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澤西的一個清晨，艾文賀（Philip J. Ivanhoe）教授在他那間別具一格的“辦公室”里接受了我的線上采訪。那是一處位于自家地下室角落的小空間——靠近一扇通往戶外的小門，門外是一片靜謐的湖水。艾文賀教授身著淺綠色襯衫，端坐在書桌前；他身后的墻邊，靜靜佇立著一臺除濕機與跑步機。

“我不太確定這能不能算作辦公室，”他笑著說，“其實就是地下室的出口處。我在這兒放了張書桌，大部分工作都在這里完成?！?/p>

艾文賀教授在接受記者線上采訪

最近，他正忙于審讀《韓國儒學哲學讀本》的終稿，翻譯《河南程氏遺書》，并籌備即將到來的講座?！跋聜€月，我要去西蒙菲莎大學（Simon Fraser）大學做講座，春天去哥倫比亞大學做講座。明年秋天，我們會在香港大學訪問一段時間，然后去韓國。”他說著?？雌饋?，退休后的他比在職時還要忙碌。不過，他也坦言，盡管行程頻繁，他和妻子江虹更喜歡待在新澤西的家中。此前，他們曾在中國香港生活十余年，在韓國也住過兩三年。如今，他們的兩個孩子都已長大，女兒已有兩個孩子——也就是說，他們已是外祖父母了。外孫一家住在馬薩諸塞州，離新澤西并不遠。艾文賀教授笑言，如今他最珍惜的，是與家人和朋友共度的時光。

艾文賀教授是國際知名的東亞哲學、倫理學與宗教學學者，曾任喬治城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加入喬治城大學之前，他曾在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和美國陸軍服役，退役后赴斯坦福大學攻讀宗教研究與亞洲語言博士學位。此后，他先后在斯坦福大學哲學系和宗教研究系任教，并曾執(zhí)教于密歇根大學、波士頓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以及韓國成均館大學儒學院暨東方哲學院。

他的學術著作豐富，包括《和：東亞關于美德、幸福以及我們如何相互聯(lián)結的認知》（Oneness: East Asian Conceptions of Virtue, Happiness, and How We Are All Connected）、《儒家傳統(tǒng)中的倫理學：孟子與王陽明的思想》（Ethics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The Thoughts of Mencius and Wang Yangming）以及《儒家省思：古老智慧對現(xiàn)代的啟迪》（Confucian Reflections: Ancient Wisdom for Modern Times）和《儒家道德修養(yǎng)》（Confucian Moral Self Cultivation）等。此外，他還翻譯了多部中國哲學經(jīng)典，如《道德經(jīng)》、《孫子兵法》等。

作為陽明學與儒家道德哲學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艾文賀教授的《“陸王學派”儒家文獻選讀》（Readings from the Lu-Wang School of Neo-Confucianism）收錄并譯介了《傳習錄》、《大學問》節(jié)選及若干論學書信、詩歌，被視為英語世界陸王學派研究的權威之作。

有趣的是，在與我的郵件往來中，艾文賀教授對于“澎湃”這個名字產生了濃厚興趣。他謙虛地寫道：“我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朵小浪花，算不上‘澎湃’。不過，我還是很樂意接受你的采訪?！?/p>

艾文賀

正在翻譯《河南程氏遺書》

澎湃新聞：您這個很好聽的中文名字“艾文賀”是怎么來的？

艾文賀：這個名字是我的一位中文老師給我起的。我在斯坦福開始學中文時，他根據(jù)我的英文名字的諧音取了“艾文賀”這個名字。我很喜歡，從那以后一直用到現(xiàn)在。這位老師不僅教中文，還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書法家。他還為我寫了兩幅《道德經(jīng)》的書法作品?！鞍笔且环N小白花，“文賀”則有“成就”“成功”的意思。我常開玩笑說，我喜歡“艾文賀”，就像我喜歡可口可樂——這個名字聽起來有點像Coca-Cola，既意味深長，又朗朗上口，讓人聽著心情愉快。

澎湃新聞：您最近在忙些什么？您在郵件里提到，正在翻譯《河南程氏遺書》（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的言論和著作匯編）。為什么會選擇這本書？

艾文賀：我正在等待與他人合著的《韓國儒學哲學讀本》（Readings in Korean Confucian Philosophy）的樣張。書的封面我們已經(jīng)定下來了。封面上的“鶴”和“學”兩個字在韓語中都讀作“hak”（在粵語中發(fā)音也差不多），其中帶著一點文字游戲的意味。這本書將由哈克特出版社（Hackett Publishing）出版。

與此同時，我也在審閱我獨立翻譯的《河南程氏遺書》的終稿。這部書篇幅龐大，結構復雜。牛津大學出版社（OUP）將以精裝本分兩卷出版，之后還會推出簡化的平裝選編版。此外，我正在撰寫一篇關于“新儒學的憤怒”及其對當今動蕩世界啟示的論文，也在閱讀并評論世界各地同事和研究生們的研究成果。

至于為什么選擇翻譯《河南程氏遺書》，其實我研究程顥和程頤的著作已經(jīng)很多年了。最初開始研究宋明理學時，我受馮友蘭的影響很大。他大概是第一位明確提出程顥、程頤兩兄弟在思想成熟階段的哲學取向各有不同的學者。程頤在哥哥去世后又活了很多年，他們的思想也逐漸出現(xiàn)分歧。當代儒家學者陳來也認為：程顥的思想更接近后來的陸王心學（即陸九淵、王陽明建立發(fā)展出的心智之學），而程頤則更啟發(fā)了朱熹的理學體系。我也贊同這種看法。在著手翻譯《河南程氏遺書》時，我原本想?yún)⒖棘F(xiàn)有的白話譯本，結果驚訝地發(fā)現(xiàn)并沒有完整的版本，只有一些節(jié)選?！逗幽铣淌线z書》已有日文和韓文譯本，我也參考了這些版本。我希望這本書不僅能幫助西方讀者更好地理解儒家思想，也能促使東亞學界重新思考儒學傳統(tǒng)。

澎湃新聞：我了解到您在中國的香港、韓國的首爾和美國華盛頓特區(qū)等地都長期生活過，這些地方的文化和社會差異很大。對您來說，在不同地方生活的體驗有哪些不同？

艾文賀：我和妻子在這些地方都生活了多年。更早的時候，我在軍隊服役，也曾在不少國家待過。我從沒覺得在各個國家生活有什么特別的不同。剛到韓國時，我不會韓語；剛開始學中文時，我的中文也不太好。我的體會是，雖然各地的生活方式不同，但人們的興趣和愿望是相通的——這正是最值得學習的地方。所以，我從沒因為自己是某個圈子里唯一的白人而感到不自在或格格不入。我總能找到聊得來的人，也會遇到意見不同的人，這和我在美國生活時并沒有多大區(qū)別。我的妻子叫江虹，她來自中國天津，畢業(yè)于南開大學，后來在天津電視臺工作。之后，她去斯坦福大學做訪問學者，而我當時正好在那里任教。我們就在那里認識、相愛并結了婚。她對學術很有興趣，也喜歡旅行，還喜歡邀請其他學者到家里做客。她是個很有冒險精神的人——畢竟，她都嫁給了一個外國人，這本身就很有冒險精神的嘛！

艾文賀的妻子江虹

澎湃新聞：哈哈，的確是這樣。那您出版了那么多關于中國哲學的著作，您的夫人會讀您的書嗎？

艾文賀：我不太確定她有沒有讀過我寫的任何一本書。也許這正是我們婚姻幸福又長久的秘訣（笑）。我們當然會聊一些我書里探討的話題——哲學、政治、文學之類的，但她并沒有直接參與我的研究。我在讀中文文章時，如果遇到不太明白的成語，不去問一位中文母語者那可就太傻了。她不僅懂哲學，還精通文學，尤其擅長詩歌——而那正是我的弱項。所以我經(jīng)常向她請教這類問題。

“儒學更像是一種個人哲學”

澎湃新聞：您是如何成為一位漢學家的？在您最初決定學中文時，也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您對中國了解多少？

艾文賀：我大學時主修數(shù)學，同時也在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服役。那是1972、1973年，越南戰(zhàn)爭還在進行。我當時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其實并不了解自己在越南究竟在做些什么。于是我想更深入地了解那片地區(qū)的文化。在斯坦福大學，當時并沒有開設越南語課程，于是我就選擇學習中文，因為我覺得中國文化與越南文化之間存在相通、相關之處。學著學著，我逐漸意識到，人類——不僅僅是美國人——所面臨的許多問題，都源自對其他生命形式缺乏理解和尊重。以越南戰(zhàn)爭為例，在我看來，那顯然是一場內戰(zhàn)，而美國的介入完全是帝國主義者的，就像當年英國在美國獨立之初對待殖民地的方式一樣。我那時就開始反思這一切，而這種反思直到今天也沒有停止。環(huán)顧世界，我常常感到擔憂和失望，因為各國似乎依然沒有真正的意愿走到一起。坦率地說，我把很大一部分責任歸咎于領導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極其糟糕。作為一名軍人（我曾是海軍陸戰(zhàn)隊員），我的目標一直是結束沖突，讓人類的精力轉向更有意義的事物。但這確實很難。

我的父親和教父——他們也都是海軍陸戰(zhàn)隊員——在二戰(zhàn)結束時曾駐扎在中國青島（當時，中國和美國并肩作戰(zhàn)、共同抗日）。當時那片地區(qū)在國民黨控制之下，他們與國民黨一起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他們在那里生活了一年，被那片土地深深吸引，對中國的印象極好。因此，我從小對中國就懷有一種天然的好感。中國擁有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這一點讓我十分欽佩。我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名人文學者。也許我能成為一個中等水平的數(shù)學家，但我發(fā)現(xiàn)，在語言和哲學研究上，我或許能做出更有意義的貢獻。

澎湃新聞：大多數(shù)學者通常只專注于研究一個國家的儒學，而您同時研究中國、韓國和日本的儒學，原因是什么？

艾文賀：我寫的《三股清流》（Three Streams）涵蓋了中國、韓國和日本的儒學。在這本書里，我引用了不少日本儒學文獻，這些文獻多用文言文寫成。我退伍后從海軍陸戰(zhàn)隊轉入陸軍，開始學習韓語，并成為監(jiān)聽員，駐扎韓國近三年。后來讀研究生時，我的導師、美國漢學家倪德衛(wèi)（David S. Nivison）告訴我，如果想成為嚴肅的儒學研究者，就必須學日語，于是我又學了四年日語。雖然日語口語不太流利，但我能閱讀日文文獻。也就是說，我先后學習了中文、韓語和日語。韓語和日語在語法上非常相似——盡管很多韓國人不愿承認這一點。中文則完全不同，屬于漢藏語系，而韓語和日語通常被歸入烏拉爾-阿爾泰語系。不過，傳統(tǒng)東亞文化有一大特點：幾乎所有學術著作都用文言文寫作。這有點像歐洲的拉丁語——如果你懂拉丁文，就能讀懂法國、德國、比利時等地的經(jīng)典作品。在美國，至少在我讀書時，你需要學兩到三年的現(xiàn)代漢語課程，而古文課程也用現(xiàn)代漢語講授。實際上，我的專長是古代漢語，我花了很多時間學習和教授古代漢語。

《三股清流》，牛津大學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儒學在這三個國家的影響差異？

艾文賀：我的觀察是，現(xiàn)在在中國，儒學受到了重視。但我有點擔憂的是，政府參與儒學事務，有時會讓情況復雜化。當然，政府支持也有積極作用，它讓一些杰出學者得以開展卓越研究，比如我的好友彭國翔，我非常欣賞他的研究。

至于韓國，至少受過教育的人普遍認識到儒學的重要性，并給予大力支持。韓國是唯一一個明確以儒學原則建立政府的國家。我曾在成均館大學教書，那所學校成立于14世紀，與朝鮮王朝同時期建立。該學校至今依然非常重視儒學研究。

在日本，儒學也有影響力，但普通日本人不一定認為自己是儒家信徒。這與儒、道、佛的性質有關，它們不像一神教那樣排他。如果你去中國、韓國或日本的廟宇，可能會看到道教、佛教和儒學的元素并存。比如我們在香港生活時，公寓旁邊就有一座大型道教寺廟，但其中有一個殿供奉孔子。高考臨近時，家長們會去那里為孩子祈福。我注意到日本的廟宇里佛教寺廟和神道神社總是并排出現(xiàn)，我就問一位日本朋友：“日本人有多少是佛教徒，多少是神道信徒，又有多少是儒家信徒？”他回答：“也許75%是佛教徒，75%是神道信徒，75%是儒家信徒?！蔽耶敃r還以為自己聽錯了，后來我明白了：女兒結婚時去神道神社，親人去世時去佛教寺廟，而日常生活中，大多數(shù)人基本上遵循儒家原則。我的老師曾說：“我工作時是儒家信徒，回到家里是道教徒?！蔽艺J為東亞人非常務實，他們能看到每種信仰的價值。這也給我很大啟發(fā)：我自己不是佛教徒，也沒有特別的宗教信仰，但佛教中的一些思想確實能打動我，使我的生活變得更好。我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也有類似感受。我希望人們能夠自由探索自己想要的生活，可以學習儒學、佛學或其他思想。

澎湃新聞：那您認為儒學與政府，或者說政治與儒學，最理想的關系模式是什么？

艾文賀：現(xiàn)在很多人在寫關于儒學作為政治理論的文章，有的觀點比較激進，有的認為它本身就是一種“民主”，有的則認為它更像“精英政治”（meritocracy）。但我個人并不認為儒學提供了特別有趣的政治哲學?？v觀歷史，大多數(shù)儒家學者其實支持君主制度，而我對君主制并不感興趣。

我認為，儒學更像是一種個人哲學，尤其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影響深遠。很多儒家學者同時也是佛教徒或道教徒。作為一種公共哲學，它傳遞的核心理念是：受過教育的人——尤其是有幸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應該將自己的能力和知識用于比個人更偉大的事業(yè)。如果有機會接受教育，就應當以某種方式進入政府，或通過其他途徑服務社會、造福民眾。我認為，這正是儒學作為個人倫理哲學的獨特貢獻。我認識的中國知識分子，即便大多數(shù)從事自然科學領域工作，也普遍認為自己的研究應服務于社會和人類。這并不是說一定要“為人民服務”，但核心理念是：我們的工作應當對社會和人類有益。這不僅是儒學傳統(tǒng)的一大美德，也是我希望更多人能夠理解的價值觀。今天，有些非常有才華的人，比如埃隆·馬斯克，在道德感方面卻相對欠缺，這令人遺憾。他們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做了些好事，但本可以做得更多。而像比爾·蓋茨和梅琳達·弗倫奇·蓋茨這樣的人，則是我心中的榜樣——他們用自己的財富和能力讓世界變得更好。

“出于我個人的情感”翻譯《道德經(jīng)》和《孫子兵法》

澎湃新聞：您寫了很多書，能否介紹一下哪些是您最重要的著作？

艾文賀：我在不同階段、出于不同目的寫過很多書。例如，《儒家傳統(tǒng)中的倫理學：孟子與王陽明的思想》是基于我的博士論文完成的。在這本書中，我試圖理清先秦儒學與明代儒學之間的關系。剛開始研究時，有人認為兩者幾乎相同，只是明代儒學在先秦基礎上增加了一些內容。但隨著研究深入，我發(fā)現(xiàn)兩者的關系更像亞里士多德與托馬斯·阿奎那的關系：阿奎那稱亞里士多德為“哲學家”，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他的思想，使其哲學具有“亞里士多德式”的特征，但阿奎那是基督徒，是圣人，擁有亞里士多德所沒有的美德。亞里士多德從未把謙遜或愛視為美德，而兩者碰撞后產生了新的東西，但這種新事物的存在仍依賴于前者。在書中，我也特別展示了佛教對中國哲學和儒學的重要影響。

《儒家傳統(tǒng)中的倫理學：孟子與王陽明的思想》，哈克特出版社，2002年3月版

隨后，我寫了《儒家道德修養(yǎng)》，旨在說明一個核心主題：東亞傳統(tǒng)中始終貫穿“修身”理念。這在西方哲學中并不常見。西方哲學強調掌握正確理論就能指導行為，但很少關注“發(fā)展自己”的過程。從心理學角度看，這種理念尤其重要，因為很多人即使知道理論，也不一定能付諸實踐。我的博士研究中，最初曾考慮研究劉少奇及其他早期共產主義思想家。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yǎng)》就借鑒了佛教、范仲淹、孟子和孔子的思想。我雖然不完全認同他們的觀點，但其中很多思想是原創(chuàng)且有啟發(fā)意義的。

《儒家道德修養(yǎng)》，哈克特出版社，2000年3月版

我還寫過關于“和”的書——《和：東亞關于美德、幸福以及我們如何相互聯(lián)結的認知》。我認為“一體”是東亞思想中的重要主題：我們如何與他人、其他生命以及萬物相聯(lián)結。此外，《儒家省思：古老智慧對現(xiàn)代的啟迪》也很受讀者歡迎，我希望通過它讓更多人了解我對儒學的看法。

《和：東亞關于美德、幸福以及我們如何相互聯(lián)結的認知》，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儒家省思：古老智慧對現(xiàn)代的啟迪》，勞特利奇出版社，2013年6月版

隨著年齡增長，我發(fā)現(xiàn)自己更擅長翻譯，并能清晰闡釋某文本的思想。因此在過去二十多年里，我花了大量時間從事翻譯工作，使更多重要著作以英文面世，尤其是那些從未被譯介的作品，例如《河南程氏遺書》。我也翻譯了《道德經(jīng)》和《孫子兵法》，翻譯這些書是出于我個人的情感——我一直很喜歡它們，并深受其影響。在翻譯風格上，我受到漢學家劉殿爵（D. C. Lau）簡潔風格的啟發(fā)——這種風格貼近中文原文，并保留了一定的模糊性。我后來意識到，大多數(shù)譯者在參考歷代注釋時，可能會呈現(xiàn)完全不同的解讀。例如，如果你參考趙岐的注本翻譯《孟子》，再結合朝鮮學者茶山（Dasan）對《孟子》的重要注疏，最終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版本。我希望通過我的翻譯，讓《道德經(jīng)》呈現(xiàn)一以貫之的闡釋體系。這本書的附錄還收錄了《道德經(jīng)》首章，并匯集了六位權威譯者對這一章節(jié)的不同譯法。我想讓讀者明白，真正深入的翻譯與詮釋，總是在與歷代注釋者對話的過程中完成的。

艾文賀翻譯的《道德經(jīng)》，哈克特出版社，2003年8月版

澎湃新聞：在您的學術道路上，哪位導師或學者對您影響最大？

艾文賀：我的博士導師倪德衛(wèi)對我的影響極為深遠。英國漢學家葛瑞漢（Angus Charles Graham）也讓我受益匪淺。在中國學界方面，馮友蘭及其著作《中國哲學史》對我的影響尤為深刻。尤其是書中那篇導言，以及他在書中采用的獨特寫作方式——那是一種非常現(xiàn)代的文言文體，幾乎接近白話文。他先用現(xiàn)代文體進行分析，然后再引入一大段古文原文，最后進行評注。這看起來很像傳統(tǒng)注釋體的一種現(xiàn)代變體。對我這樣一個同時學習現(xiàn)代漢語與古代漢語的人來說，這種表達方式極有幫助。此外，像劉殿爵和陳榮捷這樣的學者，也在不同階段對我產生了深遠影響。

澎湃新聞：作為一位研究中國哲學的西方學者，您所面臨的挑戰(zhàn)有哪些？

艾文賀：最大的挑戰(zhàn)是：如何避免用西方的思維方式去解讀中國經(jīng)典。直到今天，許多西方學者——甚至包括受過西方訓練的中國學者——仍傾向于把中國思想看作通向西方哲學體系的“蹣跚嘗試”，或者刻意用西方概念來套讀它們。比如，有人認為儒家思想與民主政治完全契合，或者認為儒學天然具有女性主義精神。但事實上，連亞里士多德或康德的思想都未必與女性主義相容。如果一個人想成為民主政治理論家，他的首要任務應該是深入理解17到20世紀的歐洲政治哲學，而不是試圖從儒家傳統(tǒng)中尋找預設答案。最重要的，是要學會“懸置既有觀念”，真正去傾聽、去理解，從他人的立場出發(fā)思考。在這方面，我深受德法闡釋學傳統(tǒng)的影響。我相信，只要足夠努力，我們作為人類是能夠互相理解、感同身受的。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和妻子相伴的歲月比你的年齡還長。我們在核心價值觀上非常一致，但在很多事情上也常常意見不同。我們的婚姻之所以幸福，是因為當我們有分歧時，我會努力去從她的視角看世界，而她也會嘗試從我的立場理解我。如果我們只是各抒己見，就永遠無法真正溝通。可惜的是，很多學者在閱讀古典著作時，正是這樣——他們更多在自說自話，而不是在傾聽。

“真正的修身在日常生活之中”

澎湃新聞：是什么吸引您去研究王陽明？您如何評價他，以及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

艾文賀：首先，我覺得他是一個極具魅力的人。我曾是一名海軍陸戰(zhàn)隊軍官，當時總幻想將來能指揮作戰(zhàn)部隊。而王陽明既是一位將軍，指揮過多場重要戰(zhàn)役，又是一位思想家與學者——而我自己那時也立志要成為一名學者。王陽明同時還是一位出色的官員。對我來說，這種結合很迷人。我出身于工人階級，從未想做一個脫離現(xiàn)實生活的知識分子。王陽明既是偉大的學者與老師，又是勇于擔當?shù)男袆诱撸@一點深深吸引了我。此外，他強調“知行合一”，認為道德認知與行動必須統(tǒng)一。杜維明教授曾說，王陽明在某種意義上是儒家的“新教徒”，因為他強調內在的良知，而不必完全依賴經(jīng)典文本。王陽明寫過一首短詩：“千圣皆過影，良知乃吾師”，意思是：圣人都只是過眼云煙，真正的老師在于我們內心的良知。我認為這使儒學變得更開放。他讓普通人，尤其是商人，也能在生活與事業(yè)中追求道德的完善。一個優(yōu)秀的商人，同樣可以成為道德意義上的“圣人”。這也是為什么王陽明在日本特別受歡迎的原因之一。許多武士轉行經(jīng)商，從他那里獲得啟發(fā)：你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遵循良知而行。據(jù)我觀察，在今天中國的某些地方，王陽明思想也在重新興起，很多成功企業(yè)家、餐廳老板組建“陽明學讀書會”。我有個學生是香港的商人，他每周都和朋友們一起讀王陽明。我講一個關于王陽明的故事。一位法官問他：“我很喜歡您的哲學，但每天忙于審案，我沒時間修身?！蓖蹶柮骰卮穑骸澳阍谡f什么？你審案的時候，就該問自己——是在憑個人好惡判斷，還是在追求公正之道？這正是修身的過程。如果你認為只有回家讀書才能變得更好，那是不可能的。真正的修身在日常生活之中。”我覺得這是王陽明的巨大魅力之一，也是今天他仍能打動我們的原因。

澎湃新聞：您是讓王陽明思想在西方學術界獲得廣泛理解的重要人物，可以這樣認為嗎？

艾文賀：杜維明早年寫過一本關于王陽明的書，借鑒了《青年路德》的寫法，秦家懿（Julia Ching）也寫過《求智：王陽明之道》（To Acquire Wisdom: The Way of Wang Yang-ming）。但我關注王陽明的理由稍有不同。一方面，我想探究他與孟子的思想關系。研究越深入，我越覺得：“這個人很有趣?！碑斎唬苊献佑绊?，但又有很大的不同。另外，我想弄清楚他思想的結構，以及我們今天能從中獲得怎樣的啟發(fā)。別人更多是闡釋他，而我嘗試以一種批判的方式去思考。但必須承認的是，王陽明的一些信念，至少我本人并不完全認同，在現(xiàn)代科學視角下，很多人也不認同。比如，他認為人與生俱來就具備完整的道德知識，而阻礙我們成為好人的是“私欲”。我認為，從經(jīng)驗上看并非如此。人類是進化的動物，有不同的動機和欲望。不過，他的這兩個觀點確實是對的。第一，與孟子相似，王陽明認為人類天性中確實存在“關懷他人”的傾向——我們有真正的利他性。如果沒有這種利他性，人類根本無法生存。我們不是強大的動物，必須依靠彼此的照顧與協(xié)作才能以群體形式存續(xù)。這種天性雖然并不完整，但卻是一個起點。第二，要記得王陽明講學的對象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成年男性。換句話說，他的學生，就像我在喬治城大學所教的學生一樣。你真的認為這些學生不知道什么是對、什么是錯嗎？現(xiàn)代倫理學的教學方式往往把學生當作“道德空白”的人，好像他們要學康德、休謨或邊沁，才知道如何作出道德判斷。但事實上，他們早已知道，只是未必能做到。一個成熟的人就已具備了良知。當然，它主要由父母和老師塑造，但大多數(shù)人不會真的坐在那里思考：“殺人是不是錯的？”“我能騙同事嗎？”真正的難題是——如何把這些知道的道理落實在生活中。

澎湃新聞：作為長期研究王陽明的學者，您如何看待“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在當代社會的意義？

艾文賀：王陽明的本意是——道德并不需要龐大的理論體系，而需要更深的自我省思?！爸铝贾币苍S可以理解為：行動時更有覺察、更能反省，思考自己為什么這么做，是否心安理得。我在課堂上經(jīng)常舉這個例子：假如你和朋友喝酒后，要開車送他們回家，這時朋友勸你再喝一杯，你可以像康德那樣去思考：“我的行為能否成為普遍法則？”你也可以只是簡單地想：“我待會要開車送人回家，如果再喝，可能會傷到別人?！边@樣你就不會靠意志力去克制自己，而是自然地覺得：“安全送他們回家更重要。”你不需要一個抽象的理論，只要把注意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上。這就是“知行合一”的精神。這正是我認為王陽明以及整個東亞思想對當代倫理學的深刻啟發(fā)所在。當然，道德理論仍然很重要，比如在戰(zhàn)場、手術室等極端情境中。但對大多數(shù)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踐行道德：在超市結賬時，是否真誠地對收銀員說聲“你好，謝謝”？是否尊重身邊的人？如果能這樣做，你也會更喜歡自己，更喜歡自己的生活。

澎湃新聞：有學者認為，正是在西方社會信仰危機與社會發(fā)展困境之時，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思想才重新引起學者關注。您認為是這樣的嗎？

艾文賀：確實如此，這也是王陽明在當代中國重新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我妻子為例，她在“文革”末期長大——我就不透露她的年齡了（笑）。她那一代人，其中的很多人仍然相信一種我稱之為“馬克思主義中美好的一面”的精神，比如那種“我們都是同志、都是兄弟姐妹”的情懷?，F(xiàn)在“同志”這個詞的含義已經(jīng)不同了（笑），但那種“人與人之間是兄弟”的理念依然很珍貴。我在美國的黑人文化中也感受到類似的東西——和我年紀相仿的黑人朋友見面時，常以“兄弟”相稱?；酵胶鸵了固m教中也有類似的表達。這種情感代表著一種社會理想——彼此尊重、彼此關懷。如今，許多西方人對傳統(tǒng)宗教、政府和社會制度失去了信任，他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信仰體系，并探索其他傳統(tǒng)與文化資源，包括儒家與王陽明的思想。當信仰體系動搖，人們自然會去尋找新的倫理支撐和精神寄托。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轉向其實是一件好事。

“更重要的是學習‘他者’的文化”

澎湃新聞：有人認為，今天的韓國是最接近儒家理想的社會。您同意這樣的觀點嗎？

艾文賀：如果你在韓國做問卷調查，問人們：“你認為自己是基督徒、佛教徒、儒家信徒、無神論者還是其他”，大約44%的人會說自己是基督徒，類似比例的人是佛教徒，而認為自己是“儒家信徒”的只有約3%。所以，從自我認同來看，儒家信徒的人數(shù)非常少。但如果從一個中立的西方觀察者的角度來看，我認為，韓國社會確實深受儒家思想影響。這不僅體現(xiàn)在民間，也體現(xiàn)在政府層面。韓國憲法甚至規(guī)定，政府有責任保護本國傳統(tǒng)中最優(yōu)秀的部分。政府設立了與祭祖、掃墓相關的國家節(jié)日，包括慶祝六十歲大壽的“花甲節(jié)”。孝道仍然被高度重視，對政府的忠誠也很重要。人們期望政府以仁愛之心對待民眾。換句話說，韓國人的日常行為、道德觀念和社會關系都深受儒家哲學的深刻影響。我感到，儒家思想在中國也仍然有影響，即便在年輕人中也存在。比如我的學生會稱呼我妻子“師母”，把我們視為第二或第三個父母。這種價值觀和師生關系中的“仁”與“敬”，非常珍貴。

澎湃新聞：朱熹的理學與王陽明的心學在韓國分別是如何發(fā)展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艾文賀：陽明學在日本、韓國、中國的發(fā)展路徑和文化作用都完全不同。這與歷史背景息息相關。高麗王朝把佛教定位國教，朝鮮王朝取而代之后明確以儒學取代佛教。朝鮮王朝建立時，明朝剛滅亡，當時許多人認為明朝的滅亡與王陽明及其追隨者有關——他們的思想太“佛系”、太放縱，認為明朝之所以被征服，是因為丟掉了儒家的正統(tǒng)信念。因此，朝鮮王朝的大部分儒家學者認為不能走明朝的老路，必須堅持正統(tǒng)，并選擇朱熹理學，壓制王陽明心學。而日本的情況幾乎相反。陽明學在日本極為流行，受到武士階層的喜愛——因為武士階層覺得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非常契合他們的精神——他不是只會寫字、彈琴的文人，而是行動派。陽明學甚至影響到作家三島由紀夫。

澎湃新聞：您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理念是怎樣形成的？

艾文賀：過去幾年，我在喬治城大學主持了一個研究項目，與幾位中國學者合作，探討“中國傳統(tǒng)中存在哪些形式的‘世界主義’思想”，以及這種思想與西方世界主義的差異。我認為，西方關于世界主義的討論，真正興起大約是在1994年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發(fā)表《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那篇文章之后。但在我看來，西方的世界主義深受康德的影響。努斯鮑姆常說：種族、性別、歷史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都是理性而有道德的個體——因此要彼此尊重。但我一直對這種說法感到不適。我覺得這并不是我理解的世界主義。舉個例子：如果有人到我家做客，看到墻上掛著中國書畫，也注意到我的妻子是中國人，但他們從不問起這些，也不問我們的經(jīng)歷。我就會覺得，他們其實并不真正關心我，甚至某種意義上并不尊重我。我記得很多年前在香港主持一場會議，參會者大多是來自英美的學者。會議開了三天，我最后忍不住說：“我有點失望，你們很多人第一次來香港、第一次接觸中國文化。這幾天我們在教室里開會，墻上掛著漂亮的書法卷軸，我們還參觀了廟宇，但沒有一個人問我——那幅書法寫的是什么？廟里的器物有什么含義？你們只關心哪里能訂制西裝、哪里能買到便宜手表?！?/p>

我之所以重視世界主義，是因為我一生都在不同文化之間生活和學習。我在一個工人階級社區(qū)長大，那里種族多元——我的祖父母來自東歐，鄰居中有意大利人、波多黎各人……我們從不封閉，而是互相了解、交流。我心中的世界主義觀念，也受《論語》里一個小故事啟發(fā)：孔子到廟里參觀，不斷向人詢問各種祭祀禮儀：“那是什么？為什么要那樣做？”等他離開后，廟里的人問：“我以為孔子是大賢人，這些他早該知道，為什么還要問我？”弟子回答：“他當然知道，但他想聽聽你的想法，他想與你交流。”我覺得這正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世界主義者”。我還記得看過一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老電影，片中女主角被稱為“世界主義者”。她往來于舊金山、紐約、倫敦、巴黎、上海、東京，每到一地都能說上幾句當?shù)卣Z言、結交朋友，并真正了解他人的生活與興趣。而如今美國學界所謂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常常只是研究美國社會內部的不同族群。這固然有價值，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學習“他者”的文化——比如波斯、印度、中國的文化。我記得在斯坦福大學時，學校計劃設立“亞裔美國研究系”，邀請我提建議。我看了方案后表示：我支持這個研究方向，但不支持將其設為獨立系所，因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他們是亞裔美國人——覺得美國社會有一個“主體”，而亞裔、非裔、拉美裔只是“主菜之外的小配菜”。對我來說，亞裔早已是美國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非裔更是從建國之初就參與其中。我們不該把文化“分門別類”，而應該擺脫這種狹隘、封閉的視角。

澎湃新聞：儒家思想對您個人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艾文賀：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所受的教育始終提醒我：人生應當服務于比自己更偉大的目標，而家庭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之所以和妻子結婚，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就是我們對家庭有相似的看法。經(jīng)營一個成功的家庭，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我從未把這看作“犧牲”。我們有兩個孩子，別人常對我說：“你為了孩子犧牲了那么多?！钡覐膩聿贿@樣看。比如，當我和兒子一起玩球，或者帶女兒去迪士尼時，我從不會覺得：“啊，我本來可以寫一篇論文，現(xiàn)在時間卻浪費在這上面?！毕喾?，我會想：他們多快樂?。∧遣攀钦嬲档玫氖?。妻子常和我開玩笑說，當孩子還小的時候，我們幾乎熟悉所有兒童電影。我認為，這種以家庭為重的態(tài)度正是儒家思想帶給我的。此外，儒家思想也讓我學會尊重差異——去理解并珍視其他文化，認識到人與人、社會與社會之間存在著無法互相取代的多樣性。在這方面，我也深受歐文·弗拉納根（Owen Flanagan）的影響。他和我一樣，是倫理學上的自然主義者。我們相信，人類雖然是進化的產物，但不同于河貍或其他動物——人類擁有文化，而文化帶來多樣的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正因如此，當我聽到一些哲學家聲稱不需要研究印度、波斯或中國哲學，只研究歐洲或英美思想就足夠時，我真的很震驚。

艾文賀和外孫

“歐洲人其實早就了解中國”

澎湃新聞：您認為，西方人對儒家文明的哪些部分感到親近？

艾文賀：首先是家庭。人們往往被“理想的家庭”所吸引，即便他們自己沒有這樣的經(jīng)歷。我們的兒子現(xiàn)在讀研究生，他說，幾乎他所有朋友的父母都離婚了，或者孩子和父母關系緊張。他們對他說：“你愛你的父母，你的父母也愛你；他們來看你時，你們會一起吃飯……我們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父母是什么感覺?！彼晕艺J為，人們渴望這種生活，這種情感會引起共鳴。

其次是關于“關懷”和“自我修養(yǎng)”的教導，如果以恰當方式呈現(xiàn)，這些內容會打動美國學生。

還有另一點，這不僅是儒家的特點，道家也體現(xiàn)了類似思想。很多年前，赫伯特·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寫過一本書《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anism: The Secular as Sacred），意思是在世間本身看到神圣，而不是將神圣寄托于超越世界之外。就像我常教的，有些人尋找“生命的意義”（meaning of life），比如“上帝賦予我意義”或“等我證得涅槃，一切都會有意義”；但也有人關注“生命之中的意義”（meaning in life）。我認同后者。對我來說，意義就是我的家庭、我對妻子的愛、我們共同經(jīng)歷和建設的一切，我與同事一起付出的努力，以及多年的教學，這些事情構成了生活的意義。我不認為死后還能看到意義，所謂“善終”或許是人生最后能完成的一件好事。我見過有人在生命終點平和滿足地回顧自己的一生，說“這一切融入一種合一”，這正是我理解的“善終”。還有“合一”。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說，他年輕時像急流的瀑布，沖過一切；晚年則像河流匯入三角洲，分流灌溉田地，最終融入大海，自己消失，但留下耕耘過的土地。這種感受與中國思想中的“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不謀而合。這種觀念對于不信仰超越性宗教的人頗有吸引力。而與此相對的，并非“隨心所欲、自私自利”，而是要為更好的社會、更好的世界努力，包括關心自然環(huán)境。這正是許多年輕人能產生共鳴的原因。所以我認為這些都是儒家思想在西方受歡迎的重要因素。

澎湃新聞：西方文明是否從儒家文明中吸收過成果？

艾文賀：有一點非常明確，雖然常被忽略——歐洲人其實早就了解中國，而且印象極深。比如萊布尼茨（Leibniz），他不僅是微積分的發(fā)明者之一，也在多個領域有卓越貢獻，是個真正的天才。他從耶穌會士的報告中了解到，中國通過考試和才華選拔官員，而在當時的歐洲，如果你不是貴族出身，根本無法擔任公職——多么愚蠢的制度??！萊布尼茨、伏爾泰等人因此都很推崇中國。萊布尼茨甚至寫過一本名為《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Discourse on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the Chinese），其中體現(xiàn)了“世俗即神圣”的思想。伏爾泰則強調“有教養(yǎng)的人”，不僅指哲學修養(yǎng)，還包括繪畫、詩歌及對世界的敏感，這種理想打動了許多人。從實踐來看，尤其是法國知識分子，他們后來改革官僚制度，創(chuàng)立了文官考試制度。毫無疑問，今天西方國家公務員考試制度的雛形正是受到中國科舉啟發(fā)。我甚至希望美國國會也有類似的考試制度，必須通過才能當選議員。所以，我認為科舉制度以及“有教養(yǎng)的人在世俗世界中懷有神圣使命感”的理想，確實對西方產生了深遠影響。

澎湃新聞：您認為，儒家思想與西方價值觀存在哪些相通性？

艾文賀：我覺得兩者之間存在許多重疊和聯(lián)系，但并非完全一致，也有差異。比如“仁”，常被翻譯成“benevolence”（仁慈），我認為更接近“humaneness”（人性、惻隱之心）。這種翻譯最初來自一位受杰里米·邊沁思想影響的基督教傳教士。邊沁認為人類具有“天然的仁慈”（natural benevolence），他在《孟子》中看到了類似理念。也就是說，人天生具有仁愛和關懷的傾向，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成立的。在這方面，某些女性主義思潮與儒家思想非常契合——她們也強調“關懷”或“愛”應為首要美德。關系與關懷的理念非?！爸惺健?，值得深入探索。這也與我關注的實證心理學有關——人確實有同理心，但關鍵是如何培養(yǎng)它。

我最近讀了一位斯坦福心理學家的研究，他通過沉浸式虛擬現(xiàn)實實驗——讓參與者與他人合作完成任務，從而培養(yǎng)同理心。結果顯示，同理心水平顯著提高，雖然能持續(xù)多久還需進一步研究。這樣的實驗非常有趣。相比之下，許多破壞性電子游戲可能對同理心發(fā)展無益，甚至有害。我絕不會讓孩子玩軍事類或殺戮類的游戲，比如《俠盜獵車手》，因為戰(zhàn)爭不是游戲。但如果有更多旨在培養(yǎng)同理心的游戲，或許真的可以幫助人們發(fā)展關懷之心。

澎湃新聞：您認為，基督教在西方社會世俗化過程中起到哪些作用？

艾文賀：我覺得尼采的看法有道理?；浇涕L期教導“真理將使你自由”，耶穌說“我就是真理”。這實際上也推動了科學的發(fā)展。自然科學并不是純粹個人化的探究，而是對世界的客觀說明。以牛頓為例，他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也幾乎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的天才。但大多數(shù)人不知道的是，他同時也是虔誠的神學家。他認為研究重力、運動等自然規(guī)律，就是在理解上帝的法則。因此，宗教反而激勵他去探索世界。不過，正如尼采所指出，基督教最終成為自己的掘墓人：隨著科學能力增長，人們開始懷疑奇跡和超自然事件。休謨曾說，即便有大量證據(jù)表明奇跡發(fā)生過，科學理性仍會尋找其他解釋。這就是科學對傳統(tǒng)宗教形式的挑戰(zhàn)。

澎湃新聞：西方世界通常如何看待“儒家思想推動經(jīng)濟騰飛”這一觀點？

艾文賀：關于這個問題，學界有許多不同的理論。但我通常會先提出一個自己多年來在中國也常常強調的觀點。大約25年前，我在中國做講座時，常有人對我說：“哦，你在西方教儒學真好。如今中國經(jīng)濟強大了，西方人不得不重新看待中國了。”我當時就回答說：我當然為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感到高興，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鄧小平的改革。但我學習中文、愛上中國文化、并深深欽佩它，這一切都發(fā)生在中國經(jīng)濟崛起之前，和財富與國力無關。我是否敬佩一個國家，從不取決于它是否富強。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中國自至少唐代起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jīng)濟體之一，有人甚至認為從漢代開始便如此。除了近代那段被列強侵略的痛苦時期外，中國幾乎始終處于世界經(jīng)濟的前列。因此，所謂“中國崛起”，更準確地說其實是“回歸常態(tài)”——重新回到它在人類文明舞臺上本應擁有的地位：一個在人文與科學領域都極具創(chuàng)造力的文化體。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但絕非什么全新的現(xiàn)象。至于儒家的作用——我認為它一直都在深層地塑造社會。我并不認同所謂“儒家禁欲主義”的解釋，也不同意“儒家重家庭會阻礙資本主義發(fā)展”的說法。恰恰相反，我認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它所倡導的強大家庭結構。家庭的力量是人生的根基。我自己出身貧寒，父母幾乎一無所有，卻白手起家創(chuàng)業(yè)，供養(yǎng)三個孩子上學。我們三人后來都上了大學，我成為教授，我的兩個姐妹也都事業(yè)有成。是什么讓我們成功？是家庭的凝聚力。父母把撫養(yǎng)、教育孩子看作頭等大事。

其次，中國人自古以來都有一個非常寶貴的信念：受教育是好事。猶太人也有類似的傳統(tǒng)。我有很多猶太朋友，他們一聽說你是教授，就會由衷地說一句“太好了”——他們尊重學問，就像尊重財富一樣。記得很多年前，我有一個學經(jīng)濟學的朋友，他和妻子都是銀行家。一次聚會上，一個喝醉的人走過來對我說：“你在斯坦福大學教書？你這么聰明，怎么不富有呢？”我回答：“那別人也可以問你——你這么富有，怎么不聰明呢？”（笑）有錢當然好，生活舒適也很好，但人生的真正目標，是成為一個有學問、懂得為人之道的人。那才是真正的成功。我常對孩子們說：如果他們像埃隆·馬斯克那樣有錢，卻成了一個糟糕的人，我會非常失望。

再就是，儒家思想中有一個根本理念，在《大學》等早期經(jīng)典里就已提出——“反身而誠”。我和妻子常常說，這是我們希望能在美國推廣的觀念：當出了問題，先反省自己——“我能做什么？”如果你能不斷修養(yǎng)自身，你的家庭就會更好；家庭好了，社區(qū)就會更好；社區(qū)好了，國家也會更好。換句話說，你是在努力讓整個世界變得更好。這種思想帶來的結果，是更強的社會穩(wěn)定和更高的政治信任。而政府若要贏得信任，也必須有所作為——以仁心待人，讓人民的生活更好。

我在東亞生活多年，印象最深的是中國香港和新加坡這樣的地方：那里的人必須繳納養(yǎng)老保險，這是強制性的；而在美國，這只是可選項，很多人根本不繳，結果年老時一無所有。東亞國家普遍擁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公立醫(yī)院、養(yǎng)老體系、社會安全網(wǎng)等。在香港，我們探訪過一些面向低收入人群的養(yǎng)老院，條件雖然簡樸，卻干凈、安全，老人們有尊嚴地生活。而在美國，人們常常會說：“你（政府）欠我的，我有權得到這一切。”在我看來，除了不被迫害、不被拷打這樣的基本人權之外，沒有人“天生有權”獲得一切。真正良好的社會，不是建立在“權利索取”的觀念上，而是建立在仁心與關懷之上。所以，我認為，儒家思想已經(jīng)在新加坡、韓國等現(xiàn)代化社會中發(fā)揮著深遠影響。在那里，人們普遍認為，一個好政府，應該“仁政愛民”；而“仁愛”正是治理的最高境界。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中、西方家庭倫理存在哪些共性？

艾文賀：我想，世界上大概沒有哪個社會的人不會偏愛自己的家人——除了某些“病態(tài)”的極端時代。除此之外，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愛護家人是理所當然的。我和妻子花錢送自己的孩子上大學，而不是拿去幫別人家的孩子——這根本不需要解釋。每個人都會優(yōu)先照顧自己的家人，這是“好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至少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如此。我始終認為，家庭之愛非常重要。如果一個人在家庭中沒有感受到愛，他的人生往往會很艱難。大量實證研究也表明：那些從小感受到被愛、有依靠的孩子，往往在之后的人生中更加穩(wěn)定、自信。我們在香港生活時，就買下了現(xiàn)在美國的這棟房子。那時我妻子對我說：“我想在美國買一套房子，這樣回美國時，孩子們就有地方住?！蔽耶敃r覺得沒必要，但后來發(fā)現(xiàn)那真是個好主意！我當時還說：“那我們買一個湖邊小屋吧，退休后住在那里?！彼f：“可以，但要有一個女兒的房間，一個兒子的房間，還有我們的臥室和書房?！蔽艺f：“親愛的，那可是四個臥室——太大了吧！”她回答：“是的，但我們需要。孩子們必須知道那里永遠是他們的家?！奔词刮覀兊呐畠含F(xiàn)在已經(jīng)四十多歲了，她仍然知道，這里是她永遠的家。我完全同意這一點。因為我自己小時候也有這種安全感。所以，我從不缺乏自信，總覺得可以應對一切。因為我知道有家人的愛與支持。這些觀念其實是普遍的，只是表現(xiàn)方式不同。在中國和東亞社會，這種家庭意識更加明顯；而在西方，個人主義有時會削弱這種紐帶，這一點讓我覺得很遺憾。

艾文賀教授和他的家人、親戚一起過感恩節(jié)

（感謝尋夢依為本次采訪、稿件提出的寶貴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