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上初中時，有一次縣里舉辦青年歌手比賽，邀請父親擔任評委。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臺下群眾呼聲越高的選手，父親給出的分數(shù)也越高；反響平平的，父親給出的分數(shù)也比較平平。尤其是當時還被稱作“通俗唱法”的選手，父親總會特別留意他們的舞臺表現(xiàn)。通過觀察其他評委的打分，他發(fā)現(xiàn)在這種不分唱法的賽制中，通俗唱法的選手相對民族、美聲唱法而言，仍有些吃虧。

那時的通俗唱法尚未形成像今天這樣的繁榮景象和理論體系，距離鄧麗君、李谷一等歌壇前輩的歌曲還被批判為“靡靡之音”的年代也并不遙遠。正所謂“人心中的成見是一座大山”。三種唱法本就源于不同的文化源頭、流派傳承和審美體系，如同白酒、洋酒與葡萄酒，難以直接比較。但既然是比賽，總得決出高下。除了音準、節(jié)奏、律動這些基本要素之外，其余評判標準，那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卡拉OK的熱潮也涌入了太行山腳下的這座小縣城——武鄉(xiāng)。為了培養(yǎng)我的歌唱興趣，父親特地買了一套“步步高”組合音響和許多流行歌曲DVD。每天放學回家，我的第一件事不是寫作業(yè)，而是熟練地打開音響與功放，將光盤推進DVD機，然后跟著伴奏引吭高歌。偶爾鄰居們也會聞聲而來，聚在門口聽我唱歌。我至今仍記得那首《步步高》中的歌詞：“世間自有公道，付出總有回報，說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

初中三年就這樣在歌聲中飛逝。雖然唱功漸長，文化課卻幾乎處于“躺平”狀態(tài)。晚自習時，別人都在背英語單詞，唯獨我在默記歌詞，有時投入至忘我，甚至會情不自禁唱出聲來，引來同學和老師詫異的目光。幸好當時的校長和副校長都熱愛文藝，也欣賞有才藝的學生。盡管我的學習成績常被指指點點，但在各類歌唱比賽中卻屢屢“長臉”。漸漸地，父母也不再苛責我的功課，轉而重點培養(yǎng)我這“一技之長”。畢竟當時縣里不少懂音樂的人都對父親說：“你兒子是這塊料！”

初中剛畢業(yè)，經同鄉(xiāng)推薦，我進入榆次藝校學習。那是一所以職業(yè)化教育為特色的學校，致力于培養(yǎng)舞臺演藝人才。每天清晨五點多，我們就得起床去舞蹈排練廳練早功，早餐后打掃衛(wèi)生，緊接著開始一天的課程：上午是臺詞與表演，下午是聲樂大課和基礎樂理，晚上則安排流行舞課，直到九點半以后才能回宿舍休息。雖然在流行歌舞表演方面我的進步比較明顯，但文化課程卻少得可憐，學習氛圍也比較薄弱。除了專業(yè)訓練，學生們的課余狀態(tài)往往更像“社會人”。當時我一心報考山西大學音樂學院，為了符合高考要求，在我不斷爭取和父母反復權衡后，父親最終將我送進了山西省藝校。

我的專業(yè)導師張曉紅教授至今仍記得入學專業(yè)匯報時那個又小又瘦、卻在臺上勁歌熱舞的我。也許當時的演唱仍屬“野路子”，不如民族、美聲專業(yè)的“科班生”聽起來發(fā)聲正統(tǒng)，但得益于之前歌舞團式學校的訓練，我的舞臺表現(xiàn)力并不弱。盡管演唱結束后沒有老師主動選我，只能通過“抓鬮”決定歸屬——自己的名字被寫在紙團上投入抽獎箱，誰抽到就由誰帶——但我卻格外幸運：張老師抽中了我。

在張曉紅老師的悉心指導和我的勤學苦練下，第一學期期末考試，我就從那個一度無人看好、甚至被嘲笑的“野路子”，一躍成為全年級聲樂專業(yè)第一名。之后幾個學期，我也始終保持數(shù)一數(shù)二的專業(yè)成績。同時，在謝曉英老師的關懷與指導下，我的鋼琴技術和用功程度，也成了連鋼琴主修生都會討論的話題。

在省藝校的三年，我唱著張老師教授的民歌，跟隨學校藝術團及太原市歌舞團等文藝團體走遍了大半個山西——從黃河岸邊的晉西北，到太行山麓的晉東南。當我正全力以赴備戰(zhàn)中國音樂學院的專業(yè)考試時，命運卻將我?guī)蛄宋挥谔旄畤奈髂辖煌ù髮W藝術與傳播學院。

或許正是因為“缺啥補啥”，在這所百年學府濃厚的文化氛圍中，我不僅通過大學生藝術團重拾了流行歌舞的夢想，還借助學校的場地設備、圖書館和影音商店淘來的資料，深入接觸到百老匯音樂劇。對于一個從小熱愛流行音樂的人來說，簡直是開了眼界，讓我直觀感受到了流行音樂的多元化與個性化，從而激發(fā)了我的演唱能力和表演風格，頻頻亮相于各類校園音樂大賽。大一剛結束，我就在北京獲得了由中國音像協(xié)會、中國唱片總公司等單位聯(lián)合舉辦的“中國星”第二屆全國流行音樂大賽銀獎。

大三系里開設的歌曲創(chuàng)作課，為我探索流行音樂的創(chuàng)造性提供了理論支撐。我也越來越意識到，鋼琴導師譚赟為我打下的演奏基礎，不僅是那張全年級第一的成績單，更是日后創(chuàng)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我的第一首代表作《成都印象》便創(chuàng)作于大學時期。這首歌讓我在畢業(yè)第二年登上了由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聯(lián)合主辦的全國優(yōu)秀流行歌曲創(chuàng)作大賽總決賽舞臺，并奪得第十一場的第一名。在比賽候場區(qū)域，我見到了小時候在電視上才能看到的李谷一老師，她為我們加油打氣。

從北京回來之后，我又馬上投入中國音樂金鐘獎流行音樂大賽成都（西南）賽區(qū)的賽事中。盡管大學期間通過不斷比賽和研究音樂劇，我在演唱與表演上獲益良多，但與當時引領潮流的歌手相比，我的選曲和演繹仍顯得有些“中規(guī)中矩”。為我錄制過多部作品的資深錄音師夏富東也曾提到這一點。

歸根到底，我最初學的是民族聲樂，就像戲曲演員唱歌會帶點戲腔一樣，四年的民族唱法訓練已形成肌肉記憶，不是當下說改就能改的。直到金鐘獎評委王曉峰老師現(xiàn)場指出我的演唱“離流行音樂的審美還有一定距離”，而最終止步全國總決賽之前，我才真正下定決心“痛改前非”。

工作之余，我拜入川音流行演唱系鄒亞菲教授門下學習流行唱法，又得到爵士樂系系主任呂焱老師的指導，還有外籍專家王譜樂老師的悉心培養(yǎng)，漸漸在流行音樂的演唱認知、創(chuàng)作構思和編配技巧上有了新的突破。

除上述因素之外，泰國民謠也給了我極大的啟發(fā)。2016至2019年，我每年寒暑假都會去泰國游學，內容包括上座部傳統(tǒng)經典《巴利三藏》、泰式烹飪以及泰國民謠——涵蓋鄉(xiāng)村與城市民謠。我以旁觀者視角，體悟傳統(tǒng)文化與流行音樂的融合之道。泰國政府極其重視維護本國文化傳統(tǒng)，視文化為國格與國家凝聚力的象征。與此同時，受國家開放政策影響，泰國流行音樂在吸收歐美元素的基礎上，巧妙融入本土文化與風土人情，形成獨具特色的泰國民謠。這讓我深刻意識到：流行音樂就像一條河，地方文化如同河床——河水流過，映照出的是河床的底色。

如今，國內的流行音樂教育已相當普及，大多專業(yè)藝術院校都設有流行演唱專業(yè)，生源也相當熱門。當人們見多識廣之后，那些在臺上又唱又跳的考生，大概不會再被某些學院派老師輕易稱為“野路子”了。

但我仍注意到，一些藝術院校對流行演唱的教學觀念仍趨于兩極：要么認為多模仿歐美歌曲就能唱好華語流行——如同鸚鵡學舌，僅得形似而神未至；要么完全套用民族、美聲體系訓練流行歌手——好比用白酒窖釀啤酒、黃酒窖發(fā)酵紅酒，若歌者不能融會貫通、缺乏差異思維，便極易“串味”，失卻純粹。

正如作曲家三寶老師在全國流行歌曲創(chuàng)作大賽上點評某些作品時所言：“不是黃顏色的酒就是黃酒。”流行唱法，本就具有與民族、美聲截然不同的審美體系。

求知是一條走向真知灼見的道路。不去聆聽，走自己的路，是一意孤行；只去聆聽，踏別人的路，是邯鄲學步。一意孤行是昏庸，邯鄲學步是愚蠢。唯有避開這兩個極端，才能真正步入藝術的中正之道。

說到這里，不禁想起我的大學導師甘霖教授。他言傳身教，讓亞里士多德的名句“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深入人心，使我真正理解了何為“藝無止境”。一個人在業(yè)務上的精通只是相對的，而在認知上的缺陷才是絕對的。甘霖老師讓我明白，真正的專家與學者，應是真知灼見的守護者，而非時時彰顯自己的操控欲，處處維護自己的虛榮心。提升文化自信的核心是提升文化，文化提升了，自信自然就提升了。而不是不注重學習，一味地強調提升自信和樹立威信。

十年前的這個季節(jié)，我去北京走訪光明日報社，一行醒目的社訓映入眼簾——“與真理同行，與時代同步”。那句話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作為一名新時代的音樂人，我愿始終秉持這樣的一種精神，在流行音樂的創(chuàng)作、表演與理論研究當中，不斷超越自我。（文/趙迎）

騰訊音樂人：趙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