)略”，即收復西夏楔入黃河東岸的侵宋橋頭堡與補給中心——無定河流域，該計劃遭趙挺之反對，陶節(jié)夫被罷免，“知樞密院是張康國因力陳節(jié)夫之奏為是”。次年，“康國再陳鄜延非節(jié)夫不可為”?？梢?，張康國作為曾經(jīng)的“京黨”，執(zhí)政以后，或與蔡京存在權力爭斗，卻并不意味著事事要與蔡京捍格不通。（《皇朝編年綱目備要》，第686頁；徐自明撰，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之十一，第728頁）《宋史·陶節(jié)夫傳》也稱，“節(jié)夫在延安日久，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

同樣，史籍將“陶節(jié)夫罷經(jīng)略五路”主要原因歸結為徽宗態(tài)度，“會上意厭兵”。但是，崇寧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徽宗嚴厲懲處太常寺少卿馮澥，原因在于馮澥對王厚“耗內帑，極生靈膏血而取”湟、廊、西寧三州，提出批評?；兆谥刎燅T澥反對開邊，“動搖國是”，并且重申“湟、廊，熙寧神考疆理，哲宗開拓，大勛未集。朕嗣承先志，有此武功，克紹前人之心，獲申孝友之義”。

由此推斷，王厚赴闕，陶節(jié)夫罷經(jīng)略五路，或許并非宋廷有意放棄開邊計劃，而是因為徽宗與蔡京君臣意識到徹底剿滅西夏的戰(zhàn)略意圖與目標難以實現(xiàn)，長期的膠著與對峙將成為宋、夏關系的新常態(tài)。因此，宋廷嘗試轉移戰(zhàn)略目標，林攄銜命使遼，目的或與政和元年“童貫奉密旨使覘其國”一致，即窺探遼朝情勢，為恢復燕云做準備。

“陜西罷兵”的同時，宋廷卻加強了京師與河北的防御。崇寧四年，為了“拱翼都邑”，宋廷“于京畿四面置四輔郡”，“兵力各以兩萬人為額”。五年十月，將“拱神都之根本”、“控朔部之襟喉”的北輔澶州升為開德府。次年，即大觀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以瀛洲為瀛海軍節(jié)度，河間府”。

景德年間，宋真宗親征，駐蹕澶州，隨后與遼朝簽下著名的澶淵之盟，澶州也是宋朝黃河防線的關鍵所在。瀛洲，舊稱關南，后晉時割讓契丹，是后周收復的“三關”之一，更是抵御對遼朝的前沿要地?！板Y之盟”以后，宋、遼基本維持長達百年的和平局面，而崇寧末、大觀初，朝廷不顧遼朝的警惕，而驟然提升兩地行政級別與地位，同時，“宿兵置師”，加強防御力量，似乎無法排除對遼用兵的企圖與準備。

四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徽宗即位。次年，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三日，遼道宗崩，他唯一的孫子燕國王耶律延禧即位，是為天祚帝。二月一日，天祚帝發(fā)布詔書，為祖母、遼道宗懿德皇后案平反。十月十七日，又追尊皇考昭懷太子為大孝順圣皇帝，廟號順宗，皇妣為貞順皇后。

當初，遼圣宗駕崩，皇太子耶律宗真即位，是為遼興宗。興宗雖為圣宗元妃所生，卻由齊天皇后養(yǎng)育成人。興宗即位以后，生母蕭氏與諸弟密謀，害死齊天皇后，自立為皇太后，是為欽哀后?！埃ㄅd宗）諸舅滿朝，權勢灼奕”，欽哀后又與諸弟密謀廢掉興宗，改立次子重元。

興宗駕崩，長子耶律洪基即位，是為遼道宗。遼道宗母親仁懿皇后是蕭孝穆之女，妻子懿德皇后是蕭孝惠之女，蕭孝穆、蕭孝惠都是欽哀后的兄弟。遼道宗清寧九（1063）年，北宋嘉祐八年，耶律重元與其子發(fā)動叛亂，進犯灤河行宮，史稱“灤河之變”。

影視劇中的耶律洪基

“仁懿太后親率衛(wèi)士與逆黨戰(zhàn)”，遼道宗外祖父蕭孝穆一系在“欒城之變”中站在遼道宗一邊。遼道宗對于后族勢力的疑忌并未消除，為抑制與削弱皇室、后族對皇權的威脅，遼道宗開始提拔和培植出身于契丹中下層的官員以及漢族士大夫官僚群體，耶律乙辛與李儼家族都是在這一背景下崛起的新貴。（關樹東：《遼道宗時期漢族士大夫官僚群體的崛起》，見《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2017年第1期）

遼道宗的表兄弟、蕭孝穆之孫德良與耶律乙辛聯(lián)手構陷出自蕭孝惠一系的懿德皇后，另立德良長兄德溫之女蕭坦思為皇后，蕭德溫另一女兒嫁給耶律乙辛之子為婦，可見蕭德良與耶律乙辛的利益是一致的。

遼道宗也僅有一子，為懿德皇后所生，即皇太子耶律濬，而蕭德良與耶律乙辛擔心耶律濬即位之后必為懿德皇后復仇，于是，又設計陷害了皇太子濬與太子妃。太子妃即天祚帝生母，是欽哀后另一兄弟蕭孝誠的孫女。（本文關于欽哀后諸弟之間的后族之爭，參見康鵬：《遼道宗朝懿德后案鉤沉》，《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2015年第1期）

天祚帝即位不久，便為自己的祖母、懿德皇后案平反，“為耶律乙辛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勢必讓耶律乙辛昔日黨羽心存疑慮。而李儼之父仲禧就是漏網(wǎng)之魚?！耙倚了]仲禧可任”，“乙辛等誣陷皇太子，詔仲禧偕乙辛鞫之”。耶律乙辛集團覆滅時，李仲禧或已亡故，其子李儼“善伺人主意。妻邢氏有美色，常出入禁中，儼教之曰：‘慎勿失上意?！墒菣鄬櫼婀獭保顑皩⑵拮荧I于遼道宗，似乎不僅是為獻媚邀寵，更可能是救命之舉。（陳述：《遼史補注》，卷九十八，《耶律儼傳》，第3401頁）

李儼兄弟、子侄與蔡京勢力有諸多交集。元豐六（1083）年，蔡京使遼，“儼館之，情好頗厚”。紹圣元（1094）年，韓粹彥使遼，“李儼者來就館燕公”，韓粹彥是蔡京親家。（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卷十七，《贈特進資政殿學士韓公行狀》）元符二（1099）年，李儼使宋，“留館頗久”，“翰林學士承旨蔡京館伴北闕泛使”，負責接待，“一日，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未可輕離。’”蔡京與李儼易位而處，大概彼此更多了一份默契。

元符三年（1100）冬，陸佃、李嗣徽為回謝遼朝使、副，李儔為館伴使，負責接待。李儔是李儼弟，是年底，“兄儼新入相”。（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中華書局，1979年11月第1版，第48頁；《家世舊聞》，卷上，中華書局，1993年12月第1版，第191頁）元祐六年，蔡京調任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辟李嗣徽為鄆州鈐轄，蔡京與李嗣徽曾共同參與擁立哲宗的行動，而陸佃是陸游祖父，與蔡京兄弟俱為王安石門生。

此外，天祚帝初年，李儼侄李處溫使宋，“自中朝使還，植與奭相迎于良鄉(xiāng)之驛舍”。李處溫使宋，必在崇、觀年間。另考遼乾統(tǒng)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天祚帝“詔誅乙辛黨，徙其子孫于邊；發(fā)乙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尸；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陳述：《遼史補注》，卷二十七，第1141頁）這一時期，必定是耶律乙辛黨羽“反側”之際。

李處溫“自中朝使還，植與奭相迎于良鄉(xiāng)之驛舍”，“議既決，乃使不肖先歸朝，乞收復幽薊故地”，此時，李處溫及其子奭、好友馬植就已有鼓動宋朝“收復幽薊故地”的打算。（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八，第57頁。另卷九引《北征紀實》，“李處溫者，遼國故相李儼之子也”，但《遼史·李儼傳》載，李儼三子：處貞、處廉、處能，無處溫者。）

崇寧三年，“蔡卞為館伴”。（徐自明撰，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之十一，第728頁）蔡卞時知樞密院事，卻為遼使館伴，絕對是一不同尋常的安排，背后或與遼使人選有關，比如蔡京舊識李儼侄李處溫。

同年，宋朝收復廓、鄯二州，對西夏構成一種無形的威脅，而遼、夏唇齒相依，這一情勢大體契合馬植、李處溫“極言戎狄所以將亡之狀”。由此推斷，李處溫或于崇寧三年使宋，并與蔡京兄弟達成某種默契。可惜，《宋史》、《遼史》對宋、遼當年交聘的使節(jié)均失載，難以考索。當然，這一年，也是宋朝中樞權力格局發(fā)生劇烈變動的關鍵時期，九月五日，蔡京的主要政敵趙挺之為門下侍郎，而張康國也于同日執(zhí)政，勢必給蔡京造成壓力，或有意借“收復燕云”來鞏固權力。

馬植入宋后，徽宗賜名趙良嗣，李奭是李處溫之子。宣和末年，天祚帝出逃，李處溫、李奭父子與李儼幼子李處能共同擁立燕國王耶律淳為帝，史稱北遼。耶律淳是遼道宗弟和魯斡之子、天祚帝的堂叔，耶律乙辛與李儼父仲禧謀害皇太子濬之后，“欲立淳為儲貳”。遼道宗、天祚帝兩朝，不同的政治勢力更三度打算擁立耶律淳為帝，勢必是天祚帝猜忌的主要目標。（張功遠：《遼末貴族政治斗爭管窺——以耶律淳三次被擁立事件為中心的考察》，《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

李儼父子、耶律淳都與耶律乙辛集團密不可分。當天祚帝對耶律乙辛剖棺戮尸的時候，耶律淳與李儼家族必定無法高枕無憂，而耶律淳父子世守南京，與宋朝鄰境，關鍵時刻，南奔宋朝就是選擇之一。遼南京正是徽宗渴望收復的燕山府（今北京地區(qū)），宣和末年“李處溫父子常遣易州富戶趙履仁、劉耀赍文字通童貫”，“約日以燕山降及蕭后歸”。

崇寧年間，李儼叔侄或許就有意與宋朝里應外合，說服耶律淳“以燕山降”。如此一來，宋朝兵不血刃，就可以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所以，蔡京一度自詡，“北事只我了得”，大概并非虛言，而崇寧四年林攄使遼，很可能就是蔡京謀復燕云的發(f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