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   本文圖片  新華社  

4月16日，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李顯龍卸任總理后將出任新加坡國務資政。前一天，新加坡總理公署發(fā)布聲明，正式宣布現任總理李顯龍將于5月15日辭職，他將正式向新加坡總統(tǒng)提議，由黃循財出任新總理。這意味著李顯龍將結束長達20年的總理任期，新加坡正式進入黃循財領銜的“4G”（第四代領導團隊）時代。

李顯龍交棒黃循財，是過去兩年早已做足鋪墊、準備就緒的計劃，在執(zhí)政黨人民行動黨的支持下，黃循財不僅提前接任多個要職、接班身份公之于眾，并已然承擔重要工作、擘畫自己的施政藍圖。正式成為領導國家的第一責任人后，黃循財及其團隊面對的是深刻變化的內外形勢，其“新加坡攜手前進”的目標面臨全新挑戰(zhàn)。

李顯龍

兩年鋪墊，提前交班：20年“李顯龍時代”將落幕

李顯龍將在今年內辭去新加坡總理一職早已是公開的新聞。早在2012年，他便在接受新加坡《海峽時報》采訪時表示新加坡不應該有70歲的總理，此后也多次表達這一觀點。2020年新加坡大選前，李顯龍也表態(tài)將在選后不久交棒，由第四代團隊接班，只是由于新冠疫情暴發(fā)和繼任者人事的突然變更，才導致這一計劃的延誤。

在此之前，2018年李顯龍和人民行動黨確立的接班人是現任人民行動黨主席、新加坡副總理王瑞杰，但后者在2021年4月8日宣布因健康和年齡原因請辭第四代團隊領導人，放棄接班人地位，一度引發(fā)黨內和新加坡政壇不大不小的地震。為此，李顯龍只能重新向第四代團隊中的內閣成員征詢意見，在“壓倒性的支持”下，黃循財于兩年前（2022年4月14日）被正式推舉為第四代團隊的領導人。

自那以后，黃循財便逐漸被委以重任，隨時做好接班準備。2021年5月，他已經接替王瑞杰擔任財政部長。2022年6月，黃循財被正式任命為副總理，而且不同于另一位副總理王瑞杰，他被額外賦予了（在總理不能履職時）“代理總理”這一正式職務，還從王瑞杰手上接過新加坡總理公署戰(zhàn)略小組負責人的職責。除了政府系統(tǒng)，2022年11月26日，黃循財被任命為人民行動黨副秘書長——執(zhí)政黨“量身打造”的全新職務。

盡管疫情期間李顯龍仍擔任總理職務，但處于接班狀態(tài)的黃循財事實上分擔了相當分量的總理職權。他出任新加坡抗擊新冠疫情工作組負責人，抗疫工作的表現得到李顯龍贊賞，也讓自己聲名鵲起。黃循財同時擔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新加坡經濟發(fā)展委員會國際咨詢委員會主席、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董事會副主席、GIC投資戰(zhàn)略委員會主席等要職，參與領導以經濟和金融立國的新加坡。

去年11月5日，隨著新加坡進入后疫情時代，一切鋪墊都已完成，已經年滿71歲的李顯龍終于進一步松口，表示“如果一切順利”，他將于2024年11月正式把總理職責交給黃循財，而那時距離新加坡下次大選最晚期限（2025年11月）剛好只剩下一年。然而此后李顯龍再次給外界拋出震撼彈：這一次他不是推遲，而是將交棒時間提前了半年。

李顯龍為何不按照去年公布的時間表，等到11月正式卸任，反而顯得有些“迫不及待”？新加坡國內的分析人士對此并不感到驚訝。最直接的原因，無疑是李顯龍的健康問題。

李顯龍曾在1992年和2015年先后被診斷為中期淋巴癌和前列腺癌，經過治療和調理方才痊愈。2016年8月21日晚，李顯龍循例發(fā)表國慶群眾慶祝大會演講期間，因身體嚴重脫水而突發(fā)身體不適，在眾目睽睽之下面色蒼白、重心不穩(wěn)且似乎出現抽搐情況，導致演講不得不中斷一個多小時，引發(fā)公眾擔憂。

不同于對他人和自己都嚴厲、強勢的李光耀，李顯龍相對溫和、寬厚，早早意識到“人要學會接受自己的極限”。而近年來新加坡發(fā)展過程中遇到前所未有的內外挑戰(zhàn)，更加大了總理的責任與壓力。及早卸下總理職責，不再沖在一線、承擔國事的第一責任人，李顯龍也為自己卸下了重擔，并給新加坡社會傳遞了“履行承諾、言而有信”的印象。

比個人因素更重要的，便是李顯龍和人民行動黨對于時機的考量。從國家發(fā)展的角度來看，黃循財領導的第四代團隊在抗擊新冠疫情的表現中檢驗了其執(zhí)行能力，新加坡官方對于該國經濟發(fā)展的預期也比去年更好，尤其是2024年核心通脹率預計從最高點大幅回落至3.1%，全年經濟增長有望達到2.4%（去年僅為1.1%），財政狀況也更加穩(wěn)健。在經濟基本面平穩(wěn)向好的背景下平穩(wěn)交棒，而非經濟低迷時“推卸責任”、把問題留給繼任總理是最為穩(wěn)妥、也是本屆新政府更負責任的選擇。

另一方面，李顯龍交棒時間的選擇，顯然離不開下一屆大選的因素。站在執(zhí)政黨的角度，盡早完成領導人交接，意味著黃循財將以新任總理的身份在今年8月的國慶群眾大會發(fā)表重要演講，向公眾展示個人形象。同時，這也意味著新內閣可以為下一屆大選留出更加充足的準備時間，有更多機會與選民接觸、互動，讓民眾知曉新加坡未來五年的機遇和挑戰(zhàn)，從而影響選民對未來政黨和政府的選擇。更不用說黃循財內閣可以有更多時間考慮、選擇對執(zhí)政黨有利的時機舉行大選。

作為重磅新聞，李顯龍官宣結束20年總理時代頗為震撼，但這的確是他和執(zhí)政黨準備經年、水到渠成的結果。

“4G”終至，新加坡“攜手前進”的全新挑戰(zhàn)

黃循財不僅將成為新加坡獨立以來的第四任總理，而且是該國歷史上第一位建國（1965年）以后出生的總理。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所代表的“4G”時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當然李顯龍也不會徹底退出該國政治舞臺：新加坡總理公署發(fā)表聲明后的第二天（4月16日），黃循財便在受訪時表示已邀請李顯龍出任國務資政，并得到后者的允諾。

由此可見，人民行動黨將延續(xù)前三任總理的傳統(tǒng)，堅持延續(xù)性和漸進更替。不僅李顯龍依循李光耀和吳作棟的做法，在卸任總理之后擔任新內閣的國務資政，不少內閣部長也將留任，黃循財內閣預計不會有太大變動。在未來可預見的時間范圍內，黃循財領導的新一屆政府仍在李顯龍的“導師”作用下，沿著執(zhí)政黨既定的治國方向前行。

然而這并不代表執(zhí)政黨和新政府將一成不變。恰恰相反，黃循財的脫穎而出，本身也是人民行動黨“求變”的一個縮影。相比于傳統(tǒng)的黨內高層政治精英，黃循財出自普通人家，為人低調，工作中被同事評價為“嚴謹、可靠、全面、有質疑精神和想象力”，兼具包容開明。而且他情感細膩，能對基層民眾和工作人員的疾苦共情。疫情之初，他在國會演講時為感謝一線抗疫人員辛勤工作而落淚，一改新加坡人對人民行動黨“精英”、“得體”、“嚴肅”、“有距離感”的印象，更看不到李光耀身上的“家長式”作風。

英國《經濟學人》便指出，黃循財的勝利就是靠其身上人性化的一面。由他擔任未來的領航人，體現了人民行動黨對新加坡社會傳遞的信號，即該黨要適應新加坡社會變化的潮流，不再沉醉于“開拓的一代”建國、經濟騰飛的老本，也不再高高在上、以國家發(fā)展的“導師”自居，而是要做更加接地氣、融入新加坡人民之中的政黨。

對于未來的施政藍圖，黃循財在接班階段便初步提出了自己的構想。2022年6月28日，黃循財發(fā)起“新加坡攜手前進”運動，通過275場對話活動，邀請20余萬新加坡人獻言獻策，旨在建構一個讓全民而非少數人獲益的新加坡。去年10月27日，黃循財和第四代團隊正式發(fā)布同名報告，以“共創(chuàng)共同未來”為主題，內容涉及教育、工作、家庭、年長者、弱勢群體、長期規(guī)劃、團結國人七大轉變，其主要目標便在于實現經濟發(fā)展，同時改善中低收入者的民生狀況，關照社會弱勢群體，使全民生活更有保障，促進國家和社會團結。

黃循財團隊的這一治國綱領，顯然是要應對新加坡現階段不可回避的挑戰(zhàn)。盡管經濟有望反彈，但其它發(fā)達國家面對的難題——社會不平等加劇和流動性趨緩——正在構成對新加坡政府的挑戰(zhàn)。新加坡今年GDP增速回升，可生活成本的增高、人工智能與自動化的發(fā)展，意味著失業(yè)率增加幾乎不可逆轉。如何讓全民共享經濟發(fā)展的紅利，減少兩極分化，緩解在其它發(fā)達國家普遍存在的不滿情緒，避免社會滑向分裂和對立的風險，抵擋極端聲音和力量的起勢，便是新政府最主要的課題。

與此同時，新加坡社會結構的變化，尤其是2011年“分水嶺”大選年以來建國后出生人口比例超過“建國前一代”的事實，意味著多數新加坡人不再因曾經的開拓建設成就作為認可、選擇人民行動黨的依據，而是把已有的繁榮與發(fā)展成果視為理所當然。但對于任何新出現的經濟、社會問題，乃至政治人物的行為作風，都會成為他們批評執(zhí)政黨的要點。

正是在這樣潛移默化的社會結構性變化背景下，新加坡政治逐漸轉向多元化，以新加坡工人黨和前進黨為代表的反對黨持續(xù)發(fā)展壯大。2020年大選，人民行動黨得票率雖高達61.24%，卻是該黨歷史第二低的記錄，反倒是工人黨第一次贏得兩個集選區(qū)和兩位數的議席，本屆國會更是史上第一次同時出現兩個反對黨（工人黨和前進黨）的議員身影。用《海峽時報》的話說，多數新加坡人希望二者兼得——信任人民行動黨執(zhí)政，但國會能有一個強大的反對黨予以制衡。社會更高的期待和檢視，反對黨持續(xù)增長的壓力，意味著黃循財未來的犯錯空間將比其三位前任明顯縮小。

此外，黃循財個人固有的局限性，表明他履行總理職責仍有需要提高之處。例如，熟悉黃循財的學者和媒體界人士一致認為，他是忠實的政策執(zhí)行者和團隊成員，很少鮮明地表露其政治價值觀和立場偏好，也并非政壇的理想主義者。這樣的個性意味著黃循財很難迅速扭轉執(zhí)政黨多年形成的風格，也不太可能推動執(zhí)政黨大刀闊斧的改革。更不用說李顯龍將以國務資政的身份繼續(xù)影響新內閣施政，黃循財完全掌控執(zhí)政黨和內閣的可能性并不大。

黃循財從政僅13年，外交和政治履歷是他的另一個薄弱環(huán)節(jié)，但不巧的是他接任總理之時，恰逢全球區(qū)域沖突不斷、地緣政治環(huán)境持續(xù)惡化。國家安全和堅定擁抱全球化向來是新加坡的立足之本，而全球和區(qū)域性風險增加、亞太地區(qū)成為風險外溢和大國博弈的平臺，預示著外交工作會是黃循財內閣的另一大難題。看起來他會沿襲李顯龍時期“小國大外交”和“大國平衡”的戰(zhàn)略，李顯龍也會用他的外交經驗予以支持，但國際環(huán)境向來形勢比人強，新的具體問題層出不窮，遠非字面上的固有原則就能直接解決。

“4G”時代成為現實，黃循財、執(zhí)政黨和新加坡都將在變與不變中前行。對于新加坡和接棒的黃循財內閣來說，“攜手前進”既是未來發(fā)展的前提，同時本身也是一個說易做難的重大課題。李顯龍的時代終將過去，新加坡和新政府的全新挑戰(zhàn)才剛剛開始。

（胡毓堃，國際政治專欄作家、中國翻譯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