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讀到王啟龍先生《佛學家林藜光學術與生平雜考》，引用了楊絳先生在《我們仨》中提及她與錢鍾書先生一家在巴黎的留學生活部分：“巴黎的中國學生真不少……與我們經常來往的是林藜光、李瑋夫婦。李瑋是清華同學，中文系的，能作詩填詞，墨筆字寫得很老練。林藜光專攻梵文，他治學嚴謹，正在讀國家博士。”王先生繼續(xù)寫道：“楊絳先生所說的與他們過從甚密的林藜光夫婦，如今的學術界大概都不知道是誰了。尤其是林藜光，這位曾經讓旅居中國的愛沙尼亞籍梵文大家鋼和泰男爵（Sta?l-Holstein）大加贊賞，也讓其導師——法國著名漢學家戴密微（P.Demiéville）非常器重的中國學者，今天知道他的人已經寥寥無幾了?！?/p>

楊絳先生提到的“清華同學”李瑋是我的母親，她是四川成都人，出生于清光緒三十五年（1909）。1929年，母親為看望姐姐而來到廈門大學，其間結識了后來成為她丈夫的父親林藜光。1930年，她考入清華大學國文系，1934年畢業(yè)后，赴綏遠（今呼和浩特）任中學教師。1936年4月赴法國巴黎與父親成婚。翌年4月生下了我，由祖母取名林祖希（后由母親改為林希）。母親遵循傳統(tǒng)婦女的原則，做賢妻良母，相夫教子。

我成年后曾聽母親說，靠父親那份微薄的工資是請不起保姆的。就這樣，在我出生后沒幾天，母親就不得不下床料理家務，落下子宮脫垂的終生疾患。每天除照顧我外，買菜做飯、打掃房間都由她一人承擔，一切都打點得井井有條。戰(zhàn)爭爆發(fā)前的那幾年，生活雖然不富裕，但也還算安穩(wěn)。

然而，好景不長。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翌年6月，德國又閃擊荷蘭和比利時，接下來就輪到法國了。1940年夏，當德軍逼近時，巴黎市民紛紛踏上逃難之路。父親擔心他所任職的東方語言學校南遷，決定全家南下。當時公共交通已基本癱瘓，大部分時間只能步行。父親推著我那破舊的兒童車，車上堆放著他的手稿。因當時我才三歲，父母不得不輪流抱著我。在一封于民國二十九年（1940）7月20日寫給友人的信中，母親對那次逃難的經歷有這樣的記述：

于六月十一日始離巴黎出走，但是時南行鐵路已不通車，不得已乃徒步登裎（希兒坐在他的小車上，大家告訴他我們去旅行去）；同行尚有二三友人；行至埃唐普（Etampes），距巴黎五十公里，始搭上火車，然以行軍關系，火車遲遲不能前進，數日后始達昂古萊姆（Angoulême）；到此，車便不能通行矣，距目的地——波城（Pau）尚遠也，遂留此間。在此得遇數青田商人，得其幫忙不少，殊令人心感?，F在此城外沙朗特（Charente）河畔一鄉(xiāng)人家賃屋數間小住，河畔風景清幽頗舒疲勞；此間為德軍占領區(qū)；回巴黎尚容易，現已通車，不日又將作返巴黎計矣。回憶此次出走沿途所受困苦虛驚，不啻一場噩夢也。……鄙懷閱報知歐陸戰(zhàn)事影響中國抗戰(zhàn)前途，殊可憂也。

前不久，在整理父母當時寫給友人的書信時，才發(fā)現父親曾在一封信的邊角上將艱辛的逃難歷程概括為十個字：“力盡知兒重，途長恨稿多。”

后來隨難民潮回到巴黎時，母親在致友人的書信里寫道：

我們又回到巴黎了。早知道他們是不抵抗主義，何必多此一行呢！……回到巴黎來反而有點惆悵了！巴黎一切依舊：參天的鐵塔，巍然的華表，可愛的公園都保持著他們固有的莊嚴和美麗，只是在八月的太陽暖照之下，巴黎顯得十分蕭條，出走的居民還有好些沒回來，街車是絕了跡，偶爾聽見隆隆的聲音，無非是異國的飛機掠過占城。黃昏出去散步，看見家家掩著大門，路斷人稀的情況，感到無限凄涼，使人想念祖國，想到老杜的“國破山河在”，但愿祖國抗戰(zhàn)到底，抗戰(zhàn)勝利！

說到生活方面，巴黎比從前差多了：一切糧食、油、肉、蔬菜都很缺乏，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聽說冬天一到還要恐慌咧！德軍占領時期最缺之者，食物之外則為燃料，而巴黎冬季又甚長也！

對那漫長的、苦不堪言的歲月，母親有許多辛酸的回憶。她每天都得到附近的菜市場排隊買菜。那年頭物資十分匱乏，有些法國家庭婦女還會對她投以冷眼，甚至互相嘀咕：“這個安南人和我們爭食來了！” 這里提到的安南，是當時尚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中部地區(qū)，具有歧視性含義。那幾年的冬天奇寒，燃料又奇缺；因天天下廚房，母親雙手長滿了凍瘡，但她總是盡最大努力，保證一家三口每天的盤中餐。為了支撐父親繁重的研究工作，為了照顧幼小的我，為了生存，她什么都能忍受，默默地操勞著……不僅如此，在父親長達十年的研究工作中，母親還成了他事業(yè)上的好助手。

母親擅長詩詞，在苦難的歲月中，她曾以作詩填詞來抒發(fā)對故國的思念、排解心中的郁悶。以下抄錄寫于1940年除夕的一首詩：

《卅年除夕》（此處“卅年”即“年三十”）

關河萬里苦棲遲，

惆悵天涯又歲時。

郁郁客懷空荏苒，

悠悠鄉(xiāng)夢總參差。

經年故國音書斷，

落日孤城畫角悲。

滄海橫流殊未已，

東歸何日問程期。

我成年后，從母親的只字片語中獲知，那年頭如同行于暗無天日的隧道，不知何日能走到頭；父親的健康又每況愈下，令母親十分擔憂。因操勞過度，且營養(yǎng)失調，加上對祖國和家鄉(xiāng)親人的思念，父親終于1945年舊病復發(fā)，住進法國西南部高山上一個偏僻的療養(yǎng)院；其間，母親前往探視。關于這段凄楚的經歷，母親曾留下這樣的記述：

去冬臥病醫(yī)言積勞成疾，須遷地療養(yǎng)，乃于今年正月初旬赴ISERE省一高山（ST HILAIRE-DU-TOUVET）之療養(yǎng)院將息焉。四月初瑋赴院省視藜光。見其形容消瘦；心竊憂之。然偶與余談及學問猶神采奕奕。未敢疑其有他也。居七日以春假將滿，凄然別去！四月二十八日晨忽得醫(yī)院來電謂藜光病革。當日即與戴密微師搭車趕赴ISERE，翌日下午三時余始克抵院。就知藜光已于是日黎晨舍瑋及其愛子溘焉長逝矣！嗚呼痛哉！

父親終告不治，病逝于1945年4月29日，享年僅四十三歲，離二戰(zhàn)結束只差兩天……

父親病逝后不久的一天早晨，汪德昭先生的夫人李惠年女士曾帶著兒子歐瑞前來慰問。記得客人進屋后，母親正在我們平時吃飯的那個房間里掃地，她低著頭，邊掃邊強忍抽泣……我當時只有八歲，不能感受母親撕心裂肺的巨大哀傷，但這凄楚的一幕卻留在我內心深處，并伴隨了我一生。母親是堅強的，此后漫長的歲月，我只有一次見她流過淚。

母親畢業(yè)于清華大學國文系，這一資質使她于1945年經法國教育部聘請，接任父親在東方語言學校的教職，并一直執(zhí)教至1952年歸國前不久。其間，母親撰寫的論文《王國維的生平與作品》[Wang Kouo-Wei(1877-1927):Sa vie et son oeuvre]于1948年在巴黎大學獲通過。還記得當時我上小學五六年級，有一兩次生病了，但母親要去東方語言學校授課以掙錢養(yǎng)家，無法在家陪我。她事先給我買一份畫報打發(fā)時間，然后再鎖門離開。從住處至那所學校步行需走半小時，在我的記憶中，母親接替父親的教職后，每天都能打起精神去工作。

我上中學后，也是每天一個人回家，做完作業(yè)就在家等母親傍晚回來。有時，她會給我一點錢以便放學后去買一塊面包，只當是下午吃的點心（go?ter）。父親去世后，我和母親待在一起的時間少了許多，但慈母的心始終守護著我。自那時已經過去七十多年了，現在年事漸高，憶起往事，對母親總是那樣感念不忘。

父親病逝后不久，有一位法國梵文學者曾登門拜訪，希望母親出讓先父遺留的一些已經絕版的學術書籍；這位訪客還表示，愿以美金高價支付。但母親予以婉拒，因為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將先父所有的學術書籍都捐贈給祖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至1951年間，受新中國影響的中國留學生和愛國華僑成立了“巴黎中國學生會”，宣傳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成就，并組織各種相關活動，如學唱革命歌曲、排練國慶節(jié)演出、成立華僑子弟中文補習班以及后來的夏令營等。母親在學生會任干事，并有長期教學經驗，主動承擔起該補習班的授課工作。

1950年6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同年9月，我國特命全權大使伍修權在聯合國對美帝國主義予以最強烈的譴責。他義正辭嚴的演說在海外華僑和中國留學生中引起極大的反響，大家奔走相告，感到從來沒有這樣揚眉吐氣！母親感受也是如此。這進一步增強了她早日回國的決心。自此，她加緊攢錢，以便購買我們母子二人回國的船票。

1952年11月10日，母親和我由海路啟程歸國時，隨行托運了裝滿父親書籍的兩個大木箱。抵京后沒幾日，便從天津海關提出那兩箱書。

這些學術書籍共一百冊，于1953年2月20日捐贈給了北京大學圖書館。那一天，母親終于了結了自己的這樁心愿。

令人欣喜的是，父親林藜光逝世七十年后的今天，這批圖書并沒有被人遺忘。北京大學法語系的研究生導師孫凱老師于2016年春寫給我的信中提到：“我是林藜光先生遺書的受益者，如果沒有林藜光先生遺留、您母親李瑋先生饋贈北大的那批圖書的滋養(yǎng)與加持，我的博士論文（尤其是‘佛陀多語說’部分），是無法完成的?！?/p>

經孫凱老師介紹，位于法國東方語文學院（Inalco,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的多學科佛教研究中心（CEIB,Centre d'études interdisciplinaires sur le bouddhisme）于2017年初決定，將其年度學術講座命名為“林藜光佛教研究杰出學者講座”。這一動議由該中心主任、2016年曾在北京大學文研院訪問的汲喆教授提出，并得到該中心學術委員會的一致贊同。該講座每年邀請一位佛教研究的國際知名學者，在林藜光生前工作過的法國東方語文學院，就佛教研究的前沿問題做一次公開演講。

汲喆教授在有關該講座的中文介紹中，對林藜光著作有以下評語：

唯其研究古義深奧，更因其英年早逝，所學未免后繼乏人，多年來在中國幾被遺忘。所幸者，最近數年間中國學人開始注意到這位前輩的工作，其著作亦得以在中國影印出版?！傲洲脊夥鸾萄芯拷艹鰧W者講座”在法國的設立，呼應了中國學界對林藜光的重新發(fā)現。

在此，謹向孫凱教授和汲喆教授深表謝忱。最后還應提到的是，法系東方學在父親林藜光離世七十多年以后終于迎來了傳承的曙光，一些有志于盡快建立一個法系東方學團隊的學子正在茁壯成長，學成之后，必將為此一研究領域的建設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母親于1953年夏分配到人民大學外交系法語教研室擔任專修科法語教學工作；1955年，外交系從人民大學獨立出來成為外交學院，母親也隨教研室轉到該院，繼續(xù)從事教學，后升為副教授。當時到外交學院學習外語的都是調干生，母親能根據教學對象的特點而因人施教，工作始終兢兢業(yè)業(yè)；1957年春，她出席了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她曾積極參加下鄉(xiāng)勞動，其間創(chuàng)作白話詩多首，其中兩則寫于1959年在密云勞動時，抄錄如下：

《在密云參加秋收》

我來密云，秋收時節(jié)，

谷子已黃，玉米壯茁。

清晨荷鋤，崗上割谷，

朝露未稀，晶瑩欲滴。

日暮歸來，清溪濯足，

夕陽銜山，谷風習習。

《摘棉花》

似花非花，比雪還白，輕盈朵朵枝頭摘

汝是人間第一花，

價值不在香與色。

1969年，雖年事已高，母親仍主動要求到外交部的江西上高“五七”干校勞動鍛煉，至1972年方返京。其間曾賦詩多首，選抄兩首如下：

《長嶺風光一瞥》

環(huán)山池沼明如鏡，

野闊天低山遠近。

山光水色交相映，

晴日登高試遠眺。

四山景色畫難描，

菜花黃燦秧苗高。

《早起觀日》

獨上高丘觀日出，

萬千氣象瞬息殊。

遠山紅霞近山霧，

此景只宜入畫圖。

自1979年4月以后，母親不再上講堂，轉而參加幾部工具書的增訂、改編，其中有《法漢國際生活使用詞典》《法語會話教材》（供本院專修科用）以及《法漢成語詞典》，直至1990年，并于同年退休。此前，她曾于1984年和1985年分獲高教部和外交部頒發(fā)的獎章和證書，表彰她為教育事業(yè)辛勤工作三十年；1990年又獲《北京市歸國華僑聯合會》頒發(fā)的“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三十年榮譽證書”。

母親于1992年5月初病重住院。去世前幾天，她已不能進食。一個早晨，當我喂母親米湯時，她用微弱的聲音對我說：“我修得好啊……”自我懂事以來，最擔心的就是母親永遠離開我的那一天，而這一天終于無法回避地到來了。母親于1992年5月21日中午逝世，享年八十三歲。

一些生活瑣事，從幼年的記憶中浮現眼前。1945年4月29日父親去世之后，母親料理完父親的后事，毅然從深深的哀傷中站起來，接替了父親在巴黎東方語言學校的教職，挑起了生活的重擔。她的勇氣贏得了法國朋友的好評，他們贊揚她敢于獨當一面（C'est une femme indépendante）的精神。母親在該校執(zhí)教，除解決我們母子在戰(zhàn)后經濟蕭條時期的生存問題，還須嚴格計劃每月開支，為的是攢下將來歸國的費用，日子仍然過得很拮據。父親去世后，母親出去采購生活用品時經常帶著我。作為亞洲人，我們可以憑證件到不同的糧店購買大米。當時我雖然還小，但畢竟是男孩子，且已經懂得自己應當幫母親做點事，所以每次都帶著一個大口袋往回背米。幾十年過去了，母親去世前一兩年，曾幾次對我說：“你父親去世后，你才八歲就幫我擦地板了……”

母親性格開朗、樂觀，待人寬厚。在她的一生中，不管精神多么痛苦，不管生活多么艱難，她都努力自己排解，從不給家人增加煩惱，歸國后長時間等待分配工作時如此，對待適應新環(huán)境和職業(yè)轉軌等問題亦如此。母親始終任勞任怨，勇于擔當。她用一首五言詩抒發(fā)了自己的情懷：

《年近古稀欣然有賦》

古稀今不稀，

益壽達期頤；

但愿人長久，

高吟盛世詩。

謹以此文寄托對敬愛的母親的無限思念，愿她在天之靈永遠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