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三角洲作為中國最具活力的城市群，其城市化進程與經(jīng)濟密度同樣居于全球前列，然而，我們仍面臨著水文生態(tài)沖突、區(qū)域水資源承壓過載、環(huán)境負荷透支等失衡困境。10月19日，一場聚焦于基礎設施公共化實踐與研究的展覽《風生水起——基礎設施公共化：實踐及研究》在上海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guī)劃學院正式開幕。

“風生水起”是對當代都市困境的反思和詩意隱喻，直面珠江三角洲在高密度發(fā)展背景下，城市與水文生態(tài)失衡的痛點。展覽中涵蓋的劉珩和南沙原創(chuàng)（NODE）的實踐及大灣區(qū)實驗室（GBA Lab）的研究，正是通過建筑探索一種動態(tài)的平衡哲學，力求在環(huán)境、社會和產(chǎn)業(yè)需求間找到共生之道。

與深圳這座外向型特大城市的快速崛起不同，長三角的城市化在深厚的歷史河網(wǎng)基底上展開，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集體與個體經(jīng)濟曾極大地促進發(fā)展，但也加速了水體污染、地面沉降和洪澇災害的風險。劉珩選擇“風生水起”這一意象，正是要直面這種城市與自然失衡的挑戰(zhàn)。她將高密度城區(qū)內被隔絕的水利基礎設施、承壓過載的河道系統(tǒng)以及城市邊緣的復雜濱水地塊，視為建筑“診療”的切入點，這對于我們正在推進的城市韌性和濱水空間建設，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本期回顧，我們與劉珩進行了一次深入對話，圍繞“水與城市化”，探討了中國城市在基礎設施公共化、復雜項目協(xié)作機制以及建筑師角色定位等關鍵議題。這場對話不僅是對珠三角實踐智慧的延伸解讀，更旨在為當下中國城市面臨的存量更新、氣候危機與社會愿景重構等問題，提供極具價值的思考路徑。

（本期主持：蘇杭）

近期回顧

南沙原創(chuàng)建筑設計工作室創(chuàng)始人、主持建筑師劉珩在展覽開幕致辭。施佳宇 圖

從您職業(yè)生涯初期在南沙又當甲方又當乙方的特殊經(jīng)歷，以及您現(xiàn)在對城市基礎設施的思考來看，您如何定義建筑師在城市化過程中應該承擔的角色？

劉珩：我在90年代末期碩士畢業(yè)后，就開始在南沙實踐，最初八年又當甲方又當乙方的經(jīng)歷對我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當時我接手了22公里新城的規(guī)劃任務，工作一下子從單體建筑跳到城市的尺度，讓我深切感受到我對地方性認知、多層次需求分析的不足和空白。過程中，我意識到建筑師的角色不僅僅是“空間的塑造者”，更應該是一個“Vision Organizer”（愿景的組織者）和“架構者”。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尤其進入存量時代，很多甲方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他們往往將建筑師視為一個萬能的實施工具。在這種背景下，建筑師必須主動出擊，去“寫劇本”而不是被動地“讀劇本”。

我的第一個項目是南沙科學館。當時在“科技興國”的口號之下，甲方?jīng)Q定要做一個科學館，但具體怎么做并不清楚。為了回答“怎么做”這個問題，我考察了美國、中國香港等地的典型科學館，意識到科學館不只是一個純科技的空間，更需要公眾參與和有趣的互動關系。因此，我主動將項目的愿景提升到藝術參與和想象力的高度，邀請當時中國最前衛(wèi)的藝術家參與，將他們的裝置作品直接作為建筑的一部分。正是這種主動介入、跨界的意識和工作，讓建筑師的角色成為了一個能夠整合資源、引導愿景并最終通過空間實現(xiàn)的復雜問題的解決者。

《風生水起——聚焦基礎設施公共化：實踐及研究》展覽現(xiàn)場。施佳宇 圖

劉珩在展覽現(xiàn)場講解項目設計理念。施佳宇 圖

您如何理解水與城市公共空間的關系？在您的實踐中，水作為超越資源的元素，是如何在城市公共性與空間塑造中扮演角色的？

劉珩：在我的南沙實踐初期，水被視為建設的障礙，與地是“對抗”的關系。這種經(jīng)歷讓我一度沒有意識到水作為城市要素的重要性。直到2011年，我通過深港城市\(zhòng)建筑雙城雙年展（UABB）的契機，開始深度參與到珠三角的水系統(tǒng)的研究中，我才真正把水當作一個空間對象來對待，并開啟了對“水基礎設施”的關注。這個研究讓我意識到，水背后有一套復雜的、非空間性的生產(chǎn)邏輯，包括自來水、污水、灌溉水等，它們各有不同的非常復雜的運行機制。而建筑師的機會就在于將這種復雜的、看似與空間無關的邏輯，轉化為具體的公共性。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洪湖公園（深圳荷水文化基地）的項目。當時社區(qū)居民抱怨凈水廠帶來的惡臭，而凈水廠則強調這是國家利益、深圳利益，雙方陷入對立。我的核心思考是：有沒有可能將這種對立關系轉化為一種“共榮”的意識？

通過與凈水廠工程師的深入溝通，我們了解了哪些流程會產(chǎn)生異味，哪些可以公開展示。最終的設計策略是將高污染的流程置于地下，而將具有藝術觀賞性、能夠與公眾互動的流程釋放出來，并將其與社區(qū)的景觀、流線相結合。通過這樣的設計，一個原本被居民排斥的、非公共的市政設施，被成功地轉化為了一個“健康、能夠被不同的人使用的一件東西”，成為了城市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說水不僅是一種資源，它還為我們提供了新的反思城市和自然環(huán)境之間的視角。尤其現(xiàn)在氣候變化已經(jīng)非常明顯，每個人都在經(jīng)歷著極端天氣和不確定性，如夏季的泛濫成災、冬季的干旱和臺風季的侵襲。建筑師面臨的挑戰(zhàn)之一就是對于“氣候變化的危機意識”。這意味著氣候變化不再是一個額外的考量，而是一個必須納入的設計維度。如何確定標高，以應對未來可能發(fā)生的洪水？建筑表皮、材料和結構層次如何設計，才能適應頻繁的臺風和強降雨？這些都是水帶來的啟發(fā)。

正在展出的深圳荷水文化基地項目模型。施佳宇 圖

深圳荷水文化基地。張超 圖

您的“非典型”的實踐路線強調基礎設施公共化，試圖探索城市公共生活及空間復合創(chuàng)新的設計可能性。您如何處理“清晰的規(guī)則”與“模糊的煙火氣”之間的關系？

劉珩：婚禮堂這類民政建筑是極富趣味的項目，它將民政工作中的清晰規(guī)則，與個體生活中充滿想象和現(xiàn)實拉扯的“煙火氣”并置。建筑師的工作就是要在清晰的界限與模糊的生活理想之間找到平衡點。這促使我們去研究結婚、離婚背后的社會心理、流程需求，甚至包括民政人員的工作細節(jié)。

以福田婚禮堂和吳江婚禮堂這兩個項目為例，我們在設計中融入了對時間流逝和體驗的心理學考量，最終達到了一種建筑類型學上的創(chuàng)新突破。

我們觀察到民政局內結婚和離婚往往在同一空間進行，而民政人員向我們反映了許多“鮮活的細節(jié)”：登記結婚的人洋溢著幸福，而離婚的雙方則可能情緒沖動甚至發(fā)生沖突，因此他們希望離婚桌子能盡量遠，空間盡量大。這些細節(jié)是項目任務書里絕對不會寫明的?；诖?，我們有意地把人生的流程濃縮在空間中——結婚的流程設計成一條相對長的、富有園林空間體驗的路線，從登記處出發(fā)，經(jīng)過“中式婚禮堂”或“西式婚禮堂”，沿途設置“柴米油鹽”的生活標識，讓新人帶著浪漫的想象，最終回到現(xiàn)實；離婚的流程則設計成一條“反向”的路線，讓當事人先走過美好的空間，給他們一個冷靜和反思的機會，去“想清楚了，你要不要離”，最后才到達民政登記處。這樣的流線帶來了全新的空間組織形式，將人生的時間和心理線索，濃縮在了等待或辦理的一小時流程之中。

后來的實踐反饋證明，設計不僅滿足了民政局的登記功能，更提供了超出預期的體驗和反思價值，成為了我們后續(xù)設計實踐中一個重要的“閉環(huán)反饋”經(jīng)驗。

正在展出的福田婚禮堂項目模型。施佳宇 圖

福田婚禮堂。張超 圖

上海的項目奉賢南橋書院的基地毗鄰運河，是長三角地區(qū)比較典型的濱水空間城市更新類的項目。在這個項目中，您如何應對大體量、歷史記憶與公共性需求的復雜挑戰(zhàn)？

劉珩：南橋書院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完整、具有當代城市更新典型性的案例。它涵蓋了從對地方歷史的理解，到城市街區(qū)尺度的規(guī)劃，再到具體建筑設計的整個過程。項目挑戰(zhàn)在于，需要將拆除的河邊幾棟公共綜合體（圖書館、飯?zhí)玫龋?，再把整個學校近9000平方米的巨大體量集中到一個僅2000平方米的小地塊中，同時又要減輕對周邊低矮社區(qū)建筑的壓力。設計的目標不僅是滿足教室等功能方面的任務書要求，更要利用建筑的灰空間來創(chuàng)造更多的公共性，所以設計最開始是從重新整理地塊功能開始的。

我們通過在體量中創(chuàng)造一個核心平臺，讓孩子們在上課、下課時都能在這里遠眺運河景觀，還原過去在運河邊吃飯的那種濱水的體驗感。同時，我們用一種“物盡其用”的方式，將所有原本是消極的走廊、灰空間，轉化為可以使用的公共空間。

在建筑語言上，我們有意識地融入了歷史上教會學校的圖書館或教堂的元素，但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重塑，而是一種創(chuàng)新性的轉換，將教學、實驗室等不同的功能體塊以最合適的形式組織在基地之中，其中的“間隙”就成為了孩子們可以體驗和交流的機會。這種設計有效地應對了城市更新中融合“歷史時間線”和“場地橫向要素”的挑戰(zhàn)，實現(xiàn)了在有限空間內創(chuàng)造縱向公共性和高密度使用功能的目標。

正在展出的南橋書院項目模型。施佳宇 圖

上海南橋書院。田方方 圖

作為一位在中西方均有教學和實踐經(jīng)驗的建筑師，您認為兩國學生在對城市和公共性的理解上有何不同？

劉珩：我的經(jīng)驗是，中西方學生在對公共性的理解和實踐上面臨的環(huán)境是截然不同的。在美國的二三線城市，城市密度很低，很多權屬是私人的，公共利益的實現(xiàn)非常困難，所有公共項目都需要經(jīng)過社區(qū)所有人的招投標甚至一人一票的反復爭取，導致很多項目最終完全落空。因此，西方的建筑學校更多是訓練他們概念性的能力，側重于愿景的構建，但很難將設計轉化為具體的建筑清單。

相比之下，中國的建筑師，尤其是在深圳、上海等高密度城市，擁有巨大的實踐機會，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仍然是“建筑師的樂園”。在這里，城市設計由政府主導，建筑師可以在設計層面面對和解決真實的問題和多方面的利益，這使得公共性的理解成為建筑學教育必須要面對，甚至最重要的課題，而具體的愿景建構則是在政府層面已經(jīng)完成的。

在我看來，這種差異也指明了我們教育的方向。城市設計本質上就是解決公共性與空間美學的問題。我們必須向學生普及一個根本觀念：所有城市里的建筑都有公共的一部分，即使是私人建筑，它的立面、噪音也會對城市和鄰里產(chǎn)生影響。這種公共性正是建筑師的機會和創(chuàng)意點。我們目前的建筑師教育要很大程度上搞清楚，建筑師不僅僅是為單一甲方服務，而是要處理公共性的關系。只有建立了正確的價值觀，我們才能應對挑戰(zhàn)。當前建筑師面臨的核心挑戰(zhàn)有兩個：一個是社會性的“公共意識”，另一個是氣候變化的“危機意識”，將這些不確定性轉化成確定的設計方法，是當代建筑師必須具備的能力。

深圳大學粵港澳大灣區(qū)創(chuàng)新設計實驗室提出的五個未來水與城市化依存共生的“設計想象”。施佳宇 圖

總體來看，您認為當前建筑師在項目中的權力邊界和工作機制上存在哪些核心問題？理想中的工作狀態(tài)是怎樣的？

劉珩：首先，行業(yè)對建筑師的專業(yè)認知比較狹隘，許多甲方將建筑師視為“畫圖的工具人”，缺乏對專業(yè)性和獨立性的尊重，導致責權不對位。其次，面對基礎設施、城市更新這類高度復雜的項目時，我們的工作機制是缺失的。不同專業(yè)學科如工程、規(guī)劃、建筑、社會學等，它們之間的知識和責任邊界不夠清晰，當需要學科融合時，大家又因為缺乏邊界意識和對話機制，無法有效協(xié)作。因此，我心目中理想項目的關鍵不在于項目的類型，而在于“理想過程的參與”。

我想要具有復雜性的項目，但希望設計過程是多方體的、良性互動的。我們建筑師不是簡單地接受任務書，而是通過互動不斷調整和適配甲方的愿景，使其更具適應性、公共訴求和意義。我希望通過一個完善的工作機制或是平臺，讓甲方、設計、管理、最終使用者以及所有專業(yè)人員都能夠充分討論，形成共識，并在各自的專業(yè)領域去消化復雜性。最終施工單位在拿到圖紙時，能夠基于共識來實現(xiàn)最終的空間。我們現(xiàn)在不缺有眼界有愿景的建筑師，也不缺施工能力，缺的是這種高效、良性、能夠消化不確定性的合作機制。

展覽將持續(xù)至11月23日

（文/蘇杭 同濟大學建筑學博士候選人，建筑師，策展人，自由撰稿人；回顧部分圖片均由活動主辦方提供）

本周主題推薦

書｜《共有性:行為的生產(chǎn)》

本書以其淺顯的語言、豐富的案例和跨學科的視角，展示了當代城市中人與建筑的沖突困境，更匯集了建筑、藝術、社會哲學等不同領域對這些問題的剖析思路。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本書涵蓋了日本“3·11東日本大震災”后對如何重塑共同體（共有性）的反思與實踐。這與劉珩在深圳實踐中致力于在個體利益、規(guī)則邊界與公共需求之間尋找動態(tài)平衡的努力不謀而合。犬吠工作室所講述的，正是如何通過精妙的設計，逐漸領悟并建立起“存在于自己與他人、與宏大的物質環(huán)境之間的緊密聯(lián)結”。

書｜《城市建筑學》

《城市建筑學》的作者羅西對城市作為“集合”和“記憶”屬性的關注，能夠幫助讀者從更宏大的歷史哲學角度，理解如何在城市更新中轉換和融合歷史元素。建筑師能夠處理從歷史到未來、從宏觀城市規(guī)劃到微觀公共空間塑造的復雜性。羅西鼓勵建筑師和學生重新審視城市、建筑、歷史與功能的關系，建立一套更嚴謹、更具批判性的建筑價值觀和方法論。

書｜《新經(jīng)濟的召喚：設計明日世界》

本書用豐富的實例告訴我們，來自優(yōu)選不同社群的自下而上的力量正在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替代性經(jīng)濟，一種滋養(yǎng)自然而不是危害未來的新經(jīng)濟。建筑師面臨“公共意識”和“氣候危機意識”的雙重挑戰(zhàn)，并致力于將基礎設施轉化為“健康、能夠被不同的人使用”的公共生活的一部分，這需要一種深入的全社會的認知轉變，而本書正是對這一理念在更大社會經(jīng)濟尺度上的宏觀印證和拓展。書中編織了一幅希望的圖景，強調有意義的“增長”必須實現(xiàn)“整個地球生命系統(tǒng)的生生不息”——包括健康的土壤、清潔的水和更有彈性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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