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作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具有鮮明非傳統(tǒng)政治背景的“素人”總統(tǒng)，其以反建制屬性為核心的政治行事邏輯、選民“基本盤”特征及內外公共政策實踐等議題，始終是學界持續(xù)聚焦的熱門議題，相關研究已形成豐富的理論積淀與經驗探討。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民粹主義動員的實踐路徑、以經濟、族裔裂痕為核心維度的選民訴求回應機制等傳統(tǒng)分析框架，卻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宗教這一在美國政治生態(tài)中具有結構性影響的關鍵變量。

而就美國特朗普的行事風格而言，一個奇特的政治現象是：盡管特朗普的日常表現與福音派心目中的道德榜樣相距甚遠，但是，從2016、2020、2024年三次大選的投票傾向調查來看，白人福音派是特朗普宗教支持基礎的絕對核心，而新教的其他派別與天主教，也呈現出支持特朗普的政治態(tài)度。而且，在白人福音派群體中，對特朗普支持度最高的反而是對個人敬虔度和私德要求甚嚴的正統(tǒng)派。在這樣的悖論背景下，白人福音派何以成為特朗普的支持者？而特朗普又是何以將基督教作為自己形象建構的思想資源？

一、總統(tǒng)地位的升格與特朗普的合法性困境

在美國政治發(fā)展的歷史脈絡中，總統(tǒng)的民意定位與角色屬性并非始終如一，而是歷經了深刻轉型，這一過程不僅折射出美國政治體制的內在演進邏輯，更觸及“憲政共和國”（constitutional republic）向“大眾民主”（popular democracy）轉型的核心命題。

就美國革命的歷史研究而言，學界通常認為，同革命時期的“人民主權”相比，美國憲政體制的初始設計更強調建構社會秩序，蘊含鮮明的“反直接民主”特質，這一特質在美國革命史的學術研究中，多數學者已形成共識：相較于革命時期所彰顯的“人民主權”理想，1787年憲法所確立的憲政體制則建構了旨在維系政治秩序有效的“共和制政體”，內嵌鮮明的“反直接民主”特征。而這一互相矛盾的特質構成民選總統(tǒng)地位后續(xù)升格的歷史起點。具體而言，制憲初期的政治架構呈現多重“去大眾化”特征：參議員由州議會間接選舉產生而非公民直選；總統(tǒng)選舉依托選舉人團制度而非直接民意表決；聯(lián)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實行終身任職制；投票權被嚴格限定于有產白人男性群體；聯(lián)邦層面未設立公民直接提案、罷免及公投等直接民主機制。上述制度安排表明，美國制憲會議的核心訴求并不在于實現《獨立宣言》中的激進民主主張，而是更為強調過濾原生的“激情”民意，制約多數意志對政治秩序的沖擊。在制憲會議的討論中，國會成為聯(lián)邦權力的象征與民意代表機構，總統(tǒng)的行政權處于相對克制狀態(tài)，其行政權被視為“制約國會”與“守護人民及公共利益”的工具。

然而，正是因為“人民主權”價值觀逐步深入人心，早期美國政治信奉共和主義原則下的“杰斐遜民主”，在19世紀30年代逐步轉向倡導大眾民主的“杰克遜民主”，“總統(tǒng)直接代表人民”的觀念在政治精英群體與普通民眾中日益普及。隨著現代國家治理復雜度的與日俱增，選民對總統(tǒng)的政治期待同步提升，這一現實推動美國民主進一步演進為20世紀以來政治精英與民眾普遍認同的“民意政治”。相應地，美國總統(tǒng)的自我角色定位也發(fā)生根本轉變，從立憲時代的“憲法執(zhí)行者”轉型為“民意的解讀者”與“民意的代言人”。這一歷史演進為特朗普的政治形象建構提供了宏觀背景。

特朗普作為具有反建制屬性的素人政客，其與傳統(tǒng)職業(yè)政客的核心差異體現在三大維度：缺乏主流政治精英圈層的歷練經歷、對建制派的對抗姿態(tài)、對非傳統(tǒng)媒介的高度依賴。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內，其具有爭議性的施政風格與行為舉措引發(fā)美國建制派的強烈抵觸，典型例證之一便是時任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公開場合撕毀特朗普總統(tǒng)的國情咨文演講文本這一標志性事件。而在2020年總統(tǒng)競選失敗后，特朗普始終堅持拒絕承認選舉結果，尤其是在2021年“國會山騷亂事件”爆發(fā)后，其行為不僅構成了對美國民主憲政秩序的直接挑戰(zhàn)，其亦徹底遭到建制派的排斥，其中以民主黨建制派的排斥姿態(tài)尤為顯著。這些特質使得特朗普在執(zhí)政合法性的建構過程中，有別于傳統(tǒng)政客依賴政策共識或建制支持的合法性獲取路徑，而是高度依賴“政治形象塑造”這一中介機制，建構一個“民意領袖”形象，以擺脫既有建制的排斥。

二、特朗普支持者的群像梳理：基于宗教維度的分析

從宗教信仰格局來看，美國與歐洲多數國家的世俗化演進趨勢存在顯著差異——盡管美國基督教信仰在近年呈現一定程度的衰退態(tài)勢，但從人口信仰結構來看，美國依舊是基督教信仰群體占比超過60%的國家，基督教仍為其主流信仰形態(tài)。（見下圖）。而且，23%的美國成年人自認為是福音派新教徒。因此，基于宗教維度對特朗普的核心支持群體進行分析，構成了理解其政治支持基礎的一項至關重要的觀察視角。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針對美國不同宗教群體總統(tǒng)大選投票偏好的調查，在2024年美國大選中，白人福音派是特朗普宗教支持基礎的絕對核心，而新教的其他派別與天主教，也呈現出支持特朗普的政治態(tài)度（雖然拜登宣稱自己信仰天主教）。而民主黨的核心支持者集中于少數族裔基督教選民，非基督教群體（含無神論者）亦呈現出明顯的支持傾向。而且，宗教參與程度越高的選民，越傾向于在大選中將選票投給特朗普。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政治傾向在特朗普參加的2016、2020、2024年三次大選均保持穩(wěn)定。由此可見，從宗教維度而言，特朗普的絕對“基本盤”應為白人福音派選民，而相對“基本盤”應為白人基督教選民。

圖為皮尤研究中心針對美國2024年總統(tǒng)大選中不同宗教群體的投票偏好調查。圖片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

然而，選民投票的政治動機也值得分析。進一步分析宗教群體的投票動機可知，選民對特朗普的支持并非單純源于基督教身份認同，而是依賴于特朗普對基督徒核心政策訴求的精準回應。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總體而言，大多數美國基督徒一致認為，“好基督徒”不需要對特朗普持特定觀點：80%的美國基督徒認為，虔誠的基督徒也可以對特朗普持有不同意見，而11%的人認為反對特朗普是成為一名好基督徒的必要條件。這一數據表明，基督教身份本身并不直接轉化為對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若要維系宗教群體（尤其是白人福音派）的長期支持，必須通過持續(xù)釋放政策信號的方式，精準回應其核心訴求。其中，白人福音派的政策立場具有特殊性——該群體在氣候變化、移民政策、政府對低收入群體援助、高收入群體稅收等關鍵議題上，表現出顯著的保守主義傾向。因此，從特朗普的基本盤選民結構與其投票行為動機來看，特朗普確有必要在公共政策議題上明確回應白人福音派及白人基督教選民的訴求。

圖為皮尤研究中心針對基督教選民對美國大選政治態(tài)度的調查。圖片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

三、2016大選：從“叛逆者”到“居魯士”的形象建構

奧巴馬執(zhí)政八年的政治遺產，在白人福音派群體中催生出復雜且尖銳的身份焦慮與利益失落感。這一占美國總人口約四分之一的社會群體，以基督教保守教義為價值錨點，其核心訴求集中于墮胎限制、傳統(tǒng)婚姻制度維護等議題。但民主黨政府推動的醫(yī)保改革擴容、同性婚姻合法化等政策，以及對非法移民、少數族裔的過度包容態(tài)度，被福音派解讀為對其信仰體系與生活方式的系統(tǒng)性侵蝕。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批判，身份政治運動已呈現矯枉過正的傾向。當以進步主義為核心的“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成為主流話語與建制派的政治共識，白人福音派的保守訴求被貼上“非理性”標簽，在兩黨建制派主導的政治框架內失去了表達渠道，面臨空前的身份焦慮與利益失落感。在焦慮情緒的驅動下，白人福音派以末日論的角度看待2016年的總統(tǒng)選舉，以尋求權力保護和重現昔日榮光。正如福音派領袖羅伯特·杰夫里斯（Robert Jeffress）在一次大選前集會中所說的那樣：“我相信，此次選舉是我們國家最后一次扭轉現狀的機會?！碧乩势盏姆墙ㄖ啤⑸踔练唇ㄖ铺攸c，恰好迎合了新教福音派，尤其是白人福音派選民的核心訴求。

于特朗普而言，其政治形象的塑造可以分為兩個部分。首先，特朗普刻意與建制派的“政治正確”主張劃清界限，以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政策主張拉近與白人福音派的距離。2016年1月18日，特朗普在全美最大的基督教大學——自由大學（Liberty University）發(fā)表演講，強調自己“不必做到政治正確”，并明確提出“要保護基督教”。盡管在這次集會上，特朗普仍然錯誤引用了《圣經》中的文字，但參加集會的幾名學生并沒有因為特朗普的經文失言而責怪他，反而稱贊他試圖與宗教聽眾建立聯(lián)系。在2016年競選過程中，特朗普持續(xù)通過公開演講、社交媒體（如推文）構建基督教民族主義特定敘事，頻繁將基督教宗教術語與美國國家概念共現，出現“We are one nation under God”等表述。而且，除了競選話語層面的支持，特朗普還成立了一個名為“福音派咨詢委員會”（Evangelical Advisory Board）的機構，吸納了多位頗具影響力的白人福音派領袖，聽取他們在宗教問題上的政策意見。特朗普的這一堅定表態(tài)令白人福音派感激涕零。

進一步而言，為精準回應白人福音派的生存焦慮與文化恐慌，特朗普構建了以“他者威脅”為核心的競選敘事，通過系統(tǒng)性激化群體間的身份對立，塑造自身“危機拯救者”的克里斯馬型領袖形象。在2016年競選議程中，他針對特定群體釋放的激進言論構成這一策略的核心載體：一方面，對伊斯蘭教信徒提出“全面禁止入境”的極端政策主張，將宗教身份與國家安全風險進行刻意綁定；另一方面，以污名化敘事定義墨西哥移民群體，宣稱其“多為毒犯、殺人犯與強奸犯”，這種違背事實的表述本質上是對福音派文化防御心理的精準迎合。與這種焦慮情緒相應，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口號則更體現出強人色彩，因此相較于宗教虔誠本身，更能切中白人福音派的脈搏。由此，在白人福音派支持者心目中，盡管特朗普的個人行事風格與公眾認知中基督徒的典型形象存在顯著差異，但其精心構建的宗教敘事有效消解了這一認知矛盾。新教福音派援引宗教神學中“工具性救贖”邏輯，傳遞“上帝常借不完美之人踐行完美計劃”的核心論調，完成對特朗普宗教合法性的建構。這種敘事范式與古波斯國王居魯士的歷史隱喻形成互構：居魯士雖非猶太教徒，卻因推動猶太人重返故土被視為“上帝的仆人”，而特朗普則被福音派賦予“當代居魯士”（modern-day Cyrus）的輿論定位，其核心在于強調其“拯救美國傳統(tǒng)價值”的政治功能優(yōu)先于個人信仰屬性。

四、2024大選：“殉道者—斗士—被揀選者”的形象建構

特朗普2024年的競選進程，實質上從其拒絕接受2020年總統(tǒng)選舉敗選結果時便已開啟。在此期間，特朗普及其團隊廣泛運用基督教意象，將特朗普的“政治圍剿敘事”與基督耶穌受難的宗教敘事相融合，將自身及支持者群體定位為遭受主流政治力量、媒體機構聯(lián)合迫害的“殉道者”。這種高度情緒化的“悲情敘事”在其核心支持群體中激起了強烈共鳴。對他們而言，特朗普所遭受的刑事審判與國會聽證，不是法治過程，而是政治迫害的體現，特朗普是“蒙冤受屈的無辜羔羊”（約1:29）。而特朗普咄咄逼人、語出驚人的競選風格，不但未引發(fā)反感，反而被視為“恢復正義”的必要強硬手段。例如，曾代理2021年1月6日國會山事件參與者的右翼律師在社交平臺推特（X）上公開宣稱：“正如基督被釘十字架，并在第三天復活，特朗普也將如此?！保ㄒ娤聢D）類似的宗教化比較在保守派政治圈中并非個例，佐治亞州眾議員瑪喬麗·泰勒·格林、TPUSA Faith創(chuàng)始人查理·柯克，乃至特朗普本人的律師團隊，均曾在公開場合做出類似表述。

圖為美國右翼律師于當地時間2023年3月18日在社交平臺推特（X）的發(fā)言，將特朗普面臨的司法調查類比為基督受難。圖片來源：X

在2024年大選中，特朗普成功地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全新的政治身份：既是體制打壓的殉道者，也是不屈不撓的斗士。他的競選定位已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民主黨挑戰(zhàn)者，而是一個“被政敵非法剝奪權力”的合法領導人，一個誓言要為支持者（包括參與國會山暴力事件者）討回公道的“政治斗士”。在這一敘事框架中，特朗普將自己描繪為遭受“深層政府”操控下的制度性打壓的犧牲品，而他所代表的不僅是共和黨陣營，更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美國人民”的唯一拯救者。他宣稱，唯有自己能“拯救美國”，清除“腐敗體制”，懲罰那些利用司法、媒體、和行政手段破壞民主的人。

2024年7月13日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市遭遇的未遂刺殺事件，客觀上幫助特朗普及其競選團隊塑造了一個當代的“被揀選者”，作為他競選活動的象征性形象。事件發(fā)生后，特朗普本人、其競選團隊及支持者群體迅速形成統(tǒng)一敘事，將此次“與刺客子彈擦肩而過”的經歷詮釋為“神意的認可”，為特朗普已具宗教化傾向的政治形象增添了準宗教式的狂熱色彩，進一步強化了其民粹主義競選中的彌賽亞式基調。特朗普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我能從槍擊中幸存下來，是因為上帝站在我這邊”“是上帝阻擋了子彈”。在許多支持者眼中，這一刻已經超越了政治競選的范疇：特朗普不再僅僅是一個總統(tǒng)候選人，而是一個與他們同樣遭受主流政治力量壓制的“殉道者”，一個能夠代表他們與民主黨所代表的“政治正確”（politicalcorrectness）價值觀戰(zhàn)斗到底的斗士，更是“神所使用的器皿”（God's chosen vessel）。他們必須與特朗普站在一起，一起來“奪回我的祖國”（take my country back）。宗教狂熱與政治悲情成為特朗普2024年競選的主旋律。

圖為一則來自美國共和黨（GOP）官方賬號的帖子，內容為紀念特朗普在遭遇槍擊事件一周年時的發(fā)言，并配言“A bullet missed, but purpose prevailed.By the grace of god, he was saved - to save America”。圖片來源：Instagram

特朗普“殉道者—斗士—被揀選者”形象的成功建構，直接引發(fā)了其支持者群體的身份重構。在這一形象體系的影響下，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依附于共和黨黨綱、意識形態(tài)或政策議題的“共和黨人”，而是形成了以特朗普個人為核心依附對象的“特朗普共和黨人”（Trump Republicans）。甚至，在刺殺未遂后，在新教福音派眼中，特朗普儼然已經成為“殉道的彌賽亞”，而競選搭檔萬斯更被視為使徒保羅。因此，宗教敘事成為其個人政治形象塑造的核心邏輯。并在其執(zhí)政階段進一步延續(xù)，例如在第二次總統(tǒng)就職典禮上，特朗普融入大量基督教意象，甚至以“上帝拯救了我，讓我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表述，將自身政治使命與神圣感召相綁定，進一步強化了其政治形象中的宗教維度，甚至被個別激進聲音（如福音派）比喻為“救贖再臨”式的政治事件。

五、特朗普形象建構對其內政外交的影響

前文分析表明，特朗普的政治合法性已與基督教保守主義形成深度綁定。相較于2016大選以“符號化互動”（如競選集會祈禱、宗教議題表態(tài)）維系福音派支持的模式，2024年大選后其宗教—政治融合策略呈現“制度化深化”特征——即突破偶發(fā)式動員，通過正式行政建制構建長期化、機制化的宗教-政治聯(lián)盟網絡，這一轉向進一步鞏固了其“基督教價值觀捍衛(wèi)者”的形象基底。2025年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設立“白宮信仰辦公室”（White House Faith Office），由其核心靈性顧問、福音派牧師寶拉·懷特（Paula White）主導。該機構的核心職能被明確為“監(jiān)測并打擊聯(lián)邦政府內部的反基督教偏見”，其制度設計暗含雙重政治邏輯：一方面，通過官方機構為福音派提供常態(tài)化政策參與渠道——信仰領袖可直接介入教育、社會福利等領域的政策制定，實現福音派對“傳統(tǒng)價值觀保護”的訴求轉化；另一方面，將“反基督教偏見”議題正式納入行政議程，使特朗普的宗教形象從“口頭承諾者”升級為“制度保障者”，強化其與福音派的利益綁定。路透社相關報道亦提及，特朗普簽署該行政命令的核心意圖在于“以制度形式錨定基督教在國家治理中的特殊地位”，這與2016年競選期間“捍衛(wèi)美國傳統(tǒng)”的敘事形成跨周期呼應。

從內政維度看，特朗普宗教形象建構的政策影響集中體現為兩大方向：其一，傳統(tǒng)價值觀的“政策化復歸”。依托白宮信仰辦公室的協(xié)調功能，基督教保守教義向公共政策領域滲透加速，具體表現為在墮胎權議題上推動州級限制法案、在公立教育中放寬宗教內容教學限制、在社會福利政策中強化“家庭本位”的基督教倫理導向——這些舉措本質是將福音派的價值訴求轉化為制度性安排，既鞏固特朗普“價值觀守護者”的形象，也通過政策回饋維系核心選民支持。其二，主體族群利益的“顯性傾斜”?；凇懊绹鴤鹘y(tǒng)=基督教文明+白人昂撒族群核心”的隱性敘事，特朗普政府在移民政策（如收緊拉美移民準入、強化邊境管控）、就業(yè)政策（如推動制造業(yè)回流以優(yōu)先保障白人藍領崗位）中明確偏向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群體利益，實質是通過“打破政治正確”的政策實踐，將宗教形象建構與族群利益訴求相融合，進一步強化“為被忽視群體發(fā)聲”的民粹領袖形象。

在外交領域，特朗普的宗教-政治形象建構則塑造了“利益本位+文明敘事”的雙重外交邏輯：一方面，不同于民主黨的“結盟”策略，而是呈現“美國優(yōu)先”的強硬利益導向。其外交政策顯著弱化意識形態(tài)與盟友情誼的綁定，轉向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務實干預——如要求北約盟友提高軍費分擔比例、退出《巴黎協(xié)定》等多邊機制、對貿易伙伴加征關稅，本質是將“捍衛(wèi)美國利益”與“強人領袖”形象相耦合，而宗教形象則為這種“背離多邊主義”的行為提供隱性正當性（如以“保護基督教國家利益”為由調整對中東政策）。另一方面，強化“文明二元論”的敵友界定，重構美國“基督教”燈塔形象。特朗普政府在對外話語中常以“基督教文明捍衛(wèi)者”自居，將美國與伊斯蘭世界、非西方文明的沖突簡化為“文明存續(xù)之爭”，如延續(xù)對中東穆斯林國家的入境限制、在俄烏沖突中強調“基督教國家團結”，這種敘事既呼應了福音派對“文明威脅”的焦慮，也通過“敵友清晰化”的外交策略，進一步鞏固自身“危機應對者”的領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