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圖文導讀版）》，呂思勉著，張耕華導讀，中華書局，2025年9月版，82.00元

呂思勉是以“中國通史”和“斷代史”的著述而聞名于學界，其實他的近代史著述也不少。他的這部《中國近代史》，是《中國近世史前編》《中國近百年史概說》《中國近世史講義》（《中國近世史前編》和《中國近世史講義》是呂思勉在上海光華大學講授中國近代史的兩份講義，《中國近百年史概說》是抗戰(zhàn)時期呂思勉在常州輔華中學任教時編的講義?！吨袊牢幕费a編》《中國近世文化史補編》的題目系編者所加，有“商業(yè)、財產、征榷、官制、選舉、刑法、學?！逼吖?jié)，其中前六節(jié)原為《中國制度史》“商業(yè)、財產、征榷、官制、選舉、刑法”各章近代部分的刪余稿，“學校”一節(jié)原系單篇油印稿）和《日俄戰(zhàn)爭》（《日俄戰(zhàn)爭》完稿于1927年，1928年收入商務印書館“新時代史地叢書”初版，次年又收入商務的“萬有文庫”）。五種著述的合刊。除了這五種之外，他的通史、教科書等都寫有近現(xiàn)代部分，他還寫過一本通俗讀物《國恥小史》（《國恥小史》（上、下），1917年收入中華書局“通俗教育”叢書初版）。粗略統(tǒng)計，他的近代史著述有五六十萬字，雖然有些原是學校講義，但寫得很有特色。中華書局上海聚珍公司將這部《中國近代史》列入呂著的“圖文導讀版”叢書，囑我校讀之后，再擬一篇導讀。導讀，顧名思義是閱讀的引導，這對于歷史類的書籍尤為重要。因為歷史雖是客觀的，而歷史著述則是歷史學家研究、書寫的產物。不同的歷史學家有著不同的歷史觀念、不同的書寫方式。于是，同樣的史事就會呈現(xiàn)出不同的形象和面貌。這無疑也告訴我們，要讀懂一部歷史書，先要讀懂這部書的作者，讀懂他是怎樣研究、怎樣書寫的。這是導讀的任務。本著這樣的認識，我把平日閱讀時記下的一些文字，整理成文，或可供讀者閱讀此書時的參考。

一、近代史的性質是文化的轉變

歷史如同一條奔騰不息的長河，本身無所謂古代、近代或現(xiàn)代，是歷史學家看到了它的一些變化，從而把它劃分出古代、近代等不同的歷史階段。這里說的變化，當然是指那些足以改變歷史性質的大變化。簡言之，中國近代就是因量變引起的質變而劃出的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歷史的變化及其屬性，雖是歷史本身所固有的，但要把它表達出來，卻離不開歷史學家的研究和書寫，而不同的歷史學家的書寫也不盡相同。常見的中國近代史多從鴉片戰(zhàn)爭寫起，因為自這場戰(zhàn)爭以后，“中國社會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九版說明”第1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及其形成，就是近代史的性質。呂思勉對近代史性質的看法，稍有不同。這個不同，來自于他書寫近代史時所持的文化觀。

一百多年前，學術界曾有一次文化觀的研討熱潮，其中較有影響的是梁漱溟和胡適的觀點。梁漱溟說：文化是人類“生活的樣法”，是為了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而發(fā)展出來的應付方法（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0-381頁）。胡適說：“文明（Civilization）是一個民族應付他的環(huán)境的總成績”，“文化（Culture）是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span style="color: #7e8c8d;">（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4），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簡言之，梁、胡都把文化看作人類或某個民族為“應付環(huán)境”而產生、發(fā)展出來的“生活方式”。呂思勉的文化觀與之相近。他在《中國近世史前編》（下文簡稱《前編》）中寫道：

人類控制環(huán)境的行為，為之文化?！祟惖倪M化，純粹是文化進化?！幕臼强刂骗h(huán)境的工具，不同的環(huán)境，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就會造成不同的文化?！幕呐d起，本是所以應付自然的。在最初的一剎那間，所謂環(huán)境，其中本只包含自然的成分。……但是到文化興起以后，文化就成為環(huán)境中的一個因素了?！匀坏淖冞w，是緩慢的。在短期內，不會使人們有大變其控制方法的必要。人為的因素則不然。其變遷往往甚劇，迫令人們非改變其方法不可。能改變則更臻興盛，不能改變則日就衰亡……（呂思勉著，張耕華導讀：《中國近代史［圖文導讀版］》，第3、4、6頁。下同）

本著這樣的文化觀，呂思勉把中國歷史分為三個階段：

1.中國文化獨立發(fā)展時期。

2.中國文化受印度影響時期。

3.中國文化受歐洲影響時期。（第7頁）

在中國史上，“受印度影響的時代，因其影響專于學術思想方面，和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沒有什么直接的緊迫的關系”（第9頁）。所以，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的文化發(fā)展，只是“學術思想方面”起了變化，而未及“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社會也沒有發(fā)生本質的變化。但“自歐人東來，而局面乃一變，其文化既與我大異，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異族之比，我國受其影響，遂至凡事皆起變化，此為現(xiàn)在所處之時期，就此時期之事而講述之，此則所謂近世史者也”（第192頁）。他又說：

既和異國異族相交通，決沒有法子使環(huán)境不改變，環(huán)境既改變，非改變控制的方法，斷無以求興盛而避衰亡。（第9頁）

一方面是“凡事皆起變化”，另一方面是不改變“無以求興盛而避衰亡”，這就進入了文化性質大轉變的時期。總之，呂思勉的這部近代史，就是要寫出中華民族在與異國異民族異文化的接觸交往后，受其影響而逐漸改變自己文化的歷史，即為應對變化了的環(huán)境，而不得不改變自己的應對方式，從而實現(xiàn)民族文化轉變的歷史。所以，在《前編》第一章“論中國近世史的性質”的卷首和結語，呂思勉都反復強調這是民族文化“轉變”的時期，是民族文化第一次受到全面挑戰(zhàn)而“凡事皆起變化”，是關涉民族國家興盛衰亡的“偉大的轉變”（第3頁）?？傊?，將文化的轉變視為近代史的性質，這是呂著近代史與眾不同的特色。

二、從長時段看近代史

如上所述，常見的近代史著作著眼于社會性質的轉變，而呂思勉著眼于民族文化性質的轉變。著眼于社會性質的轉變，那就以改變社會性質的某一史事及它的時間節(jié)點為敘事的開端。所以，這類近代史著述都以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為開端，即用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以及它發(fā)生的年月為近代敘事的起點。呂思勉的敘事起點并不定在具體的哪一年或哪一事。與常見的近代史著述不同，他的這部近代史，用了很多的篇幅來寫“入近世期以前中國的情形”。比如《前編》的第二、第三章，《中國近世史講義》（下文簡稱《講義》）的第一至第六章，《中國近百年史概說》（下文簡稱《概說》）的第二至第四章，等等?？雌浯朕o，如“中西交通之始”和“傳教之始”，而在這個“之始”“之初”的年代，看不出有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件的發(fā)生。按呂思勉的看法，改變中國歷史進程、導致歷史演進軌跡轉向的，并不是具體的哪一年或哪一事，而是明清以降中華民族所遭遇的“歐人東來”和“西力東漸”。他在《講義》里再三寫道：

西力東漸，開數(shù)千年未有之局。（第209頁）

西力東漸……情形與前此大異矣。（第209頁）

西力東漸，為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第215頁）

他在《日俄戰(zhàn)爭》第一章“東北形勢總論”的卷首也說：

甚矣哉，近世西力東漸之局之可畏也。雖以亞洲東北，素與世界風云隔絕之地，而亦遂無一片干凈土也。（第479頁）

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決不是一時一事所能造成，是一個連日累歲、積微見著的過程。他使用的“西力東漸”一詞，既指“由西向東”的地理方向，也指“漸行漸近”的時間過程。換言之，在呂思勉的這部《中國近代史》里，歷史不是突然地、像斷崖式地在某年或因某件事情的發(fā)生而一下子拐進近世時期，而是在“西力東漸”的浸潤下，逐漸地、不知不覺地進入一個完全不同于前代的歷史階段。對于歷史的當事人而言，它是一個緩慢而不易察覺的過程。他說：

五口通商是近世史上中西沖突的第一件事，這件事從表面上看來，是因通商上的隔閡深了，借燒煙而爆發(fā)的，論其實，則是中西的文化差異得甚了，自塞而趨于通，不可免的沖突的初步。（第51頁）

五口通商為中國見弱于外人之始，此乃積數(shù)千年之因，以成此一時代之果，斷非一人一事之咎。（第244頁）

呂思勉曾寫過一本《歷史研究法》，他在書中寫道：現(xiàn)代史學上的格言是“求狀況非求事實”；求狀況，就是“重常人，重常事”。常人、常事是“風化”，特殊的事是“山崩”?！安恢里L化，決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風化，則山崩只是當然的結果?！?span style="color: #7e8c8d;">（呂思勉：《歷史研究法》，《呂思勉全集》第1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頁）可見，鴉片戰(zhàn)爭是“山崩”，明清以降的“歐人東來”和“西力東漸”是“風化”。與其把“山崩”（鴉片戰(zhàn)爭）視為近代史的開端，毋寧說它是此前由來已久的“風化”（一系列中西文化矛盾、沖突）的結果。所以，呂思勉的近世史著述，都從明清以降的“歐人東來”和“西力東漸”為敘事的起點，這比常見的近代史敘事要向前延伸了很多。

同樣，近代史的下限一般都寫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通常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轉向現(xiàn)代的時間節(jié)點。讀呂思勉的幾種近代史著述，其敘事的下限都落在他撰寫講義或課堂講授時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說：

……近世史者也。其中又可分為二期：一自歐人東來，至清末各國競劃勢力范圍止，此為中國受外力壓迫之時代；一自戊戌變政起，訖于現(xiàn)在，此則中國受外力壓迫而起反應之時代也。（第192頁）

在所謂近世期中，我們實有改變其文化的必要。而我國在受著此新影響之后，亦時時在改變之中，迄于今而猶未已。（第9頁）

他強調的是“訖于現(xiàn)在”，“迄于今而猶未已”。換言之，至少在20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呂思勉并不認為近世史的歷史任務（文化的轉變）已經完成（呂思勉編寫的一些中學歷史教科書、歷史復習書等，都把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或辛亥革命作為現(xiàn)代史的開端，[如《高中復習叢書本國史》《初中標準教本本國史》《更新初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等，見《呂思勉全集》第21冊，第123、390、653頁]，這是因為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編寫，需符合當時教育部頒布的課程標準，不能全按個人的學術見解來書寫）。這種近代史的時間上的前拓后展，讓我們看到一個加長版的近代史，借用布羅代爾的說法，這是一種長時段的近代史。布羅代爾有“三時段”的說法，即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分別對應于“結構”“局勢”和“事件”，對應于“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人時間”。此處只是師其意而用之，并不拘泥于具體時間的長短。只要我們不局限于表面的、淺層的、急速變動的政權迭代，而著眼于本質的、深層的、緩慢甚至停滯的文化演進，那就會發(fā)現(xiàn)自“西力東漸”以來為“應對環(huán)境”的劇變而發(fā)生的“文化轉變”任務還是進行時。近代的歷史該用長時段還是短時段來研究觀察，這與歷史無關，而與研究觀察者有關：因為不同時段的觀察，能獲得不同的啟示——只有采取長時段的觀察，我們才會明白“文化轉變”的目標是任重道遠，才能明白自己所處的地位和所當盡的責任。這也是呂著近代史的一個特色。（蔣廷黻所撰的《中國近代史》，其敘事的下限也延伸到他寫作的年代。他在《中國近代化的問題》一文中也提醒國人：“我們有時因為近年理工兩科的學生和設備加多，就心滿意足，以為中國就近代化了。其實中國近代化的程度是很可伶的。”[《獨立評論》第225號，1936年11月出版；又見蔣氏《中國近代史》，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132-133頁]）

三、唯設身處地才能知世論人

呂思勉曾說：“凡觀古人之文，宜設身處地，細考其所處之時地及其所與言之人，并須察度其人性情學問如何，然后能真了解其言，不致偏護古人，亦不至厚誣古人?！?span style="color: #7e8c8d;">（呂思勉：《中國文學史選文》，《呂思勉全集》第19冊，第123頁）這里說的是“觀古人之文”，而觀古人之行，也當用這樣的方法。前人說的“知世論人”或“知人論世”，其實也是這個意思。這種評論史事、鑒別人物的方法，在呂思勉的這部近代史中隨處可見。

比如，寫近代史上俄國與清的交涉，俄人除了通商之外，一直帶有政治和領土上的目的，這是國人不能理解，也意想不到的（第145、204頁）。因為自古以來，國人對于長城以外的入侵，多取防御政策，并沒有擴張侵吞的想法。這就是《漢書》所說的，這些地方“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漢］班固：《漢書》卷九十六下《西域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930頁）。所以，當立國于歐洲的俄國，越過萬里荒涼之地，以求?？谟谔窖?，既志在通商，又與我“爭界”，這種“侵略國的思想，是愛好平和之國所夢想不到的”（呂思勉：《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呂思勉全集》第20冊，第405頁）。呂思勉說：

中國歷代對于屬地，系取羈縻政策的。政府或設官以管理其通路，如漢朝的西域都護是；又或駐扎于幾個要點，如唐朝的都督府是。此等官吏對于服屬的部族加以管理，有違命或互相攻擊或內亂之事，則加以制止。防患于未然，使其事不至擴大而成為邊陲之患，此即所謂守在四夷。但中國的政情，是以安靜為主的。不但向外開拓，即對于邊疆的維持，亦不能費多大的國力。所以到服屬的部族真?zhèn)€強盛時，中國所設的管理機關，就只得撤退。再進一步，就患仍中于邊陲了?！偠灾?，開疆拓土，甚至于防守邊陲，在中國政治上，實向不視為要務。在如此情形之下，駕馭未開化的蠻族，尚且不足，何況抵御現(xiàn)代西方國家的侵略？（第76頁）

當《尼布楚條約》（1689）簽訂時，“中國看似勝利，然而自此以后，對于東北方，并沒有加意經營；而俄人卻步步進取，經過一世紀半之后，強弱自然要易位了”（呂思勉：《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呂思勉全集》第20冊，第405頁）。1858年清黑龍江將軍奕山受俄人之脅迫而訂立《璦琿條約》，“侍講殷兆鏞參奏奕山，以黑龍江外五千余里，借稱閑曠，不候諭旨，拱手讓人，寸磔不足蔽辜，論者亦皆咎奕山之愚懦。然據(jù)日本稻葉君山之《清朝全史》，則奕山當日未嘗不竭力爭執(zhí)，而俄人以開戰(zhàn)相脅。當時情勢與結《尼布楚條約》時適相反，中國斷非俄敵，其屈服亦出不得不然。邊備廢弛，由來已久，實不能專為一人咎也”（第270頁）。國人既意想不到，行動上難免進退失據(jù)，而仍用老辦法來應對新問題，交涉起來怎會不吃虧？

又如近代史上“領事裁判權”，一方面固然是西人刻意的侵奪（呂思勉在《中國近世文化史補編》的“刑法”一章中寫道：“領事裁判權之行于近東，以彼此所奉之教不同為口實，然虐待異教徒，土耳其等國有之，我國無有也。或謂由彼此習尚不同，則我于彼，亦應有此權矣。又靳而不與，何也？故其所借口，仍在我法律及司法制度之不善也?！盵第461頁]這種單方面而不是對等的領事裁判權，其不合理且侵犯中國司法主權，英人豈會不知？然而當時中國人既看不出這是司法權的侵犯，也看不出它的危害性，而單方面給予外人以司法特權，則來自于歷史上的習慣性的做法），另一方面也是國人不通外情、沿用歷代的陳法所造成。（關于領事裁判權，呂思勉在《呂著中國通史》里寫得更明白：“古代的法律，本來是屬人主義的。中國疆域廣大，所包含的民族極多。強要推行同一的法律，勢必引起糾紛。所以自古即以‘不求變俗’為治。統(tǒng)一以后，和外國交通，亦系如此?！短坡伞罚夯馊朔缸铮鸵榔鋰ㄖ沃?。必兩化外人相犯，不能偏據(jù)一國的法律，才依據(jù)中國法律治理。這種辦法，固然是事實相沿，然決定何者為罪的，根本上實在是習慣。兩族的習慣相異，其所認為犯罪之事，即各不相同?！债愖宓牧晳T看起來，雖確有犯罪的行為，然在其本人，則實無犯罪的意思’，在此情形之下，亦自以按其本族法律治理為公平。但此項辦法，只能適用于往來稀少之時。到近代世界大通，交涉之事，日益繁密，其勢就不能行了。中國初和外國訂約時，是不甚了然于另一新局面的來臨的。一切交涉，都根據(jù)于舊見解以為應付，遂貿然允許了領事裁判權?！盵呂思勉著，張國剛導讀：《呂著中國通史［圖文導讀版］》，中華書局，2025年版，第252頁]）呂思勉說：

（中國）向來維持秩序的，是習慣而非法律。換言之，即是社會制裁，而非法律制裁。其所由然：（一）因政治取放任主義而軟弱無力。（二）因疆域廣大，各地方風俗不同，實不能適用同一的法律。于是法律之為用微，而習慣之為用廣。（三）因社會上的惡勢力，并沒有能夠根本鏟除。如家法處置等事，到現(xiàn)在還有存留于社會的。（四）因官僚階級中人，以剝削平民為衣食飯碗，訴訟事件，正是一個剝削的好機會。此項弊竇，既為官僚階級的本質，則雖良吏亦無如之何。不得已，乃惟有勸民息訟。以國家所設的官，本以聽訟為職的，而至于勸民息訟，細想起來，真堪失笑。然在事實上，卻亦不得不然。五口通商以后，西人借口于我國司法的黑暗，而推行其領事裁判權，固不免心存侵略，然在我，亦不能說是沒有召侮的原因。（第223頁）

總之：

中西的文化，隔閡太深了，沖突終不可免。……此非深知此時的局面，為曠古所未有，一切舊見解、舊手段都不適用，不可行，在當時如何可能呢？所以交涉的失敗，只是文化要轉變而尚未能轉變當然的結果，并不能歸咎于任何一個人。（第74頁）

至于中外通商時的隔閡（第41頁），西人初來傳教時的揣測附會（第41-46頁），乃至引出種種排斥、爭端，以至于禁教等事情，都要在“知世”之下才能“論人”，而不是一味地譴責古人。

不過，了解之同情，不等于了解之共情。當時人固然看不出“此時的局面，為曠古所未有，一切舊見解、舊手段都不適用，不可行”（第74頁）；然今天的讀者，既要“設身處地”地了解18、19世紀的國人是怎么看待、怎么應對因“環(huán)境的變化”而帶來的種種挑戰(zhàn)，又要明白：古人的看法、古人所采取的種種做法則不是我們所能分享、所能共情的。（此處套用柯林伍德的說法，他的原話是：“我們在二十世紀知道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是怎樣看待這些事物的，而且我們知道他們的觀點不是我們所能分享的觀點。我們把它們稱為歷史的錯誤，而且我們能夠指出要摒棄它們的理由?！盵〔英〕R.G.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頁]）這又是呂著近代史的一個特色。

呂思勉曾說：“文化進展到一定的程度，便要發(fā)生平衡的現(xiàn)象。……所謂平衡，便是樂于保守，憚于改革。”（呂思勉：《中國民族演進史》，《呂思勉全集》第15冊，第275頁）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情形，他批評這種“樂于保守，憚于改革”的兩種表現(xiàn)：

（一）大多數(shù)人，總只會蹈常習故。

（二）……處于領導地位的人……頭腦往往是頑固的，而且其利益，往往和大眾及全體沖突……因為和其私利沖突，新制度，即適宜于控制環(huán)境的方法，往往為此等人所反對?！藗円淖兛刂骗h(huán)境的方法，就成為非常艱難的事，因為先要對付反對改變的人。如此，人們改變控制環(huán)境的方法，就往往要成為革命行為，這是何等艱難的事?。ǖ?-6頁）

1947年11月，呂思勉曾在大夏大學做了一個題為“文化再生”的講座。此次講座未留下講稿，只有《益世報》記者寫了一篇報道。據(jù)記者所記，講座從先秦的九流十家改革社會的思想說起，一直說到王莽改革的失敗，末了，呂思勉說：

中國的文化可以保存者不多，值得保存的便是各家這求改革社會的精神。《文化再生——呂思勉教授演講旁聽記》，上?！兑媸缊蟆?947年11月9日第3版。

所以，打破平衡，實現(xiàn)文化的再生，這是呂思勉強調的近代史是文化“偉大的轉變”的真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