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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凱蒂小組的歐洲自救宣言:將歐洲從破壞性的分裂中拯救出來
不過,正如《衛(wèi)報》記者Jennifer Rankin的報道中,由于該項目把各國所獲的收入和支出之間的差距限制在該國GDP的0.1%以下,布魯蓋爾(Bruegel)智囊團董事貢特拉姆·沃爾夫(Guntram Wolff)對該項目表示了質疑:“如果跨國轉移的資產(chǎn)額度只有0.1%,為什么要在歐洲層面上做這件事呢?”事實上,在此倡議之前,各國自愿合作訂立經(jīng)濟制度的嘗試已屢次失敗。如德法兩國關于公司稅和數(shù)字稅的討論,和歐洲設立金融交易稅的嘗試。許多歐洲外交官也抱怨,缺乏領導的狀況阻礙了歐盟改革議程的執(zhí)行。
《宣言》在本周同時發(fā)于《衛(wèi)報》、《世界報》、《Der Spiegel》、《La Vanguardia》、《Gazeta Wyborcza》、《La Repubblica and Politiken》。

歐盟多個國家都選出了反歐洲的政府,英國脫歐也正臨近,情況已經(jīng)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繼續(xù)下去了。我們不能不對當今的歐洲做出根本性的改變,而只等著下一次脫離或進一步的解體。我們的大洲在一些政治運動中被卡住了,這些運動的計劃僅限于追捕外國人和難民,另外,還有些人雖然自稱歐洲人,事實上卻依然認為,一個政治計劃中有徹底的自由主義和擴大化的競爭就足夠了。他們沒有意識到,正是社會性目標的缺乏導致了如今這種想要離棄歐洲的感覺。
有些運動試圖結束這場災難性的對話,開始談到持續(xù)了十年經(jīng)濟危機后產(chǎn)生的結構性問題。這一類對歐洲來說至關重要的狀況并不少見:對公共部門,特別是培訓和研究部門的結構性投資不足、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全球變暖加速,以及移民和難民收容危機。但這些運動往往很難制定出條理清晰的替代方案,也難以確描述他們希望如何組織未來的歐洲。
正因如此,我們這些來自不同背景和國家的歐洲公民,要在今天發(fā)出呼吁,要求深入改革歐洲的機構和政策。我們的宣言包含具體的提議,尤其是民主化協(xié)議項目和預算項目——我們已經(jīng)把它們全部公之于眾了。我們的想法不一定完美,但也有些價值。公眾可以查閱它們,加以改善。這些想法基于一個簡單的信念:歐洲必須建立一個新模式,以確保其公民實現(xiàn)公平、持久的社會發(fā)展。要想說服他們,唯一的辦法是放棄含糊、理論化的承諾。歐洲若要恢復與其公民的團結,就只有拿出具體證據(jù),說明自己有能力實現(xiàn)合作,讓那些從全球化中獲益的人為公共部門的融資做出貢獻。這意味著大公司要做出比中小企業(yè)更多的貢獻,最富有的納稅人要比貧窮一些的納稅人付出更多。目前情況卻并非如此。
我們的提議的基礎,是設立一筆民主化預算,并由一個有獨立權力的新歐洲理事會進行辯論和表決。這樣歐洲就終于有了一個能即時應對危機的公共機構,并在基于團結的持久經(jīng)濟框架內,提供一系列基本的公共產(chǎn)品和服務?!读_馬條約》中關于“生活與工作條件的和諧化”的承諾最終將不再是空話。
如果歐洲議會愿意,這筆預算將由四大歐洲稅收提供資金,這是歐洲團結的具體標志。它將關涉到到大公司的利潤、最高收入(每年超過20萬歐元的部分)、擁有大量資產(chǎn)者(超過100萬歐元)和碳排放(至少每噸30歐元)。如果按照我們的提議,把預算定為GDP的4 %,這筆資金將能夠資助研究、培訓和歐洲的大學,資助有野心、以調整經(jīng)濟增長模式為目的項目,移民的接收與融合,并支持那些參與和推進這一轉變的人。這也能給各成員國的預算提供些回旋余地,以減少對工資或消費造成壓力的累退稅。
這種做法并不是在整個歐洲制造支付的轉移——從“品德高尚”的國家拿錢給那些不那么高尚的國家。這個項目把一個國家扣除的支出和所獲收入之間的差距,限制在該國GDP的0.1 %以下,只有各國達成共識的情況下,才能擴大這一差距。如果有這方面的共識,收支差距的上限還可以提高,但問題主要在于減輕各個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并為所有歐洲人的未來而投資,而不在于解決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但以上這些考慮不適用于那些平等地惠及所有國家的支出,比如對氣候變化采取行動。由于民主化預算資助的是對每個國家都有好處的歐洲公共產(chǎn)品,它事實上也將增強各國間的凝聚力。
我們必須迅速采取行動,但也必須讓歐洲擺脫目前的技術專家制的僵局,因此我們提議設立歐洲理事會。這樣有關新的歐洲稅以及民主化預算的辯論和投票就可以開展。歐洲理事會可以在不改變現(xiàn)有歐洲條約的情況下設立起來。
理事會自然必須與現(xiàn)有決策機構溝通(尤其是歐元集團,歐元區(qū)國家財政部長每月在此舉行非正式會面)。但當出現(xiàn)分歧,最終決定權應屬于理事會。不然,它成為新跨國政治空間所在地,讓政黨、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最終能在此表達意見、互相協(xié)調的能力,就會受到妨礙;而且由于最終是要把歐洲從政府間談判永恒的惰性里解救出來,如果理事會沒有最終決定權,它的實際效力也將岌岌可危。我們要記住,歐洲聯(lián)盟現(xiàn)行的在財政方面一致同意的原則,多年來一直妨礙著任何歐洲稅的頒布,放任富人和流動性最強的人長期通過財政傾銷(fiscal dumping)避稅;盡管人們對此已經(jīng)談論了不少,這種做法如今依然存在。若是不制定其他的決策規(guī)則,這種情況還會延續(xù)。
鑒于新成立的歐洲理事會將有能力接收稅收,進而影響國家民主的內核,財政與社會方面協(xié)議、國家及歐洲議員必須在其中發(fā)揮核心的作用。因此我們在民主化條約(網(wǎng)上可見)中提出,歐洲理事會80%的成員都應當出自各國的議會,剩下20%來自現(xiàn)有的歐洲議會。這一選擇還值得進一步討論,尤其是,我們的項目也可以把各國國會議員的比例設置得更低(比如50%)。但我們認為,把這一比例降得過低可能會有損于歐洲理事會的合法性,因為這樣它就會把所有歐洲公民都引向新的社會及財政條約,國家選舉和歐洲選舉之間合法性的沖突會迅速威脅到這個項目。
于是,國家選舉事實上也會轉變?yōu)闅W洲選舉。國家選出的成員不能再簡單地把責任帶到布魯塞爾,而是必須向選民解釋他們打算在歐洲理事會中支持哪些項目和預算。通過把國家和歐洲議員聚集在一個理事會中,共同治理的習慣將逐漸形成,而目前這種習慣還只存在于國家元首和財政部長之間。
我們現(xiàn)在必須迅速采取行動。若是所有歐盟國家——尤其是歐元區(qū)四個最大的國家(占國民生產(chǎn)總值和人口的70 %以上)——都能立即加入這個項目,是更好的,但按照這一項目的設計,無論哪些國家愿意都可以采納并實施它。希望采納這個項目,立刻開展行動的人現(xiàn)在就可以開始了。我們都必須負起責任,參與進有關歐洲未來的詳細、建設性討論中,以免我們的大洲在破壞性的分裂中陷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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