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學者黃燈的新作《去家訪》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用黃燈自己的話說，《去家訪》是她走下講臺、走進學生家庭實地考察和親歷的家訪筆記，四年前出版的《我的二本學生》則是一本立足講臺視角、建立在從教經(jīng)驗之上的教學札記。這兩本書從某種程度而言，讓“二本學生”有了更完整的表達。書評人張捷銘在通讀《我的二本學生》后表示，黃燈并不嘗試給予解決問題的方式，她所做的是提出問題，并通過引發(fā)社會的探討延長/延展對這一問題的聚焦——她向社會之河拋去一枚石子，期望能夠泛起層層的漣漪。

文 / 張捷銘《我的二本學生》《去家訪》

學者黃燈創(chuàng)作的《我的二本學生》，被歸為中國當代的“紀實小說”；時下大熱的非虛構(gòu)寫作更是將其迅速拉攏到自己的陣營。正如書名所明示，作者聚焦于中國最普通二本院校學生的命運，借此希望社會能夠“看見他們，看見更多的年輕人”。之所以將“二本學生”作為書寫對象，不僅僅是因為黃燈曾是二本學生的切身經(jīng)歷，以及她作為二本院校教師的緣故；更是因為：在黃燈看來，二本院校的學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了中國最為多數(shù)普通年輕人的狀況”，其命運“勾畫出中國年輕群體最為常見的成長路徑”，他們是中國最基本的底色。

也正是因為作者亮明了自我身份及“在場”經(jīng)驗，加上“紀實”或者說“非虛構(gòu)”的敘述方式，使得寫作本身似乎帶有某種天然的合法性和自洽性。但當文本進入到讀者的閱讀實踐中，許多質(zhì)疑的聲音隨之而來：作家是否能夠為二本學生這一群體代言？這一群體的內(nèi)在差異性在代言的過程中是否會有所遮蔽？甚至這一書寫行為本身，是否有“歧視”或“消費”二本學生之嫌？若作者是真切關(guān)注著自己的書寫對象，那么，她在發(fā)現(xiàn)這一問題之后是否提出了有效可行的解決方案？如果沒有，那么其寫作之意何在？由此擴展到“非虛構(gòu)寫作”，它有別于社會學、新聞學著作且能夠使得自我確立的地方是什么？

囿于這些質(zhì)疑的沼澤之中，并執(zhí)著于如何一一反駁是瑣細而無止盡的；再而，“非虛構(gòu)”概念本身無法自明的特點也讓我們很難在絕對意義上找到對其明確的界定（這反倒會成為一種框定）。相較之下，我們不妨關(guān)照于作者是如何選擇及書寫的，揣摩其創(chuàng)作心態(tài)，探究她是在什么樣的知識框架與敘事邏輯下做出了對二本學生的認識，以此更好地理解她的創(chuàng)作用意及背后的人文關(guān)懷。

黃燈在去家訪路上

黃燈在《個人困擾如何對接公共經(jīng)驗》一文中說道：“有一次在北京開會，別人說你真會選IP，我當時聽了好生氣，我從來沒有IP的概念，感覺他們也太小看那種主動的寫作者了，這種輕薄的語調(diào)，習慣性地策劃設(shè)定為寫作的動力，完全忽視掉了那種來自內(nèi)驅(qū)力觸動寫作的不同質(zhì)地?！睋Q言之，黃燈對于社會公共經(jīng)驗的關(guān)注是基于其個人的困擾，而這些困擾她的問題及對象是身邊和她有情感交集的一群人。只不過她身邊的這群人恰好是現(xiàn)今社會所定義的“底層”或“失敗者”，他們不受到重視，甚至被歧視——他們的個人遭際就像《十三邀》紀錄片中一位學生所寫的那樣：“我們這群‘工業(yè)廢水’不知道該何去何從?！比绱丝磥?，我們將不難發(fā)現(xiàn)：黃燈的寫作并不是在“歧視”或“消費”二本學生，而是在披露社會中所存在的不平等現(xiàn)象，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人重視，且期望能夠做出改變。其內(nèi)心強烈的沉痛感滲入毛細管中，擾亂了敘述的節(jié)奏和語調(diào)。文本可能存在的“過于抒情”并不是濫情，而是她對于這種不公平低聲連綿的控訴——作者自然希望通過克制的、較為理性的表述進行書寫，但重新構(gòu)思與書寫的過程讓這位親歷者的在場經(jīng)驗再次喚醒，某些情緒不受控地流溢在理性的縫隙之中，而“過于抒情”的部分正是其具體表現(xiàn)。

法國哲學家雅克·朗西埃曾言，“人們總是比社會科學家以及外部觀察者所認為的要更為自由。人們應該總被預想為有能力思考和行動?！比欢?，底層的思想、聲音和行動在“秩序森嚴的社會制度和被‘再現(xiàn)的重負’壓垮的審美體系中”（金理語）被壓抑和隱匿。我們無法看見、聽見底層，而當我們試圖去這么做的時候，又有可能受到諸如啟蒙的思想預設(shè)而“重層”模糊視線，并因此遭來譴責；更進一步地說，即便我們能夠滿懷著信心尋找到某一看似可行的路徑并為之努力，到頭來也有可能遇到殘酷的事實：真正的“底層”，在重重壓迫下，根本不可能具有獨立的意識和言說的平臺和語境，他們處在“失語”的、無法言說的狀態(tài)。

雅克·朗西埃

人們總是比社會科學家以及外部觀察者所認為的要更為自由。人們應該總被預想為有能力思考和行動。

“失語”和無法言說，是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其不能承受之重——這些“底層”或“失敗者”沒有能夠與社會的不公進行直面對抗的資本。但在黃燈這里，他們并不沉默。這不是說黃燈能夠給予她的二本學生們對抗的實效力量，而是說她與這一群體之間的關(guān)系讓他們愿意袒露心扉，直面自我。相較于深度報道、社會調(diào)查、紀錄片跟蹤拍攝等，《我的二本學生》中研究者和受訪者之間的關(guān)系之建立并不是出于某種實際目的。我們并不否認深度報道等作品也蘊含著創(chuàng)作者對社會的關(guān)切及人道主義關(guān)懷，但黃燈和她的學生們之間的關(guān)系顯得更為豐富。前者是圍繞某一問題才與受訪者接觸，這一創(chuàng)作完成之后可能就不再聯(lián)系。而黃燈和學生們的基本關(guān)系是師生關(guān)系，她無法預測誰會考上廣東F學院并成為她的學生，首先受訪者在身份上就存在著不確定性；其次，她更不知道學生們的個體遭遇是什么樣的，并在了解后會寫出《我的二本學生》；再而，書中“劉婉麗”、“徐則良”、“李沐光”等等名字不只是受訪者，更多的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以學生的身份出現(xiàn)。換言之，《我的二本學生》寫作、出版與否，并不影響黃燈在書中所提及的與學生們的情誼往來。也正是因為這份真誠，才讓學生/受訪者愿意和黃燈溝通（書面形式/口頭形式、課堂內(nèi)/外），在此過程中不只是黃燈對他們能夠了解并有機會寫出作品讓社會“看見他們”，更為重要的是她也在引導著學生們“看見自我”。

黃燈談二本學生

那么，當社會“看見他們”，二本學生這一群體“看見自我”以后，是否就會得到預期的改變？出版商自圖書營銷的角度，將話題延伸到二本院校學生的出路、逆襲的可能性，并落腳于“‘哪怕二本院校的學生，仍然可以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給讀者以希望和向上的力量?！笔聦嵣?，黃燈在她的個人公眾號上也曾寫下“經(jīng)驗喚醒立場，文字抵擋現(xiàn)實”，表達過類似的烏托邦式期許。但在她接受采訪時說過的一段話，饒有意味：

以前我總覺得一個人，一個寫作者，他有足夠的關(guān)注度、足夠勇敢，表達有足夠的感染力，他就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現(xiàn)在我發(fā)現(xiàn)，不見得。如果有些東西沒有根本改變的話，文字是非常無力的。（黃燈，馮卉：《非虛構(gòu)是從現(xiàn)實中自然而然成長出來的》，《文藝報》2022年06月06日）

是什么具體原因讓黃燈在思想上發(fā)生這一改變，我們不得而知。但這一改變本身對于其創(chuàng)作的考察是極其關(guān)鍵的。2021年第八批深圳重點文學作品的扶持項目，黃燈的《家訪記——二本及職業(yè)院校學生的出路考察》（亦即《去家訪》）位列其中，這或可視為《我的二本學生》的“續(xù)編”——黃燈在《我的二本學生》中對學生的畢業(yè)走向已經(jīng)有所涉及，《去家訪》將會是對這一話題的進一步延伸和深入。對于大學生的出路考察（尤其是在疫情及其后的背景下）也是社會學的熱點話題，程猛的 《“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chǎn)：當代農(nóng)家子弟成長敘事研究》（2018）和鄭雅君的《金榜題名之后：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2023）等都對此有較為深入的關(guān)注。

在社會學學者看來，這些處于逆境的學子需要突破文化障礙，熟悉場域規(guī)則，并結(jié)合自身處境進行自反性分析；同時呼吁構(gòu)建一個完善的公共社會體系，使得階層流動更為頻繁而不至于固化；而在黃燈這里，問題化的處理被有意的耽擱。作者并不是淡化或者回避橫躺在面前的現(xiàn)實問題，借用她對“非虛構(gòu)寫作”的認識：在黃燈看來，非虛構(gòu)寫作本質(zhì)上就是一種“問題寫作”，它“直接處理全球化視野下，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很多難題和癥結(jié)”，而非虛構(gòu)本身的出現(xiàn)就是為了呼應這一社會存在的需求。即是說，黃燈的寫作同樣指向問題的內(nèi)核，但她并不嘗試給予解決問題的方式，她所做的是提出問題，并通過引發(fā)社會的探討延長/延展對這一問題的聚焦——她向社會之河拋去一枚石子，期望能夠泛起層層的漣漪。

在漣漪效應的回蕩中，人們不止關(guān)注到作為問題的二本院校學生群體，更關(guān)注到作為個體存在的這一群體的每個人，他們就在我們的身邊。對黃燈來說，每一個個體不是樣本，而是活生生的、有身份的學生；她與這些學生有深厚的情感連結(jié)，從而在通往理性的道路上羈絆重重。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黃燈不是以研究者的身份理性地分析并提出解決的可能性方案，而是更多呈現(xiàn)內(nèi)心的復雜和糾結(jié)。對那些找到穩(wěn)定工作的學生感到慶幸，對那些執(zhí)著于內(nèi)心夢想?yún)s處處碰壁暫無著落的學生心存擔憂，作為施教者的黃燈常常身處于兩難境遇：

現(xiàn)實對年輕人的訓誡、淘洗，多年工具化的教育管理、就業(yè)至上的信條，是晚秋面臨的現(xiàn)實處境；她身處其中，不過及時調(diào)整姿態(tài)，更快地加以適應，以另一種更為徹底的工具化方式，找到對付的途徑。對現(xiàn)實的順受和看透，是她面對時代、命運時不糾結(jié)的秘密。從個體角度而言，這是一個突圍者的勝利，但從教育效果而言，卻也掏空了年輕人身上更為重要的青春特質(zhì)。

當文字難以抵擋現(xiàn)實之時，是否就要任其擺布？對學生個體命運的焦慮和無奈以及深感文字無力的感嘆，并不必然導向消極主義的肆虐和吞噬，黃燈在此次思想的陣痛后，恰有可能迎來涅槃重生式的新機。

新媒體編輯：傅小平

配圖：出版資料

原標題：《探訪溯源“二本學生”的人生，從蕪雜中尋找一種清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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