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春假，我獨自去了巴塞羅那。為了打發(fā)路上的時間，我?guī)Я艘粌员”〉钠簌Z經(jīng)典本《沒有女人的男人》。并不是因為我最愛海明威，而是因為它夠輕，適合旅行攜帶。而且“西班牙”這個詞一旦被文學激活，最先跳出來的仍是這些老派而安全的名字，他們構成了我對巴塞羅那印象的文學前景。其他的作家也能想到些，都是拉美文學作家，比如略薩、馬爾克斯、波拉尼奧。

駐足蘭布拉大道終點的哥倫布紀念碑時，我意識到這種印象其實是一種“他者”的拼貼。紀念碑高達60米，建于1888年，象征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世界”后返回西班牙的榮耀瞬間。他的手指向遠方，按理應指向美洲，實則方向卻是地中海。這一地理偏差，也暗示了它在加泰羅尼亞地區(qū)的象征混亂，一座紀念“殖民者”的雕像，立在追求地方身份認同的廣場。而這象征錯置，也照見我作為中文讀者的視角，對于巴塞羅那的文學想象，何以全由“外部”建構？西語文學在中文語境中往往約等于拉美作家，“西班牙文學”多停留在塞萬提斯黃金時代，而“加泰羅尼亞文學”則幾乎隱形。雖有譯本，但從未構成一個穩(wěn)定的閱讀地圖。其中固然涉及文化政治與地緣結構的張力，但也暴露出“世界文學”概念的悖論，我們以為它通向普世的文學價值、自由語言的想象，實則常常順著既定的譯介路徑與出版邏輯，駛向另一片我們未曾辨識的“地中海”。

巴塞羅那色彩鮮艷，圣家堂遠觀高聳詭譎，近觀如尚未蘇醒的巨獸，石柱仿若神經(jīng)末梢，嵌滿了花朵、水果與爬蟲，色彩跳脫得幾近迷幻。為了更靠近這座城市的文學脈絡，我在旅游網(wǎng)站上報名參加一個名為“超越奧威爾與海明威”的城市徒步導覽。次日清晨，我在皇家廣場見到了導游，一位名叫 Tadhg 的愛爾蘭人，名字意為口才與知識的傳遞者。如今他旅居于此，主職寫作，副業(yè)是城市文學導覽。雖名為“團”，當天只有我一人報名。四小時四十歐元，我們沿著城市街道展開一場緊湊的文學散步。他并不試圖在短短幾小時內講述完整的加泰羅尼亞文學史，而是以“景觀化的文學”為線索，介紹那些以巴塞羅那為背景書寫的作家與片段。

一、外部凝視與本地書寫

“超越奧威爾與海明威”一題，關鍵在于區(qū)別有關西班牙內戰(zhàn)的外部凝視與本地書寫之間的張力。兩位英文作家的巴塞羅那故事，我們借由《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和《喪鐘為誰而鳴》已經(jīng)熟知。海明威在戰(zhàn)地報道中收獲自己第三段婚姻，而奧威爾經(jīng)歷了理想主義者之間的裂痕與背叛。

蘭布拉大道上的紀念牌，“在這里，1937年6月16日，他的同志們最后一次見到安德烈·寧。POUM的政治書記，社會主義和自由的戰(zhàn)士，斯大林主義的受害者。”

“五月事件”的爆發(fā)象征著左翼陣營裂痕的公開化，奧威爾加入的馬克思主義統(tǒng)一工人黨（POUM）遭受毀滅打擊，政治書記安德烈烏·寧被處決。在槍火與意識形態(tài)的夾縫中，奧威爾記錄下荒誕而詩意的時刻：POUM和國民警衛(wèi)隊（Civil Guards）達成了互不開火的協(xié)議，后者從占領的咖啡店中搜刮了飲品，將其中十五瓶啤酒送給了POUM，獲得了一支步槍的回禮。我和Tadhg在蘭布拉大道上奧威爾常去的MOKA咖啡廳里各喝了一瓶啤酒，這里地下室展示著許多老照片，以及世界各地的《1984》譯本。不遠處的圣母伯利恒教堂，奧威爾與戰(zhàn)友，帶著酒、芝士和企鵝口袋書，在樓頂消磨時光。他不會知道，1989年，巴塞羅那政府為了三年后的奧運會，拆除了哥特區(qū)一整座住宅，只為降低城區(qū)建筑密度。這一空地后被命名為喬治·奧威爾廣場，諷刺的是，2001年，這里成為巴塞羅那第一個配備監(jiān)控攝像頭的公共廣場。

五月事變期間，MOKA咖啡館被國民警衛(wèi)隊用作巷戰(zhàn)的街壘。

本地書寫往往并不直面戰(zhàn)場，而是圍繞戰(zhàn)后余生，圍繞日常生活中的壓抑、家庭內部的失語，以及身體經(jīng)驗中的斷裂。Tadhg在圣菲利普·內里廣場（Pla?a de Sant Felip Neri）向我介紹了《鉆石廣場》（La pla?a del Diamant），加泰羅尼亞文學的里程碑之作（2023年四川文藝出版社王岑卉譯本）。這部梅爾塞·羅多雷達（Mercè Rodoreda）于1962年出版的小說，以第一人稱講述了一個年輕女性在婚姻、戰(zhàn)爭、貧困中的傷痛、沉默與失落。真實的鉆石廣場，實為蘭布拉大道北段的一個兒童游樂場。而內里廣場是被教堂和學校包圍的小塊空地。1938年內戰(zhàn)時，這里遭到弗朗哥政權的空襲，炮彈擊中學校與教堂，30多名兒童和市民死亡。教堂石墻上，如今依舊殘留著戰(zhàn)爭的彈痕，成為“精神傷口”在城市空間中的轉喻?？ㄩT·拉福雷特（Carmen Laforet）的《空盼》（Nada）延續(xù)了這一戰(zhàn)后女性的創(chuàng)傷敘事（200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卞雙成、郭有鴻譯本）。從小鎮(zhèn)來到巴塞羅那上大學的年輕女孩，面對一個衰敗、壓抑、暴力、情緒化交織的家庭氛圍，陰郁、骯臟、饑餓的巴塞羅那街道，充斥著性別沖突、階級冷漠、戰(zhàn)后沉默的社會。Nada，意為“什么都沒有”，象征的是戰(zhàn)后精神的虛空。在父權、獨裁與貧窮的多重壓力下，女性的聲音與欲望被壓縮至無，化為沉默的空洞。

而在更近的歷史中，另一種文學景觀則轉向城市變遷與資本邏輯的記錄，試圖追蹤這座城市結構性改變的軌跡。在皇家廣場，Tadhg提到曼努埃爾·蒙塔爾萬（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的系列偵探小說，一位厭倦職業(yè)、熱心美食的私人偵探佩佩·卡瓦略，面對一個腐敗而多變的社會，見證資本主義民主的興起如何迫使他所熟悉的世界悄然崩解。佩佩身上兼具前共產(chǎn)黨員和前CIA間諜兩個矛盾的身份，身形微胖、頭腦敏捷、道德模糊，穿行于巴塞羅那這座“偉大的黑色城市”。皇家廣場為紀念西班牙王室而命名，但在反王室情緒強烈的加泰羅尼亞地區(qū)，并不具備效忠色彩，設計初衷是服務中產(chǎn)階級的商業(yè)廣場。隨著1975年弗朗哥獨裁政權垮臺，西班牙民主轉型、消費主義日益膨脹，這里成為酒吧密集、性工作者出沒、毒品交易活躍的夜生活混亂區(qū)，也是偵探佩佩經(jīng)常出沒的地方。為迎接1992年奧運會，市政府清理了皇家廣場，這一事件很快反映在蒙塔爾班的寫作中。1988年出版的《越位》，佩佩受雇調查針對巴塞羅那足球俱樂部新前鋒的死亡威脅，意外揭露出一樁奧運會前的土地黑色交易。1993年的《奧林匹克陰謀》延續(xù)這一主題（202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汪天艾譯本），佩佩一邊目睹巴塞羅那日漸變質，一邊努力與中年危機和解。巴塞羅那與奧運會的前緣可以追溯到1936年抵抗納粹而策劃的“人民奧運會”，而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是這座城市現(xiàn)代化的轉折點，象征西班牙擺脫法西斯遺產(chǎn)、邁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歷史時刻。然而，這場盛會所推動的“城市更新”并非人人受益，大片街區(qū)被拆除、舊城住民被迫遷移，曾經(jīng)混雜、粗礪、多層次的城市面貌，被整齊劃一、面向游客的景觀邏輯所取代，也吞噬了城市敘事的復雜性。

二、世界文學與“反世界文學”

我向Tadhg坦白，過去我未聽說這些作家，此刻身臨現(xiàn)場，仍難以有共鳴。這幾部作品都有中文翻譯，但未曾進入《外國文學史》或《世界文學》教科書的核心章節(jié)。巴塞羅那在我的文學印象中，是奧威爾、海明威駐足的國際左翼，是聶魯達、略薩、馬爾克斯、波拉尼奧停留的歐陸舞臺，而非一座戰(zhàn)后陰影中掙扎出來的城市。許多加泰羅尼亞重要作家，在主流中文出版體系中聲量較小。一方面，定然是我學藝不精見識有限，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世界文學”并非一種無害的文化共享模式，而常常是一種以歐美為中心、以資本運作為條件、忽略語言差異與不可譯性的知識結構。在文學的全球流通中，翻譯往往被視為一種接納的象征，然而正如斯皮瓦克所指出的，翻譯從來不是中性的，它是帶有意識形態(tài)選擇與語言倫理的政治動作。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提到，文學如同一個擁有象征資本的全球場域，巴黎、倫敦、紐約等文學中心城市掌握著對文學價值的“認證權”，參與“世界文學”的定價與排序。中文語境的“外國文學史”教育，其底層邏輯如王德威所說是“在邊緣中尋找中心”，而我們選擇了哪些作家、排除了哪些作家，常常是對中心判斷的再確認。因此，我們接收所謂“世界文學”時，常常不是一個開放性網(wǎng)絡，而是帶著某種對“偉大作品”的歷史性預設。我們期望讀到的是塞萬提斯、托爾斯泰、卡夫卡、海明威、馬爾克斯，是那些已經(jīng)被西方學術體系驗證過的名字。與之相比，那些“低調”的作品，即便有中文譯本，也往往難以在語境中真正著陸。這并非因為翻譯的缺席，而是因為已有的文學評判系統(tǒng)、教學體系與市場邏輯，并未為它們預留位置。翻譯并不自動賦予進入權，它更多時候只是另一種“被觀看”的形式，一種在語言轉換中維持既有中心秩序的操作。

我和Tadhg的對話由此轉向了世界文學的翻譯流通問題，這當然繞不開拉美文學，這一曾經(jīng)以“爆炸”般的方式闖入世界文壇，以一種異域想象、政治寓言與魔幻敘事的混合體，成為“邊緣挑戰(zhàn)中心”的典范。莫雷蒂（Franco Moretti）用地圖與數(shù)據(jù)建構“文學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結構指出，處于邊緣的作家，往往必須遷移、模仿，甚至等待中心的“發(fā)現(xiàn)”，才有可能被納入“世界文學”的框架。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當拉丁美洲陷入激烈的政治波動，許多作家遷徙至歐洲。巴塞羅那相對寬松的文化環(huán)境，成為這些異鄉(xiāng)旅者的避風港，也被當時許多進步知識分子稱為“拉丁美洲的首都”。Tadhg介紹了卡門·巴爾塞爾斯（Carmen Balcells），2019年出版的口述歷史著作《爆炸年代》（Aquellos a?os del boom）詳盡記錄了她與馬爾克斯、略薩等作家之間的往來。她將分散在西班牙與拉美各地的寫作者組織為一個文學共同體，以出版權為工具，在歐洲文化工業(yè)中為他們爭取地位，促成了“拉美文學爆炸”（El Boom）的發(fā)生。這場“爆炸”不僅是寫作風格的爆炸，更是市場機制與文化外交的產(chǎn)物。法國的加利瑪出版社（Gallimard）與“西班牙語美洲文庫”（La Bibliothèque Hispano-Américaine）合作，成為拉美文學走向全球的重要中介。許多拉美小說先被譯成法文，再從法語版本轉譯為英語、德語、意大利語，最終才抵達中文世界。博爾赫斯、科塔薩爾、馬爾克斯、略薩，他們被“發(fā)現(xiàn)”的路徑并不直接，而是穿越了出版的多語通道、文化的權力中心，以及冷戰(zhàn)時期的地緣政治。

今天，當我們在世界文學的語境下談論“拉丁美洲文學”時，談論的其實是一個由出版人、翻譯家、批評家、策展人共同建構的文學形象。一些學者早已指出，這種命名隱含著“讓邊緣可被翻譯”的愿望，通過一套識別系統(tǒng)（如魔幻現(xiàn)實主義），把文化他者整理為一種可消費的文學類型，在歐美出版市場的命名與打包下，在特定地緣政治和出版結構中，被推上世界文學舞臺。Emily Apter 批評“世界文學”的命名邏輯如何抹除語言、政治與翻譯之間的不對稱關系。她在《反世界文學》（Against World Literature）中提出，所謂“世界文學”往往假設文本天然可譯，卻忽視了誰有權決定哪些作品被翻譯、以何種方式翻譯、在何種語境中被接受。博爾赫斯或許是最能意識到這個游戲規(guī)則的人，他既是“世界文學”體系內的編織者，又不斷以圖書館、迷宮與翻譯的隱喻，嘲諷這套“西方經(jīng)典”的權威。在《小徑分岔的花園》中，他讓文學回到互文與仿作的游戲中，不斷提醒我們，所謂原創(chuàng)與經(jīng)典，也不過是一場精妙的再生產(chǎn)。在承認這種結構悖論的前提之下，我們的問題不再是“世界文學是什么”，而是——當文學文本跨越語言與文化之界時，我們應如何回應其在異語、異文化語境中的命運。

三、文學生命與文學偷渡

我跟Tadhg講述了魔幻現(xiàn)實主義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巨大影響，對于這位熟知西語、英語文學的愛爾蘭人而言，中國文學仿佛是一塊遙遠的大陸，偶爾聽聞，卻從未踏足，這也是世界文學中心-邊緣結構的再次驗證。博爾赫斯、馬爾克斯等作家在中國的影響，遠遠超出英語世界的認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先鋒派寫作，從敘事結構到隱喻方式，從對現(xiàn)實的拆解到超現(xiàn)實的注入，無不留下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痕跡。只不過，在中國尚未加入國際版權公約的年代，這些作品譯本往往先以“內部發(fā)行”或“文學期刊節(jié)選”形式出現(xiàn)，后來逐步轉為出版社自行出版的“盜版”圖書。一樁人盡皆知的公案，是馬爾克斯的中文授權翻譯。1990年，馬爾克斯應邀訪問中國，發(fā)現(xiàn)隨處可見《百年孤獨》、《霍亂時期的愛情》中譯本，然而自己從未授權任何中文翻譯。2011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黃錦炎譯本《百年孤獨》，是馬爾克斯授權的唯一簡體中文版，版權合約由卡門·巴爾塞爾斯（其長期文學代理）簽署確認。我告訴Tadhg，直到那一年，我才知道我小時候讀的是盜版。讀書人的事情算不算偷，自有說法，但文學文本的生命，本就不局限于原初的語境與合法的版權制度。文學文本穿越語言、制度與政治邊界的能力，也正是其持久魅力所在。用本雅明的話說，翻譯不是復制，而是文本生命在另一語言中的“延續(xù)”，是一種“來世”（Fortleben）。在馬爾克斯的例子中，《百年孤獨》的早期中文譯本雖未經(jīng)授權，卻讓成千上萬的中國讀者接觸到充滿熱帶暴雨、家族詛咒與時間循環(huán)的世界。即便它是“盜版”，它依然塑造了一代人的文學感知，也參與了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世界傳播。

Tadhg聽了我講的中國故事，回贈了馬爾克斯小說中一個極小的異國偶遇細節(jié)。我回家后，花了點工夫搜索，找到了這個細節(jié)的完整出處，《夢中的歡快葬禮和十二個異鄉(xiāng)故事》（南海出版社2015年黃燁華譯本）。這本短篇小說集構思于馬爾克斯1970年代旅居巴塞羅那期間，最終完成于他在墨西哥的書房。他在序言中寫道：“身份認同感的覺醒……來寫一些發(fā)生在那些旅居歐洲的拉丁美洲人身上的奇聞異事。”我們當然可以用“離散”“民族身份”等術語來標簽他的創(chuàng)作動機，但小說中的異鄉(xiāng)經(jīng)驗，顯然不止是身份的傷口或政治寓言，更像是魔幻現(xiàn)實主義空間版圖的一次全球化試探。這些故事更接近一種歷史切片中的文學游移：不再是國族敘事中的流放者，也不是異國困境里的局外人，而是將漂泊本身視為寫作方法的游牧敘事者。在《占夢人》這一短篇中，“我”（也許是馬爾克斯本人）在一則古巴哈瓦那海難報道中認出遇難者，是多年前自己于維也納遇見的神秘女性。她以做夢占卜為職業(yè)，是一位夢的譯者。借此契機，“我”憶起某年與她及詩人聶魯達同乘一艘船，從拉美沿太平洋航行至歐洲的旅程。途經(jīng)巴塞羅那，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后，他們飯后在蘭布拉大道上散步。聶魯達落在后頭，停在一家賣鳥的小店前，蹲下來，用帶著智利土話的西班牙語逗一只來自智利的鸚鵡。

這細節(jié)本身已趣味盎然，更讓我喜歡的，是小說的結尾。馬爾克斯寫，眾人回到船上，聶魯達隨即如孩子般沉入香甜的午睡。不久，他忽然驚醒，奔來對“我”驚呼：“我夢見她夢見了我?！?“她”，是那位占夢的女人。“我”則回應他答道：“這是博爾赫斯的情節(jié)。”聶魯達失望地問：“已經(jīng)被寫過了？”但“我”知道，這位詩人很快仍會拿起筆，把這一情節(jié)寫下來?！拔摇焙髞碓俅斡龅侥俏慌耍龁柡颍骸拔抑浪麎粢娢??！边@一連串夢的轉述，“我知道他夢見我夢見了他”，構成了一個幽微的回文，既是馬爾克斯的趣味，也是博爾赫斯的悖論，一種將文學之夢再次折疊的哲學敘事。我們可以說，“聶魯達”提的問題，是一種文學世界中普遍的“遲到感”，關于我們是否還能說出沒被說過的東西。而馬爾克斯的回應，則仿佛來自博爾赫斯的“圖書館宇宙”，在那里一切早已注定，一切皆可引用?；ノ男灾匦露x了原創(chuàng)性，鸚鵡在異國的鳥籠中回應母語，馬爾克斯的小說在大洋彼岸成為時代潮流。這些文學漂流中的偶遇，我們不妨把它看作是一種文學的溫柔偷渡。

波拉尼奧故居樓下小酒館中寫作的青年

Tadhg帶我去看波拉尼奧在巴塞羅那的故居。如今那棟公寓門口，掛著一塊電腦屏幕大小的紀念牌匾，不算顯眼。尤其是對比起城市另一頭那座以馬爾克斯命名的新圖書館，更顯寂寥。那是一幢耗資一千一百三十萬歐元、歷時四年建成的建筑，六層樓，占地3300平方米，是巴塞羅那第三大市立圖書館，以研究拉美文學為任。馬爾克斯的文學奇航如今有了殿堂式的歸宿，而波拉尼奧則像他小說中的角色一樣，命運始終與漂流緊密相連。他曾投身智利左翼運動，在阿連德民主政府倒臺后流亡加泰羅尼亞。正如《荒野偵探》中寫的，“他”離開了青年時期的詩歌小組與街頭斗爭，漂流至西班牙，落腳巴塞羅那，靠打零工為生。夜晚做守夜人，白天推銷百科全書，生活拮據(jù)而孤獨。直到1990年，波拉尼奧決定全力轉向小說寫作，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確診肝癌。他需要和時間賽跑，留下自己存在的證明?！拔矣袃蓚€孩子，我希望他們能記住我不是一個失敗的詩人，而是一個小說家?！彼泽@人的速度創(chuàng)作了多部長篇小說，獲得巨大聲譽。長達千頁的《2666》手稿完成后不久，他因肝衰竭去世，年僅50歲。這可能也是文學生命最私人的證明之一。我循著傳聞中他常去的酒館，向店內的老酒保打聽，他告訴我，酒館舊址其實在街對面，而波拉尼奧確實常在那里喝酒、寫作。酒館角落里坐著一位年輕人，我猜他也和我一樣，是循跡來到此處的。他就著一杯啤酒，在筆記本上寫些什么。比起寫下的內容，書寫的動作本身更具意義。玻璃櫥窗外，是波拉尼奧真正寫作的舊址，不過，我想，這也無妨。

四、巴塞羅那的新文學景觀

我和Tadhg最后來到哥倫布紀念碑不遠處的“塞萬提斯之家”。堂吉訶德的冒險終結于巴塞羅那與“白月騎士”的海灘決斗。落敗后，他依約放棄騎士生涯，返回家鄉(xiāng)。我們在不起眼的“塞萬提斯之家”，看見幾位當?shù)厍嗌倌昴猩抨犈恼樟裟?。我為西班牙文學基礎教育的深入感到驚訝，卻又不敢置信。Tadhg隨即上前詢問，果然，他們正在進行課外活動，找到這里并合影，是老師防止學生逃課的聰明招法。我和Tadhg的旅行，也在這場插曲中結束。

左翼自組織文化中心La Base,眾人為國際婦女節(jié)游行z準備，同步為加沙地區(qū)籌款。

學生時期的文學教育固然枯燥，但年輕的生命也催生更多新文學的景觀。超越文字，走向圖像、標語、行動、流媒體數(shù)據(jù)，新文學是任何形式的當下情感。當時正逢國際婦女節(jié)，我獨自漫游，在巴塞羅納的左翼社群中心La Base，遇到為游行做準備的女性組織。年輕女性把軍鼓舉過頭頂，街道兩邊擺設簡易座位，更多人席地而坐，享用簡單的燴飯，為加沙地區(qū)籌款。建筑外墻高掛白底黑字的布條：“Vaga Feminista”。加泰羅尼亞語意為“女性主義罷工”，不僅是工作罷工，還包括家庭勞動、照護勞動、消費罷工、教育罷工，讓不可見的勞動浮出水面。這是我聽過最還原本質的婦女節(jié)口號。她無關粉色包裝與品牌聯(lián)名，而是一場女權集會、工會抗議、反殖民與反資本的多重集體行動。

拉瓦爾區(qū)的婦女節(jié)活動現(xiàn)場，整齊排列的女性主義兒童繪本。

繼續(xù)走，在拉瓦爾移民區(qū)，我看到面向社群的女性主義活動，書架展出許多女性主義兒童讀物，任人取閱，紙板手寫新興女性主義媒體平臺。附近不遠的Fatbottom書店，則專注自出版漫畫和Zine文化。在這里，我看到自由、即興和手工裝訂的語言，如何探索主流之外的獨特表達。漫步巴塞羅納街道，幾乎處處可見涂鴉標語——關于加泰羅尼亞、反法西斯、性別平權，以及所有在新語境中萌生的新表達。這些或許也是“超越奧威爾與海明威”的現(xiàn)實呈現(xiàn)，這些寫在墻面、身體與標語上的語言，或許難以被“世界文學”典藏，卻正是現(xiàn)實中的文學偷渡者。它們不需翻譯，也不渴望翻譯，自會被世界感知與閱讀。在這些城市縫隙中，這是文學景觀、世界文學的另一種可能，不再依賴中心評判、不再等待命名，而是將語言與行動縫合在一起，以自身的節(jié)奏延續(xù)故事。

參考資料：

Tadhg的巴塞羅那文學導覽網(wǎng)站https://barcelonaliterarytour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