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菁在撒馬爾罕旅途中給我寫信，讓我給她對歷史學家的訪談錄新書寫一篇序文，我其實很猶豫，因為她對我的采訪也收在這本書里，這讓我很難拿捏序文的分寸。

不過，看了書的部分內(nèi)容之后，我又有些釋然，因為這里涉及的學者們，除了較早過世的費正清之外，我和其他人多少都有或近或遠的交道。我和傅高義先生見過兩面，特別在上海還有過一次較長談話；周錫瑞先生不僅很早在北京見過面，他還在英文刊物上為我的《何為中國》英譯本寫過書評。我也給柯文先生的自傳中文版《走過兩遍的路》寫過推薦詞，說他能在幾部著作中多方面為學界提供典范和方法。伊佩霞教授呢，大概是二十多年前吧，我就給她的《劍橋插圖中國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中譯本寫過評論，對比中國的歷史教科書，說它不僅“擴充了歷史記述的空間，也增添了歷史閱讀的興趣”；而與許倬云先生就更加熟悉，特別是十年前，他不僅特意通過視頻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為我的《宅茲中國》一書舉辦的討論會上講話，而稍后我也應邀給他的《華夏論述》寫過“解說”。至于裴宜理教授，我更曾兩度是她擔任社長的哈佛燕京學社的邀訪學者，至今我還清楚記得2014年5月，我和她在Cambridge一家西餐廳共進午餐時的談話，她說到在安源和萍鄉(xiāng)調(diào)查之難，這讓我非常感慨。

二

這就是了。這部《李菁歷史人物訪談錄》寫的，其實就是一個有關(guān)中國研究的歷史學者群體，這個群體，各自色彩不同，風格各異，而且切入中國歷史的角度和問題，也彼此參差。這正符合我的理念，也就是“一個歷史，共同研究，多種理解”。

在李菁的書中，你可以看到費正清憑借“挖掘中國的更多史料檔案，來創(chuàng)建一個更加全面的中國現(xiàn)代史觀”，他的“沖擊-反應” （impact-response）成為一種理解近代中國轉(zhuǎn)型的典范；而柯文則恰恰從批判費正清這一模式開始，用“中國中心觀”即“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把理解中國歷史的方向掉了一個頭；傅高義通過鄧小平這個最高層人物來理解當代中國，“研究過日本，又有社會學訓練”曾經(jīng)是他的一個知識背景；同樣研究當代中國，裴宜理卻更關(guān)注“民眾反抗與底層政治，橫跨政治學與歷史學領(lǐng)域”；伊佩霞是古代中國史專家，她的《宋徽宗》《內(nèi)闈》和早期的《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是從女性、皇帝、貴族等不同層面，即書中所說的“于歷史細微處”來理解傳統(tǒng)中國的。同樣從社會階層和社會變遷角度觀察歷史，周錫瑞卻是從義和團、辛亥革命，甚至一個姓“葉”的家族歷史來觀察近代中國的，他強調(diào)研究“中國”必須注重“地方”，也注重“人”，因為“每個人的命運軌跡，背后都是波瀾壯闊卻又風云變幻的大歷史”。許倬云先生的專長在先秦社會史，他的《中國古代社會史論》《西周史》曾經(jīng)是經(jīng)典著作，不過最近他在美國看中國，寫了好些觀察大歷史的著作，他自己說，他是“從制度史轉(zhuǎn)變到社會經(jīng)濟史、轉(zhuǎn)變到文化史、轉(zhuǎn)變成大歷史”。而我呢，當然也喜歡中國大歷史，不過和許先生不一樣，我不僅是從思想、宗教和文化史進入大歷史的，而且是從中國出發(fā)看中國史，也從中國出發(fā)看全球史。

歷史雖然只有一個，中國也只有一個，但歷史學者卻總是橫看成嶺，側(cè)看成峰，在一個歷史過程中看到不同的歷史因果，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觀察角度，有自己的問題意識，有自己的分析立場。每一個歷史學者，都試圖呈現(xiàn)自己的特別看法。在這本書有關(guān)費正清的那篇里，有一句話讓我特別感觸，這就是費正清所說的“成為學術(shù)上獨一無二的人”！好的歷史學者忍受不了人云亦云，絕不可能鸚鵡學舌，他們各自有各自的中國認識，讓他們筆下的中國史，呈現(xiàn)出繽紛色彩，所以，他們才有“被訪談”或者“被記錄”的價值。

三

說到“被訪談”或者“被記錄”，其實無論是記錄還是訪談，看上去這些歷史學者是主角，實際上提問、觀察和記敘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曾接受過不少采訪，對這一點深有感觸。一個好的提問者或記錄者，她的問題和她的觀察不僅可以讓受訪者愿意講述自己學術(shù)研究的經(jīng)驗和感想，也許，還可以激活受訪者新的思考、新的聯(lián)想，甚至產(chǎn)生新的觀點，更能讓讀者從“讀其書”到“知其人”，更洞察他們所處的時代。

李菁的訪談和敘述都很用心，在這部書中，你可以注意她特別講述的一些關(guān)鍵的“點”，及一些有趣的“事”。這些“點”有的涉及學術(shù)大勢，這些“事”有的則關(guān)系到學者本人。比如，1950年代費正清的東亞區(qū)域研究，“對美國獲得更全球化、跨學科的視野，以及對外交政策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這是有關(guān)大歷史的“點”；而1960年代的社會思潮影響周錫瑞走向“社會史”，則是因為“我們對外交事務、國家領(lǐng)袖和知識精英等已經(jīng)沒有研究興趣了。我們想要研究的是‘人民’”，這是關(guān)于學者的“事”；又比如，在伊佩霞最初進入中國學領(lǐng)域的時候，為什么駁倒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又譯魏特夫）1957年出版的《東方專制論》“事關(guān)重大”？這應該也是美國的中國學史中一個有趣關(guān)節(jié)；再比如成書三十多年后，柯文回顧自己的著作《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仍然覺得書名起得恰到好處，為什么？他說是因為“這是對黑格爾的觀點‘中國沒有歷史’最機智的反駁”。這話讓我們更理解這一學術(shù)觀念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淵源。而李菁的記錄中也說到，裴宜理的父母曾經(jīng)在中國傳教或任教，都會說中國話，但裴宜理年少時期從未記得父母用中文交流過，“因為父親只會普通話，而母親只會上海話”，這真是有趣的事。

歷史學者也是普通人，只是他們從事的，是歷史知識的開掘與積累，具體說，是有關(guān)東亞和中國的歷史知識的傳播。好的學者都有一種使命感和責任心，我特別感動于書中柯文所說的那個故事，他說，費正清在60歲生日時，對學生們立下規(guī)矩，“不用回饋我，傳遞給別人”。

我想，李菁編這本記錄學者的書，初衷大概也就是把學者的所學所思，“傳遞給別人”。

李菁《歷史的鐘擺》是對八位中外歷史學者（費正清、傅高義、周錫瑞、柯文、裴宜理、伊佩霞、葛兆光、許倬云）的記錄和訪談。2025年7月即將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