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有關啟蒙運動的著作大多是譯著，專著亦偏史論，遑論社會史作；至于伏爾泰研究，更以翻譯的文集與傳記為主，中文研究著作屈指可數(shù)?！斗鼱柼┡c啟蒙之戰(zhàn)，1750—1770》是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研究員石芳以其博士論文為基礎出版的新作，既是一部聚焦伏爾泰的研究專著，也是一項關于啟蒙運動社會史的深度探索。該作以十八世紀中葉的伏爾泰的文學政治活動為中心，通過重建其與反哲學陣營的論戰(zhàn)，揭示了啟蒙運動的社會運作機制。與以往將啟蒙視為思想史事件的研究不同，作者將其還原為一場社會運動——一個由輿論、出版、人際網(wǎng)絡與權力關系共同構筑的文學政治空間。石芳主要研究啟蒙運動史與近代早期法國社會文化史，長期致力于伏爾泰研究。

為何要關注伏爾泰？伏爾泰雖著作等身，但思想貧乏，人物和思想研究幾無可挖掘。在看重研究熱點的當下，伏爾泰乏善可陳。他超越國界，游離于體制之外，以個人之力在權貴與公眾之間奔走，終成“王者”，這樣一個角色在當下制度化的社會中顯得那么格格不入。但隱約之中，對啟蒙運動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伏爾泰值得談論與挖掘。也許正是因為我們身處一個制度化的社會，我們會更加渴望了解、理解一個游離于制度之外的要人。帶著這樣的問題，“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就伏爾泰與啟蒙運動的關系及其啟示專訪了石芳。

腓特烈大帝的賓客齊聚在無憂宮的大理石大廳，包括了普魯士科學的成員以及伏爾泰（左起第三，坐者）

澎湃新聞：您從博士學生階段便專注于伏爾泰研究，博士論文就以《伏爾泰與啟蒙之戰(zhàn)》為題，此外還發(fā)表了多篇相關論文，既觸及具體史事，如警察日志中的伏爾泰和“鐵面人”記憶，也涉及史學理論。就個人經(jīng)歷而言，是什么讓您對伏爾泰情有獨鐘？

石芳：其實我是從本科階段開始以伏爾泰為研究對象的，畢業(yè)論文的主題是伏爾泰的《彼得大帝時期的俄羅斯帝國歷史》。當時這本書還沒有譯為中文，我也不會法語，只能依靠一個18世紀的英譯版開展分析。這篇論文后來經(jīng)過修改完善，在我讀博期間發(fā)表了。

這個選題是我的指導老師建議的，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伏爾泰還有俄國史著作。我很愉快就接受了這個選題，因為伏爾泰這個人對于我而言并不陌生，我中學時期讀過很多小說，以英、法、俄的為主，伏爾泰的小說風格非常特別。法國小說多數(shù)都很難讓人讀下去，總有許多冗長乏味的鋪陳描述或思辨，無論是盧梭還是雨果、巴爾扎克，尤其是普魯斯特。但伏爾泰的小說簡練，節(jié)奏明快，最初會讓人懷疑，這也算世界名著?。〉沁^后又會對它念念不忘。而且伏爾泰有獨特的幽默和諷刺，特別符合魯迅所說的：“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痹谶@些很難定義是悲劇還是喜劇的小說里，伏爾泰對世間苦難那種悲天憫人的態(tài)度，對不公、荒謬、愚蠢的無情揭露和激烈嘲諷，都很動人，促使我去探索這個人，然后就發(fā)現(xiàn)了更多有趣的東西。以《俄國史》做本科論文的時候，我就發(fā)現(xiàn)伏爾泰跟葉卡捷琳娜二世等君主、貴族之間的關系很有趣。

青年伏爾泰（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

澎湃新聞：伏爾泰是啟蒙運動的核心人物，相比于盧梭和狄德羅，其思想爭議相對較少。隨著2022年伏爾泰基金會編訂完成《伏爾泰全集》，伏爾泰研究的一個階段告一段落，對伏爾泰單一人物的研究也相對減少。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您為何會選擇深入研究伏爾泰？

石芳：其實，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樣，關于伏爾泰的研究并沒有那么多。大概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后，不要說專著，專門研究伏爾泰的論文都不多，直到十幾年前才又陸陸續(xù)續(xù)出現(xiàn)一些相關的研究，學界正在重新發(fā)掘伏爾泰的價值，我這本書應該是這股潮流的一部分。學界對伏爾泰的研究沉寂這么多年，主要原因是，說句刻薄點兒的話，伏爾泰其實沒什么思想。他有一些口號，要求寬容、人道、正義、自由，喊了一輩子，但并不像我們通常想象中的思想家那樣，為這些概念賦予了什么有新意的深刻闡釋。在觀念、理論的闡釋方面，他不僅跟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無法相提并論，他的整個自然宗教學說的豐富程度甚至都比不上狄德羅的一篇文章。

于是，就出現(xiàn)了一個矛盾：伏爾泰在思想觀念方面的新穎性、獨創(chuàng)性、深刻度、系統(tǒng)性等各方面都沒有多少成就，但他卻是啟蒙運動公認的旗手，是所有關于啟蒙運動的敘事都繞不過去的一個人物。這個矛盾令我感到疑惑，但當時沒有什么研究成果能夠解答我的疑惑。所以這個矛盾就成了我嘗試解決的問題，我想知道伏爾泰這樣一個沒什么思想的人為什么被奉為啟蒙運動的領袖，為什么被盧梭、狄德羅、達朗貝爾等人視作師傅，為什么被反啟蒙勢力視作罪魁禍首。

《伏爾泰與啟蒙之戰(zhàn)，1750—1770》，石芳著，商務印書館2025年8月出版，538頁，98.00元

澎湃新聞：自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學界便開始強調思想的社會史研究。您的《伏爾泰與啟蒙之戰(zhàn)》延續(xù)了這一脈絡，以伏爾泰的論戰(zhàn)為核心，大量使用了論戰(zhàn)文獻，甚至還在參考文獻中單列 “論戰(zhàn)文獻”一節(jié)。這一視角頗為獨特。在眾多研究焦點中，您為何獨獨聚焦于論戰(zhàn)？

石芳：當我們無法從思想觀念的角度去理解伏爾泰在啟蒙運動中的崇高地位時，就得換個角度。在伏爾泰最經(jīng)典的小說《老實人》的結尾處，經(jīng)歷了重重磨難的老實人得出的人生準則是，“我們還是耕種自己的園子吧”。腓特烈也曾經(jīng)嘲諷過伏爾泰“不要做思辨的哲人，卻要做行動的哲人”。所以，令伏爾泰與眾不同的應該不是他的思想有什么精妙之處，而是他的行為。什么行為呢？當我看材料的時候，1760年夏天他收到的那些信件給我很大觸動。伏爾泰在啟蒙運動剛剛進入盛期時就離開了法國，直到定居日內瓦之后才開始參與撰寫《百科全書》，這個時期他幾乎沒有參與啟蒙運動的喧囂，他也把這些爭吵當做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人糾紛來對待。但是1760年夏，面對彭比尼昂的演講和帕里索的喜劇，達朗貝爾等巴黎的朋友們紛紛寫信給伏爾泰，向他求助，要求他去恢復正義。我第一次感受到伏爾泰的威力所在。而伏爾泰對這些反哲人做出回應、幫助兄弟們的方式，就是創(chuàng)作出一份份諷刺作品，扔到反哲人的臉上去。

另一個靈感源于文學領域的研究。20世紀初期法國文學史家古斯塔夫?朗松曾經(jīng)高度評價過伏爾泰的論戰(zhàn)風格，贊賞他那些咄咄逼人、置人于死地的尖刻嘲諷，以及他那種把大問題加以剖析、簡化，將之化為常識性的真理，從而把道理說到人們的心坎上的能力。還有一位學者奧利維耶·費雷的著作《瘋狂詆毀》給我的啟發(fā)也非常大，他從文學的角度研究了哲人與反哲人之間的小冊子戰(zhàn)爭，分析他們杜撰虛構、斷章取義、嘲笑誹謗等文本手段。這些研究讓我意識到這些早已被后代不屑一顧的論戰(zhàn)文本的價值和威力。我本人是不喜歡論戰(zhàn)的，我一直覺得這種爭執(zhí)往往沒什么有價值的信息交流，反而會刺激雙方極端化，最終演變成侮辱謾罵，不會得出結果，只會造成傷害和更深的裂痕，就像現(xiàn)在的網(wǎng)絡一樣，由于小冊子的匿名性質，更會使得人們在爭執(zhí)過程中肆無忌憚地口出惡言。我想也正是這個原因，這一類論戰(zhàn)文本一向都不是思想史的研究對象。

如果不是文學界對這類論戰(zhàn)文本的嚴肅分析和價值評估，我也會以鄙夷、輕視的態(tài)度對待伏爾泰以及其他啟蒙哲人所卷入的這些紛紛擾擾的爭吵，無視這些小冊子。但是，他們的研究讓我意識到，這些看似淺薄、低俗、喧鬧的論戰(zhàn)就是啟蒙之戰(zhàn)的一種形式，這些絕大多數(shù)轉瞬就被遺忘的小冊子就是他們的武器。于是，我需要嘗試去理解他們。雖然這些小冊子中總會有一些俏皮話、諷刺會逗笑我，但其中充斥的惡意、尤其是赤裸裸的人身攻擊仍然會讓我感到不舒服。也正是這些惡意讓我更加理解為什么伏爾泰需要加入其中，為什么啟蒙運動需要伏爾泰加入其中，去幫助那些哲人兄弟們。因為，如果他們放任這些充斥著惡意曲解、人身攻擊的文本泛濫，每個作為個體的哲人都會一個個遭遇社會性死亡，他們的著作也會因此而遭到拒絕，啟蒙運動所期待的精神革命也就無從談起了。

還有，參考文獻中單列“論戰(zhàn)文獻”，也是我從文學研究著作中學來的。我本來把它作為原始資料的一種類型列出，后來編輯建議我把它放置在參考文獻的前方。

澎湃新聞：在這些論戰(zhàn)中，捍衛(wèi)哲學與哲人形象成為伏爾泰等人的核心任務。相應地，您使用了 “反哲學”和“反哲人”這兩個更貼合時代語境的語詞，您的解釋非常充分，但我想就此請問，這一時代語境是如何形成的？為何哲人們選擇“哲學”作為旗幟？相比以往，“哲學”一詞在18世紀有何特殊意義？

石芳：我每次上課講科學革命的時候，總要向同學們解釋牛頓為什么會把一本關于微積分和萬有引力論的書命名為《自然哲學的數(shù)學原理》，這個標題一定折磨過很多中學生。其實，作為一門現(xiàn)代學科意義上的“哲學”是在19世紀才逐漸形成的。在那之前，它基本上等同于“知識”“學問”“智慧”的含義，所以近代有自然哲學、機械哲學、道德哲學等說法。狄德羅和達朗貝爾主編的《百科全書》中有一個長篇詞條《哲學》，也是按照這個思路來解釋“哲學”的，內容十分繁雜，從這個術語的歷史起源，寫到不同的釋義及其所包含的學問門類，比如邏輯學、形而上學、物理學與道德學等，還建議讀者參考關于各個哲學古今流派的詞條。啟蒙哲人相信“哲學”的進步會給人類帶來幸福，也就是說，他們相信知識的進步可以改善人類的處境。

不過，啟蒙哲人所說的“哲學”顯然不僅是具體的知識、學問，也是一種思維方式。在《百科全書》的知識樹中，狄德羅和達朗貝爾將人類的思維能力分為記憶、理性和想象三類，分別對應著歷史、哲學和詩三大知識門類。因此，哲學意味著要像康德說的那樣“運用你自己的理性”，所以它也就代表著一種精神、一種態(tài)度、一種能力，用彼得·蓋伊的話來說就是“有條理的批判習慣”。

歐洲人帶著兩套知識體系從中世紀走出來，一套是古希臘羅馬的，一套是基督教的。在大航海所開辟的廣袤世界和豐富的異域文明面前，這兩套知識的解釋能力都大打折扣，科學革命更是讓它們變得搖搖欲墜。啟蒙時代受教育的人，被教授的仍然是這兩套知識。不過，古今之爭已經(jīng)過去了，雖然厚今派并沒有完全贏得這場爭論，但古希臘羅馬知識體系也不再是被人們尊崇的普遍權威，于是深受古典教育影響的哲人可以將古典作品當作一種享受盡情喜愛它們，同時也可以根據(jù)自己的需要精明地利用它們。但是另外一套知識體系卻不允許他們這樣做，反而以僵化、偏執(zhí)、盲信的教條束縛他們，于是這些相信知識的力量，追求世俗幸福、人道、理性，希望免于專橫權力而自由思考、發(fā)表見解的人發(fā)動了反叛。伏爾泰也寫過一篇《哲學》，但在這里去找哲學的定義是沒有用的，因為這是一篇痛斥派系精神和狂熱主義對哲學的迫害的檄文。

在18世紀的這場思想反叛中，柏拉圖等古代的哲學家就是反叛者的光輝榜樣和精神祖先，不僅是他們的觀點，他們的頭銜“philosophe”也被這些反叛者借用了。只不過，為方便區(qū)分，也因為啟蒙哲人絕大多數(shù)都不符合中文“哲學家”一詞的含義，因此我們通常他們譯作“哲人”。他們反復描繪過，哲人以理智能力和公正的見識為特征，前者以“思考”表現(xiàn)出來，后者通過運用“理性”而實現(xiàn)，因此理性定義了哲人。所以，對啟蒙哲人來說，“哲學”是一種以經(jīng)驗和理性為基礎、而不是源自神啟的學問，對理性的運用，也就是批判，構成了“哲學”的基本特征。

澎湃新聞：如您所述，哲學和哲人最終在論戰(zhàn)中取勝?！斗ㄌm西學院辭典》1798年版剔除了哲學的負面含義“自由放縱”，1835年版才確立了今日所見的定義。這些變動來得有些滯后，而反啟蒙的傳統(tǒng)也從未斷裂和消逝。就此而言，您如何評價伏爾泰等人的文學政治活動在當時社會的影響？與18世紀后半葉諸多公共事件相比，文人論戰(zhàn)的社會作用是否過于有限？

石芳：啟蒙哲人在論戰(zhàn)中獲勝了嗎？我不這么認為。啟蒙運動最終的勝利，我認為主要是因為他們提供了一些有吸引力的構想和藍圖，至今依然是我們關于美好世界和幸福生活的夢想的一部分。而且他們的觀念并不是空想，而是為當時普遍的危機提供了一些解決思路和方案，哲人或受他們影響的人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伏爾泰對宗教寬容的主張，他為卡拉斯一家的辯護，他在熱克斯地區(qū)推行的稅收改革，這些為當時的普通人帶來切實的好處。而反哲人之所以沒那么成功，很大原因是因為他們拿不出有效的行動證明他們是正確的。

伏爾泰確實贏了不少論戰(zhàn)，但論戰(zhàn)是一種危險的武器，很多時候達成的效果是“狗咬狗，一嘴毛”，所以連伏爾泰本人也把它視作“青蛙與老鼠的戰(zhàn)爭”。至于這些論戰(zhàn)的影響，我們想想那個時候有多少人能夠識字、能夠接觸到這些論戰(zhàn)文本，更何況并不是每個識字的人都樂意看這類文本，就像現(xiàn)在很多人會回避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爭吵一樣。但是，對于啟蒙哲人來說，面對質疑、抨擊甚至污名化的時候，他們不能坐視不理，更何況這個時代公眾和輿論的影響日漸增長。不可否認，這些論戰(zhàn)確實擾動了當時的文字世界，從而能夠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和觀點，甚至不識字的人也能夠通過口耳相傳而獲悉他們的消息，但純粹的口舌之爭對面臨日常生活困境的普通人有什么用呢？是哲人或“哲人派”的人的行動，比如卡拉斯案的平反，為這些論戰(zhàn)起到了加持的作用，帶給它們額外的力量和積極效果，讓更多的人對伏爾泰心生敬意，從而也更傾向于接納哲人的觀念。

澎湃新聞：熟悉啟蒙運動的人都知道，伏爾泰廣交權貴，為此他還駁斥了達朗貝爾對他“縱容帕里索”的指責。但是，伏爾泰又向往自由，追求獨立，他將費爾奈領地建設成自由之地，并在《哲學辭典》中將依附視作不平等關系。這是盧梭曾陷入過的矛盾狀態(tài)，他內心掙扎，逐漸放棄依附于權貴。在您看來，伏爾泰是否也意識到并遭遇了這一矛盾？

石芳：伏爾泰人生中最嚴重的危機之一就是腓特烈造成的。1750年夏伏爾泰去了柏林，成了腓特烈宮廷的一員，而在此之前他們已經(jīng)通信十幾年并兩次見面。但短短一年多，兩人關系就惡化了，彼此的濾鏡都碎了一地。對伏爾泰來說，腓特烈似乎是哲學王的化身，他應當是個智慧、和善、強大的君主，為臣民帶來繁榮與和平；然而腓特烈不僅好戰(zhàn)，也以軍人的冷酷和嚴厲來控制普魯士的思想活動。伏爾泰自視為國師，腓特烈卻拿他當廷臣，讓他為自己潤色詩歌和著作。對腓特烈來說，伏爾泰并不是一個聽話的廷臣，他有自己的私欲和偏好，所以他不顧腓特烈的反對參與債券投機，還卷入柏林科學院的糾紛之中，他也絕不會放棄自己思想的自由，而充當腓特烈的君主榮耀的裝飾品。最終，伏爾泰于1753年3月離開柏林，卻又被腓特烈派人扣留在法蘭克福。雖然兩人后來重修舊好，但伏爾泰從來也沒有原諒這次“法蘭克福之囚”。

《老實人》也許就是伏爾泰對這一事件的反應，他曾經(jīng)“天真地”以為自己生活在最美好的世界里，最后卻發(fā)現(xiàn)了“人心險惡”。伏爾泰說真正的罪惡不是不平等，而是依附，但他從來沒有理解過盧梭所闡述的平等。他并沒有從這次事件中得出像盧梭那樣的結論，認為他應該擺脫權貴，建立文人與權貴的新型關系，而是認清了他們只會拿自己當廷臣，而他自己并不是一塊當廷臣的料，所以此后他更加謹慎地處理他與權貴的關系，“受寵于宮廷卻不靠近宮廷”。至于盧梭，他想獲得獨立自主，也做出了擺脫依附的姿態(tài)乃至實際行動，但是我們不能被這些表象所蒙蔽，其實他終生都得到權貴的恩庇，既得到了他們的政治保護，也得到了他們的經(jīng)濟資助。文人需要權貴的恩庇，這是那個時代的社會現(xiàn)實。

澎湃新聞：從另一個角度再談這一問題。伏爾泰前半生因政治諷刺與批評屢遭監(jiān)禁，長年流亡在外；后半生卻與各方權貴往來密切，成了他們的寵兒，而他們也成了伏爾泰的座上賓。您如何看待伏爾泰生平中這兩段迥然相異的軌跡？伏爾泰看重權貴的啟蒙實踐風格是否受到個人經(jīng)歷的影響？

石芳：伏爾泰一生中始終與權貴關系密切，十幾歲時就因詩才聞名，得以混跡在上流社交圈中，黎塞留公爵等權貴就是他在中學結識的。他也始終因為管不住自己的嘴，忍不住要表達他的批評觀點而遭到監(jiān)禁、驅逐。不過1750年之前，憑著宮廷權貴的幫助，他依然能夠得到法蘭西學院院士的頭銜，成為王家史官，在凡爾賽宮上演他的劇作，得到國王賞賜的年金。而在1750年以后他被驅逐了，即便有舒瓦瑟爾公爵、蓬巴杜夫人、黎塞留公爵等人的幫助，他也直到臨死前才不顧宮廷禁令強行回到他朝思暮想的巴黎，闊別巴黎近30年。所以，他的人生中并不存在迥然不同的兩段軌跡。我們不能把權貴看成是鐵板一塊的。整個18世紀，始終都有欣賞、喜愛伏爾泰的權貴，也有憎惡他的權貴。只不過，在“法蘭克福之囚”之后，伏爾泰對他與權貴之間的關系不再抱有老實人那種天真的理想了，他變得更加現(xiàn)實。

伏爾泰年少成名，早早就成為一個混跡上流社會的文人。他了解這個世界的權勢，也熟悉它的運作規(guī)則，他的才氣、快活性情、風趣以及“愛好社交”的特點，讓他在這個世界里游刃有余。與盧梭、狄德羅、達朗貝爾等出身于社會中下層的哲人相比，他與權貴世界的聯(lián)系和親和性就是他的優(yōu)勢，為什么不利用呢？不過，除了人生經(jīng)歷的影響，他對權貴的看重也與他的目標直接相關。他說孟德斯鳩“為了表現(xiàn)才智而寫作”，盧梭“為了寫作而寫作”，而他自己“為了行動而寫作”。伏爾泰并沒有徹底顛覆社會秩序的想法，他只是想改掉那些“卑鄙”的方面，比如司法不公、宗教迫害、不公正的稅收、汝拉山區(qū)的農(nóng)奴制等等，而在那個社會里，有能力實現(xiàn)這些目標的人，也就是那些身居高位的權貴。伏爾泰要做的，就是讓他們有動力去做這些事。

澎湃新聞：在您的書中，帕里索與伏爾泰的關系是一個重點。帕里索早年受伏爾泰提攜，后轉投弗雷??；他在《哲人》中諷刺狄德羅等人，卻避開伏爾泰，而伏爾泰雖批評《哲人》，卻始終未與他決裂。伏爾泰去世后，帕里索發(fā)表《伏爾泰頌》，1806年又出版了《伏爾泰的才智》，頌揚其成就。您援引德拉法爾熱的評價，稱帕里索為“身不由己的哲人”，然書中解釋并不多。您能否在此進一步闡釋帕里索與伏爾泰之間這種若即若離的關系？

石芳：帕里索和伏爾泰具有相似的古典主義文學品味，在政治、宗教等基本問題上也沒有顯露矛盾，這是他們始終沒有決裂的重要因素。帕里索始終堅稱他的喜劇《哲人》是對莫里哀的偉大喜劇《偽君子》的模仿，自認采用了莫里哀的諷刺方法。從純粹的文學技巧上，伏爾泰挺欣賞帕里索的，即便在《圈子》一劇中受到了人身攻擊，他也覺得這是一個巧妙的玩笑，沒有為此動氣。因此，伏爾泰始終認為帕里索是一個思考和寫作非常出色、且與哲人們一樣思考和寫作的人。而狄德羅恰恰是前浪漫主義的一個代表人物，他提倡以普通人的美德和責任為主要題材的市民劇，比如他創(chuàng)作的《家庭之父》，這對后世戲劇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但伏爾泰和帕里索都不欣賞這種劇作風格，但與伏爾泰不同，他沒有意識到狄德羅在思想上的才華。

不過，帕里索與百科全書派的沖突并不全然源自思想觀念的分歧，而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事業(yè)競爭、人際關系等矛盾的例子。在《圈子》事件中，帕里索沒有針對達朗貝爾的內容，但達朗貝爾卻試圖借此機會摧毀哲人的敵人們，要求將他從南錫科學院驅逐，給帕里索的文人生涯造成了一場危機。自此以后他就仇恨百科全書派。不過帕里索非常精明，知道不能招惹哪些人，所以在《哲人》中他回避了達朗貝爾。因為達朗貝爾是法蘭西學院院士，享有國王的津貼，是有“身份”的人，更何況他已經(jīng)領教過達朗貝爾的報復。而狄德羅當時恰恰是百科全書派中一個足夠有名氣的“軟柿子”，在1757年前后幾年中，由于《百科全書》紛爭、《家庭之父》等新型戲劇，以及一場糟糕的論戰(zhàn)，就是帕里索指責狄德羅羞辱了兩位貴婦的那一場，狄德羅的聲譽遭到了沉重的打擊。盧梭當時的情況也類似。所以他們兩人受到了最刻薄的人身攻擊。

而在《哲人》引發(fā)喧囂之后，帕里索為自己的行為辯解，稱他是為那兩位受到狄德羅羞辱的貴婦復仇，同時還把伏爾泰吹上了天。他說伏爾泰是真正的哲人，而狄德羅是打著伏爾泰的旗幟招搖撞騙的假哲人。我認為，一方面帕里索確實不想跟伏爾泰鬧翻，那樣對他沒有任何好處，但這也是一種離間伏爾泰和百科全書派的策略。此后幾十年里，帕里索維持對伏爾泰的崇敬態(tài)度，我認為部分是因為他需要維持自己的“人設”。帕里索是一個非常自負的人，在《哲人》事件發(fā)生之后，我想他就覺得自己一定會名存青史了，所以從那時起就忙于整理自己的文集和書信，準備出版。因此，在此后這幾十年里，維持“人設”的需求導致他強化了自己關于伏爾泰與狄德羅的區(qū)分和愛憎，始終恭維伏爾泰，同時還創(chuàng)作了《愚人頌》等作品繼續(xù)抨擊狄德羅，從而表明他是正確的，且始終如一。當然，以上對帕里索的內心世界的揣測，只是我個人的一些感覺，并不能保證準確。

澎湃新聞：您書中的第三部分開始描述底層文人。眾多后輩干謁伏爾泰，伏爾泰也多予以提攜。在他那里，底層文人世界與上流文人圈子有了交匯。然而現(xiàn)實并不理想，像馬蒙泰爾那樣因伏爾泰提攜而成功的文人少之又少，而伏爾泰真正期望的，是像絮亞爾那樣能躋身上流社會的后進之輩。底層文人與上流文人之間的隔閡似乎依舊深重。部分學者據(jù)此區(qū)分出伏爾泰式啟蒙與盧梭式激進啟蒙，認為兩者構成了啟蒙運動的內在矛盾。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盡管伏爾泰為卡拉斯一家奔走呼號，扶持過一些底層文人，他的世界似是否仍局限于上流社會？

石芳：每一個時代，能夠功成名就、躋身上流社會、聲名傳之后世的文人又有幾個呢？整個18世紀，進入法國77個各類科學院的學者文人也不過才1300多位，這些人中還有很多是憑借科學技術方面的才能而當選的。以文為生，在任何時代都需要極為罕見的創(chuàng)造性才華，并且需要一定的運氣。因為這十幾個哲人，18世紀就是一個熠熠生輝的時代了。另外，伏爾泰能夠提攜一兩個進入法蘭西學院，這已經(jīng)非常成功了。伏爾泰如果真得能源源不斷地讓后輩們躋身上流社會，那他豈不是要被斥責為“學閥”？比如，由于18世紀后期一些傾向于啟蒙哲人的人進入法蘭西學院，達朗貝爾長期被指責為獨裁者，把持了法蘭西學院。對于這些底層文人來說，考慮到當時的文學市場的情況，能夠得到一個保障生活的職位，就是成功。此后他們的文學事業(yè)能夠發(fā)展到什么程度，這不是伏爾泰等人所能決定的。

從總體上來看，三代啟蒙哲人確實有越來越激進化的趨勢，這種激進化的根源是社會危機日益加重，且看不到解決希望。是否存在著溫和啟蒙運動與激進啟蒙運動的分流，在學術界這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目前還沒有定論。但是，即便啟蒙運動中存在著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區(qū)別，高層哲人與底層文人之間的隔閡肯定也不是區(qū)分他們的界線。因為，底層文人中有大量反哲人，甚至這個群體的規(guī)模也大于那些支持哲人的文人，而且更多的底層文人是無法定義為哪一方的，比如蘭蓋這種激進分子。底層文人與上流文人之間的隔閡與矛盾，根源是社會階層的矛盾，是陷入危機中的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與缺乏社會上升途徑和希望的人之間的矛盾。

伏爾泰是一個憑著自己的本身躋身上流社會的人。許多功成名就的人，對于那些沒能像他們那樣成功的人，可能會說，找找自己的原因，有沒有認真工作。而伏爾泰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始終牽掛著、而且以實際行動幫助那些陷入困難的人。更加可貴的是，伏爾泰認識到這些人身處困境的根源，并且試圖從源頭去解決這些問題，比如他幫助卡拉斯一家平反，他清楚問題根源是宗教不寬容和積弊已久的司法制度，所以他的目標是實現(xiàn)寬容，并改革司法制度；他對費爾奈領地的百姓充滿同情，并且知道他們的痛苦的根源是不公正的稅收制度，所以他花了十幾年的時間，推動費爾奈所在的熱克斯省實現(xiàn)了稅務改革，讓當?shù)胤睒s起來。因此，伏爾泰絕對不是一個局限在上流社會的人。只不過他設想的這些改革并沒有在他活著的時候實現(xiàn)，法國普遍的宗教寬容或者稅制改革，都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圍，最終是由大革命去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