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歷史學家、中國法國史研究會創(chuàng)立者張芝聯先生（1918-2008）誕辰一百年、逝世十周年。2018年10月20日—21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法國史研究會和北京大學人文學部在人文學苑1號樓聯合舉辦了“紀念張芝聯先生百年誕辰暨法國史國際研討會”。會議緬懷了先生生平和成就，探討他在世界史研究領域的杰出業(yè)績，回顧他對中法文化學術交流的卓越貢獻。鑒于先生最重要的學術影響是中國法國史學科的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會議廣泛邀請50余位國內外專家學者，圍繞法國史展開研討，重點關注舊制度、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法國近現代政治文化的演進等領域。

與會者合影

20日上午，張芝聯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暨法國史國際研討會開幕式成功舉行。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郝平、歷史學系主任張帆、中國法國史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李宏圖以及張先生女兒張詒彤夫婦等嘉賓出席并致辭。張先生生前的同事北京大學歷史系劉祖熙教授、王曉秋教授、王紅生教授，國際友人法蘭西科學院人文及政治學院院士、著名漢學家巴斯蒂夫人（Mariane Bastid-Bruguière），巴黎一大熱拉爾女士（Alice Gérard），魯昂大學米歇爾·比亞爾教授（Michel Biard），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布里斯托爾大學威廉·多伊爾教授（William Doyle），及受過先生師澤和影響的中外學人等60余人參加。會議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黨委書記徐健主持。郝平教授在致辭時表示，張先生是他的恩師，先生的淵博學識、治學風范和工作精神讓他至今難以忘懷。張先生至今仍是國內法國史學術研究的一面旗幟，也為世界史研究的整體進步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張詒彤女士還整理出張先生珍藏的部分史學著作和歷史圖集贈予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紀念會環(huán)節(jié)由北京大學許平教授主持。全體與會者跟隨大屏幕上播放出一張張令人動容的老照片，共同回顧了張芝聯先生九十載人生歷程。馬克垚、樓均信兩位先生請他人代讀了專門撰寫的紀念文章，劉文立、馬勝利、高毅、孟華、韓琦、何平等國內學者，以及巴斯蒂夫人、熱拉爾女士紛紛發(fā)言，深情回顧了張先生的學術貢獻，以及與張先生交往的點滴記憶。巴斯蒂夫人指出，張先生的身上融匯了儒家傳統(tǒng)、民主主義、愛國情懷、世界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等多種思想氣質，他既有源自于家鄉(xiāng)文化傳統(tǒng)的獨立與自由之精神，又像與他同時代的很多中國學人一樣，是一位“世界公民”。紀念會在深情而熱烈的氣氛中落下帷幕。

張先生的女兒張詒彤

巴斯蒂夫人

20日下午，法國史國際研討會正式開始。第一場是法國大革命史主題論壇，由清華大學劉北成教授主持。浙江大學歷史系張弛副教授的報告題目是《社會史的回歸：關于1788-89年法國政治危機的起源的史學研究》。報告通過梳理1999年以來西方學界有關大革命研究的進展，指出在修正派之后，社會這一因素重新得到了重視。新近的研究集中于貴族研究，尤其是佩劍貴族，通過考察他們對現實體制的不滿的原因，證明盡管貴族和有產者使用類似的啟蒙話語，但其使用的具體原因以及對未來的期待存在很大不同。這些研究從方法論上證明對觀念的考察必須與現實相結合。

復旦大學歷史系張智副教授的報告《略論<人權宣言>提案中的“財產”概念》，分析了1789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中與“財產”直接相關的兩個條款，即第二條和第十七條的形成背景和相關討論。他指出，《宣言》提案的作者們，在論述財產問題時使用的話語呈現出多元甚至對立的特性。但在制定《人權宣言》的過程中，代表們最終選擇了作為自然權利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財產。從1789年至1793年，革命者所使用的財產話語的變化，顯然也折射出了大革命自身的變遷。

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教授威廉·多伊爾（William Doyle）的報告題目為《誰是法國革命者？尋找吉倫特派》。在梳理了有關大革命中吉倫特派的研究之后，他指出，現在吉倫特派較為溫和的形象，乃是在他們被處決之后，大體上由山岳派創(chuàng)造的。事實上，吉倫特派并不比山岳派保守。多伊爾教授從幾個方面梳理了他們的觀念，指出吉倫特派是經濟自由的堅定捍衛(wèi)者，在婦女權利、奴隸制、傳播革命理念等問題上，他們是真正的激進革命者。

多伊爾教授

法國魯昂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院院長米歇爾·比亞爾（Michel Biard）的報告題目為《重估共和二年法國的政治例外》。他指出，法國學界近年來圍繞革命時期的“恐怖”引發(fā)了無窮無盡的爭論。如今，對附加于“恐怖統(tǒng)治”（La Terreur）上的惡名，應給予理性看待。為此，他在報告中闡述了三個論點：第一，“恐怖體系”或“恐怖政治”的觀點，是共和二年熱月戰(zhàn)勝羅伯斯庇爾的人杜撰出來的；第二，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再把“恐怖”看做編年史上的一個時期，而是應該把它看做一種現象；最后，不要再把“恐怖”當做一個統(tǒng)一體來研究，而是應該將其置于政治例外的框架下研究，1793年秋天開始運轉的革命政府就是這種政治例外的象征。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語系潘丹講師的報告題目是《從向往自由到實現自由：斯塔爾夫人在“熱月-督政府”時期關于政制-民情的思考》。她指出，斯塔爾夫人認為激進革命時期的弊端即一味地依憑抽象理念構建共和制，卻忽略了民情演進的基礎，從而造成了政制與民情之間的落差，并引發(fā)了政治狂熱，這不僅是對肉體的殘暴，還是對人心的殘害。事實上，激進革命者們在宣稱繼承啟蒙的同時，卻往往將原本復雜、溫和的啟蒙思想轉化為簡單、激進的革命話語。在激進革命時期敵我對立的政治文化遭到沖擊后，斯塔爾夫人努力倡導政治妥協，建立一個超越左右的中間派，并在其憲制構想中設立永久議院作為其制度載體，以化解派別紛爭的局面，彌合政治狂熱所造成的傷痛與分裂，重建民情與政制之間的良性互動，回歸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所持守的寬和精神。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高毅教授則分析了波拿巴主義與現代民族國家建設，認為現代民族國家建設可能繞不開波拿巴主義。他強調，歷史學界對拿破侖·波拿巴的歷史地位可能一直沒有做出正確的回答，或者說從來就有點估計過低。我們應該從一個更加重要的視角來看這個問題，即波拿巴主義與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關系?！安冒椭髁x”的統(tǒng)治方式，既能有效提升國家管理的效能，又不致損害人民主權的基本原則，在客觀上充當過法國現代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工具。時至今日，它是否仍然在不同的國家表現出不同的樣態(tài)，或通常只顯示出它的某些側面？總之大革命史學對波拿巴主義的研究還很不深入，仍然很值得研究。

高毅教授

第二場研討會的主題是早期近代法國的文化與政治，由北京大學許平教授主持。武漢大學歷史系熊芳芳副教授的報告題目是《儀式與政治：安娜之心與中世紀晚期法國王室的雙重葬禮》。她以安娜·德·布列塔尼王后的雙重葬禮為例，分析了其葬禮儀式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被賦予的政治意涵，從而說明了安娜要求另立心臟墓是中世紀晚期法國王室和貴族的慣常做法，并非特例；為其舉行的雙重葬禮也意在凸顯安娜的王后身份，進一步強化其作為推動布法合并的“和平之母”的形象，以為王國的政治服務。

溫州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唐運冠講師的報告題目是《“文明化”視野下16-18世紀法國的拉伯雷閱讀史淺析——兼論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他指出，16-18世紀是法國“文明化”的重要時期，這種文化轉型對拉伯雷閱讀史的演變具有決定意義，并在法國人對拉伯雷小說中隨處可見的“粗俗”的“物質-下體因素”的閱讀感受中表現出來。17世紀中葉以前，不同階層和性別的法國人都能欣賞、理解或至少不反感這些因素。17世紀中葉以后，此種情況有了明顯改變，以宮廷社會為中心的上層社會“文明化”，使拉布呂耶爾和伏爾泰等人“突然”發(fā)現了“骯臟”、無法理解的拉伯雷。巴赫金的研究盡管對文藝學和歷史學的發(fā)展有卓越貢獻，但必須指出，他對拉伯雷和近代早期法國的社會文化存在明顯誤讀，特別是把“官方”與“民間”概念絕對化和截然對立，并把16-18世紀的文化混為一談。

會議現場

東北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徐前進的報告題目是《古今之爭——17-18世紀法國現代主權話語的早期史》。他認為，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古今之爭是法國啟蒙運動的序幕。那是從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向現代精神過渡的時代，最終確立了歷史進步論、科學話語的風格和現代民族意識。古今之爭在歐洲現代國家早期史上是一個母題，具有跨學科、跨地域和多重解釋的可能，最初是關于文藝風格的爭論，之后轉變?yōu)檎Z言、科學藝術、民族精神創(chuàng)造力的問題。法國的爭論因涉及王權與民族意識的形成、新知識與主權話語，以及現代文化民族主義的起源而有更復雜的意義。

中山大學歷史系（珠海）王印副研究員的報告題目是《法國舊制度時期的個人虔信：以冉森派為例》。他指出，“虔信階層”的形成是法國17世紀最為顯著的文化變革之一，它的出現不僅極大改變了文化景觀，也深刻影響了當時社會、政治及思想的發(fā)展演變?！膀烹A層”以文字與信仰作為社會的劃分標準，具有文化社會學上的意義。其文化特征不僅是該詞的內涵核心所在，更是解釋和理解與之相關的諸多社會文化現象的關鍵。早期冉森派是虔信階層的代表，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其各種文化特征極端發(fā)展的結果。他通過對該群體的靈修觀念、隱居實踐及虔信程度進行考察，歸納出三種比較顯著的文化特征：神秘主義式的個人虔信、世俗影響下的遁世追求、不斷分化的書寫階層，以此加深對“虔信階層”的認識。

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郭麗娜教授的報告題目是《文學在近代法國社會中的政治功能——以<要義遺存>法譯本初探<易經>在法國的傳播為例》。她認為，譯本作為一個新文本，在其流通的新語境中起到了表達觀點，參與政治活動和建構民主社會的功能。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初期，政體問題引發(fā)社會爭論。巴黎外方傳教會前傳教士童文獻應《基督哲學年鑒》主編伯尼提之邀，共同將耶穌會士馬若瑟的《中國古籍中蘊含之基督教要義遺存》拉丁文手稿翻譯成法文。該書包含了《易經》要義，參考明儒的詮釋。從伯尼提和童文獻法譯本的用詞和釋義兩方面看，童文獻基本忠實于馬若瑟的思路，力圖從中證明基督宗教和中國文化有同源共通之處。這一事件說明，中國文化特別是蘊含天道時勢變化道理的文學經典《易經》在法國社會轉型期，經過傳教士的翻譯，對法國社會產生了影響。我們也可從中窺見了法國社會政教分離初期天主教會人士的觀點以及相關爭議之激烈。

中山大學歷史系周立紅教授的報告題目是《法國荒政史的缺失與建構——兼與中國荒政史的對照》。她梳理了“荒政史”的研究情況，指出建構法國荒政史，有助于深化對舊制度時期王權運作機制的認識，也有助于激活法國的社會經濟史傳統(tǒng)，整合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各個研究領域，打破中世紀、舊制度與大革命各個研究時段畫地為牢的狀況，為當今法國史學的碎片化狀態(tài)糾偏。法國舊制度時期荒政史的書寫，當以荒政與法國王權的興衰為主線，但也不能把兩者的關系處理得過去緊湊，不能遮掩不同時段荒政的斷裂、對立，最好在斷裂、沖突之上探究荒政演變的深層動因。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詹娜副教授的報告題目是《近代歐洲氣候與歷史》。她指出，近代歐洲氣候的變化不僅影響了植物的生長，糧食作物的減產，引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饑荒，威脅到人類的身體健康和生存條件，還影響了民眾的心理傾向，由于嚴峻氣候對農業(yè)的摧殘，導致了人們對饑餓的恐慌，演變成暴動與革命，推動了歷史的發(fā)展。當然，人類在適應氣候變化的過程中也在不斷進步，對良好捕魚場的探求幫助歐洲人發(fā)現了美洲，農業(yè)革命發(fā)明了新的耕種方法、改進了排水設施、增加了新作物的品種，有效提高了農業(yè)產量，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糧食危機。由此，在人類面對新的氣候變遷時，要以史為鑒，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與自然和諧相處。

21號上午，法國史國際研討會繼續(xù)舉行。第一場研討會的主題為“啟蒙時代的文化與思想”，由復旦大學李宏圖教授主持。四川大學歷史學文化學院何平教授的報告題為《從概念史的角度看啟蒙運動》，報告從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角度出發(fā)，分析了全球化初始、地理大發(fā)現、科學革命、歐洲內部思想的跨國交流以及中國文化熱與啟蒙運動之間的關聯。報告還從概念史的視角探討了宗教寬容、懷疑批判精神、理性主義和理想主義等幾個重要子概念的內涵與意義，啟蒙運動的遺產仍值得今人反思。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龐冠群副教授的報告題為《后現代之后重審法國啟蒙運動》。報告認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隨著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的形成與發(fā)展，對于啟蒙的批評日益激烈，學者們認為啟蒙思想要為現代社會的諸種弊端負責。啟蒙運動史家則對此作出回應，試圖建構啟蒙運動與后現代主義之間的關聯，糾正后現代主義對啟蒙運動的曲解。21世紀以來，啟蒙運動研究的視野大大拓展，關注點聚焦在帝國、殖民、科學、他者、奴隸制、種族、女性等問題，研究對象也開始向啟蒙著述本身、啟蒙大哲回歸。啟蒙運動研究在回應挑戰(zhàn)中得到發(fā)展，啟蒙運動的多樣性與同一性的問題再次凸顯。

與上述宏觀研究不同，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石芳博士從細節(jié)切入，作了題為《制造歷史——關于“鐵面人”的逸聞、回憶與想象》的報告?！拌F面人”首次出現在《路易十四時代》中，此后兩個多世紀中涌現出50多種假說，衍生出大量文學藝術作品。對此伏爾泰應付主要責任，他對口述史料考證不嚴謹，刻意隱瞞了某些信息，又暗示性地描述引導讀者將“鐵面人”與法國王室聯系在一起。在絕對君主制的秘密政治體系下，讀者通過“鐵面人”的細節(jié)傳聞探求更深層的意義，結合關于路易十四的記憶和當時的特定社會氛圍，對這則逸聞加以想象和演繹，使之最終成為絕對君主制暴政的一個標志和藝術創(chuàng)作的主題。“鐵面人”逸聞見證了記憶、想象與現實、心態(tài)的糾葛互動如何“制造歷史”。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崇明教授的報告題為《公意，還是普遍意志：重譯<社會契約論>的思考》。報告指出，漢語學界通常將“volonté générale”翻譯為“公意”，容易被理解為具有某種集體主義和極權主義色彩，這其實是一種誤譯。提出普遍意志，盧梭首先想表達的是每個參與聯合的人都具有平等的重要性，所有人都得到平等的對待。翻譯為公共意志或公意，則會使人誤以為盧梭首先追求的是以公共性來約束乃至抑制個體意志和利益，并把個體視為對公共利益構成威脅的私人。相反，盧梭恰恰是從個體意志對自我的偏愛出發(fā)來理解普遍意志的形成和行動，因而把“公意”重譯成“普遍意志”有助于澄清關于盧梭思想的諸多誤解。

第二場研討會的主題為“十九世紀上半期法國的思想與政治”，由浙江大學呂一民教授主持。巴黎一大熱拉爾（Alice Gérard）副教授的報告題為《重新發(fā)現托克維爾》（“Tocqueville en France, mode ou modèle？”），精煉地介紹了作為歷史學家的托克維爾及其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生前身后的境遇。該著作在1848年革命失敗的背景中曾短暫走紅，而自1870年開始，托氏及該著作迅速遭到冷遇，因為它無法迎合左派、右派或者共和派等任何一種意識形態(tài)敘事。從50年代開始，雷蒙·阿隆與弗朗索瓦·孚雷“復活”了托克維爾。通過一系列文章的寫作與刊物創(chuàng)辦，托氏在1980年代紀念大革命200周年的氛圍中聲名鵲起，成為反對正統(tǒng)革命史論的一面旗幟。經過孚雷等一批學者的努力，托氏提出的革命是延續(xù)而非斷裂、大革命強化了中央集權制度等論題，及其遠離意識形態(tài)論爭的治史方法，重新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如今，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留給人們的是一筆充滿矛盾與復雜性的龐大遺產。

同樣以托克維爾為主題，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黃艷紅研究員所作的報告為《試論托克維爾“民主”概念的時間化》。托氏對民主概念的一些基本見解，見證了“民主革命的時代”政治-社會概念變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大革命的經驗及隨后的反思、對美洲特別是新生美利堅合眾國的認識，是民主概念變化的前提和條件。在托氏的論述中，民主是與貴族制構成一對解釋性的對立概念，二者有明顯的時間先后關系，民主成為歷史時間的方向，它擺脫了過去的歷史經驗，成為一場通往未來的運動，歷史因而獲得了一種時間標準。在這種新的歷史觀中，當下成為一種過渡，永遠逝去的過去和尚不明朗的未來是導致托克維爾一代人失落感的思想根源之一。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倪玉珍副教授的報告題為《尋求對“社會”的理解——圣西門的社會生理學》。大革命遭遇的挫折促成了19世紀法國思想界對“社會”的關注。圣西門接續(xù)了孔多賽和觀念學派的努力，將社會視為不斷變化生長的有機體，并探索“社會心理學”。他強調人的社會屬性，并揭示歐洲社會歷史演進的動力機制。在此基礎上，圣西門提出了“組織”社會的初步構想。圣西門的社會學說融合了社會科學和社會主義的萌芽，促成了法國從革命到社會重建的重要轉變。它給后世留下了雙重的精神遺產：既喚起人們同情社會苦難的博愛情感，又提醒人們要觀察和研究社會事實，在行動時保持清明的理性。

浙江大學歷史系樂啟良教授的報告題為《霍亂、衛(wèi)生與面包——論1832年巴黎的拾荒者騷亂》。報告指出，第一次全球性的霍亂危機肆虐巴黎長達半年之久，造成近兩萬人死亡。為防止霍亂疫情擴大，巴黎警察局領導開展了一場如火如荼的衛(wèi)生整治運動，積極推動環(huán)衛(wèi)承包制度的改革，要求更為迅速、徹底地搬運城市的生活垃圾，由此和拾荒者產生了嚴重的利益沖突，進而引發(fā)了騷亂。期間懷疑霍亂的存在并有人投毒的謠言紛紛四起，造成了不少襲擊甚至虐殺無辜者的暴力事件。這場騷亂凸顯了路易-菲利普政府主導的衛(wèi)生運動與普通百姓的民生問題間的巨大緊張，強化了大革命以來法國社會陷入膏肓的印象，進而促進了共和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激進思潮的傳播。

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周小蘭副教授作了題為《規(guī)訓與自我規(guī)訓：19世紀上半葉法國警察的權力之路》的報告。19世紀上半葉法國警察作為政府倚重的規(guī)訓手段，對生計物資實施嚴密監(jiān)控并對相關違法行為進行懲戒，為現代“監(jiān)獄社會”的存在作了貼切的注腳。此外，警察隊伍內部也在進行自我規(guī)訓，除了組織的細化和完善，還實現了其對法律條文的掌握和解讀的壟斷。這是警察適應新的社會變化和通過政治話語獲得權力的必然表現?？傮w而言，19 世紀上半葉不具備政治取向的警察制度在國家和社會之間構建了以社會控制為目的的力量，并獲得了政府和民眾的認可，獲得越來越多的權力。

浙江大學歷史系湯曉燕副教授的報告題為《高盧人形象與法蘭西民族認同——從大革命到第二帝國》。她指出，圍繞高盧人的討論可上溯至文藝復興，當時興起以高盧起源為核心的民族認同，不過直至大革命之前，高盧人的形象始終處在關于“蠻族”的籠統(tǒng)描繪之中。大革命之后，舊制度下關于日耳曼文化與羅馬文化之爭讓位于追尋法蘭西民族的真正祖先，代表是凱爾特學院的建立。真正對高盧人形象的正面弘揚肇始于第二帝國，圍繞著高盧人展開的關于民族起源的思考與探索，是當時尋找民族身份認同的核心議題。維欽托利的形象被人們重新拾起用以提振民族自信心，國家考古博物館亦在同時期建立。伴隨著19世紀下半葉政治文化的變遷，這一問題將在不同的語境下得到截然不同的闡述。

會議現場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韓偉華副教授的報告題為《漫畫中的“人間喜劇”：從杜米埃之漫畫管窺法國十九世紀的政治與市民文化》。從1830 年七月革命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近代法國從君主立憲制向自由民主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杜米埃是當時法國家喻戶曉的最重要的漫畫家，他通過在《漫畫》、《喧嘩》等報刊上發(fā)表的數以千計的諷刺漫畫，對十九世紀的法國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杜米埃這些寓莊于諧的漫畫被波德萊爾譽為《人間喜劇》的補充，將它們匯集起來可以說呈現了一部十九世紀中期法國資產階級生活的完整的編年史。

10月21日下午，研討會的主題按照時間順序推進到“第三共和國的文化與政治”，由浙江大學的董小燕教授主持。首先由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的曾曉陽教授作報告，題目為《論近代法國小學課本<兩童環(huán)法記>的雙版本現象》。此文以出版于普法戰(zhàn)爭后的小學語文閱讀課本中的《兩童環(huán)法記》為主題，對前后兩個版本進行了詳細的對比。初版中所包含的宗教內容，在修訂版中被大量刪改，這實質上體現出右翼和左翼的不同立場。而第三共和國時期這種激烈的政體之爭又直接裹挾著對學校的教育，同時也凸顯出教科書問題的政治內涵。

四川大學外國語言與文化學院讓-菲利普·克魯托教授（Jean-Philippe Croteau）教授，為我們帶來了題為《魁北克與法國（1870-1914）：關于民族內部的傳統(tǒng)和現代性的跨大西洋對話》的英文演講。這是一項關于身份認同問題的考察，其研究對象是加拿大魁北克地區(qū)的法語族群——他們究竟是在北美的法國人還是說法語的北美人？克魯托教授在本文中指出，從1870年到1914年期間，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種持教皇絕對權力主義與保守主義的觀點，認為他們是舊的天主教法國的分支；第二種持共和與自由的觀點，認為他們雖然繼承了法國的遺產，但同時具有北美大陸的屬性。這兩種看法實質上反映出新舊政治思想的差異。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肖琦講師的報告題目是《以科瓦雷的及其“朋友圈”與法國對德國哲學的）引介（1919-1939）》，論述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德國哲學在法國的傳播。她指出，法德矛盾與法國相對封閉的哲學環(huán)境阻礙了德國哲學在法國的傳播，但以科瓦雷為中心的外國尤其是俄國流亡知識精英以院校、雜志為媒介，成為在法國較早引介德國哲學思潮的學者群體。德國哲學的引入，促進了哲學知識在法德之間的流動與再生產，深刻改變了法國思想與哲學的歷史進程。

浙江大學歷史系朱曉罕副教授為本次大會作最后一場學術報告，題為《從新政治史到文化史——讓-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法國20世紀史研究》。作為研究法國知識分子的著名歷史學家，西里奈利從90年代起提倡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結合，主張文化是政治的基礎，關注表象體系和傳播過程。這種“政治的文化史”視角有別于“新文化史”，被視為“法國式文化史”。朱曉罕認為，西里奈利的史學反映了時代變革中法國史學家重塑民族意識的嘗試，對現當代史和文化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發(fā)和借鑒意義。

會議現場

本次研討會的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是以“國際法國大革命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為主題的圓桌討論，由北京大學高毅教授主持。比亞爾教授和多伊爾教授作為來自法國和英國的頂尖學者，在懷念不久前去世的法國著名歷史學家米歇爾·伏維爾教授的背景下，分別對法語世界和英語世界的“大革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予以介紹。兩位教授的報告讓我們得以接觸外國研究的最前沿，與會者也就此展開了熱烈的問答與討論。高毅教授回顧了本次紀念會暨法國史國際研討會的全過程，衷心感謝所有人的積極參與和辛勤付出。本次大會的圓滿成功，不僅展現了我國法國史研究的影響力，而且激勵著廣大學界同仁繼承和發(fā)揚張芝聯先生等老一輩學者開拓的基業(yè)，共創(chuàng)中國法國史研究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