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霍爾丹是何許人？

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在中國的知名度很高，知識界更知道他的多卷本鴻篇巨著，在西方開創(chuàng)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與文明研究的先河，或許還能對他提出的那個關于“近代科學何以在中國缺席”的著名問題發(fā)表些意見。然而說到霍爾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 1892-1964），除了生命科學領域的少數(shù)專家，知道的人就不會很多了。

其實這兩個人物有許多相似之處，要論科學方面的成就霍爾丹則更高一籌。他最重要的貢獻是結合數(shù)學方法與孟德爾學說，對達爾文以來的自然選擇理論進行重建，進而促進了現(xiàn)代綜合生物演化理論的發(fā)展，與英國生物計量學家費歇爾 (Ronald. A. Fisher, 1809-1962) 和美國遺傳學家懷特 (Sewal G. Wright, 1889-1988)一道，并稱為群體遺傳學的開創(chuàng)者。現(xiàn)代生理學和遺傳學中與霍爾丹有關的術語就有“霍爾丹原理” (Haldane's principle)、“布里格斯-霍爾丹方程” (Briggs-Haldane equation) 、“霍爾丹映射函數(shù)”（Haldane mapping function）、“霍爾丹減壓模型”（Haldane's decompression model）、“霍爾丹優(yōu)先”（Haldane's prior）、“霍爾丹篩子”（Haldane's sieve）、“霍爾丹法則”（Haldane's rule）等。他還獨立于蘇聯(lián)生物化學家奧巴林（Alexander I. Oparin, 1894-1980）提出了有關生命起源于無生源的“原始湯”思想。

霍爾丹出身名門，父親是牛津大學著名的生理學教授。他不愿永遠生活在父親的光環(huán)下，1923年從牛津轉到劍橋，在成立不久的生物化學系擔任冠名高級講師 (William Dunn Reader)并成為三一學院的研究員（Fellow）。生物化學系由192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得主霍普金斯（Frederick G. Hopkins,1861-1947）創(chuàng)建，他是系里唯一的教授，設置新的教授職位是不可能的?；魻柕ぴ谙道锏牡匚桓駛€“二掌柜”。據(jù)說他閱讀了圖書館里幾乎所有的書籍與期刊，被人視為一部行走的百科全書。

李約瑟1925年獲得博士學位后當選為岡維爾-凱斯學院研究員，同時進入霍普金斯的生物化學系，1928年成為實驗助教（demonstrator），主要從事化學胚胎學的研究，他與第一位妻子李大斐（Dorothy Mary Moyle,1896-1987）都是霍爾丹的同事。霍爾丹1932年當選為皇家學會會員，翌年移座倫敦大學學院，先后擔任遺傳學教授與生物統(tǒng)計學教授，他空下來的鄧恩高級講師位置則由李約瑟頂替，后者也于1941年成為皇家學會會員[1]。1987年9月17日李約瑟在寫給霍爾丹過去的一位學生的信中稱：“事實上霍爾丹是我的第一位研究指導者，我對他有著最溫暖和最深情的記憶。后來我作為助教成了他的同僚，直到接任他成為鄧恩高級講師?！?span style="color: #7e8c8d;">[2]

圖1 劍橋大學生物化學系教職員合影，1930年。前排正中是系主任霍普金斯,他身邊雙臂抱胸的是霍爾丹，前排左三是顯得還有些青澀的李約瑟，旁邊的女子則是李約瑟的第一位妻子李大斐。劍橋大學生物化學系惠允

霍爾丹與李約瑟還是政治盟友，他們都信奉馬克思主義。霍爾丹曾為英國共產(chǎn)黨黨員（1942-1950），李約瑟則一直屬于工黨左派。對于資本主義制度、帝國主義擴張和殖民主義的罪惡，兩人都持批判立場；對于非西方文明在歷史上的貢獻及其精神遺產(chǎn)，他們卻表現(xiàn)出尊重、熱情甚至癡迷——李約瑟的對象是中國，霍爾丹的對象是印度。

二、霍爾丹緣何出走印度？

1956年7月26日，埃及總統(tǒng)納塞爾（Gamal Abdel Nasser，1918-1970）宣布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導致英、法聯(lián)軍和以色列的武裝干涉，這就是上個世紀50年代震驚世界的蘇伊士運河危機。那年10月底，英法?？哲妼Π＜斑M行轟炸并摧毀其空中力量，英國傘兵空降塞得港，海軍陸戰(zhàn)隊隨即占領了運河部分地區(qū)。迫于世界輿論的壓力，加上埃及軍民的拼死抵抗，英法兩國后來接受了?；饹Q議并于11月6日撤軍，以色列則于1957年3月才撤出西奈半島和加沙地區(qū)。英法軍隊占領運河區(qū)期間，1956年11月2日，霍爾丹在《曼徹斯特衛(wèi)報》上發(fā)表了一封措辭尖刻的信，借英國詩人布萊克（William Blake，1757-1827）的詩句，諷刺英國當局如同“妓女和賭徒，在國家許可下，塑造這個國家的命運”。

1957年7月24日，倫敦希斯羅機場，65歲的霍爾丹和他42歲的妻子海倫·斯普爾韋（Helen Spurway,1915-1978）登機飛往印度，臨行前向聞訊趕來的記者發(fā)表談話，聲明放棄自己在英國的一切，以抗議英法聯(lián)軍對埃及的入侵[3]。此時距離納賽爾宣布收回蘇伊士運河主權剛好一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已經(jīng)結束，霍爾丹在機場的聲明只是他的一個借口，英、法政府維護殖民利益出兵一個主權國家的行徑，不過為他提供了一個政治秀的舞臺而已。 實際上早在兩年以前，霍爾丹就有了前往印度的想法，他曾給印度的一些研究機構與大學負責人寫信，表明自己愿意在1958年退休之后前來工作。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fā)之前，他在給一些親密朋友的信中也透露了這一想法。

1956年5月7日，身在倫敦的霍爾丹收到李約瑟關于中國古代數(shù)學與機械鐘的文章后，復信說“如果我學過梵語，我可能會研究類似的問題”，接著舉出兩個例子說明古代印度有關測量和統(tǒng)計的思想，顯示了他對印度文明的興趣[4]。此時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以下簡稱SCC)第1卷已經(jīng)出版并獲得學術界贊譽，劍橋大學出版社也發(fā)布了第2卷的廣告[5]?；魻柕ず芸赡軓睦罴s瑟的成功中獲得啟發(fā)，有意在印度古代文明中探索一下“類似的問題”。

不久之后，李約瑟請霍爾丹回劍橋演講，后者復信接受邀請，同時提到“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去劍橋了，因為我希望大約6個月以后前往印度。”在這封信里，霍爾丹還提到妻子海倫正在讀剛出版的SCC第2卷，被其豐富的內(nèi)容所吸引，以致在酒吧里與朋友聊到很晚才回家，歸途又冒犯了警察而被拘捕?；魻柕ふ{侃地向李約瑟問罪，說“如果她讀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書（偵探小說），就會提前一個小時回家而不會碰到這些警察”（If only she had been reading Agatha Christie she would have got back an hour earlier and not met the cops.）；后面又加上一句：“不過我認為她不需要什么證人，因為她想進監(jiān)獄，以便在印度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女人。”（though I don’t think she would have witness, done so anyway, as she wanted to go to jail, so as to be a respectable woman in India.）[6]遭到英國警察拘捕的女子將會贏得前殖民地人民的尊敬，說明霍爾丹夫婦此時已經(jīng)有了前往印度的成熟想法[7]。值得指出的是，海倫與倫敦警察發(fā)生沖突并被拘捕的日子正是英國傘兵空降蘇伊士運河區(qū)的那天，也是霍爾丹的64歲生日。

圖2 霍爾丹與妻子海倫·斯普爾韋, 1956年，倫敦。圖源：Clark 1968

海倫是霍爾丹的第二任妻子，也曾是他的博士研究生，政治上與他一樣左傾激進。作為一位生物學家，南亞次大陸豐富的動植物資源與文化多樣性對她具有足夠的吸引力。在此之前她還獨自前往加爾各答，很可能是為二人未來的工作與生活做一些準備。

霍爾丹一戰(zhàn)時投筆從戎，在伊拉克戰(zhàn)場負傷后被送到印度治療，在那里養(yǎng)傷達一年多，期間除了自修數(shù)學外還學習了烏爾都語，對英國的這塊海外殖民地充滿同情與好奇。1950年印度共和國成立之后，執(zhí)政的國大黨推行去殖民化運動，政治上標榜不結盟，文化上提倡發(fā)掘與弘揚傳統(tǒng)遺產(chǎn)，經(jīng)濟上推行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建設計劃，這一切都引起資本主義制度批判者霍爾丹的共情。1952年初他還應邀出席了在加爾各答舉行的印度科學大會，那次訪問長達六周，他在全印各地一共做了35場報告。1954年再度訪問加爾各答的印度統(tǒng)計研究所。他還給印度時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寫信，表達對這個新生國家的尊敬和在生命科學領域提供幫助的愿望[8]。

1958年，霍爾丹夫婦定居印度之后，他在《理性主義者年鑒》上發(fā)表題為《通向印度之路》的文章，內(nèi)稱自己移居印度的“一個原因是我更喜歡印度菜而不是美國菜。但我去印度的主要原因大概是，我相信自己感興趣的那種科學研究的機會在印度會比在英國更好，而且我在這里的教學至少同在那里一樣富有成效?！蓖黄恼吕锼€寫道：“當然，如果我的工作需要電子顯微鏡、回旋加速器等，我就無法在這里得到；但是達爾文和貝特森用于研究的那些設施——比如花園、園丁、鴿舍和鴿子——在印度比在英國更容易獲得?！?span style="color: #7e8c8d;">[9]

三、霍爾丹的“三足鼎”之喻

1956年，有關中國古代科學思想的SCC第2卷出版后，人們意識到李約瑟的目標并不是簡單地提供一個中國古代文明的綜述，而是要逐步展開這一古老文明中科學、技術、文化與社會交相輝映的宏偉畫卷。當年10月9日，霍爾丹致信李約瑟，內(nèi)中提出：

在瀏覽了你的第2卷[10]之后，我越來越清楚，人文主義思想就像德爾菲的三足鼎一樣，必須建立在三個支撐上：歐洲與西亞，印度，還有中國。我認為第一條腿是最堅固的，而我們對印度這條腿所知甚少，因為它被嚴重地誤解了。我還沒有學過梵語，但我被印度經(jīng)典著作中大量的常識所震驚，它們通常被誤解為神秘主義。如果你說某件事是不確定的，那就說明你沒有放棄理性。看看笛卡爾的變量x。它既是，又不是，諸如此類。但它是一種具有神奇力量的智力工具。我認為很多所謂的神秘主義只是對未確定概念的使用。

然而，我希望在兩年之內(nèi)定居印度。如果我能活到80歲，可能會了解一些印度思想。與此同時，我很清楚，你的第2卷揭示了“智力大飛躍時光”[11]，對此我一無所知，這是人類思想的第三個維度。我必須通過二手文獻來了解它。道家似乎是可以同唯物主義與“三摩地”（samadhi）相提并論的有關“空”（κενωσι?）的第三類品種（species）。然而，我認為，“道”（Tao）在某些方面與“達摩”（dharma）有一些相似之處[12]。

圖3 霍爾丹1956年10月9日致李約瑟信（首頁）。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惠允

在希臘神話中，女祭司皮提亞（Pythia）掌管德爾菲的阿波羅神廟，據(jù)說這里的神諭非常靈驗。皮提亞的座椅由一個青銅三腳架支撐，起身時則以月桂枝葉覆蓋，這就是本文所說的“三足鼎”，而不是中國商周時代的那種青銅祭祀（或烹飪）器具。有一次魯莽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企圖奪走皮提亞的三腳架，竟與阿波羅大打出手，直到他們的父親宙斯出面干涉?；魻柕そ栌谩暗聽柗频娜愣Α闭蔑@人文主義的神圣意義，認為歐洲與西亞、印度、中國三者是人類思想寶庫最重要的支撐，缺一不可。他把歐洲與西亞放在一起作為“第一條腿”，顯然將古代兩河文明與中世紀的伊斯蘭文明包括在內(nèi)，認為它們與西方文明血脈相通，同時也都得到了充分的關注和研究，因此是最穩(wěn)固的。關于中國，李約瑟的SCC已經(jīng)開了個好頭，前景也是樂觀的。但是關于印度方面，人們所知甚少而且經(jīng)常被誤解為神秘主義，因此值得深入發(fā)掘和研究。按照霍爾丹的看法，“很多所謂的神秘主義只是對未確定概念的使用”。后面他表明“希望在兩年之內(nèi)定居印度”，并稱“如果我能活到80歲，可能會了解一些印度思想”；他還提到應該認真區(qū)分“（印度）經(jīng)典中的常識”以及“普羅大眾的印度教中的常識”。從這些表述可以發(fā)現(xiàn)，霍爾丹此時已萌生了如同李約瑟當年親赴中國一樣的想法，到印度去生活與工作，從而近身地體驗、觀察和研究印度文化。

10天以后，李約瑟復信霍爾丹，希望后者能為他的SCC第2卷寫一書評，因為它將代表“科學家的方法”，“沒有其他評論者比你更合適了”。李約瑟非常贊同霍爾丹要澄清西方將印度古代思想一股腦視為神秘主義的誤解，同時也希望他定居印度之后不妨到中國去看看。李約瑟寫道：“你手中當然掌握著整個印度、正如你所在地一樣豐富的（資料），但是同時如果你什么時候能有機會訪問中國，親身認識這個文明將是美妙的；它產(chǎn)生了如此豐富的極為有趣的，我還必須說，理智的宇宙觀?！彼谛胖幸脖磉_了對霍爾丹印度計劃的熱烈期望：“你對印度思想的濃厚興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誠地希望你能就此繼續(xù)對我們西方人進行深刻的闡釋，這是非常需要的。愿你有充分的余生在印度從事這一工作。”[13]

霍爾丹定居印度之后，仍與李約瑟保持著頻繁的通信聯(lián)系，他們多次討論印度和中國文明中的科學與技術問題，這些信件多被保存在劍橋大學圖書館檔案部與李約瑟研究所。透過這些材料，可以看出這兩位科學家、學術同道與政治盟友之間的密切互動，從中得以窺見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jié)，如霍爾丹夫婦在印度工作與生活的情況，李約瑟對其剛出版的SCC獲得學界承認的關注，他們對中、印古代文明的興趣，他們之間的友情與爭論，特別是兩人共同持有的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立場，以及為理解和書寫非西方文明科學史付出的令人尊敬的努力[14]。

四、兩位英國紳士的異域經(jīng)歷

李約瑟首次來華是在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艱苦年代，從1943年2月到1946年4月，除中間數(shù)月短期回國述職外，在中國生活了三年，結識了不同領域的中國科學家與人文知識分子[15]，觀察和親身體驗了普通民眾的生活，搜集到大量有關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的珍貴資料。作為中英科學合作館的館長，他以當時的陪都重慶為基地，先后七次出行考察，足跡遍及四川、云南、貴州、甘肅、廣東、廣西、湖南、江西、福建、陜西，對戰(zhàn)時中國的科研院所、社團、實驗室、大專院校、工廠、礦山及相關的文物遺跡進行了認真的考察?？箲?zhàn)勝利后至他返回英國前的1946年春，還相繼訪問了上海、北平、南京和香港等城市。為他后半生投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6]。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李約瑟又于1952、1958、1964、1972、1978、1981、1984、1986年先后8次來華，每次訪問都是圍繞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即SCC）的寫作、出版和宣傳進行的。以1952年那次訪問為例，過去的中外研究者都把關注重點投射到他參與朝鮮戰(zhàn)場細菌戰(zhàn)的調查，而忽視了吸引他來華的最重要因素，乃是在面臨學術生涯轉折的關鍵時刻，恢復因政局變換而與中國科學界暫時中斷的聯(lián)系，為《中國科學技術史》寫作計劃搜集資料、尋求中國學者的幫助與中國官方的支持。訪華的邀請是由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發(fā)出的，時任近代物理所（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的前身）所長和中科院計劃局局長錢三強具體執(zhí)行。6月16日，李約瑟在莫斯科給李大斐寫信提到：“在中國再次見到所有的老朋友該是多么愉快??！”[17]在將近三個月的時間里，除了前往朝鮮作短暫的調查之外，主要在中國各地參觀考察，查閱資料，購書會友，參觀科學教育機構，還獲得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領導人的接見。李約瑟這次訪問中會見的新老朋友中，對于他的研究與寫作計劃有密切關系的包括竺可楨、李四光、周培源、費孝通、童第周、湯飛凡、曾昭掄、陳世驤、王應睞、梁思成、冀朝鼎、曹日昌、劉仙洲、梁思成、侯外廬、袁復禮、馮家昇、王振鐸、李濤、湯佩松、李喬蘋、王庸等。再拿1984年的那次訪問來說，李約瑟出席了8月20日至25日在北京舉行的第三屆中國科學史國際會議，會議由中國科學院時任院長盧嘉錫擔任主席，盧嘉錫后來還兼任了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理事長與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翻譯出版委員會主任。這次會議之后李約瑟又前往全國多地參觀訪問，包括臺灣地區(qū)在內(nèi)[18]。

1994年李約瑟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1995年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

再來說霍爾丹，除了一戰(zhàn)中的養(yǎng)傷經(jīng)歷外，1950年印度共和國建立后他亦曾多次前往，對這個新生的國家充滿熱情與期望。1957年，霍爾丹和海倫都得到印度統(tǒng)計研究所的全職崗位，對他們的邀請是該所創(chuàng)所所長馬哈拉諾比斯（Prasanta Chandra Mahalanobis, 1893-1972）發(fā)出的。此人曾在倫敦大學、劍橋大學學習，還在卡文迪什實驗室工作過，是統(tǒng)計學上“馬哈拉諾比斯距離”（Mahalanobis distance）的提出者，被人稱為“印度統(tǒng)計學之父”，1945年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同時他與印度當時的領導人尼赫魯也有著良好的私人關系。

霍爾丹一到統(tǒng)計研究所就著手推進幾項有關生態(tài)學和生物計量學的研究計劃，他還協(xié)助創(chuàng)建了人類遺傳學研究室，并在倫敦大學學院前同事帕梅拉·羅賓遜（Pamela Robinson, 1919-1994）的幫助下設立了古生物學研究室?；魻柕しe極參與提高印度科學教育的活動，在大學生科學教育中引入計量生物學作為基本訓練內(nèi)容。他還以大學撥款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廣泛訪問各大學和研究實驗室，包括在加爾各答大學創(chuàng)建的印度第一個果蠅實驗室，該項目得到尼赫魯?shù)闹С?。他指導的多位印度學生在《自然》等著名的科學雜志上發(fā)表文章。此外，他還把著名的《遺傳學雜志》編輯部搬到了印度，長期擔任該刊主編與書評專欄作者[19]。談到霍爾丹晚年到印度工作的意義，他當年的助手著文寫道：

他展示了一位西方的杰出科學家如何轉移到一個欠發(fā)達的國家，并在生命的最后幾年仍然過著富有成效和創(chuàng)造性的生活。他建議利用當?shù)刭Y源開展研究而無需昂貴的實驗室或設備，他自己的大部分研究就是理論性的和數(shù)學性的，因此不依賴外部資金[20]。

1961年霍爾丹夫婦雙雙加入了印度國籍，對印度教的興趣還使他們成了素食主義者。除了印度文化之外，吸引他們的還有暖和的天氣、晴朗的天空與不同于歐洲的豐富的生物學資源，特別是人種與植物的多樣性?；魻柕ぢ暦Q——也許是援引某位印度動物學家的結論[21]：“僅僅鳥類全印度就有310種，代表238屬，62科，19個不同的目，都在同一方舟上?！彼矚g在晴朗的夜晚遙望星空，也樂于在科學演講中引用印度經(jīng)典或神話，就像在西方時常引用希臘文和拉丁文典故一樣。霍爾丹天真地把印度描述為“最接近自由世界的地方”。他還幽默地說來到這里再不用穿襪子了，那玩意兒穿了60年足夠了。平時他總是穿著印度式的寬松長袍，即使到西方開會和領獎時也是如此。

在印度統(tǒng)計研究所工作了三年多（1957年7月至1961年2月）之后，他與掌門人馬哈拉諾比斯就一些管理與學術交流問題發(fā)生爭執(zhí)。1961年1月，在與馬哈拉諾比斯的一場激烈對質中爆發(fā)，霍爾丹憤而辭職。在著名哲學家、時任印度副總統(tǒng)拉達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1888-1975）的斡旋下，霍爾丹接受了權力很大的全印科學與工業(yè)研究委員會的邀請，出任遺傳學與生物計量學中心主任，但是應許的經(jīng)費遲遲不到位，不久他又拂袖而去。恰好在此時，奧里薩邦首席部長帕特奈卡（Bijayananda Patnaik, 1916-1997）向他發(fā)出橄欖枝。帕特奈卡是印度一位有影響的政治家，早年曾為飛行員并因支持獨立運動蹲過英國人的班房，也是尼赫魯?shù)膽?zhàn)友和親密朋友。他還熱衷科學事業(yè)，在奧里薩邦設立了國際性的羯陵迦（Kalinga）[22]科學技術獎，委托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與頒獎。帕特奈卡為霍爾丹在首府布巴內(nèi)斯瓦爾(Bhubaneswar)建立了一個遺傳學與生物計量學研究所。從1962年7月至1964年12月1日辭別人世，霍爾丹在這里工作了兩年多。一位追隨他出走新單位的弟子寫道：他在布巴內(nèi)斯瓦爾感到更加快樂，因為印度統(tǒng)計研究所中特有的那些繁文縟節(jié)和復雜行政程序在這里蕩然無存[23]。

定居印度后的霍爾丹仍與李約瑟保持著通信聯(lián)系，1962年8月29日李約瑟致信霍爾丹，表達了自己近來對印度古代哲學的興趣，并探詢霍爾丹是否在什么時候能對其中涉及科學思想的內(nèi)容發(fā)表點系統(tǒng)的論述（Could you not think of writing some thing systematic some time on the relevance of classical Indian philosophies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24]，似乎是在提醒他不要忘記當年那個“三足鼎”的比喻。受到李約瑟SCC成功的激勵，霍爾丹確實有過撰寫印度古代科學與文明的計劃，只是由于工作太忙、社會活動太多、個人興趣太分散而未能實現(xiàn)。

1965年，也就是霍爾丹去世一年之后，印度出版了其遺作《科學與印度文化》。實際上這只是一本論文集，文集的第一篇寫于他定居印度兩個月之后，名為“我的困境”。文中抱怨印度官方與公眾對他的過高熱情和期望，以致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應付各方面的要求——來信、采訪、會議、演講、自薦，以至乞求職位與錢財?shù)?。他在文中寫道?/p>

許多人希望同我談話，甚至專門跑到印度統(tǒng)計研究所來找我。因為我從該所領取薪水，如果不努力工作而整日談論一些科學與數(shù)學以外的事情就欠妥了......我真的享受獨處的環(huán)境，要么觀察活生生的動植物，要么在紙上做計算。在這一點上，我至少分享了數(shù)百萬印度人的品味，過去他們在我這個年紀時就隱居到森林里去了。我的一些來訪者想和我討論宗教問題，他們難道不知道大多數(shù)具有高級宗教體驗的人都喜歡孤獨嗎？[25]

圖4 穿著印度服裝的霍爾丹（1961年，摩納哥）圖源：Clak 1968

圖5 穿著中式長袍的李約瑟（1947年，La Capte，Hyeres，法國）   圖源：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

霍爾丹也曾考慮過近代科學在印度落后的問題，他認為有很多原因導致“印度科學令人掃興的緩慢發(fā)展”（science in India was developing with disappointing slowness）。例如：人們太過禮貌，相互間缺乏足夠的批判；每天花費數(shù)小時討論個人話題；甚至一種“新種姓制度”（new caste system）在獨立后形成，也就是基于學位特別是外國學位而非專業(yè)能力的學術評價體系；還有資深學者對原創(chuàng)性的壓制或竊取后輩的研究成果；最糟糕的是，“許多印度科學家對所從事的職業(yè)沒有自豪感，盡管他們對自己的薪水和職位沾沾自喜”。作為一位理性的人道主義者，霍爾丹拋棄了英國的名譽地位，希望能像當?shù)厝艘粯舆^一種簡單的生活，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發(fā)現(xiàn)印度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殖民主義遺孽，為此深感煩惱 [26]。

五、“迷失的圖景”：SCI的缺席

1996年， 兩位印度學者瑞那（Dhruv Raina）與哈比比（Irfan Habib）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在李約瑟的SCC問世40年之后，為什么沒有產(chǎn)生印度的對應物？[27]

文章指出，20世紀50年代，一批印度科學家試圖描繪一種本土的科學史圖像，這一計劃得到國家層面的支持，印度國家科學研究所（現(xiàn)為印度國家科學院）和印度科學與工業(yè)研究委員會競相開展科學史學科的建制化活動。不過在新獨立的共和國中，歷史學家主要關心改寫印度的經(jīng)濟-社會史，并且在技術史的范疇內(nèi)探索這塊前殖民地中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潛力。除此之外，從20世紀初葉開始，民間一直就有整理本土科學史資源的努力，不過多限于零碎的學科史，如吠陀經(jīng)、婆羅門教和佛教文獻中有關醫(yī)藥學、天文學和數(shù)學方面的內(nèi)容。這一傾向在國家主導的清除殖民主義影響、提振民族自信的運動中得以發(fā)揮，一個例子是由國家科學院創(chuàng)辦的《印度科學史雜志》上關于優(yōu)先權的文章數(shù)量將近三分之一[28]。在論述了半個世紀以來印度科學史研究的狀況之后，作者們指出了“李約瑟式”的跨文化編史學的挑戰(zhàn)，聲稱“這種新的大圖像（New Big Picture）是一種良好的科學人類學，它的去空間中心化原則要求以完全對稱的方式對待所有的本土知識形態(tài)，可能有助于從根本上動搖以科學或近代科學的名義獲得認識論許可的政治安排?！蔽恼伦詈?，作者們用一個不起眼的腳注說出了也許令許多印度科學史家不悅的話——我們認為產(chǎn)生李約瑟式的歷史的任務必須由西方負責[29]。

霍爾丹曾經(jīng)有過這樣的愿景，但是最終他沒能成為“印度的李約瑟”，也沒有一位西方學者勝任撰寫《印度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India, SCI）的重任[30]。

這里介紹一下荷蘭科學史家科恩（Floris Cohen）的相關論述是必要的，他的名著《科學革命的編史學》中有一整章專門討論非西方的科學貢獻與李約瑟問題。他首先將17世紀以前的科學區(qū)分為四種類型：（1）無科學的文明；（2）有一些科學的文明；（3）有發(fā)達科學的文明；（4）產(chǎn)生了近代早期科學的唯一一種文明。接著指出伊斯蘭世界、印度和中國這三種非西方文明，其中“科學發(fā)展已經(jīng)足以使某種類似于科學革命的東西變得可以設想，可以認為這就是下一個發(fā)展階段（指第4類文明），但卻由于某種原因而沒能跨越門坎？”[31]這里不禁令人想起霍爾丹的“三足鼎”之喻，不過后者是將“西亞”（含伊斯蘭世界）與歐洲放在一起的?？贫鞯倪M一步分析又將印度排除在“可能有資格作為科學革命候選者”之外，因為印度的古代科學顯得像是在以上類型的（2）與（3）之間，中國與伊斯蘭世界則屬于第（3）類。他指出：

自英國殖民印度以來，在重建數(shù)學和天文學這兩個被認為是印度擅長的領域方面，印度學者和西方學者都做了許多高度技術性的工作......在其他方面（在不同于植物學、醫(yī)學和技術的物理科學中），除了對思辨性的原子觀念有一種偏愛之外，幾乎沒有什么東西能使印度成為科學革命的合適候選者。局外人很難判斷為什么會如此。是因為印度科學史還沒有找到它的李約瑟嗎？——也就是說，找到一位學者準備利用未經(jīng)考察或遭到誤解的文獻寶藏，從中重建出關于本土科學的全面資料？抑或因為保存下來的原始資料不允許作這樣的重建？抑或因為那個盡人皆知的問題，即無法編制可靠的印度歷史年表？還是因為印度文明更傾向于形而上學思辨，而不是一種獨立的科學事業(yè)？

“顯然，我沒有資格在這些選項中做出選擇。就當前的目的而言，只要注意到，無論將來的研究能否表明印度科學總體來說能與西方科學在科學革命前夕的狀態(tài)進行卓有成效的比較，反正那一時刻尚未到來，這就足夠了。到目前為止，關于這個話題還沒有值得一提的編史學傳統(tǒng)，因此要把印度排除在我們的研究之外?！?span style="color: #7e8c8d;">[32]

說到歷史與編史學傳統(tǒng)，馬克思關于印度沒有歷史的論斷今日看來有點刺眼，很容易被人誤解為某一類“歷史虛無論”，原文是：

內(nèi)戰(zhàn)、外侮、政變、被征服、鬧饑荒——所有這一切接連不斷的災難，不管他們對印度斯坦的影響顯得多么復雜、猛烈和帶有毀滅性，只不過觸動它的表面，而英國則破壞了印度社會的整個結構，而且至今還沒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會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它的居民現(xiàn)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悲慘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顛統(tǒng)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傳統(tǒng)，同自己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lián)系。[33]

而且它的全部歷史，如果要算做它的歷史的話，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歷史。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至少是沒有為人所知的歷史。我們通常所說的它的歷史，不過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征服者的歷史，這些征服者就在這個一無抵抗、二無變化的社會的消極基礎上建立了他們的帝國。[34]

這兩篇時評的目的都是譴責大英帝國的殖民統(tǒng)治，控訴它對當?shù)厝嗣窦捌湮幕瘋鹘y(tǒng)的傷害，然而無形之中，馬克思還是觸及到科恩上文提到的“那個盡人皆知的問題，即無法編制可靠的印度歷史年表”。

相比之下，中國具有悠久的編史傳統(tǒng)，是世界范圍內(nèi)古代文明中唯一保存了不間斷文字記錄（自公元前841年起）的國家?！渡袝窞橹袊握軐W創(chuàng)榛辟莽，孔子修《春秋》微言大義，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宣示了史家承擔著闡發(fā)天道與人事的雙重使命，章學誠提出的“六經(jīng)皆史”的要義是為儒家經(jīng)典祛魅。儒道互補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本質是一種人文文化，歷史學是中國知識人的歐幾里得，是中華民族的“護身符”與“安魂曲”。

六、李約瑟成功的原因

1954年，在西方漢學界還寂寂無名的李約瑟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剛出版的SCC第一卷立刻引起了眾多權威專家的重視。在該書的序言中，李約瑟指出完成這一計劃需要同時具備以下六個條件，而他自己恰是當仁不讓的應選人。他不無驕傲地宣稱：“所有這些難得的綜合條件，恰好我都具備了”。這六個條件是：

（1）多年的科學訓練與從事實際科學研究的經(jīng)驗；

（2）充分了解歐洲科學史并在其中某個領域做出過原創(chuàng)性的工作；

（3）對歐洲歷史上不同時期科學技術的社會與經(jīng)濟背景懷有興趣和一定的認知；

（4）有在中國生活的經(jīng)歷及廣泛旅行的機會（不同于傳教士、外交官、商人等）；

（5）要懂中文，至少能夠得到足夠的資訊并閱讀不可或缺的原始文獻；

（6）能夠得到廣泛領域的中國科學家與學者的指導。[35]

圖6 李約瑟聲稱的六個條件。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Vol.1,p.6

1983年12月14日，第二屆國際中國科學史研討會在香港召開，考古學家夏鼐應邀在開幕式后作公開演講。當著大會主席何丙郁和所有在場聽眾的面，夏鼐說還應補充兩個條件：第一是他必須熟悉中國考古學；第二是他必須活到80歲以上。關于要了解和追蹤中國考古學的新進展，是李約瑟親口對夏鼐講的，1952年以來他每次訪問中國，幾乎都要到北京的考古研究所訪問，還請夏鼐陪同前往不同的考古遺址或發(fā)掘現(xiàn)場，以便在自己的研究計劃中不斷補充新鮮的考古材料。關于長壽，那一年李約瑟已經(jīng)83歲了，仍然精神充沛筆耕不輟。說到這里，早年留學英國并深諳英式幽默之道的夏鼐話鋒一轉，說道“我祝愿在座的搞中國科學史的專家們，都能創(chuàng)造條件使自己具備這第八個條件，活到80歲以上?！?span style="color: #7e8c8d;">[36]

圖7 李約瑟和夏鼐，1984年在北京友誼賓館

以上八個條件，李約瑟開列的前四項大多也為霍爾丹所有，其余四項他則不具備或嚴重缺失。當然還可以列出其他一些條件，既可以歸根于研究者自身的因素，也可以追究到外部環(huán)境的影響，如必須擁有穩(wěn)定的工作場所與經(jīng)濟保障、團結融洽的合作團隊、清晰可操作的工作計劃、明確的長遠規(guī)劃與堅定的執(zhí)行意志等。談到李約瑟的堅定意志和工作風格，魯桂珍引用了他寫的一封信，其中坦承自己有一種“良性的強迫觀念”，“我總愛收拾回形針和橡皮筋，這是我對細小具體的事物、材料、事實真相特別喜愛的征象；沒有這些具體資料，就無法比較確實地得到有重大意義的概括。謹慎地遵循正確的常規(guī)、有效地整理歸檔、管理卡片索引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在進行巨大事業(yè)中證明是必不可少的?！?span style="color: #7e8c8d;">[37]

在學術生命的盛年確立轉型的方向，認定了目標就心無旁騖地走下去，堅韌不拔，矢志不渝，中國豐富的歷史礦脈又在那里等著這位受過當代科學訓練的人來欣賞和發(fā)掘，熱情友好的人民和聰明博學的中國學者們滿懷欣喜地接納他并施以援手。就這樣，英國生物化學家與皇家學會會員最終通過宏大的SCC計劃完成了華麗轉身，成為中國科學與文明研究在西方的開拓者，李約瑟何其幸哉！

(本文原系2025年5月16日在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建系7周年暨李約瑟、芒福德紀念論壇上的報告。此次發(fā)表時做了補充與修訂。)

注釋：

[1]劉鈍：“霍爾丹與《代達羅斯》（一）”，《 科學文化評論》，2011年，第8卷第1期，6-28頁。

[2]J. Needham, Letter to K. R. Dronamraju, 1987-09-17,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NRI) Archives: SCC2-262-3-4/5.

[3]R. W. Clark: JBS: The Life and Work of JBS Haldane,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8, p. 203.

[4]JBS. Haldane, Letter to J. Needham, 1956-05-07, NRI Aichives: SCC2-65-2/5.

[5]王曉、莫弗特：《大器晚成——李約瑟與<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故事》，鄭州：大象出版社，2022年，329-339頁。

[6]JBS. Haldane, Letter to J. Needham, after 1956-11-05. to Needham[B]. NRI Archives: SCC4-2-17-1/1-2. 按這封手寫的信沒有具注日期，信中提到的海倫“牢獄之災”發(fā)生在1956年11月5日，又從信文“希望在大約6個月以后前往印度”來看，推測是在1956年11月5日之后的某一天。海倫與倫敦警察沖突并遭拘捕的細節(jié)參看Clark 1968, pp. 203-211.

[7]一位講師被定罪的消息必定會影響學院（倫敦大學學院）的聲譽，因此校方希望海倫交納罰款盡快了結此案，但在次日的庭審中，海倫態(tài)度強硬并拒絕交納罰金，霍爾丹也默許了她的立場，直到10天之后海倫才被一家為了獲得新聞的媒體保釋出獄。

[8]Letter from JBS. Haldane to Jawaharlal Nehru dated 15 February 1952 (Box 35, Archives of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轉引自V. Rao, J. B. S. Haldane, an Indian scientist of British origin, Current Science. 2015, 109 (3), p. 634.

[9]轉引自JBS. Haldane, Science and Life: Essays of a Rationalist. London: Pemberton Publishing, 1968, pp. 124-134.

[10]此信為手寫，原件這里只是個數(shù)字2，按信文應指李約瑟剛出版的SCC第2卷。

[11]原文Large draughts of intellectual day，出自17世紀英國內(nèi)戰(zhàn)期間詩人克拉肖（Richard Crashaw，約1613-1649）的長詩《熾熱之心》（The Flaming Heart）。

[12]JBS. Haldane, Letter to J. Needham, 1956-10-09, NRI Archives: SCC4-2-17-2.Needham, Letter to JBS. Haldane, 1956-10-19, NRI Archives: SCC4-2-17-1/3-4.

[13]劉鈍：“霍爾丹與李約瑟的通信”，《中國科技史雜志》，2025年，第46卷第1期，1-51頁。

[14]李約瑟這次來華期間結識的中國科學家、人文學者以及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可以開列一份長長的名單，對他后來的學術轉向發(fā)生過比較重要影響的人物（排名不分先后，不僅于此）包括：葉企孫、嚴濟慈、吳有訓、王守競、趙忠堯、張文裕、吳大猷、余瑞璜、鐘盛標、胡剛復、王淦昌、施士元、任之恭、謝玉銘、錢臨照、錢寶琮、李儼、華羅庚、吳大任、戴文賽、鄒儀新、竺可楨、王星拱、黃子卿、楊石先、吳學周、張資珙、袁翰青、曹天欽、曾昭掄、王葆仁、王琎、李方訓、湯佩松、童第周、石聲漢、金寶善、李先聞、沈宗翰、劉慎諤、馬士駿、胡乾善、談家楨、貝時璋、張夢聞、吳素萱、湯飛凡、伍獻文、劉崇樂、經(jīng)利彬、錢崇澍、羅宗洛、袁復禮、翁文灝、李四光、尹贊勛、顧功敘、陳振漢、錢昌照、汪敬熙、羅忠恕、鄭曉滄、唐鉞、陳世驤、陶孟和、吳大琨、冀朝鼎、王亞南、郭本道、黃方剛、李相杰、梁思成、林徽因、李濟、周仁、王振鐸、馮友蘭、陶行知、鄧初民、林祖涵、雷海宗、朱自清、朱光潛、吳作人、郭沫若、蔣夢麟、梅貽琦、傅斯年、李書華......

[15]劉曉、莫弗特：《李約瑟鏡頭下的戰(zhàn)時中國科學》，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23年。

[16]J. Needham, Letter to Dorothy Needham, 1952-06-18,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Digital Library: GBR/1928/NRI/NRI2/5/15/2/3.

[17]李約瑟是從布拉格乘火車到達莫斯科，然后再轉乘飛機前來中國的。

[18]陳立夫：“悼念熱愛中國的李約瑟博士”，《中外雜志》，1989年，第57卷第5期，21-23頁。按對李約瑟訪臺的邀請由抗戰(zhàn)期間擔任民國政府教育部長的陳立夫發(fā)出，他也是臺版《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翻譯計劃的發(fā)起者，李約瑟與魯桂珍在臺訪問18天，臨行還會見了臺灣地區(qū)最高領導人。

[19]V. Rao, J. B. S. Haldane, an Indian scientist of British origin. Current Science. 2015, 109 (3), pp. 634-638.

[20]K. R. Dronamraju, J. B. S. Haldane's Last Years: His Life and Work in India (1957–1964). Genetics. 2010, 185 (1), pp. 5-10.

[21]霍爾丹在寫給李約瑟的一封信中曾向他推薦印度鳥類學家薩利姆·阿里（Salim Ali,1896-1987）關于印度鳥類的著作。參閱JBS.Haldane, Letter to J. Needham, 1962-10-02,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Needham Archive.

[22]羯陵迦是印度東部一個古國的名字，其領土相當今奧里薩邦、安得拉邦北部及中央邦的部分，公元7世紀玄奘在印度旅行時曾經(jīng)過該地。

[23]K. R. Dronamraju, On Some Aspects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 F.R.S., in India.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1987, 41 (2), p. 227.

[24]J. Needham, . Letter to Haldane, 1962-08-29,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Needham Archive.

[25]JBS. Haldane, Science and Indian Culture. 1965, Calcutta/New Delhi: New Age Publishers, p.2.

[26]V. Rao, J. B. S. Haldane, an Indian scientist of British origin. Current Science. 2015, 109 (3), p. 637.

[27]D. Raina & I. Habib, The Missing Picture: the non-emergence of a Needhamian history of sciences in India. Habib & Raina eds. Situat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Dialogues with Joseph Needh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79-302. 中譯文見劉鈍、王揚宗編《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李約瑟難題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論著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759-781頁，陳朝勇譯。

[28]1966-1996年間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

[29]李約瑟在提出他的宏大歷史問題時也曾考慮過印度古代文明，例如他在《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中就寫道：“當時（1938年）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或印度）文明中發(fā)展，而只在歐洲發(fā)展出來？”參見Centaurus, 1964, 10, p.174。印度學者和有關部門對他的SCC也表現(xiàn)出來極大的熱情，雙方間有許多互訪和書信交流，希望從李約瑟的成功中獲取經(jīng)驗。關于李約瑟與印度科學與文明研究的關系，需要另外一篇專文來介紹。一個概要的綜述可以參閱Dhruv Raina, Needham's Indian Network: The Search for a Hom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India (1950–1970), New Delhi:Yoda Press, 2015.

[30]印度學者確實編撰了大量有關的書籍。其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項工程名為“印度科學、哲學與文化史計劃”（Project of History of India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簡稱PHISPC）。該計劃由頗具影響的學者兼政治家查托帕迪亞雅（Debi Prasad Chattopadhyaya, 1933-2022）領銜并得到人力資源開發(fā)部的資金支持，旨在編撰出版一套名為《印度文明中的科學、哲學與文化史》（History of Scienc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in Indian Civilization）的叢書。查托帕帕迪亞雅在叢書總序中稱此計劃：“并非出自單一作者之手，也不是由一群在方法論上統(tǒng)一或意識形態(tài)完全一致的思想家和作家共同完成的。在構思這個項目時，我們與眾多印度及非印度思想家的著作觀點進行了互動，并深受其影響。”“非印度思想家的著作”顯然是包括了李約瑟的SCC在內(nèi)的，叢書的命名就能體現(xiàn)出來。從已出版的書籍來看，盡管卷帙浩繁，但內(nèi)容過于龐雜，缺乏一個明晰的主導性編史綱領，除了通史與學科史，還有許多專題文集和資料匯編，也混雜了大量神話、傳說和純宗教的內(nèi)容。與其說是一部叢書，不如說是一個文庫性質的出版計劃。

[31]科恩也提到一些“次級”的文明，例如日本、朝鮮和瑪雅，他寫道：“雖然追問為什么中國沒有發(fā)生科學革命有意義，但是追問日本和朝鮮為什么沒有發(fā)生科學革命卻肯定毫無意義。誠然，日本和朝鮮以及其他一些文明都曾顯示出真正科學研究的一些跡象，并且做出了一些絕非微不足道的發(fā)現(xiàn)（例如日本被稱為“和算”的代數(shù)或計算相當復雜的瑪雅歷法）。但這些學科的專家一般并不會追問研究中國、印度或阿拉伯科學的學者們經(jīng)常提出的那個問題——“為什么科學革命沒有本土的對應物”。理由當然是，這些有限的研究線索以及零散的結果遠不足以構成一個全面而融貫的整體，使人們不可能想到近代早期科學或者某種類似的東西將會發(fā)生?！?/span>

[32]H. F. 科恩著、張卜天譯：《科學革命的編史學研究》，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年，493-497頁。

[33]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tǒng)治》，1853年6月10日于倫敦，原刊于1853年6月25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38O4號，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145頁。

[34]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tǒng)治的未來結果》，1853年7月22日于倫敦，原刊于1853年8月8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3840號，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246頁。

[35]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1, p. 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中文譯本《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科學/上海古籍，1990），第4頁。

[36]夏鼐：“中國考古學和中國科技史”，載《夏鼐文集》（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304-309頁。

[37]魯桂珍：“李約瑟的前半生”，載李國豪、張孟聞、曹天欽主編《中國科技史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