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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刺》:當沉默成為抵抗,喧囂的世界何以為家?

插圖 | 鑒片工場 ?《魚刺》電影海報
我們都曾在某個時刻,感到喉間鯁著一根無形的刺。
它不致命,卻足以讓每一次吞咽都變成一場微型戰(zhàn)役;它無法言說,卻在靜默中雕刻著我們青春的輪廓。張旭煜導演的《魚刺》,便是這樣一次精準而深邃的“喉鏡探查”。它越過娛樂至上的浮華表象,直抵一代人精神深處的“痛感現(xiàn)實主義”。誠如張力卜先生所言,一部電影真正的骨骼,在于“刨去娛樂后,還能具備教育意義和社會責任”?!遏~刺》的價值,正在于它勇敢地拔除了我們時代精神喉管中的那根“軟刺”,并對準了那些在“即刻滿足”與“虛擬狂歡”中迷失的青春,投去一道沉靜而銳利的審視之光。

“慢生長”的尊嚴:對抗“倍速人生”的青年失語癥
我們的時代,正罹患一種“速度崇拜”的狂熱病。一切被要求加速:成功要趁早,快樂要即時,關系要速成。短視頻以秒為單位轟炸感官,算法精心喂養(yǎng)著我們的情緒癮癖。于是,一種“青年男女不良之風”悄然滋生——對深沉情感的耐性喪失,對復雜現(xiàn)實的簡化處理,對一切無法“快速變現(xiàn)”的事物抱以輕蔑。愛情淪為社交軟件上左滑右滑的游戲,理想矮化為流量與薪資的度量衡,代際溝通則簡化為一場非黑即白的網絡站隊。
《魚刺》的出現(xiàn),是對這場集體“失語”與“浮躁癥”一次沉默而有力的反動。影片中的少女李琪,高考后的漫長暑期,仿佛被遺棄在現(xiàn)實世界的“緩沖帶”。沒有驚天動地的戲劇沖突,只有摔壞手機后,那不斷發(fā)酵的羞恥感、債務壓力以及與母親之間冰冷僵持的日常。導演刻意摒棄了傳統(tǒng)青春片的“強情節(jié)”麻醉劑,選擇了一種近乎“臨床觀察”的“情緒驅動”敘事。我們被迫與李琪一同浸泡在瑞安漁港潮濕悶熱的空氣里,感受時間黏稠的流速,體會那種“沒有傷痕卻隱隱作痛”的生命狀態(tài)。
這“慢”,在當今語境下成了一種美學勇氣,更是一種倫理立場。當外界催促著青年們“快跑”、“突圍”、“華麗轉身”時,《魚刺》卻說:請允許一些人“停滯”,允許創(chuàng)傷“發(fā)酵”,允許答案“缺席”。李琪的沉默,不是空洞,而是一種蓄力;她的逃避,不是懦弱,而是一種對強加人生劇本的消極抵抗。這恰恰批判了那種將“內卷”奉為圭臬、將“躺平”污名化的單一成功學。電影的教育意義于此浮現(xiàn):它教會我們尊重生命的“褶皺”與“毛邊”,承認迷茫與痛苦的正當性,從而抵御那種將人物化為社會時鐘上一枚無情齒輪的功利主義洪流。

“在地性”的根脈:反思“懸浮一代”的文化無根癥
與“速度病”相伴而生的,是“懸浮感”。無數(shù)青年男女,身體寄居于繁華都市的格子間,精神卻漂泊于賽博空間的碎片里。故鄉(xiāng)淪為春節(jié)檔案中的模糊背景,地域文化在“網紅打卡”的浪潮中被奇觀化、扁平化。我們高談“世界公民”,卻對腳下的一方水土失去感知;我們追逐全球潮流,卻與父輩的生命經驗斷裂成鴻溝。這種文化上的“無根癥”,導致情感變得輕浮,認同趨于脆弱,人生選擇如同飄萍。
《魚刺》則執(zhí)拗地將敘事之根,深扎于浙江瑞安的土壤。影片中超過90%的實景拍攝,不僅是地理的還原,更是文化基因的注入。魚檔里彌漫的腥氣,菜市場嘈雜的方言,梅雨季墻壁滲出的水漬,母親殺魚時利落而疲憊的手勢……所有這些,共同構成了一種無法被虛擬替代的“生活肌理”。母親的角色之所以令人信服,正因為她的焦慮與控制欲,深深植根于一個漁港小鎮(zhèn)個體戶的生存邏輯之中——她的世界里,沒有風花雪月的退路,只有一分一厘算計出的未來。
這種“在地性”敘事,是對“懸浮”風氣的深刻糾偏。它昭示我們:真正的現(xiàn)實主義,關乎氣味、溫度、口音和生存的細節(jié)。李琪想要逃離的,不僅是母親,更是這套具體而微的生存體系所代表的沉重宿命。影片沒有廉價地評判這種逃離的對錯,而是巨細靡遺地展現(xiàn)了“根”的牽絆力量。它批判了那種脫離具體社會關系、空談“自我實現(xiàn)”的輕飄敘事,迫使觀眾思考:當我們斬斷與土地、與家庭、與來路的血脈聯(lián)系,那個看似自由的“自我”,是否將陷入更虛無的流浪?電影的社會責任在此彰顯:它是一份文化尋根的檔案,提醒著被城市化浪潮裹挾的青年,在昂首奔赴未來時,莫要遺忘自身精神譜系的坐標。

“不和解”的誠實:挑戰(zhàn)“偽正能量”的情感消費主義
我們這個時代,還彌漫著一種“情感消費主義”的迷霧。社交媒體熱衷營造“完美和解”、“瞬間成長”、“逆襲爽感”的敘事。一切矛盾必須在三幕劇內解決,所有創(chuàng)傷都需用“愛”與“理解”的萬能膠粘合。這催生了又一種不良之風:對復雜現(xiàn)實進行美顏濾鏡式的簡化,對深層矛盾采取雞湯式的麻痹。人們消費著廉價的感動,卻逃避真正的反思;渴望情感的速效藥,卻拒絕心靈的慢療愈。
《魚刺》最可貴的勇氣,在于它拒絕了這種“偽正能量”的誘惑。影片結尾,李琪沒有與母親達成淚眼婆娑的大和解,也沒有迎來人生頓悟的華麗轉折。問題只是暫時擱置,矛盾依舊潛伏,關系仍在緊繃的平衡木上艱難前行。這種“懸而未決”,是一種深刻的誠實。它承認代際沖突、價值觀撕裂、經濟壓力與個人夢想之間的糾纏,絕非一次談心、一場變故就能一勞永逸地化解。成長,更多時候是一種“帶病生存”,是在持續(xù)的張力中學習共處,而非虛構一個一塵不染的新世界。
這種“不和解”的結局,是對情感消費主義的直接批判。它告訴觀眾,尤其是習慣了快餐式情感體驗的青年:真正的教育意義,不在于提供一個標準答案,而在于展示問題的復雜本相;真正的社會責任,不在于編織溫暖的幻覺,而在于呈現(xiàn)生活粗糲的質地。電影迫使我們去面對那些無法被“爽文邏輯”消化的淤青與暗痂,從而獲得一種更成熟、更有韌性的心智——那便是在認清生活的不完美之后,依然保有與之周旋的耐心與勇氣。

從“娛樂快消”到“精神鏡鑒”
《魚刺》如同一把精致而鋒利的手術刀,剖開了時代華麗袍子下的一些隱秘病灶。它對抗“倍速人生”,為“慢生長”正名;它批判“文化懸浮”,為“在地根脈”招魂;它挑戰(zhàn)“偽和解”,為“誠實面對”立傳。在青年男女容易迷失于浮華喧囂、沉迷于淺表認同、習慣于情感速食的當下,這部電影無異于一記清醒的響鐘,一帖苦口的良藥。
它的價值,絕非娛樂工業(yè)的產值可以衡量。它的教育意義,在于重塑我們感知痛苦、理解他人、審視自身的維度;它的社會責任,在于為時代保存一份嚴肅的、非功利的精神樣本,讓后來者能從中辨認出一種不妥協(xié)的思考與一種有尊嚴的沉默。
當無數(shù)影像在爭相討好觀眾、喂養(yǎng)欲望時,《魚刺》選擇了“冒犯”——冒犯我們的觀看習慣,冒犯我們對“圓滿”的惰性期待。而這,恰恰是它最珍貴的地方。它讓我們在喉間那根“刺”的輕微痛感中,重新確認:生命的意義,或許不在于迅速地吞下或吐出,而在于學會與那根“刺”共存,并在其中,咀嚼出屬于我們這一代人的、真實而復雜的滋味。
這根“刺”,名叫生活;這部影片,是一面誠實的鏡子。它照見的,是我們所有人的喉嚨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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