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西交通的出現(xiàn)，是古代東西方各地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張騫之前，四川地區(qū)的紡織品和竹木制品，能夠從印度輾轉販運到阿富汗地區(qū)，不知道經過了多長時間，有多少商人、百姓付出包括生命在內的代價。但是，軸心時代幾個大帝國的戰(zhàn)爭和擴張行動，作為官方行為，能在比較短的時間內，促進東西方道路的雙向打通。

*文章節(jié)選自《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張國剛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9-2）。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聯(lián)系公眾號“三聯(lián)書店三聯(lián)書情“（微信ID:sanlianshutong）

西域交通與文明匯集

文 | 張國剛

地球上的人類究竟是從非洲走出來的，還是各大洲都有自己的人類起源，在學術界還不能說完全沒有爭議。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在國家制度出現(xiàn)之前，人類不需要護照、簽證，曾經歷過廣泛的民族大遷徙。從里海、黑海地區(qū)東遷到塔里木盆地講印歐語的吐火羅人，就是這樣的民族大遷徙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支。阿爾泰山和天山之間的克爾木齊文化（克爾木齊在新疆阿勒泰市）與里海、黑海北岸的顏那亞文化（ Yamnaya Culture）具有親緣關系。后來統(tǒng)治河西走廊地區(qū)的具有印歐血統(tǒng)的月氏人（吐火羅人），很可能就是這種自西徂東的文化的傳承者。

總之，在遙遠的上古時代，遠東地區(qū)與廣袤的西域地區(qū)有交通往來。

西域地區(qū)的文化匯集

所謂“西域”，通常是對陽關、玉門關以西廣大地區(qū)的統(tǒng)稱，但這一概念的內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不同歷史時期的“西域”，所指的地理范圍也不盡相同。而且，“西域”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它還是一個政治概念。

漢代的西域，狹義上是指天山南北、蔥嶺以東，即后來西域都護府統(tǒng)領之地，按《漢書 ·西域傳》所載，大致相當于今天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其周邊地區(qū)。

廣義上的西域則除以上地區(qū)外，還包括中亞細亞、印度、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島、小亞細亞乃至更西的地區(qū)，事實上指當時人們所知的整個西方世界。

比較漢唐時代的“西域”概念，可以更好地看出“西域”是一個范圍不斷變動的地理區(qū)間。隨著唐王朝勢力向中亞、西亞的擴展，從前漢代的“西域”變成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轄控之地，并因推行郡縣制度，采取同中原一致的管理政策而幾乎已成為唐王朝的“內地”。則“西域”被用來指安西和北庭以遠的、唐王朝設立羈縻府州的地區(qū)，具體而言就是中亞的河中地區(qū)（ Transoxiana，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地區(qū)）及阿姆河以南的西亞、南亞地區(qū)。

阿姆河，《史記》《漢書》稱為溈水，兩《唐書》稱為烏滸河（當為古希臘語的對音）。錫爾河在漢語史料中稱為藥殺水（當為古波斯語的對音）。兩河地區(qū)，處在蒙古草原和南俄草原之間，以費爾干納盆地、塔什干地區(qū)、花剌子模三角洲、葉尼塞河上游、額爾齊斯河上游為中心，是古代游牧民族生活棲息的理想地域。

唐代廣義上的西域與漢代狹義上的西域，其政治與軍事功能相同，都是作為中原內地的屏藩。在兩漢與匈奴的軍事斗爭中，在唐朝與阿拉伯人的利益沖突中，各個時代的“西域”也確實起到了緩沖作用。唐代廣義上的西域概念比漢代的西域有所擴大，隨著當時對西部世界認識的深入而擴展至地中海沿岸地區(qū)。

今天通常講的“西域”指的就是兩漢時期狹義上的西域概念。該地區(qū)在兩漢時期是多種族、多語言的不同部族聚居之地，兩漢政府雖然在當?shù)卦O置都護府，并未改變該地區(qū)的政治結構，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

從地理位置看，狹義的西域即塔里木盆地正處于亞洲中部，英國學者斯坦因將其稱為“亞洲腹地”（Innermost Asia），可以說是非常形象，它四面環(huán)山，而斯坦因將此地的性質定義為“阻隔”古代幾大文明發(fā)生地間的聯(lián)系。不過，這道天然屏障并未完全隔離周圍世界，一些翻越高山的進出口使它既保持與周圍世界的聯(lián)系，又得以利用自然的形勢免遭徹底同化。

所以，西域地區(qū)其實是世界文明的交匯點，兩河流域的波斯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都在這里匯聚。而在充分吸收這些文明的同時，西域也并沒有被這些文化的洪流所吞沒，而是經過自己的消化吸收，形成適合本地區(qū)本民族特點的獨特文化。在這里可以找到眾多古代文化的影子，同時也可以感受到西域文化的獨特性，這正是西域文化的魅力所在。

北方草原之路

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在絲綢還未成為主要流通商品之前的遠古時期就已存在。

草原之路與綠洲之路的出現(xiàn)正是這種交流存在的具體表現(xiàn)，它們可謂“絲綢之路”的前身。先說草原之路。

“草原之路”通常是指始于中國北方，經蒙古高原逾阿爾泰山脈和準噶爾盆地進入中亞北部哈薩克草原，再經里海北岸與黑海北岸到達多瑙河流域的通道。古代游牧民族經常利用此通道遷徙往來，來自東歐的印歐語系族群斯基泰人（ Scythian），漢代文獻中的塞人、大月氏人，在公元前 2000年就是沿此通道由西而東并南下印度，或東北行至阿爾泰地區(qū)。

有關商代的文獻記載從另一個方向表明了草原之路的存在。商代建立之前，先民的遷移就非常頻繁，此后商代國家鞏固和領土擴張的過程中，同北方少數(shù)民族經常發(fā)生戰(zhàn)爭，促使他們向更北方向遷徙。因此，中國北部邊境眾多古代民族長期在草原之路一帶活動，他們與斯基泰人，共同繪制了草原之路上文明流動的多彩畫卷。

考古發(fā)現(xiàn)也豐富了草原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往來的史實。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qū)所發(fā)現(xiàn)的格拉茲科沃文化（ Glazkovo Culture）墓葬中出土的白玉環(huán)，同商代流行的白玉環(huán)和白玉璧就有明顯聯(lián)系，形制與商代玉器類似，紋飾也相雷同，都有幾圈同心圓刻紋。西伯利亞卡拉蘇克文化（ Karasuk Culture，前 1200—前 700）遺址中出土的彎刀、短劍、弓形器、飾物等青銅器及其動物紋飾，也與商代青銅器之間存在一定聯(lián)系。因此有學者認為，卡拉蘇克青銅文化的出現(xiàn)，是由于中國北方移民將中國青銅器帶入葉尼塞河（ Yenisei）流域的結果。這一事件當發(fā)生在公元前 1500年前后，即中國的殷商時代?？ɡK克文化遺址出土的陶鼎、陶鬲亦與安陽文化中這類器物的器形完全相同。

同時，外部世界的一些青銅文化，如伏爾加河（ Volga）和奧格河流域略早于安陽文明的塞伊姆文化（前 14世紀 —前 8世紀）也對中國商代青銅文化產生了一定影響，表現(xiàn)在白玉指環(huán)、彎形刀、空鏨斧、棱形矛等兵器和工具的外形。塞伊姆文化與安陽文化間的交流媒介應是卡拉蘇克文化。不過總體而言，商代青銅文化所達到的高超水平使其對卡拉蘇克文化的影響遠遠超過它通過卡拉蘇克文化所吸收的塞伊姆文化因素。

右：西亞風格的鎏金銀胡瓶，北周 寧夏固原李賢墓出土

綠洲之路/ 玉石之路

“綠洲之路”指位于草原之路南部，由分布于大片沙漠和戈壁之中的綠洲城邦國家開拓出的通道，它們由連接各個綠洲的一段段道路和可以通過高山峻嶺的一個個山口銜接而成，這條通路逐漸成為歐亞大陸間東西往來的交通干線。據說周穆王西巡就是沿著這一路線出行。雖說穆天子見西王母的故事未必真實，但考古發(fā)現(xiàn)已將這條線路的出現(xiàn)時間追溯到遠早于周穆王的時期。

多年的考古發(fā)現(xiàn)表明，中國中原的玉器至少有七千年的歷史，這些出土玉器幾乎都屬于軟玉，而迄今所知中國的軟玉產地除臺灣花蓮豐田地區(qū)外，主要是新疆和田。近年在陜西神木發(fā)現(xiàn)的石峁文化，石峁古城出土了大量玉器，幾乎是一座玉城，其中有相當?shù)挠袷瘉碜晕鞣健?/p>

《管子》《山海經》《穆天子傳》等先秦文獻中對古代中原地區(qū)所用之玉多取自和田、昆侖山等地就有不少記載。已出土的安陽殷商玉器則確然以和田玉占絕大多數(shù)，使先秦史籍的記載有了物證。公元前5世紀上半期，秦國向西的發(fā)展開始停頓，新興的趙國則征服山西西北部的一些部落，可能同當時勢力東達河套的月氏人有了接觸，于是阿爾泰山所產玉石源源不斷地輸入趙國（《史記 ·趙世家》）。和田玉石與阿爾泰玉石流傳到中原的通道無疑正是“綠洲之路”，按其先秦時期所輸送的重要物品，又可稱為“玉石之路”。

早期中西交通的出現(xiàn)，是古代東西方各地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張騫之前，四川地區(qū)的紡織品和竹木制品，能夠從印度輾轉販運到阿富汗地區(qū)，不知道經過了多長時間，有多少商人、百姓付出包括生命在內的代價。但是，軸心時代幾個大帝國的戰(zhàn)爭和擴張行動，作為官方行為，能在比較短的時間內，促進東西方道路的雙向打通。

擴張行動的影響

公元前 550年，居魯士（ Cyrus）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Darius I）時期（前 521—前 485），波斯帝國的領土東起印度西北和粟特，西至埃及、黑海，東北邊疆已和蔥嶺以西的斯基泰人游牧區(qū)接壤。波斯帝國很重視道路的修建與維護，以帝國四個首都為中心，建起一個聯(lián)絡中亞、兩河流域、小亞細亞、敘利亞和埃及的驛道網絡。向西的干道中最重要也最長的一條是從古都蘇撒（ Susa）直達小亞細亞以弗所城（ Ephesus）的“御道”，全長 2400公里，每 20公里設一驛站及商館，亦有旅舍供過往客商留宿，驛站特備快馬，專差傳送公文，急件可逢站換騎，日夜兼程，整個路程七日可走完。因此波斯皇帝夸口說，他可在蘇撒宮中吃到地中海捕來的鮮魚，比楊玉環(huán)在長安吃到來自涪陵的新鮮荔枝更神速。這種完備的道路網絡也延向帝國東部，主要干線起自巴比倫，橫貫伊朗高原，經中亞各城市而達位處帝國邊陲的大夏（西方文獻稱巴克特里亞，阿姆河以南之阿富汗北部地區(qū)）與西北印度。

亞歷山大帝國時期（前 336—前 323），歐亞大陸交通網進一步擴大。亞歷山大的軍隊前鋒曾到達阿姆河（ Oxus，又名烏滸河）和錫爾河（藥殺水）之間的粟特地區(qū)。希臘人每到一個地方都要筑起石頭城，據稱他在從大夏到埃及的廣大東方地盤上建立了以“亞歷山大里亞”為名的新城七十余座，經考古核實的已達四十余座，從地中海濱向東蔓延到阿富汗和印度邊境。希臘人給中亞地區(qū)帶來一個希臘化的時代，希臘文化和藝術也因而傳入塔里木盆地等新疆地區(qū)。在西漢張騫打通西域而建立起從中原經新疆至大夏的商路后，中亞原有道路網中的主要干線便成為絲綢之路的西段。而即使在此之前，此道路網無疑也為自中原輾轉運來的絲織品繼續(xù)西傳提供了便利。

商周至春秋，中原諸國對周邊部落的進攻及因此引起的民族遷徙也促進了道路的開拓。周穆王時期曾經一改昭王對西南方向用兵的擴張政策，大規(guī)模對西戎鬼方用兵，迫使該族向北方草原方向遷徙。公元前 7世紀后半葉，秦穆公逐九州戎可能是最早對中亞東部產生影響的事件，導致中亞民族大遷徙。西方人筆下的斯基泰人據說就是中文史料中的九州戎，自東北向西南移動，公元前 612年攻破亞述都城，距秦穆公逐九州戎僅十幾年。

由此可見，張騫出使西域之前，中原地區(qū)與西域的交往，已經因為各種原因而廣泛存在，漢武帝派出的張騫使團，只是提供了一個契機，正式揭開其以往不大為外人所知的面紗，并將這條東西文明流動的通道，改由官方出面主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