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6日，上海市高峰學科“中國語言文學”和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國際學者中心在上海師范大學舉行“與二十世紀同行：現代文學與當代中國”學術研討會。這是我的會議發(fā)言稿。因為時間的關系，會上只讀了其中的一部分。

很高興參加這次會議。許多朋友多年沒有見面了。最近一次見到李陀，是2004年在海南開“文本分析”的研討會，《天涯》雜志組織的，已經快十五年了。上次見到陳思和，是他到北大參加完比較文學年會來我家，那時他的頭發(fā)還是黑的；估計距現在也有十五六年。王安憶的作品當然經常讀，也是她的粉絲，在書刊報紙上無數次看過她的照片，但見到真人還是在今天。當然，蔡翔、羅崗、毛尖、倪文尖見面機會比較多。剛才播放了李歐梵先生的視頻；他是在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視野和方法上有很大影響的學者。八九十年代，我從他的《鐵屋中的吶喊》，和收在樂黛云老師主編的《當代英語世界魯迅研究》中他的六七篇論文中學到很多，可惜他今天因故沒能出席這次會議。

“與二十世紀同行”的題目很好，也很大?！巴小钡恼f法浪漫、愜意，不過，每個人和“歷史”的聯系其實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可能是叱咤風云的弄潮兒、沖鋒戰(zhàn)士；有的是像魯迅談柔石《二月》說的，“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濱的人，一濺水花，便覺得有所沾濕，狼狽起來”（《柔石作〈二月〉小引》）；當然還有是被裹挾者，或成為“歷史”的囚徒的……

對這個嚴肅的問題我確實想了好些天，也不知道能說什么。我就談一些零碎、感性的生活碎片吧。十好幾年前到俄國旅游，離開莫斯科機場已經下午三四點，旅游車便把我們直接拉到吃晚飯的北京飯店——一座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蘇蜜月期修建的、斯大林式的宏偉建筑。吃了一頓與這座建筑全不相配的“旅游飯”后走出飯店，發(fā)現前面廣場中心有一尊高大塑像，走近一看，啊，馬雅可夫斯基！他是我們這些游客——孫玉石、趙園、吳福輝等都十分熟悉的詩人。這時暮色漸濃，廣場上行人不多，他依然高傲、酷酷地站在那里，卻顯得孤單落寞。我驟然意識到，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想到他，也沒有讀他的作品了。五十年代上大學，有幾位外國左翼詩人參與塑造我們這些“愛詩者”的詩歌意識：聶魯達、希克梅特、艾呂雅……其中最重要的是馬雅可夫斯基?！凹偃缒銈冊敢狻?我可以變成百般順從的溫情的人/不是男人，而是——穿褲子的云”；當然，讀得最多的還是他的《列寧》《好！》《向左進行曲》?！逗茫　分腥纭吧?是好的/生活得/很好”這樣“創(chuàng)世紀”式的語句，呼應著我對新生活和新生命的想象。可是，曾經喜愛的詩人，為什么會這樣輕易地、轉眼間就從自己的記憶里清除？這是當時在這個名為“馬雅可夫斯基”的廣場上留下的問題。

八九十年代編寫《文學史》，后來寫《閱讀史》，在查找材料過程中，看到我“文革”前夕和“文革”中的一些筆記、文章。當年批判電影《早春二月》，我也是參與了的，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曾在全系師生會上宣讀，并登載在學校內部刊物《紅樓》上，另一篇和教現代文學的一位先生合作，用筆名登載在北京市委主辦的理論刊物《前線》。重讀這些讓我感到十分陌生的筆記和文章，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驚訝我怎樣能寫出這樣的文字。設想如果不是留存有這些“證據”，我是不是會否認它們出自我的手？俄國的別爾嘉耶夫在他的思想自傳《自我認識》里說，“選擇完成記憶”。這種記憶中的選擇，有的時候是自覺的，也有的時候其實是無意的。

1959年集體科研，我和謝冕、孫紹振等編寫《新詩發(fā)展概況》，我們用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的斗爭來處理新詩史的詩人和流派。在我負責的部分中，“新月派”“現代派”以及當時成為“右派”的艾青，都被列入資產階級、反動，或有問題的行列，推舉的則是臧克家、殷夫和“中國詩歌會”的楊騷、蒲風、任鈞?？墒?，前些年我和一些先生（奚密、吳曉東、姜濤、冷霜）合編《百年新詩選》，這些原先推舉的詩人，都沒有在里面出現；相反，“反動”“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詩人則出現在顯著位置上。

這些前后分裂，既是我的情況，但相信并不只存在于我的身上。這印證了米蘭·昆德拉的一段話：“歷史的加速前進深深改變了個體的存在。過去的幾個世紀，個體的存在從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個歷史時期里進行，如今卻要橫跨兩個時期，有時還更多?！瓪v史奔跑，逃離人類，導致生命的連續(xù)性與一致性四分五裂?！?span style="color: rgb(128, 128, 128);">（《相遇》，蔚遲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33頁）這也是福澤諭吉說的“一生而歷兩世”的情形。

這種分裂，也體現在細微的、隱秘的心理、感情層面。大學畢業(yè)的六十年代初，曾一度沉迷于契訶夫的小說、戲劇，讀過關于他的許多評論和同時代人的回憶文章。有一本書叫《回憶契訶夫》，里面收了阿維洛娃的長篇回憶《在我生活里的安·巴·契訶夫》，也收了契訶夫妻子、大劇院演員克尼碧爾的回憶文章。阿維洛娃是三個孩子的母親，是契訶夫的“秘密情人”。我眼淚汪汪地讀了阿維洛娃長達幾十頁的“照亮自己靈魂”的愛情描寫，對克尼碧爾顯得平靜的敘述卻沒有什么感覺?？墒?010年我寫《我的閱讀史》重讀這些文字的時候，發(fā)現感受發(fā)生了翻轉：無感的是阿維洛娃有些撕心裂肺的傾訴，親近的卻是克尼碧爾懂得人與人之間理解和感情聯系的限度，因具有深刻的悲觀因子，而體現出節(jié)制卻并非無情的敘述。這就如同戴錦華先生的一位學生在評論契訶夫時說的一句話：“不愛是容易理解的，而愛卻永遠無法成為談話的內容?！边@種感受上的激變，既與年齡有關，與當時一個剛二十出頭的人的處境有關——那個時候，沒有一個女孩子肯拿正眼看他——但也是時勢變遷所導致。

情感、觀念、評價標準發(fā)生顛覆、翻轉，所引發(fā)的生命分裂，不僅發(fā)生在個體自身，而且也體現在因不同個體對時代感知的錯位，而形成的對比。正是這個因素，讓我讀王安憶的《英特納雄耐爾》時，在這段話上面停留許久：

我一直追索著他，結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們要的東西似乎有了，卻不是原先以為的東西……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

波蘭詩人米沃什的《禮物》這首詩，現在已經為讀者熟知，我至少見到六七種中譯文本，里面有這樣兩行——我用的是西川的譯文：

我知道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羨慕。

……

想到故我今我同為一人并不使我難為情。

這是飽經滄桑的老者晚年的平靜心境，是他對自己生命過程的回顧。有的譯文將“羨慕”譯為“嫉妒”；我不知道哪種更接近原文，但感覺“嫉妒”在情意上有點強烈。對我來說，“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羨慕”也許有達到的可能，而“故我今我同為一人并不使我難為情”卻是相當困難的事情。如何通過閱讀、寫作來修復生命中的裂痕，重新建立一種故我、今我同一的整體性，對我來說始終是個難題；這也許是一條沒有終點的路。我的當代文學史研究，自然主要希望能夠深入把握對象，但也是對自身問題的清理與回答。

那么，在這變動紛亂，許多時候個人無法預測自己命運的世紀里，在這生命呈現眾多裂痕的人生中，是否還存在穩(wěn)定、可靠、值得信賴的事物？回答當然是肯定的。搜尋起來，我想到那些本原性的、樸素而日常的事物和觀念——猶如那躲避著一切名稱的鼠曲草，“一切的形容、一切喧囂/到你身邊，有的就凋落/有的化成了你的靜默”（馮至：《十四行集》）。如果希望成為一個連貫的主體，以便能承受“彗星的出現，狂風乍起”，關鍵便是形成自己的思維構造和行為方式。通過轉化引起自我共鳴的思想資源，而建構的個體與時代洪流最具主體性的結合方式，不是將自己無保留地交付給某種方向、立場、陣線，“不是瞄準新的可能性一口氣飛躍”，“而是確認自己當前所在的地點和自己的力量，然后一絲不茍地干該干的事，從中尋求前進的保證”（丸山升：《魯迅和〈宣言一篇〉——與〈壁下譯叢〉中的武者小路、有島的關系》）。

還有就是對文學的信心。在人們熟知的左翼批評家看來，“只要有人支持‘回歸對于語言的敏感’，即使彼此政治立場南轅北轍，也都能在精讀細品文學中找到共通點”（泰瑞·伊格頓：《如何閱讀文學》，黃煜文譯，商周出版，2014年，單德興推薦序）。臺灣一位左派學者言及他和我的區(qū)別，說在文學問題上，他是“靈魂工程師派”，我是“文學自主派”；但是，“我們都把我們的人生體驗和某種偉大的藝術世界結合在一起，從而為我們的生命找到一種寄托”，“這就是文學和藝術的偉大之處，這是我們共同肯定的東西”，“有了這種肯定，其他差異就顯得不怎么重要了”（《閱讀經驗》，人間出版社，2015年，呂正惠序）。這大概就是文學的超越性吧。

在座的毛尖，被一位年長的學者友善地稱為“小左派”——這里的“小”，不是說分量、價值，指的是年齡、身材?？墒俏野l(fā)現，自己和她同樣有著共同肯定的、讓“其他差異顯得不怎么重要”的東西。舉例來說，我們都認可蘇聯導演丘赫萊依1959年的電影《士兵之歌》里，那個火車上沒有多少臺詞的舒拉，是“整個二十世紀最純潔的姑娘”（毛尖：《夜短 夢長》，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2018年，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