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法律始終是維持一個國家穩(wěn)定與發(fā)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古代埃及是一個孕育了悠久歷史與燦爛文明的國度，其法律體系雖未以成文法典的形式廣為人知，卻通過豐富的文獻遺存展現(xiàn)出獨特的法律觀念和司法實踐。在古埃及早期歷史中，統(tǒng)治者和官員主要通過口頭命令來傳達和執(zhí)行法律。到新王國時期（約公元前1550—前1069年），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古埃及的法律管理體系也日臻成熟，由此出現(xiàn)了類型龐雜、數(shù)量眾多的法律文獻。但由于文獻的散佚和翻譯的困難，學者們對于古埃及法律的研究長期以來缺乏系統(tǒng)性和完整性，這一狀況不僅制約了古埃及法律體系研究的深入，也阻礙了我們對這一古老文明全面而系統(tǒng)的理解。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上海大學郭丹彤教授主編，郭丹彤、王亮和郭小瑞共同譯注的《古代埃及新王國時期法律文獻譯注》（上、下卷）（以下簡稱《譯注》）一書的出版，無疑為學術界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參考資料。它不僅填補了國內學界在古埃及新王國時期法律文獻系統(tǒng)研究上的空白，還為世界古代史和法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古代埃及新王國時期法律文獻譯注》（上、下卷），郭丹彤主編，郭丹彤、王亮、郭小瑞譯注，中西書局，2024年

《譯注》分為上、下兩卷，精心篩選129篇具有代表性的新王國時期法律文獻，每篇文獻都有相應的文獻原圖、銘刻體象形文字轉錄、拉丁化轉寫和漢語譯注。全書按內容分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法律條文”，收錄了新王國時期的7篇王室敕令和2篇與法律有關的自傳體銘文；第二部分是“刑事”，其中包含34篇文獻，涉及盜掘古墓葬、盜竊、故意傷害、誹謗等多個犯罪主題；第三部分是“民事”，共收錄了50篇文獻，涉及物權、買賣、租賃和債務四個方面；第四部分是“神諭”，共15篇文獻，神諭是古代埃及司法審判的一種特殊形式；第五部分為“國際條約”，本部分只有1篇文獻即《銀板條約》，記錄了古埃及第十九王朝國王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前1290—前1213年在位）與赫梯國王哈圖什里三世（Hattusili III，前1275—前1245年在位）簽訂的互助結盟的和約；第六部分是“其他法律文獻”，該類文獻多為含有一定法律信息的陶石片，共計20篇。

縱觀全書，該書在內容上展現(xiàn)出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該書在文獻翻譯方面展現(xiàn)了極高的學術水準。在翻譯過程中，作者們采用了象形文字轉錄、拉丁化轉寫和漢語轉譯的“三步走”策略。首先，使用現(xiàn)代技術將原始文獻上的象形文字全部轉錄為輪廓清晰、規(guī)格統(tǒng)一的銘刻體埃及語文字，并嚴格遵循了原始文獻的排版。例如書中收錄的紙草、陶石片上的銘文，書寫方向有的從右往左，有的從左往右，這些在轉錄時都予以保留。這一步驟確保了文獻的原始性和準確性，為后續(xù)的翻譯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接著，作者們依照國際學界現(xiàn)有的通行規(guī)范逐一對每篇文獻進行了拉丁化轉寫?，F(xiàn)有的古埃及文獻整理類著作大多只有象形文字原文和翻譯，缺少拉丁化轉寫，該書附上拉丁化轉寫更便于國際埃及學界的交流與對比，從而推進埃及學的深入研究。最后，在漢語轉譯過程中，作者們不僅充分考慮了古代埃及語言的特點和語境，力求準確傳達文獻的原意，還根據(jù)漢語的表達習慣對譯文進行了適當?shù)恼{整和優(yōu)化，使得譯文更加流暢易讀。這種科學的整理與翻譯方法，使得這部著作在學術上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和可讀性。

第二，全面而深入的注釋。除了高質量的翻譯外，《譯注》還包含了大量的注釋和學界現(xiàn)有研究成果。這些注釋不僅解釋了文獻中的專業(yè)術語和難點問題，還提供了相關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解讀。以第8篇文獻《維吉爾萊克米爾（節(jié)選）》（Rekhmire, The Vizier）為例，這篇文獻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人稱代詞“他”，甚至在同一段落中也有好幾個“他”，而這些“他”所指代的人有所不同，包括訴訟當事人、維吉爾克萊米爾、國庫總管、高級官員、罪犯、信使、請愿人等各種角色。若沒有注釋，讀者們在閱讀本篇文獻時必定會被這些“他”所困擾，而該書作者經過仔細研究后給出的不同的“他”的注釋，則為讀者能更好地理解文獻內容提供了極大幫助。書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這些擴展性注釋也提高了本書的可讀性和學術性。

第三，文獻整理的系統(tǒng)性與完整性。古代埃及并沒有形成完整系統(tǒng)的司法體系，其法律信息多散見于王室敕令、神廟銘文、墓碑文獻、陶石片等各類文獻之中。這使得國外學術界在這一課題上的研究往往缺乏整體性和系統(tǒng)性，而國內學界更是處于起步階段。該書團隊首次對新王國時期古埃及的法律文獻進行了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和整理，書中收錄的129篇法律文獻覆蓋了法律條文、刑事、民事、神諭、國際條約以及其他法律文獻等多個方面，為讀者呈現(xiàn)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新王國時期法律體系框架。

第四，深刻的社會歷史透視。該書所呈現(xiàn)的法律文獻不僅揭示了古埃及的法律制度，還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社會歷史信息。通過這些文獻，我們可以窺見古埃及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等多個方面的面貌。例如，刑事和民事案件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和沖突；神諭文獻則揭示了古埃及人對于神靈和宇宙秩序的理解；國際條約則展示了古埃及與周邊地區(qū)的交往和互動。

第五，該書在裝幀和排版方面也體現(xiàn)了高水準的制作工藝。全書采用精裝版式，封面設計簡潔大方，富有學術氣息。內頁采用優(yōu)質膠版紙印刷，字跡清晰，排版合理，既便于讀者閱讀，又能夠保護文獻免受損壞。此外，書中還配備了珍貴的原始文獻插圖，不僅豐富了書籍的內容和形式，也能夠激發(fā)讀者的閱讀興趣。

當然，《譯注》仍存在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盡管該書已經收錄了129篇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文獻，但古埃及新王國時期的法律文獻浩如煙海，其內容之豐富、體系之復雜，遠非一本譯注所能涵蓋。因此，未來仍有大量的文獻挖掘與整理工作需要完成，這部著作的出版僅僅是研究的開始，而非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