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二年二月三日，王安石自翰林學(xué)士兼侍讀除參知政事。二十七日，朝廷設(shè)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作為經(jīng)濟改革的設(shè)計與領(lǐng)導(dǎo)機構(gòu)，“安石因請以呂惠卿為制置司檢詳文字”，三月六日，“以前權(quán)大名府留守推官蘇轍為制置三司條例檢詳文字”，呂惠卿、蘇轍共同成為王安石的主要助手，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拉開帷幕。

八月十六日，蘇轍因與王安石“異論”，主動要求退出該機構(gòu)，從此與變法派分道揚鑣。于是，“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呂惠卿則成為襄贊王安石變法的第二號人物。

呂惠卿，字吉甫，福建晉江人，其父呂璹是王安石叔祖王貫之的外孫婿，所以，呂惠卿也算是王安石的表侄。（吳長城：《呂惠卿家族世系考》，《宋史研究論叢》，2023年第4期）熙寧七年四月十九日，王安石罷相，出知江寧府，臨行前，“薦（韓）絳代己，仍以惠卿佐之。于安石所為，遵守不變也。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熙寧八年二月十一日，王安石再入相，不久，便與呂惠卿交惡。宋人筆記普遍認(rèn)為，“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fù)入，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關(guān)于王、呂反目的緣起與經(jīng)過，南宋史學(xué)家李燾“參取魏泰、邵伯溫、吳幵所記”，普遍認(rèn)為，“呂惠卿起李逢獄，捕李士寧以撼安石”。

但是，仔細梳理宋人關(guān)于“李逢獄”背景、動機以及事件演進等相關(guān)記載的文本流變，存在諸多疑點。

一

先是，沂州百姓朱唐指控前余姚縣主簿李逢“有逆謀”，沂州屬京東東路，負(fù)責(zé)該案調(diào)查與審理的京東東路提點刑獄王庭筠認(rèn)為，李逢“語意雖悖，無實狀”，除涉嫌不法言論外，并無謀逆行為與同伙。王庭筠同時又對告密者涉嫌“妄希賞”提起訴訟，要求嚴(yán)懲朱唐等人。

神宗對地方官員調(diào)查結(jié)果心存疑慮。時任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滕甫“娶逢妹”，參知政事王珪、呂惠卿提醒神宗，滕甫及其僚屬王庭筠或許存在掩覆與包庇李逢甚至打擊報復(fù)告密者的重大嫌疑。因此，熙寧八年正月十七日，朝廷特派權(quán)御史臺推直官蹇周輔赴徐州設(shè)立專案組，重啟該案調(diào)查工作。

與此同時，為消除蹇周輔辦案阻力與障礙，二月九日，神宗命知青州滕甫與知齊州李肅之對調(diào)。齊州治今山東省濟南市，北宋時期也屬于京東東路的管轄范圍。二十一日，又改命滕甫知鄧州，鄧州治今河南省南陽市，屬于京西南路。

蹇周輔徹查結(jié)果，又有重大發(fā)現(xiàn)，不僅坐實李逢的謀逆行為，而且拔出蘿卜帶出泥，查證出李逢與宗室趙世居“交通狀”，兩人暗中勾結(jié)，共同謀逆。為此，朝廷追訴初審官員王庭筠，并懸賞征集案情線索，而“庭筠自縊而死”，似乎更坐實了神宗與王珪、呂惠卿此前的猜疑。

王庭筠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官員，“嘗奏疏稱頌王安石所定謀殺刑名”，被王安石吸收為編敕刪定官，參與編修中書條例。神宗最初“欲用軾修中書條例”，王安石卻認(rèn)為蘇軾“恐欲故為異論，沮壞此事”，“不宜輕用”，果斷將蘇軾拒之門外。

朝廷迅速對趙世居實施批捕與抄家，收集趙世居與他人往來的證據(jù)與信息。三月四日，神宗命知制誥沈括、同知諫院范百祿與御史中丞鄧綰在御史臺起獄，共同審理該案。不久，沈括使遼，中途退出，改命權(quán)監(jiān)察御史里行徐禧。

“呂惠卿薦禧所為治策二十四篇，上善之”，后來，王安石稱，“徐禧本惠卿所薦，自布衣不旋踵為美官”，“綰劾禧黨惠卿”，徐禧因而被視為呂惠卿“朋黨”。元豐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御史臺指控“呂惠卿前知延州，違法遣禁軍赍毛段遺徐禧”，是年底，永樂城陷落，徐禧不知所蹤中，呂惠卿則為徐禧撰寫《墓記》，足見呂惠卿與徐禧的關(guān)系始終如一。

御史臺“搜檢世居家書簡”，深入調(diào)查趙世居的人際交往，發(fā)現(xiàn)李士寧涉案的證據(jù)，“士寧收钑龍刀及與世居飲”，而王安石居喪金陵，曾與李士寧相處數(shù)年，也因此被動卷入。王安石、李士寧、趙世居的三角關(guān)系，成為宋人筆記競相將“李逢獄”視為呂惠卿構(gòu)陷與阻擊王安石的主要原因。

但是，李燾根據(jù)涉案人員及事件先后浮出水面的時間線，對“呂惠卿起李逢獄，捕李士寧以撼安石”的說法提出質(zhì)疑：“正月十七日，蹇周輔往徐州鞫李逢獄。二月十一日，復(fù)相安石。三月四日，乃命沈括、范百祿赴御史臺鞫世居獄。緣世居獄乃捕李士寧，方召惠卿（筆者注：惠卿疑為安石之訛寫）時，士寧與世居交通事跡未覺也?！?span style="color: #7e8c8d;">（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六十，第6337頁）

最初，“李逢獄”案發(fā)時，呂惠卿未必清楚李士寧涉案的事實，而范百祿與徐禧介入以后，才查證“士寧與世居交通事跡”，王安石又因與李士寧交往而被動卷入。因此，魏泰等人將朝廷興“李逢獄”的起因與呂惠卿阻擊王安石的動機強行勾連在一起，似乎倒果為因，難以取信于人。

尤為重要的是，徐禧對涉案人滕甫與李士寧的態(tài)度。范祖禹為叔父范百祿撰寫墓志銘稱，“宰相素與士寧厚善，御史徐禧言公鍛鏈?zhǔn)繉幾铩?，“宰相”即王安石，徐禧斥?zé)范百祿必欲將李士寧羅織進趙世居與李逢謀逆案，以便中傷王安石，為此不惜篡改卷宗，“百祿之意以為士寧嘗在王安石門下，擅增損案牘，必欲鍛煉附致妖言死罪”。由此一來，“呂惠卿黨人徐禧”在該案中的行為表現(xiàn)就頗令人費解，并且與“呂惠卿起李逢獄，捕李士寧以撼安石”的說法明顯抵牾。

與徐禧相比，范百祿必欲李士寧入罪，“撼安石”的意味反而更加突出和明顯，御史中丞鄧綰則偏袒并支持范百祿。五月七日，監(jiān)察御史里行蔡承禧跟進聲援徐禧，“前日世居之獄，徐禧乞不簽書，而鄧綰、范百祿故在也”。

“承禧，臨川人也”，與王安石是同鄉(xiāng)，王安石復(fù)相之后，剛于四月三日權(quán)監(jiān)察御史里行，不排除受王安石提拔，政治立場明顯傾向于王安石。為此，神宗再命樞密都承旨曾孝寬、侍御史知雜事張琥，就徐禧對范百祿的指控做出調(diào)查與核實，“或因承禧有言也”。

從下文可知，徐禧拒絕在鄧綰與范百祿主導(dǎo)下的卷宗上簽字，是因為與范百祿在李士寧是否應(yīng)該入死罪一事存在嚴(yán)重分歧。范百祿認(rèn)為，“士寧熒惑居，以致不軌之禍”，李士寧不僅攛掇、蠱惑了趙世居謀逆，而且拒不認(rèn)罪，“且疑知居逆謀，推問不服”。

御史中丞鄧綰傾向于支持范百祿，徐禧卻意在為王安石洗脫嫌疑。如果確如后世所說呂惠卿有意借“李逢獄”阻擊王安石，作為呂惠卿“朋黨”，徐禧的行為令人費解。

同樣，范百祿則指責(zé)“徐禧論滕甫事過當(dāng)”，“上謂王安石，滕甫不合移鄧州，甫元無罪，因禧有言故移”。神宗的弦外之音，暗示王安石或為徐禧陷害滕甫的幕后指使，并且對王安石與徐禧的相關(guān)行為深為不恥，“若明其平生罪狀，廢放可也，不當(dāng)因此事害之”。

王安石不得不為此做出澄清，“甫移鄧州，臣尚未至，不與此議”。但是，王安石的辯解，明顯存在偷換概念、答非所問之嫌。滕甫移知鄧州，自然出于神宗的個人意志，而“徐禧論滕甫事過當(dāng)”，“因此事害之”，缺少要求繼續(xù)追究滕甫罪責(zé)，必在王安石抵京、徐禧介入之后。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記載滕甫移知鄧州日期，先后出現(xiàn)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兩說，或為傳抄之誤，不知孰是。三月四日，神宗以知制誥沈括與同知諫院范百祿審理此案，二十一日，“右正言、知制誥沈括假翰林院侍讀學(xué)士，為回謝遼國使”，徐禧接替沈括，或在三月二十一日之后。而三月十四日，神宗于資政殿召對王安石。由此可見，“徐禧論滕甫事”時，王安石早已抵京就任宰相。

另一方面，徐禧攻擊滕甫卻十分符合王安石對滕甫的一貫立場與態(tài)度，因此，王安石極力為徐禧辯護。此外，據(jù)王安石日錄，復(fù)相之初，王安石與神宗都對呂惠卿贊譽有加，稱王安石罷相期間，“獨賴呂惠卿主張”，呂惠卿是維護新法的不二之選，并未見王安石與呂惠卿任何失歡的跡象。

在為徐禧辯護以及肯定呂惠卿的同時，王安石卻暗諷范百祿“必為邪，有所黨附”，認(rèn)為范百祿必欲置李士寧入罪，目的不純。對此，蘇軾代張方平為滕甫撰寫墓志銘稱，“執(zhí)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皥?zhí)政”或指王安石與呂惠卿，而“小人”必為徐禧無疑。在張方平與蘇軾的眼中，徐禧與王安石、呂惠卿是一體的。

范祖禹為范百祿撰《墓志銘》也稱，“禧縱（李士寧）出有罪，以媚大臣”，暗指徐禧致力于為李士寧脫罪，意在攀附王安石?？傊摪钢?，范百祿與徐禧各懷鬼胎，徐禧積極為李士寧脫罪，以便幫助王安石擺脫嫌疑，同時將矛頭指向滕甫，范百祿卻反其道而行之，必欲將李士寧置于死地，以中傷王安石，同時積極為滕甫辯護。

二

閏四月二十一日，“賜右羽林軍大將軍、秀州團練使世居死，翰林祗候劉育陵遲處死，試將作監(jiān)主簿張靖腰斬；司天監(jiān)學(xué)生秦彪、百姓李士寧杖脊，并湖南編管”?！岸n人前翰林侍讀學(xué)士、禮部侍郎滕甫落職，候服闋差知州；祠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知瀛州劉瑾落職，知明州。坐與宗室世居饋問關(guān)通，而甫知青州，李逢于所部奸發(fā)，不以親引避故也”。相關(guān)判決結(jié)果，“皆特斷也”，都出自神宗的個人意志。

五月十七日，“前余姚縣主簿李逢、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凌遲處死；武舉進士郝士宣腰斬”，李逢妻子、兄弟、叔侄均遭流放?！按罄碓u事王鞏追兩官勒停，鞏見徐革言涉不順而不告”。七月六日，“同知諫院、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范百祿降一官，落職，監(jiān)宿州酒稅，坐劾世居事議論不同故也”。

當(dāng)初，內(nèi)侍王繼恩與司天監(jiān)苗昌裔為太祖永昌陵選址，根據(jù)風(fēng)水，斷定“太祖之后，當(dāng)再有天下”。太宗臨終，王繼恩遂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人謀立太祖之孫惟吉。李逢正是李昌齡侄孫，或許以苗昌裔的讖言煽動趙世居，認(rèn)為“太祖之后，當(dāng)再有天下”的預(yù)言，將在趙世居身上應(yīng)驗，“世居當(dāng)受天命”?！笆谰诱?，太祖之孫”，而實為太祖之子德芳孫。（潘昇：《北宋皇位繼承的地理術(shù)數(shù)“觀察”與“預(yù)言”》，《中華文史論叢》，2016年第4期）

“李逢獄”涉案以及遭受嚴(yán)懲的官員，還有很多，“與世居、李逢等謀不軌”而遭腰斬的進士李侗，很可能也出自李逢家族，或為李逢侄，李逢從兄弟李師中諸子均連“亻”。（何冠環(huán)：《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修訂本，附錄二，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可考親屬明目，中西書局，2018年6月第1版，第379-383頁）治平四年神宗“龍飛榜”狀元許安世，“曾有钑龍刀遺術(shù)士李士寧，而士寧轉(zhuǎn)以遺世居”，也受到懲戒。許安世的“钑龍刀”卻得自于沈遘，沈遘是沈括之侄、韓絳侄婿。

當(dāng)時，韓絳與王安石并相，受本案連累的王鞏與韓絳是親表兄弟，而滕甫季女嫁與張方平季子張恕，張恕則是王鞏妻弟。王珪、呂惠卿“進呈滕甫”，必定有中傷滕甫的意圖，但是，神宗不以為然，認(rèn)為劉瑾比滕甫的問題更嚴(yán)重，“劉瑾與世居往還書簡比甫更多，有不容居內(nèi)之語”。

劉瑾，字元忠，仁宗朝宰相劉沆長子，呂惠卿為其撰寫墓志銘，自稱“惠卿嘗與公游，季諒卿又為公甥”，劉沆姊妹是呂惠卿繼母，親弟呂諒卿既是劉瑾外甥，又是劉瑾婿。呂惠卿為劉瑾卷入趙世居案辯護，歸因于劉瑾的文章、書法“皆落落可觀，人多珍藏之，因此有趙居之累”。趙世居被削籍，“名去‘世’字”，所以呂惠卿稱“趙居”。

王安石與劉瑾不僅是同鄉(xiāng)，而且交游往來。（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五，《與劉元忠待制書》）至和元年，王安石除群牧判官，第一次進入中央任職，很可能就受到時任宰相劉沆的提攜。況且，呂惠卿與劉瑾又是親戚關(guān)系，按照傳統(tǒng)倫理，王安石與劉瑾也算是姻親，所以，極力為劉瑾脫罪，并向神宗進言，“未可深罪瑾也”。

呂惠卿似乎想圍魏救趙，一石二鳥，轉(zhuǎn)而將話題引向韓絳與王鞏，指責(zé)韓絳涉嫌隱瞞證據(jù)，包庇王鞏，“王鞏與韓絳親戚，取下狀三日不奏，王珪點檢方奏，元狀甚疑，韓知情后，勘得乃無罪。若使鞏與臣及王安石親戚，三日取下狀不奏，因王珪點檢方奏，即大涉嫌疑也”。受案情影響，韓絳“固求去位”，一再請辭。八月二十一日，韓絳罷相，出知許州。一年以后，熙寧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王珪拜相。

涉案人員各自的背景及其人際網(wǎng)絡(luò)表明，“李逢獄”背后的權(quán)力博弈遠比想象中復(fù)雜得多。魏泰、吳幵等人相繼參與了“呂惠卿起李逢獄，捕李士寧以撼安石”的話語建構(gòu)，而他們自身的背景及姻親關(guān)系同樣引人注目。

除李燾提及的魏泰、吳幵以外，王铚也記載了“李逢獄”。魏泰是曾布妻弟，王铚?zhǔn)窃紝O婿（不知何故，王铚《默記》卻未被李燾引用）。曾布“尤為惠卿所惡”，“呂惠卿與布有隙”，“呂惠卿大恨之”。此外，曾布兄曾鞏繼室是李禹卿之女，而李逢是李禹卿親侄，李禹卿因此受到連累?？傊?，作為曾布姻親，魏泰與王铚的立場毫不意外。

吳幵，字正仲，今安徽滁州人，也與范百祿存在間接的姻親關(guān)系。范百祿從弟百嘉的繼室是曾孝寬之女，“李逢獄”起，曾孝寬為樞密都承旨，參與案件后續(xù)審理。范百嘉娶曾氏或晚于此，后來，侄范祖禹不止一次向朝廷舉薦孝寬弟孝純，可見，范、曾兩家關(guān)系親密，而吳幵婿慥正是曾孝寬從孫。（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十九，《承事郎范君墓志銘》；黃永峰：《曾慥生平考辯》，《宗教學(xué)研究》，2004年第1期）

不過，李燾進一步考證，“司馬光記聞亦載李士寧事，獨不云惠卿欲以撼安石也”。就李燾所見，司馬光最早記載“李士寧事”，但司馬光并不認(rèn)為呂惠卿為阻止王安石復(fù)相，而刻意制造了“李逢獄”。南宋淳熙年間重修《徽宗實錄》，該計劃的“提議與措置均與李燾直接相關(guān)”。（胡斌：《“紹興舊史”與“淳熙新史”：南宋編纂徽宗朝官修史書的兩種文獻系統(tǒng)》，《文史》，2022年第3輯）所以，今存《徽宗實錄·呂參政惠卿傳》就對此案更只字未提。（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下卷十四，《呂參政惠卿傳》）

王稱《東都事略》，成書略早于《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東都事略》明確記載，“惠卿既執(zhí)政，恐安石復(fù)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茍可以陷安石者，無所不為”。但是，元朝官修《宋史》，對此，也未予采信。

總之，僅以現(xiàn)存史料推斷，蘇轍率先建構(gòu)了“李士寧之獄”與呂惠卿阻撓王安石復(fù)出之間的因果鏈條?！稏|都事略》作者王稱與蘇軾的妻子王氏出自同一家族，而“與三蘇同調(diào)”，王稱大概繼承了蘇轍的論述。（高揚：《“同聲相應(yīng)”：宋代眉山王氏家學(xué)與蘇學(xué)之關(guān)系》，《宋史研究論叢》，2024年第3輯）

元祐元年五月十九日，時任右司諫蘇轍《乞誅竄呂惠卿狀》，將呂惠卿斥為呂布，是“三姓家奴”，稱呂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fù)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促其歸”。

某種意義上，蘇軾、蘇轍兄弟最初都打算擠進變法派陣營，卻因為呂惠卿而未果，“遂為仇讎矣”。因此，蘇軾兄弟一旦得勢，便聯(lián)手極盡丑詆呂惠卿之能事，“蓋當(dāng)時臺諫論列多子由章疏，而謫辭東坡當(dāng)筆故也”，時人甚至認(rèn)為，假如呂惠卿“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朱弁撰，孔凡禮點校：《曲洧舊聞》，卷七，中華書局，2002年8月第1版，第186頁；周勛初主編：《宋人軼事匯編》，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第1258頁）

據(jù)魏泰、邵伯溫自序，《東軒筆錄》成書于元祐九年上元日，《邵氏聞見錄》成書于紹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而王铚《默記》與吳幵《漫堂隨筆》或成書于徽宗政和以后，諸書均晚于蘇轍彈章，因此，大概都襲取了蘇轍的建構(gòu)和論述，并且附加更多細節(jié)。

考慮到呂惠卿兄弟“與軾、轍乃切骨仇讎，天下所知”，而蘇軾兄弟與張方平、滕甫、王鞏、范百祿、蹇周輔等人關(guān)系密切更是盡人皆知，所以，蘇轍的這一說法是大可存疑的。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稱，“諂諛之士，于介甫當(dāng)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王安石，字介甫，司馬光雖從未明言呂惠卿必“背安石”，卻并不妨礙南宋史官將其進一步演繹為，“光遺安石書，言惠卿不可信，后果背安石”，進而成為司馬光最早預(yù)言呂惠卿必背叛王安石的證據(jù)。（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十四，《呂參政惠卿傳》）

蘇轍元祐元年所上彈章，為司馬光的預(yù)言完美地補足了“證據(jù)鏈”，而魏泰、邵伯溫、吳幵、王铚似乎都有充分的動機與意圖，追隨司馬光的預(yù)判以及蘇轍在此基礎(chǔ)上的建構(gòu)。

三

王铚《默記》部分認(rèn)同“李逢獄”或為呂惠卿針對王安石而起，與此同時，卻又提供了另外的視角，認(rèn)為原本與最初的打擊目標(biāo)是王陶、滕甫與范純?nèi)剩皶罘昱c宗室世居獄作，本以害王文恪陶、滕章敏元發(fā)、范忠宣堯夫三人也。王、滕皆李逢親妹夫，而忠宣李氏之甥，逢之表兄弟”。

王陶、滕甫均是李逢妹夫，范純?nèi)书L兄范純祐與王陶、滕甫是連襟，但英年早逝。（范公偁撰，孔凡禮點校：《過庭錄》，中華書局，2002年8月第1版，第319頁）范純?nèi)市值芘c李逢是親表兄弟，范純?nèi)势尥跏嫌质峭蹯柕奶媒忝靡约绊n絳的表姐妹，王陶長子寔則是韓維婿、韓絳侄婿，而且，與重要罪證“钑龍刀”的最初所有者沈遘是連襟。此外，滕甫還是范純?nèi)实谋碇?，其父滕高是范仲淹外甥，彼此間的關(guān)系盤根錯節(jié)、錯綜復(fù)雜。因此，朝中有人突然掀起“李逢獄”，隨即又成為引爆趙世居與李士寧案的導(dǎo)火線，或許與王安石第一次罷相之后滕甫、范純?nèi)室约半τH家張方平等人的動向不無關(guān)系。

熙寧七年四月十九日，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同日，韓絳第二次拜相。十月二日，“詔知陳州、觀文殿學(xué)士、戶部尚書張方平徙應(yīng)天府，過闕令入見”。據(jù)王鞏為妻父張方平所撰《行狀》，張方平“過闕”，是宰相韓絳與參知政事馮京積極攜手運作的結(jié)果。另據(jù)蘇軾為恩主張方平所撰墓志銘，神宗召張方平過闕，稱“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自韓絳第一次罷昭文相以來，無論王安石初相，還是韓絳復(fù)相，均為史館相，昭文相則始終未補，因此，不排除神宗欲以資格更老，且參與“顧命”的張方平為昭文相（即首相）的可能性。

神宗即位之初，一口氣同時提拔韓絳、邵亢、張方平、趙抃四人分別為樞密副使與參知政事，成為執(zhí)政官，卻唯獨對張方平格外禮遇，“閤門儀制：兩府以先后入為班次”，“班次”大概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常委的排名順序，“上親定班著，以公為首，絳次之，抃又次之，亢又次之”，在新晉執(zhí)政中，神宗欽定張方平“班次”排第一。

在韓絳運作下，張方平再次入朝，盡管屢以年近七十為名，一再表達謙退之意，但張方平顯然口不應(yīng)心。他將英宗彌留之際立神宗為皇太子的“先帝親劄”獻于神宗，贏得神宗對自己參與“顧命”的高度評價，大概就想以此博取神宗的感念之情，以便獲得重用。

不過，“墓銘乃不載進手詔事，似為方平隱此”，蘇軾明顯意識到張方平“因辭青州得對，面進英宗立神宗手詔十五字”的舉動，與張方平自詡“樂全居士”的形象明顯不符，所以，隱去了這一情節(jié)?！皹啡?，“蓋取莊生云‘樂全謂得志’，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張方平撰，鄭涵點校：《張方平集》，附行狀、墓志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與張方平“過闕”大約同時，十月二十九日，范純?nèi)室病斑^闕入覲”。范純?nèi)?，北宋名臣范仲淹次子，神宗對范純?nèi)时в衅诖?，而有意重用，但范純?nèi)嗜ヒ庖褯Q，神宗遺憾地稱，“以卿之才，何所不能，但不肯為朕悉心耳”。十一月十一日，神宗又準(zhǔn)備令滕甫“移守南都”，按照慣例，滕甫也有機會“過闕入覲”，而神宗也有意重用滕甫，“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十五，《代張文定公作故龍圖閣學(xué)士滕公墓志銘》，中華書局，1986年3月第1版，第459頁）

張方平是范仲淹的門生，與韓絳家族關(guān)系十分密切。張方平先后為韓絳的父親韓億撰寫了《神道碑》與《墓志銘》，又與韓絳仲兄韓綜是摯友，也為韓綜撰寫了《墓志銘》及祭文等。由此可見，韓絳援引張方平、范純?nèi)?、滕甫入朝合乎情理，但是，這對于時任參知政事王珪、呂惠卿以及隨時準(zhǔn)備復(fù)出的王安石而言，無疑都是一種日益迫近的威脅與壓力。

據(jù)徐禧奏疏，李士寧“十七八年前率意作詩”，卻成為如今的證據(jù)，而李逢與趙世居往來大概同樣早有時日，但是，案情卻遲至韓絳援引張方平與范純?nèi)氏嗬^“過闕入覲”的敏感時期，才浮出水面，背后必有一股神秘的推動力量。

李士寧，蓬州（今四川儀隴縣）人，宋代屬利州路。蘇軾自稱，李士寧“常見余成都”，而“子由夢李士寧”，可見，李士寧大概與朝中的很多士大夫都有交集。（蘇軾撰，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卷一，夢寐；卷二，異事上，中華書局，1981年9月第1版，第16、45頁）范百祿同知諫院前，“徙利州路閬州”，而閬州與蓬州臨壤，大概也與李士寧不陌生。

范百祿的叔父范鎮(zhèn)與內(nèi)侍張宗禮仁宗朝就已相識。（范鎮(zhèn)撰，汝沛點校：《東齋記事》，卷一，中華書局，1980年9月第1版，第9頁）“趙世居獄”初起時，御史中丞鄧綰舉報張宗禮涉案，“世居文字內(nèi)有攻守圖術(shù)一部，得于內(nèi)臣，張宗禮嘗勾當(dāng)三館，盜印官本遺之”。

事實上，先后介入案件調(diào)查與審判工作的蹇周輔、鄧綰、范百祿與時任參知政事王珪，均為四川成都人，王珪家族后來遷居安徽舒州?！班嚲U薦百祿為御史”，而案情最初就由御史臺發(fā)起，蹇周輔、范百祿參與其中，或有參知政事王珪與御史中丞鄧綰背后推動，正是因為蹇周輔與范百祿的相繼介入，才陸續(xù)牽連出趙世居與李士寧。

御史中丞鄧綰是御史臺臺長，他與參知政事王珪是姻親，鄧綰長子鄧洵仁是王珪侄婿。（莊綽撰，李保民校點：《雞肋編》，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第53頁）蹇周輔既是鄧綰的下屬，又與范鎮(zhèn)是布衣之交，而范鎮(zhèn)與王珪的友情更是始終如一。

王安石執(zhí)政不久，范鎮(zhèn)就被逐出朝廷。范鎮(zhèn)閑退的16年間，王珪相繼執(zhí)政、拜相，但是，每年上元節(jié)，王珪必定“置酒開罇，笙歌間設(shè)”，邀請老友范鎮(zhèn)開懷暢飲。（范鎮(zhèn)：《祭王岐公文》，《全宋文》，卷873，第40冊，第323頁）

王珪，字禹玉，與王安石、韓絳是科場同年。據(jù)傳，最初的殿試成績，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韓絳第三，但是，王安石詩賦用詞犯忌，而王珪、韓絳俱為“有官人”，“不為狀元”，結(jié)果，最終放榜時，王珪成為榜眼，韓絳探花，王安石第四名。（王铚撰，朱杰人校點：《默記》，卷下，中華書局，1981年9月第1版，第38-39頁）

熙寧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韓絳與王安石并相，王珪當(dāng)時是翰林學(xué)士，奉命為兩位同年撰寫命相制書，而神宗又同時御批王珪參知政事，王珪因此被戲稱為“潤筆參政”，必定五味雜陳。熙寧七年，韓絳第二次拜相以后，無論韓絳想援引張方平、范純?nèi)嗜氤?，還是援引未果而且陷親友于不測之后，不得不“乘間白上請復(fù)相安石”，大概都不是王珪樂見的。

王珪岳母李氏是李逢親姑，王珪必定對李逢的姻親網(wǎng)絡(luò)熟而能詳，很可能也對李逢與趙世居往來略知一二，因此授意鄉(xiāng)黨策動“李逢獄”。況且，種種跡象表明，最積極推動滕甫與王鞏入罪的，就是王珪，而先后參與案件調(diào)查的蹇周輔、鄧綰、范百祿都與王珪存在密切關(guān)聯(lián)。

韓絳有意引張方平為相，滕甫是張方平親家，而王鞏既是張方平婿，又是韓絳表弟，因此，將案情引向滕甫與王鞏，堪稱一箭雙雕。在這一點上，王珪與呂惠卿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熙寧八年二月十二日，“上遣勾當(dāng)御藥院劉有方赍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不辭，倍道赴闕”。邵伯溫稱王安石“自金陵泝流七日至闕”，雖然不一定符合事實，但是，這些足以表明王安石迫不及待趕往京城的急切心情。很顯然，王安石也與王珪一樣意識到張方平的威脅。

張方平眼見拜相無望，“求去欲力”，而從神宗與張方平對話可知，張方平必定受到案情浸及姻親的巨大壓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睆埛狡交卮鸷芸赡苎圆挥芍浴?/p>

當(dāng)張方平不再是威脅，而韓絳也自顧不暇時，王珪拜相的唯一阻礙，就剩下他的另一位同年王安石了，所以，好友范鎮(zhèn)之侄范百祿才轉(zhuǎn)而極力攀扯李士寧入罪，顯然就意在中傷王安石，這已進入“李逢獄”的第三階段。反觀呂惠卿黨羽徐禧卻極力為李士寧脫罪，足以表明至少在這一階段，呂惠卿仍未與王安石反目。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駕崩，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王珪是促成太皇太后垂簾的幕后功臣。五月十八日，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王珪薨于位。六月五日，太皇太后“賜故左仆射王珪壽昌坊官第”，“詔葬王珪依韓琦例”，韓琦被神宗欽定為“兩朝顧命定策元勛”，可見，太皇太后給予王珪的恩禮之厚。

次年，即元祐元年五月十九日，蘇轍上疏，自然不敢觸碰王珪，但是，將“李逢獄”歸咎于呂惠卿，卻是絕對的政治正確。元祐四年五月十八日，太皇太后宣諭三省，“其時眾中止是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dāng)為皇太子”，進一步確立了王珪的政治地位。

《東軒筆錄》成書于“元祐九年上元日”，關(guān)于“李逢獄”的相關(guān)內(nèi)容應(yīng)該作于元祐八年內(nèi)，而太皇太后葬于二月五日，可見，魏泰寫作時，王珪的政治地位與官方評價仍然是穩(wěn)固的。

徽宗朝以來，王珪婿鄭居中是鄭皇后侄，政和元年，鄭居中執(zhí)政，六年五月，鄭居中拜為首相，而王珪侄婿鄧洵仁及弟洵武也在徽宗朝中后期相繼執(zhí)政。王铚《默記》與吳幵《漫堂筆記》大概都成書于徽宗朝政和以后，他們同樣不敢觸及王珪的所作所為。

相較之下，《邵氏聞見錄》成書于南宋初年，隆祐太后（即哲宗元祐皇后孟氏），成為宋高宗繼位合法性的重要來源，而隆祐太后全盤繼承太皇太后的政治遺產(chǎn)，親侄忠厚與后來的權(quán)相秦檜又同為王珪孫婿，所以，邵伯溫延續(xù)蘇轍的構(gòu)建與論述必然也是最為安全而且政治正確的不二之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