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信（ Republic of letters ）是單讀的開放欄目。我們歡迎來自不同背景、住在不同國家的作者，在這里向彼此寫信，分享他們最近的生活、關心的議題、以及世界上重要的事。

今天是第十五封信，由曉宇寫給單讀。信中他表達了對于“說話”這件事情的困惑——我們雖看上去比任何時候都要口無遮攔，但大家的表達永遠局限在一個似乎早已被界定好的范圍之內，小心翼翼又敏感脆弱。這背后究竟隱藏著一個什么樣的話語運作機制，他在信中給出了自己的觀察和見解。

寫信人：曉宇 

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在讀 

說話，真的成了大問題。我經常被別人提醒說話前要三思，也不止一次地提醒別人謹言慎語。這看上去和我們的時代精神相逆。我們有舉不勝舉的平臺，也明明比任何時候都口無遮攔。但我們擔心那些看不到的監(jiān)察和輿論，說不定下一刻就會成為眾矢之的。

有人不怕，他們中的少數(shù)會說出真話。也有人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出些鼓動風聲，刺探底線的話來。他們不憚觸眾怒，甚至私下篤定，廣闊的多數(shù)，未承認的“人民意志”，會在暗地里支持他們。進步主義者越是瘋狂地攻擊，群眾越是沉默，他們就越是受到了鼓勵，仿佛在進行著一場揭露真理的斗爭。

這是當代的民粹言論。而這個詞已經濫用到任何反對既定秩序的思想和運動。進步主義者以常識和道德圍堵民粹。每隔一段時間，如同流感，定時爆發(fā)“誰該不該說話/能不能閉嘴”的爭執(zhí)。這種爭執(zhí)的局限，把我們引向單一的解決方案：切斷，封鎖，截獲民粹的平臺。

但切斷并沒有讓他們的聲勢減弱，反而驗證了這是利益既得者的陽謀，賦予他們運動的合法性。我傾向讓這些刺耳的言論公開進行。但我不以“言論自由”作為理由：言論自由的條件是說話的人力量平等。聲稱代表民眾的民粹人物，是從精英里來的一部分。他們天生有一副大嗓門。

讓他們去說刺耳冒犯的話，是為了時刻提醒我們，這才是世界的現(xiàn)狀。讓他們說話，是讓這類的矛盾充分暴露。即便有了民族獨立和民權運動，仍然有殖民系統(tǒng)和種族優(yōu)劣的辯護。即便有婦女平權，仍然有女德班和性歧視。即便有站起來的人民，仍然有作威作福的權貴。

如果我們有共識的假想，還是應該盡早戳破才對。一旦我們認為斗爭已經完成，便甩手不干，那么事態(tài)就會回到原形。這才是世界的現(xiàn)狀，漂浮在不定的秩序和規(guī)則之上。

在方法上要學習民粹。他們比當今任何的政治力量更實用靈活——毫無芥蒂地擁抱新媒體，在網(wǎng)絡社群上開展政治動員。這是需要勇氣的，因為他們受到的公開批評和攻擊一定比贊同多。他們也揭露新政治的特質：盡力地吸引注意，聚攏分眾，假定的沉默就是支持。民粹以反對全球化的姿態(tài)，采用了最全球化的策略。政黨，思想界和民間團體組成跨國的串聯(lián)，密切交換資源和政策。

相比之下，左右光譜上的“進步人士”顯得保守拘束。甚至有人把人民意志想象成封閉的自我發(fā)展，以閉關鎖國來滿足民意。民粹把這個看得明白多了。人民是想感到安全，他們不在乎你到底開放了多少。

思想資源的匱乏最為緊急。即便匯集大腦的集體嘗試，也是“大衰退”這樣不經考驗的理論（注：中文譯本是《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我們過去面對“方法的殖民”，認為一種既存的制度方法能被推及到全世界。現(xiàn)在面對“問題的殖民”，認為世界面對的問題和歐美的問題一樣，歐美的困境指引全球的困境。這是“進步人士”的嘗試。

你可以說民粹挑戰(zhàn)了歐美既有的民主秩序。但這一套秩序都沒有在其他國家完整地建立起來，又何嘗被挑戰(zhàn)或是被取代。倒不如反過來說，世界其它地方所經歷的問題都不是問題（比如剛果的戰(zhàn)爭，土耳其烏干達的難民，或是亞洲的經濟震蕩），直到這些問題越過邊界，綿延到歐美的境內，才成為世界的問題和危機。

民粹是有效而不是可笑的回應，它對普通人那股積怨的理解甚至在第三世界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它當然有理由冒犯你，因為它比你和你的體制都要更具有時代精神。但我們的回應不應該是針對民粹本身，這也是我認為圍堵和封閉恰恰不是斗爭重點的原因。民粹意識到了普通人的怒氣，進步人士只是說，哦，現(xiàn)在我們也有這股怒氣。這樣的延遲只是火上澆油的傲慢。

最根本的拷問是，為什么問題在一開始不是大家的問題？為什么貧困的人要忘記饑餓，關注氣候變化？我們的任務，是要忘卻我們認為的“全球問題”，重新考察人的基本狀況。從其中，我們些許能了解到問題的形成和分配才是全球體系的第一步。所以，我們的問題是什么？或是更直白地說，大多數(shù)的問題是什么？我們應該感到幸運的是，民粹運動也沒有抓住它，只是抓住了它產生的情緒。而真正令人憂慮的是，這個問題依靠我們現(xiàn)有的道德呼喊和思想資源完全解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