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故事，濃縮了幾代人的生活史，記錄了一個人的“來時路”。在對家的記錄中，我們也更理解自己。春節(jié)臨近，小紅書發(fā)起“我的家庭簡史”計劃，鼓勵更多人加入到家史寫作中。不同于正式、嚴肅的大眾印象中的家史寫作，眾多投稿作品展示了家史寫作的全新面向，比如“段子式”的記錄家中長輩的趣事，比如極強的留言互動性。而且文章篇幅普遍不長，圖片豐富，非常具有“新媒體”風格。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王洪喆，中國社科院歷史學博士姜成洋致力于家史寫作的探索，他們都把家史寫作納入大學課堂教學的一部分，輔導學生們寫作了很多優(yōu)秀的家史作品。澎湃新聞·私家歷史邀請二位學者對“我的家庭簡史”計劃進行評述，同時探討新媒體時代家史寫作的可能性。

澎湃新聞：對這次“我的家庭簡史”計劃的作品有哪些直觀感受與評價？

王洪喆：我們在學校里教的家庭史寫作，需要進行系統(tǒng)的前期口述訪談和家庭媒介搜集調(diào)查。有趣的是，這次活動的大多數(shù)作品，不是基于這樣預先設置目標的前期調(diào)查完成的，反而呈現(xiàn)了作者在多年里對家庭中某個成員的掛記和觀察，而且突出了個人和家庭經(jīng)歷中最不能忘懷、對作者本人影響最大的片段。這樣的家庭史作品，成為了某種專屬于社交媒體的寫作方式，傳遞了更直接的情感內(nèi)容，也更加的生動、有力量感。

姜成洋：家史寫作參與者眾，這無疑是令人欣慰的現(xiàn)象，這證明，即便當下時代的時間感在不斷加速，人們畢竟沒有沉浸在絕對的當下主義時間秩序里——此處借用阿赫托戈“當下主義”的概念。這證明，人們依舊對歷史感興趣，尤其，公眾的著眼點逐漸脫離宏大敘事，開始關注與自身相關的微觀歷史。當然，自媒體這種不斷更新的呈現(xiàn)形式，以及公眾日漸碎片的閱讀習慣，決定了大部分寫作只是對家族史的簡要梳理。這意味著，絕大部分家史寫作都不會成為經(jīng)典的公眾作品。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也是每一個家史寫作者都可能面臨的問題：假如你的家史只是你個人的家史，讀者為什么要有閱讀的興趣。我想，可以從兩個方面思考這個問題。首先，書即墓碑，尤其涉及家史寫作這個議題。意思是說，家史寫作如同給自己家族立一塊墓碑，外人很可能不感興趣，即便自己家族內(nèi)部，可能兩代人之后，也不再有人對當初寫下的家史感興趣，因為切身性逐漸減弱。但無論如何，每個家庭的歷史都有被書寫的價值，它的價值是對兩三代之內(nèi)，有切身記憶的家族成員而言的。

但終究會有私人的家史作品突破小家范圍，成為公眾領域的經(jīng)典，流傳久遠，比如林耀華的《金翼》。寫作者需要思考，假如你想讓自己的作品突破小家范圍，需要做什么。我在寫自己的家族史時，是從兩個角度思考這個問題的：一方面，在整個歷史寫作中，我埋下了一條歷史隱線，即圍繞糧食問題形成的國家——農(nóng)民互動關系，有了這條隱線，這個寫作便不再只是呈現(xiàn)一個小家族的故事，而是從更大層面上呈現(xiàn)了二十世紀中國鄉(xiāng)村的整體史。另一個方面，我的寫作最終在探討宿命論問題，或者說，當人們說“命”時，人們在說什么。它的結論是，不同個體會根據(jù)各不相同的生活經(jīng)歷，有選擇地塑造自己的敘事，強化一些記憶，忽略另一些記憶，以此建立觀念或意識層面的平衡感。“命”的意識實際就是一種平衡感的建構。某種意義上說，它契合了薩特“存在先于本質”的觀念，即人的經(jīng)歷建構了人各不相同的性格與記憶，人又反過來通過記憶和敘述建構各自對“命”的闡釋。這個層面的探討，使家族史寫作超越了時空局限，實現(xiàn)了一種精神層面的共通。

澎湃新聞：在作品征集中，我們發(fā)現(xiàn)有一些篇幅較長、也較成熟的家史寫作，但大部分的投稿都比較簡短，只講一兩個家族成員的古早“段子”，而且很多頗受關注的投稿有很長的留言，互動性很強。您如何看待這種新式的家史寫作以及這種高互動性？

王洪喆：互動本身成為了一種篩選機制，也成為了個人家庭史寫作的延伸。因為互動激起了更多共鳴和類似的經(jīng)歷，使得家庭史寫作不再是個人的“私家歷史”，而成了某種集體記憶和情感的容器。通過互動和算法的篩選與分發(fā)，有類似經(jīng)歷的個體有更多機會偶遇和相識、通過留言與回復照見了彼此，也激發(fā)了更多擊鼓傳花一樣的寫作。這是專屬于數(shù)字時代的、活著的、有機的寫作方式。

澎湃新聞：新媒體上的家史寫作是否會消解其嚴肅性？

王洪喆：從一張照片、一個老物件、一個場景和地點出發(fā)，寫出來的家庭史不僅會更有故事感，也可以通過算法和多模態(tài)的AI帶來更多更有趣的陌生人的相遇，而這些相遇不僅僅會幫助錨定普通人的記憶和情感，也會幫助社交媒體平臺形成守望相助的氛圍，形成虛擬世界最需要的社區(qū)感。由此看來，我不認為新媒體上的家庭史寫作會消解嚴肅性，因為家庭史寫作的意義本來就不只是作為嚴謹?shù)臍v史檔案，而更重要是去編織和勾連起這個日益原子化和加速的現(xiàn)代社會。

姜成洋：對于這個問題，與其說我擔心歷史的嚴肅性被消解，不如說我更多受到了這種新方式的啟發(fā)。這里有一個問題需要思考：歷史寫作是否一定意味著必須嚴肅，或者換個問法，歷史寫作中是否可以含有虛構或對史料的戲謔。我認為這完全可以存在，如果你故意讓讀者意識到虛構的存在，此時虛構就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虛構，而是帶有了戲謔性質。戲謔并不等于不嚴肅，實際上，戲謔或幽默反倒是一種嚴肅的思考表達，它的嚴肅性在于內(nèi)含了一種反抗。

加拿大歷史學者琳達·哈琴（Hutcheon Linda）是極少數(shù)思考過這個問題的研究者。她使用的是另一個概念，在對后現(xiàn)代思想所做的分析中，哈琴提出戲仿（parody）的概念。她認為，戲仿是一種保持批評距離的重復行為，使得作品能以反諷語氣顯示寓于相似性正中心的差異。將反諷和游戲包含在后現(xiàn)代藝術之內(nèi)，絕不意味著必然將嚴肅性和目的性排除在這種藝術之外。戲仿或許已經(jīng)成為后現(xiàn)代主義形式上的自我指涉性所特有的表達方式，因為它自相矛盾地將過去融入自己的結構，經(jīng)常比其他形式更加明顯、更言傳身教地顯示了這些意識形態(tài)語境。戲仿似乎為審視現(xiàn)在與過去提供了一個視點，使藝術家能夠從話語內(nèi)部和話語對話，卻不至于完全被其同化。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戲仿似乎成了被主流意識形態(tài)邊緣化的群體的表達模式。

澎湃新聞：未來的家史寫作會有哪些新方向和新形式？

姜成洋：我最近重讀了安妮·埃爾諾的《悠悠歲月》，這部作品號稱是“無人稱自傳”的寫作，以此方式，通過個體記憶喚起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關于家史書寫，我想人稱就是個可以大做文章的創(chuàng)新點。我們當下的歷史研究，拒絕“我”的出現(xiàn)，以“筆者”代之，以第三人稱敘述故事，這種規(guī)范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書寫創(chuàng)新的可能。在華師大課堂上，我讓學生拋開這些束縛，可以不用添加任何腳注，可以在人稱上盡情想象。這方面，歷史學者真該從文學中好好汲取靈感，就人稱來說，布托爾的《變》用的是第二人稱書寫，200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采用“我”和“你”交替的人稱進行書寫。

另外一個新的突破點，是思考如何將歷史與歷史感有效融合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歷史專業(yè)的研習者去認真反思，因為過往的歷史學習中，大家默認了歷史研究就是去探究過去到底發(fā)生了什么。歷史感在談什么呢？談的是認識論向本體論的過渡，也就是說，歷史研究者不再是高高在上或者抽身在外冷眼旁觀的人，而是同樣參與了歷史寫作建構的人。它不是歷史學家那里崇古的、歷史主義的、文獻堆里的歷史，而是過去的歷史在當下的重生。相對歷史，歷史感首要問題不在于歷史的真實，它關乎的是，意識在讓過去顯現(xiàn)、重現(xiàn)于其內(nèi)部時所體驗到的情緒。通常，小說家寫家族史時，往往會呈現(xiàn)歷史感，因為小說家可能沒有受歷史學科的范式限制，比如，杜布拉夫卡寫《無條件投降博物館》。我期待的寫作是歷史感與對過去歷史探究的融合，一種主體性的回歸，一種內(nèi)省的史學——即研究歷史的過程中，也研究處在研究歷史過程中的研究者本身。歷史感是個很抽象的問題，這里不細談，荷蘭歷史學家安克斯密特的《崇高的歷史經(jīng)驗》在談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細讀這部作品。

澎湃新聞：家史為什么重要？它有哪些社會功能？

王洪喆：社交媒體上的家庭史寫作與互動，給普通人的際遇和日常生活賦予了詩意、傳奇和傳承感。普通人需要詩意去重整自己的生活，延伸自己的生命，理解自己所在的集體與傳統(tǒng)。在這些故事里，階層的、性別的、族群的、地域的、以及代際的故事，都得到了交織性的表達，這讓每一次講述和觀看都不僅僅是個體生命的梳理，也同時參與了對于國家、社會與集體遭遇的重新校準。這正是中國故事的內(nèi)核之一——人口規(guī)模巨大的、為了大多數(shù)人的現(xiàn)代化。只有這樣的文本更多的出現(xiàn)，我們的社會才不會趨向于解體，我們的日子才會過得有來處、有盼頭。

新時代的中國故事不僅需要宏大敘事，更需要普通人的史詩——由所有普通人講述的，給所有普通人聽的故事，不僅講給中國人，也將給全世界的普通人。

姜成洋：簡單來說，對歷史研究者而言，家史寫作可以培養(yǎng)一種意識——這也是我在華師大課堂上向同學們提及的一種意識——即歷史并不總是高高在上、離我們很遠的，并不總是那些精英人物的故事，歷史就在我們身邊，與我們息息相關。另一方面，對于所有人來說，家史寫作最終是在探究自己，探究自己何以成了現(xiàn)在的自己，這至少要向上追溯兩三代人的經(jīng)歷。在這個追溯過程中，我們會與自己達成一定的和解，同時，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長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