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香格里拉：藏學、國學與語文學論集（一）》，沈衛(wèi)榮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版，424頁，88.00元

《我們還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藏學、國學與語文學論集（二）》，沈衛(wèi)榮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版，520頁，98.00元

“香格里拉”的召喚與學術叩問

當“香格里拉”從藏地傳說與西方想象的迷霧中浮現(xiàn)，成為學術話語里兼具文化象征與研究命題的獨特存在，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沈衛(wèi)榮的《尋找香格里拉——藏學、國學與語文學論集（一）》（以下簡稱《尋找香格里拉》）、《我們還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藏學、國學與語文學論集（二）》（以下簡稱《我們還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兩部著作，由書名構成了一組自反式的叩問。前者是“尋找”，后者是“囚徒”，從主動的探求到被動的困局，這一命名暗藏了藏學研究的當代宿命：我們是否越追尋，越被自身的預設所禁錮？這兩部作品呈現(xiàn)了作者十余年來的學術軌跡，也將其核心問題意識編織成一張批判之網(wǎng)——網(wǎng)中既有西方東方主義的幽靈，也有本土國學的敘事枷鎖。

《尋找香格里拉》最初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于2010年12月出版，原書剛問世時，曾引發(fā)了學界討論“西藏問題”的熱潮。作者對于西方世界想象中的西藏、東方主義的批判，解答了許多當代人——不論東方還是西方——對于西藏傳統(tǒng)、藏族生活、藏傳信仰的疑惑，糾正了許多常識性的誤解。面對那些先入為主的書寫和概念，倡導以“文本學”“語文學”的方法，打破慣性，還原西藏的本來面目。2025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對該書進行了再版，并同時出版了《我們還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作為《尋找香格里拉》的姊妹篇。不論是從中華文明史的視野對于西藏史地的重新審視，還是對于語文學、古典學的深入了解和運用，這兩部論集都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意義。

兩部論集以“尋找”與“突圍”的呼應姿態(tài)，為藏學、國學及語文學的交叉域研究，鋪展了一條思辨深邃、實證扎實的探索路徑。從目錄管窺，既有對學術大家的追思、對基礎學科方法論的叩問，更圍繞“香格里拉”這一文化符號，深挖藏學敘事里的歷史本真與誤讀糾偏，于國學、語文學的觀照下，重構對藏地文化、漢藏交融及學術研究范式的理解，恰似在學術叢林中，以“香格里拉”為路標，往返穿梭，解碼多元文化交織的密碼。

“香格里拉”作為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消失的地平線》小說中的烏托邦，從地理神話到學術隱喻，早已成為西藏的符號化標簽。作者在論集上篇《尋找香格里拉》中便拆解了這一神話的建構史：19世紀西方探險家的書寫、20世紀好萊塢電影的渲染，如何將藏地塑造成“精神凈土”？而更尖銳的問題在于，藏學研究自身是否參與了這一神話的再生產？例如，對密教“神秘性”的過度強調，或對“漢藏交融”的簡化線性描述，都可能成為學術版的香格里拉敘事。論集下篇《我們還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在解構與重構之間，將批判推向縱深。若說上篇揭露了囚籠的存在，下篇則試圖尋找鑰匙——作者給出的答案是“語文學”。但這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本考據(jù)，而是一種?？率降摹爸R考古”：通過漢藏滿蒙多語文獻的互勘，暴露歷史敘述的裂縫。

本書所倡導的語文學方法，本質上是一場“去中心化”實踐：既不承認藏學的“異域特權”，也不接受國學的“中原視角”，而是讓文獻在多語言、多文明的碰撞中自行言說。這種路徑與當下流行的“全球史觀”形成有趣對話——但他拒絕宏大理論，堅持從文本細部出發(fā)，恰恰是對學術時尚的警惕。兩部論集將藏學與國學并置，直指中國學術生態(tài)的敏感地帶。

“尋找”之路：從學術根基到文化探源

《尋找香格里拉》開篇由馬麗華代序的《從元代出發(fā)，從語文學出發(fā)》以及后續(xù)多篇文章，作者都將語文學與國學錨定為學術根基?！堕e話國學與西域研究》《我們能從語文學學些什么？》等篇目，絕非泛泛而談學科價值，而是將語文學置于人文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場域。作者借對馮其庸先生的追念、對陳寅恪學術路徑的梳理，重申語文學作為“實證+文本細讀+跨語言互證”的硬核方法，在國學與藏學研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于國學視域觀藏學，打破“漢地中心”與“藏地邊緣”的慣性區(qū)隔，“西域研究”作為國學外延的拓展，讓敦煌藏文文獻、蒙元與藏地的歷史勾連，成為國學重構自身多元性的鮮活注腳。語文學在此，是穿透文字迷霧、還原歷史現(xiàn)場的利刃，從藏文文獻的考釋，到漢藏典籍互譯的語義辨析，作者示范著如何以語文學為錨，錨定國學與藏學交融的學術坐標，為后續(xù)“香格里拉”的文化探源，筑牢方法論根基。

“尋找香格里拉”這一命題，在論集中是對藏地文化符號的深度解碼?！秾ふ蚁愀窭锢Щc神話化西藏的背后》《說跨文化誤讀》等文，撕開西方“東方主義”話語與大眾文化想象的濾鏡，揭露“香格里拉”從藏地本真文化意象，異化為被獵奇、被符號化的消費客體的過程。作者以藏文文獻為依據(jù)，回溯“香巴拉”（香格里拉的同源詞）在藏傳佛教經典、歷史敘事中的原初意涵——那是宗教理想國、精神修行場域的指代，卻在跨文化傳播中，被剝離宗教內核，淪為浪漫化、神秘化西藏的文化標簽。

同時，作者并未止步于批判誤讀，而是以《說漢藏交融與民族認同》《寫在〈漢藏交融——金銅佛像集萃〉出版之際》等篇目，呈現(xiàn)出漢藏文化雙向互動、交融共生的歷史實貌。從元代漢藏政治與文化的深度交織，到漢藏佛教藝術中造像、儀軌的互鑒，證明藏地文化從來不是孤立的“他者”，而是中華多元文化譜系中，與中原文化相互滋養(yǎng)的重要支流?！皩ふ摇钡倪^程，實則是祛魅與還原的過程，讓“香格里拉”從虛幻想象回歸文化本真，更讓藏學研究掙脫西方話語霸權，重返基于本土文獻與歷史脈絡的自主闡釋軌道。

“囚徒”之問：學術反思與范式突圍

《我們還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進一步延續(xù)“香格里拉”的文化命題，卻以更具批判性的姿態(tài)，對學術偶像與研究慣性進行破局，直面學術研究的“囚徒困境”，也直指學術圈對權威、范式的路徑依賴——當研究淪為對“偶像觀點”的附和，而非基于實證的突破，便會陷入“囚徒”般的思維枷鎖。作者以藏學、國學研究中的案例為鏡，警示學者：對馮其庸、陳寅恪等學術大家的推崇，應轉化為繼承方法論精髓的動力，而非固守其結論、止步于致敬的停滯。

在藏學研究中，這種反思體現(xiàn)為對“西方佛教研究話語”的警惕（如《東方主義話語與西方佛教研究》一文）。西方學者以“東方主義”視角構建的藏傳佛教敘事，曾長期主導國際學術認知，使藏學研究陷入“被定義”的被動。作者呼吁以本土語文學為工具，重拾漢藏文獻互證的自主性，打破西方學術范式的“囚籠”，讓藏學研究回歸到基于中國歷史文化語境的闡釋體系，這是對學術慣性的有力破局，更是為學科發(fā)展掙破思維枷鎖的關鍵一步。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藏傳佛教中國化》與《漢藏交融與國家文化認同的建構》等篇目，將藏學研究的中國化與主體性建構置于國家文化戰(zhàn)略與民族認同的宏觀框架，回應“囚徒”之問的終極解局方向。作者強調，藏傳佛教中國化并非簡單的“漢化”，而是漢藏文化在歷史長河中自然交融、相互塑造的結果，從元代帝師制度對藏傳佛教的政治整合，到漢藏佛教藝術、典籍的深度互鑒，皆證明藏傳佛教早已內化為中華宗教文化的有機部分。

這種“中國化”視角下的藏學研究，既反駁了西方的“分裂式解讀”，又夯實了藏族文化與中華文化一脈相承的歷史依據(jù)。通過梳理漢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脈絡，構建了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核心的藏學闡釋體系。作者推動藏學研究從“邊緣性、異域性”的想象，回歸到“主體性、內生性”的中國化敘事，讓藏學真正成為詮釋中國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學術利器，使學者掙脫西方話語與錯誤文化想象的“囚徒”身份，以自主、自信的姿態(tài)重構學術認知。

學術路徑：語文學串聯(lián)下的跨域深耕

兩部論集始終以語文學為貫通脈絡，彰顯其“小方法，大學問”的學科價值。從藏文文獻的釋讀（如《在藏文文獻中發(fā)現(xiàn)蒙元歷史》），到漢藏典籍語義的互證（如《說漢藏交融與民族認同》對宗教術語、文化符號的梳理），語文學是打破語言壁壘、還原歷史細節(jié)的關鍵。作者示范著如何以語文學的“文本細讀+跨語言比較+歷史語境還原”，挖掘藏文文獻中蒙元政治、宗教互動的細節(jié)，解碼漢藏藝術作品里文化交融的符號。語文學作為貫通藏學與國學的津梁，讓藏學與國學研究從宏觀敘事落地到具體文本的實證辨析，使看似宏大的文化命題，有了扎實的文獻根基。

這種路徑，既區(qū)別于空泛的文化闡發(fā)，又避免陷入狹隘的文本考據(jù)，實現(xiàn)了“實證性”與“思想性”的平衡。語文學在此，并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承載文化記憶、勾連多元傳統(tǒng)的紐帶，讓藏學與國學在文字釋讀、語義互鑒中，呈現(xiàn)出交融共生的鮮活樣態(tài)，為跨學科研究提供了可復制的方法論樣本——以基礎學科方法為支點，撬動文化交融、歷史闡釋的宏大命題。

此外，藏學、國學、語文學的跨域交織，從文化互鑒談到認同建構，在論集中催生了豐富的學術生長點?！吨形鲗W術中的藏學和民族、宗教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藏傳佛教與藏傳佛教研究》等篇目，將藏學置于全球學術對話與國家文化戰(zhàn)略的雙重維度，展現(xiàn)跨域研究的輻射力。作者既關注西方學術對藏學的“誤讀”與“啟示”——警惕其殖民話語殘留，又吸收其學術方法的合理成分；同時，錨定中國本土文化脈絡，強調藏學研究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建構的價值。

從漢藏藝術交融中的“國家文化認同符號”，到藏傳佛教中國化歷程里“民族交融的歷史基因”，跨域研究不再是簡單的學科拼接，而是以文化互鑒為路徑，以認同建構為旨歸的深度融合。這種研究范式，回應了當下文化多元與國家認同的時代命題，證明學術研究是可以超越學科邊界，成為闡釋文化交融、凝聚民族共識的思想力量。

初撰時受西方后殖民文化批判影響，作者以“解構”“祛魅”為利刃，拆解“香格里拉”的誤讀敘事；十五年間，他的研究重心逐漸轉向“建構”，即深耕藏傳佛教本身，尤其是密教修法，嘗試“直接和正面地揭露和描述藏傳佛教的真實面貌”。這種轉變，源于對國際藏學研究“敘事”“話語”桎梏的深刻體認：現(xiàn)有研究受想象與建構的局限太深，而語文學式的歷史批判研究太少。正所謂“不破不立”，從“破”到“立”，是作者學術責任的自覺升級——既要清算舊有敘事的謬誤，更要以扎實建構，填補藏學研究的認知空白。

余論：在“往返”中開辟學術新途

沈衛(wèi)榮教授的兩部論集，以“尋找香格里拉”為始，以“掙脫香格里拉囚徒困境”為終，完成了一場學術的往返穿梭——從文化符號的本真探尋，到學術范式的反思突圍；從語文學與國學的根基夯實，到藏學跨域研究的價值延伸。這不是簡單的“問題提出—問題解決”的線性敘事，而是在往返間，不斷拓寬藏學、國學與語文學交叉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于學術史而言，它為藏學研究掙脫西方話語、回歸中國化闡釋，提供了扎實的文獻與方法論支撐；為國學重構多元一體的文化譜系，注入了藏地文化的鮮活案例；為語文學在當代人文科學中的“活化應用”，樹立了跨域研究的標桿。于現(xiàn)實價值看，它以學術理性驅散文化迷霧，夯實漢藏交融的歷史依據(jù)，助力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學術闡釋與大眾傳播。

我們能否真正的走出香格里拉？兩部書名的首尾呼應，最終落在一個未完成的辯證關系上：尋找香格里拉是學術的起點，意識到身為囚徒是反思的深化，但“解縛”是否成為可能？作者的答案似乎謹慎樂觀。語文學提供了方法，卻無法完全擺脫語言本身的局限，恰如漢藏佛典對“空性”的翻譯差異，本身即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誤讀。

更深刻的矛盾在于學術與現(xiàn)實的張力。當藏地被旅游業(yè)包裝成“最后的凈土”，當“國學”淪為文化自信的口號，作者的批判顯得尤為孤獨。但他堅持的“歷史具體性”至少提供了一種抵抗：通過揭示“香格里拉”如何被制造，我們或許能短暫地走出囚籠，哪怕只是瞬間的清醒。

當然，兩部論集也留下了學術成長的空間：在語文學與數(shù)字人文結合的新時期當下，如何進一步拓展藏文文獻的數(shù)字化釋讀與跨庫比對？在全球化與本土化深度博弈中，藏學研究的“中國化”敘事如何更有效地參與國際學術對話，實現(xiàn)“自主闡釋”與“世界聆聽”的平衡？這些問題，恰是“往返”穿梭后，學術新途的延伸方向。這兩部論集并非完美的解決方案，而是充滿自省的學術戰(zhàn)斗。作者像一名持語文學顯微鏡的斗士，既刺破幻象，也承認幻象的必然性。在理論喧囂的時代，這種“回歸文本”的謙遜反而顯得激進。但讀者若耐心跟隨，便能發(fā)現(xiàn)一種少有的學術誠實——對研究者自身局限的坦然，或許才是真正的解放之始。就像在《尋找香格里拉》的后記中所寫的那樣，作者既是對青春的告別，也是對未來的期許——當批判成為本能，當建構成為責任，學術或許才能逼近他理想中的“真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