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開山大師兄”專欄，將陸續(xù)刊發(fā)作者許金晶對新中國首批文科博士的系列訪談?！伴_山大師兄”，指的是新中國學位制度建立以來各學科最早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

本文受訪者羅鋼，1954年3月出生于成都，曾先后就讀于武漢大學，西北大學，北京師范大學。1988年獲文藝學博士學位，是新中國首位文藝學博士?，F(xiàn)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主編。

2018年4月14日下午，羅鋼教授于清華大學荷清苑接受作者采訪。

跟羅鋼老師進行的兩個小時訪談，是極其放松和愉悅的，訪談過程中，不時跟老師一起開懷大笑，非常喜歡這樣的交流氛圍。訪談結束之后，羅鋼老師非常熱情，執(zhí)意要開車送我去地鐵站。讓我十分感動。

在地鐵上，我仔細回味羅老師的學術生涯，以及訪談中談及的清華人文軼事，開心、敬佩而溫暖。以羅老師訪談結尾的兩句話，自勉并與各位讀者共勉：“老老實實做人，清清白白唱戲”。

一、“文革”十年

許金晶：羅老師，您能不能先介紹一下在進入大學之前主要的人生經(jīng)歷？

羅鋼：我們這一代人，包括“開山大師兄”這一批人，實際上經(jīng)歷也不太一樣。有一部分是“文革”前的大學生，年紀比較大，拿到博士學位的時候40來歲。有位學者是我的師兄，剛走了，有人說他是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王富仁。

許金晶：那跟錢理群先生是一批的？

羅鋼：不，錢理群在他后面，他是中國第一位現(xiàn)當代文學博士是沒有爭議的，南大的莫礪鋒先生是第一位古代文學博士。

許金晶：莫老師是我這本書第一位采訪對象。

羅鋼：莫老師年紀可能也比較大。

許金晶：對，比較大，1949年的。

羅鋼：王富仁更大，1941年的。我比他們要年輕一點，1954年的。“文革”開始的時候我12歲，小學五年級，“文革”結束的時候，已經(jīng)22歲了。

我們那時除了物質(zhì)的貧困以外，其實最令人痛苦的是精神貧困，沒有書可以讀。只有《馬恩列斯全集》《毛澤東選集》《魯迅全集》這些可以看。

像錢理群、王富仁他們?yōu)槭裁醋鲷斞秆芯浚课液髞砀醺蝗柿倪^，我說你們那個時候沒有別的書可讀，只能讀魯迅，真是全心全意的反復地讀，因此形成的理解和感情是后人不能想象的，這和特殊環(huán)境有關。

“文革”期間，大家中學畢業(yè)一般都上山下鄉(xiāng)，但是我沒有。我是成都人，“文革”開始時，成都武斗非常厲害，我那時很小，在槍林彈雨里走來走去，撿子彈殼玩。

許金晶：也不害怕？

羅鋼：不害怕，但我父母害怕，就把我捉回家來。我父親有一把小提琴，我就學小提琴。初中畢業(yè)時市里的藝校招考，有點像《芳華》，當時還要演樣板戲。我因為拉小提琴就被招進去了，學器樂，還有一部分學美術的，也有學川劇、話劇、歌舞、雜技等。在那個地方也不讀書的，每天拉拉琴，一般是下午排練，晚上演出，很愉快。

有一次我們下鄉(xiāng)去演出，結束后我在觀眾席上撿到一本書，直到現(xiàn)在還印象深刻，是高爾基的《在人間》?！对谌碎g》這本書寫的是他少年時代的經(jīng)歷。因為貧困，家人把他送到伏爾加河的一艘輪船上去做工，輪船上有一個胖廚師對他很好，每天干完活以后就叫高爾基給他念書，高爾基就是這樣開始學習文學，后來成為了很著名的作家。我也剛好在他那個年紀，十六七歲，就想著人生不能這樣渾渾噩噩活著，總得要讀點書，做點事。高爾基在那么艱苦的條件下勤奮學習，最后成材，我們?yōu)槭裁床豢梢阅?？那時找書很不容易，圖書館都封閉了，剛好我有個朋友的父親在省圖書館工作，負責看管書庫。

許金晶：封存的倉庫？

羅鋼：是的，每周他帶我去，我每次去借一些書，看完還掉再借，看了一些書。后來，我又認識了一位省圖書館的朋友，叫何斌，他也給我許多幫助。此外，朋友之間還可以相互交換書。前幾年我回成都，一個藝校的同學給我打電話說：“羅鋼你有本書還在我這兒，我也有一本書還在你那兒”。在他那兒的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可見當時讀書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正因為這樣，我們反而有強烈的求知欲望。我后來對樂器興趣沒那么大了，覺得看書對我來說受益更多，就經(jīng)?？磿?。我還記得有一次被當時工宣隊的師傅捉住了。

許金晶：揪住了。

羅鋼：我記得很清楚，那本書是巴爾扎克的《歐也妮·葛朗臺》，當時叫“黃色小說”，寫了男女愛情。這本書是從圖書館里借出來的，沒收了我就沒法交代，我就去找工宣隊的師傅。他說還你也可以，要寫一個沉痛深刻的檢查。我就寫了，寫完在全體同學面前宣讀。

我們這一代人，有兩種文章寫得好，一是批判文章，“文革”時經(jīng)常搞革命大批判，人人都必須寫，不斷地寫。另一種就是檢查，寫得比較多，怎么樣一次就通過，這也是有訣竅的。即使這樣，我后來還一直堅持讀書，開始是文學作品，后來也看一些文藝理論。

我們藝校，屬于文化局管，當時招工農(nóng)兵學員就給了文化局一個名額，我去考試，那是1973年，我平時讀書比較多，文化功底好一些，考上了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圖書館學系很多時候就在圖書館上課，我可以找到很多書來看。武大還有一個條件就是學校有外語課。我就自己找了《許國璋英語》自學。

許金晶：我們這一代也都是看他的英語書長大的。

羅鋼：我自學這套書，從第一冊讀到第七冊，第八冊沒有讀。讀完第七冊我已經(jīng)可以自由地閱讀英文小說了，基本不用字典。這對我后來的考研、學習都很重要。坦率地說，我對圖書館學本身沒有太大的興趣。可能我運氣比較好吧，畢業(yè)后在圖書館工作。

許金晶：是在哪個圖書館？

羅鋼：成都市圖書館。

許金晶：是哪一年去的呢？

羅鋼：1976年，我大學畢業(yè)，工作了兩年。我是搞農(nóng)村輔導工作的，負責給農(nóng)村送書，有關于農(nóng)業(yè)基礎方面的，也有其他各種書。

1978年開始招研究生，我自己讀了這么多年書，也不知道讀的怎么樣，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tài)去考試。一考就考上了，當時專業(yè)課還不錯，外語也很好。考上研究生開始學文藝理論，到現(xiàn)在一直沒有變過。

二 繼續(xù)求學

許金晶：當時怎么會到西北大學的呢？

羅鋼：那一年全國招文藝理論的只有兩所大學，我在四川，西北大學離我比較近。

許金晶：川陜。

羅鋼：對，從成都坐火車，經(jīng)過寶成線就到西安了，比較近。我后來跟同學講，其實我沒有上過文學和文藝理論的課，基本上都是靠自己讀書，人文學科的學習，還是自己讀書比較重要。

我讀碩士和博士都是第一批，老師們也沒有準備，不知道該怎么帶。我剛剛入學時，問我的博士副導師童慶炳教授，博士論文怎么寫?什么樣的博士論文才算合格?童老師從書架上找了一本書，很厚，說你寫到這個樣子就可以了，我一看是王富仁寫的《<吶喊><彷徨>綜論》，50萬字。

許金晶：你們壓力太大了。

羅鋼：是的，但這樣也有一個好處，老師對我們的約束不多?，F(xiàn)在的博士生要學好些課程，博士論文要寫開題報告、中期報告等，還要預答辯，很繁瑣。我記得考到北京師范大學的時候，據(jù)說啟功先生跟他的學生說，你們來跟我念的博士，其實我就是給你們一個糧本（那時買糧食要靠糧本的定量供應），以后買糧就是你自己的事兒了，就是說進來以后就靠你們自己了。

許金晶：這是一語雙關。

羅鋼：我覺得這對博士生還是有好處的。如果老老實實跟著一個老師，可能會繼承很多東西，但可能創(chuàng)新性，或者說自我意識、探索精神等會少一些。我現(xiàn)在也經(jīng)常跟我的學生說，從小學到大學，都是跟著老師讀書，到了研究生階段，你的任務就是訓練自己，當你畢業(yè)的時候，就不需要老師了，這個階段要緊的是學會獨立地進行思考和研究。我的博士生導師是黃藥眠先生，我們?nèi)雽W的時候，他已經(jīng)83歲高齡了。他是中國資歷很老的文藝理論家，經(jīng)歷也很不平凡。他是創(chuàng)造社后期的幾個小伙計之一，年輕時寫詩，后來又參加革命。

許金晶：左翼文藝青年。

羅鋼：后來他加入了民盟，成為民盟的重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當時黃先生的身體已經(jīng)不太好了，我們跟他見面最多的是在醫(yī)院里。他住院需要陪護，那時沒有護工，我們學生輪流去看護他，他精神好的時候就跟我們聊天，能學到不少東西。有一次我和師弟一起去看黃先生，師弟當時寫了一些文章，很尖銳，引起爭議。黃先生很關心他，說你寫這些文章不怕有什么麻煩嗎？我?guī)煹艽蟠筮诌值卣f“沒事，現(xiàn)在講寬松，寬松嘛，沒關系的”。黃先生躺在病床上，穿的是病號服，是松緊帶的褲子，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把松緊帶撐開說：“你看現(xiàn)在是寬松的”，然后他手一放，松緊帶縮回去了：“你看，寬松的時候你在里面，一緊你就在外面了”。黃先生1957年當過“右派”，這是他的切身經(jīng)驗。后來我看過國外的一篇博士論文，題目叫《松與緊》，研究中國的文藝政治。我當時就想，其實黃先生不是早就說過了嗎。這是從黃先生那一輩學者那里能夠?qū)W到，而在別人那里學不到的東西。

讀書時遇到好的老師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副導師童慶炳先生，對我們也非常好，給我們充分的自我發(fā)展空間，他很尊重學生，會按照我們的興趣、基礎來幫助我們確定發(fā)展的方向，從來不把一些東西強加給我們，這個我覺得非常重要。從老師那里學習專業(yè)知識當然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像黃先生這樣的人生經(jīng)驗，像童老師給我們的一些教誨。童老師說，我對我的同事是善心，對我的學生是愛心，這些我都一直銘記在心。同學、朋友也非常重要，王富仁對我的幫助和教育，比一些老師可能更大。

許金晶：他跟您是什么時候的同學？

羅鋼：我們1978年在西北大學就是同學，他學魯迅研究，我學文藝理論，住在一起，關系非常好。他年長我十幾歲，在各個方面都比我成熟。當時我讀書的方法很簡單，就是打開書看見哪一段文字比較精彩，就抄下來，抄了很厚一本，很得意。王富仁就跟我說：“羅鋼，你這樣看書不行，你要看內(nèi)在邏輯和思想結構，看作者怎樣從一個觀點發(fā)展到另一個觀點，最后到達這篇文章的結論，要看這個東西”。我才明白看書不是抄語錄。寫文章也是，我最初的兩篇論文都是跟他合寫的，我先寫初稿，他修改，最后我倆再定稿，在這個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

許金晶：您在碩士、博士期間，學習和訓練的情況大致是怎么樣的？

羅鋼：文藝理論分成幾個大的方向，中國古代文論、中國現(xiàn)當代文論、西方文論和馬克思主義文論。進入研究先要確定一個大體的方向。我的博士論文《歷史匯流中的抉擇：中國現(xiàn)代文藝思想家與西方文學理論》，和當時的時代有關。現(xiàn)在有的學生很認真、很細致，做的東西很精巧，但是讀了以后很難發(fā)生共鳴，就是因為和我們的現(xiàn)實、社會很隔膜。這不是我追求的學術，我覺得學術應該有一種大的社會歷史關懷，尤其是人文學科的。我選某個題目是因為此時此刻在中國，我們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需要解決這個問題。社會關懷和學術意識二者撞擊產(chǎn)生問題意識，這兩者我覺得都不能少。

舉個例子，我在我們學院的學位委員會工作好多年了，審查博士、碩士論文。論文答辯之后要送到學位委員會，最終要我們投票才能通過。我們這個委員會當時叫人文社科分委員會，包括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科很多，每個學科只有一兩個人，不在一個學科怎么判斷論文合格還是不合格呢？大家都覺得為難，但我們社會學系有位老師很有意思，他胸有成竹，把論文拿出來看，然后說，這個行，那個不行……我們說孫老師，你怎么很快就能做出判斷呢？

許金晶：孫立平老師？

羅鋼：對。孫老師說很簡單嘛，只要我看得懂的那就不行，沒有專業(yè)性，都是常識，連我這個外行都看得懂，肯定不是好的論文。這個例子說明，常識確實不是學術，學術一定要在學術脈絡里提出或解決新的問題。

這就回到我為什么要選那個題目做博士論文了。在我們之前的幾十年間，中國的思想文化基本上是封閉的，對西方文藝理論基本上是關門的。1985年我去香港開一個國際比較文學的會議，在會上我就發(fā)現(xiàn)，我們和外國學者之間很難交流，他們講的我們不懂也不認可，我們講的他們不懂也不認可，什么原因？就是在文藝理論方面完全脫節(jié)。

三、理論研究

許金晶：您能不能給我們梳理一下博士畢業(yè)后您這30年研究的脈絡，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研究？

羅鋼：一個是在西方文藝理論方面，主要是介紹和引進。我們這一代人，實際上是“文革”以后的第一批博士，這是我們的責任。很多思想我們國內(nèi)過去都是不知道的，通過我們引進過來。另外一個方面是做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的研究，在這一方面，除了博士論文以外，我還寫過《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起源》一書（與王培元合作），還有現(xiàn)在這本書，《傳統(tǒng)的幻象：跨文化語境中的王國維詩學》。我主要是在跨文化的視角下研究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的發(fā)展。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影響最大的有兩本書，一本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婦孺皆知。還有一本書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很大的歷史影響，雖然現(xiàn)在人們很少提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幾十年的文學藝術都曾經(jīng)受到它的支配。它們牽涉到中國20世紀文藝理論乃至整個人文學科兩個最重要的問題。一個是中與西的關系，一個是左與右的關系。我覺得幾乎20世紀所有重要的思想和理論都可以在中與西、左與右這兩個光譜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的前一本書關注的是中與西的問題，后一本書關注的是左與右的問題。

許金晶：根據(jù)我個人對文化研究的觀察，現(xiàn)在還是以西方理論的翻譯、引進為主，真正具備中國學術本土性的原創(chuàng)經(jīng)驗研究相對欠缺一些。

羅鋼：是。很多年來我們的理論資源主要是西方理論，本土并沒有生產(chǎn)出重要的、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理論。此外，使用西方理論的時候，人們往往又缺乏對這種理論自身的歷史化或者批判意識，拿到一種新的西方理論，就趕快在中國應用，急功近利、淺嘗輒止，西方的理論是西方根據(jù)自己的現(xiàn)實、歷史、文化等設計出來的，拿到中國以后并不完全合適，必須對它進行反思、批評、改造，這恰好是我們做的不夠的地方。文化研究如此，其他理論也是這樣。

許金晶：從一個學者的角度，您如何看待學術與政治的關系呢？

羅鋼：剛才已經(jīng)涉及到這個問題了。社會關懷肯定包含了政治的考量，但我們又不能簡單地說用學術來服務政治，或者是為政治意識形態(tài)做詮釋。二者是一種互動的關系，我有某種政治關懷，但我一定是用我的學術，以學術的方式和政治實現(xiàn)互動，并不是為政治服務。這種發(fā)自內(nèi)心的社會關懷會使我在學術上萌生新的問題意識。所以我覺得二者的關系應該是互動的，不是誰服從誰、誰跟隨誰的關系，而是很一種間接的關系。我寫王國維的書，可能沒有一個字和政治有關，但讀著讀著，會發(fā)現(xiàn)這本書其實是有一些超越這個具體研究的更大的想法的，用王國維的話說是“經(jīng)史之學而有經(jīng)世之意”，我比較喜歡這類的研究，但我自己做得不好。

四、管理工作

許金晶：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可謂名師薈萃，您長期在這樣的學院擔任行政工作，有著怎樣的心得和體會？

羅鋼：我在學院做的比較長的是科研副院長。我最初是在北師大兼職做一些行政工作，1993年提的教授，破格提拔，當時年輕人少，提了教授后就叫我去做研究生院的副院長，我覺得行政工作耽誤時間太多，調(diào)到清華來的時候我給他們提的唯一條件就是不要再讓我做行政工作。我記得離開北師大的時候，當時的校領導找我談話，她說羅鋼你做了幾年行政工作有什么體會嗎？我說體會就是我不適合做行政工作。結果到了清華后又讓我兼做一些行政工作。

許金晶：可能是因為你有這方面的經(jīng)驗吧。

羅鋼：可能是這樣吧。我到清華開始是在研究生院掛職做副院長，做了三年，然后回到人文學院，當時叫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包括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一直管科研，大概從2003年一直做到2012年，將近十年時間。做了多年的行政工作，感覺國內(nèi)這十年學術環(huán)境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有二件事對教育和學術帶來了很大的沖擊，第一是權力和金錢的侵蝕。八十年代的時候，我們寫文章寫書，沒有什么直接利益的驅(qū)動。那時我給《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這種最好的刊物投文章，貼一張八分錢的郵票就寄過去，我不認識那些編輯，但是文章很快就發(fā)表了，那時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博士生。

現(xiàn)在情形就不一樣了，我指導的一個博士生寫了一篇論文，質(zhì)量也不錯，寄給一個學術刊物，人家說可以發(fā)表，但需要交納一萬五千元的贊助費。這個學生家在農(nóng)村，經(jīng)濟并不寬裕，結果找人說情也不行。第二就是量化考核，規(guī)定每個教師每年要發(fā)表多少篇文章，根據(jù)發(fā)表文章刊物的規(guī)格和數(shù)目的多少，來進行考核。根據(jù)考核結果決定你拿多少薪水，是否合格，是否升職。我做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的主編，有一年外校有個女老師來找我們，她的學術做得很好，但是那年她生小孩，沒有發(fā)表論文，她所在的學校就要把她從副教授降為講師，所以她就來央求我們一定要在年內(nèi)給她發(fā)一篇，不然她就降級了。

許金晶：這個太殘酷了。

羅鋼：清華還比較好，一直沒有搞這種量化考核。我還在研究生院工作時，我們?nèi)宋纳缈频睦蠋熞黄痖_了個座談會，大家都覺得簡單量化這種考核方式不行，最后我們寫了一個座談會的紀要，報給學校，當時是一位搞自然科學的校長，他說科研不能量化，同樣是SCI的文章，有的很有價值，有的就很一般。搞學術研究不是生產(chǎn)襪子，怎么能一篇一篇的點數(shù)呢？在全國的人文學科里我們是少數(shù)幾個一直到最后都堅持不搞量化的。我們的辦法就是代表作制度，不是對數(shù)量作要求，而是對質(zhì)量作要求。

在評估的時候，你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把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拿出來，我們找同行專家評估。這樣的話大家都會努力去做最好的東西。這樣堅持下來還是有效果的。2012年清華中文系參加學科評估，里面有很多指標，其中一項是教師人數(shù)，北大、北師大中文系都有100人以上，我們只有二十幾人，不到它們的四分之一，這一項我們得分很低，一共83個中文系參評，我們排在第82位。還有一項叫高水平學術論文，就是把這個系最好的論文拿出來比，我們在83個中文系里面排第二。也就是說盡管我們教師人數(shù)少，但是我們的學術競爭力卻很強。

我覺得這跟多年來我們注重科研質(zhì)量，反對簡單量化有關系。這一點在清華是很明確的。學校在大會小會都講，我們不搞量化，一個學校的科研水平主要是由質(zhì)而非量來體現(xiàn)的。

五、學術環(huán)境

許金晶：學術也講求血脈的傳承和延續(xù)，您自己這么多年培養(yǎng)學生，能不能介紹一下碩士和博士生培養(yǎng)的情況呢？

羅鋼：我從1995年開始指導博士生。

許金晶：20多年了。

羅鋼：是的，每年都有學生畢業(yè)，有好些已經(jīng)做到教授了，在國內(nèi)很有影響了。有一點是我從童慶炳老師那里學來的，比較尊重學生的自我設計，不過多地干涉他們。在培養(yǎng)過程中我最重視的是培養(yǎng)學生獨立發(fā)現(xiàn)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有的學生在大學、碩士生階段功課都非常好，讀博士生時就發(fā)生了一些困難，來向我求助，說羅老師我找不到博士論文的選題，能不能給我一個題目？我就說不能給你，必須自己去找。為什么呢？等你畢業(yè)以后誰還能給你題目啊？做研究的時候找到好的題目是非常重要的。

許金晶：這就是培育問題意識的過程。

羅鋼：對。我還是比較傾向于讓學生自己去發(fā)展，但這樣的做法也不能一概而論。對于一些獨立意識很強的學生來說是非常好的，但對于一些依賴性比較強的學生，就不那么好了。所以我有時也給他們一些題目，那是沒辦法了。對于博士論文來說，找到好的題目是很關鍵的，人們常說，找到好的題目就已經(jīng)成功了50%。我認為除了基本訓練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培養(yǎng)學生的批判精神和問題意識。有的學生學得非常好，就是缺乏批判意識，比如他去聽了一個講座，我問他講得怎么樣？他說很好。他講的有什么問題沒有呢？他想想說沒什么問題。讀書也是這樣。這種學生一般來說人品都很好，為人厚道，他更多的看到別人的優(yōu)點。

許金晶：很和善。

羅鋼：我就告訴他做學術不能這樣，不管是多么權威的學者還是大家都認可的結論，你都要提出質(zhì)疑，找出問題，不然你怎么前進呢？

許金晶：胡適說，做人要在有疑處不疑，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

羅鋼：對，要時刻保持警惕，尤其是那些第二手的著作。比如胡適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你讀他的書可能覺得很好，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但你再仔細琢磨一下他寫的那些研究對象，多看一些一手資料，也許就能看出一些問題。

許金晶：放在一個更大的視野里看。

羅鋼：對學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掌握第一手文獻。只看第二手文獻就有可能受騙上當。學術研究的一個方法就是用第一手文獻去顛覆第二手文獻。

許金晶：您作為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一代學者，能不能談談這么多年對國家發(fā)展、時代變遷的感悟，以及這樣的發(fā)展和變遷，跟您的個人學術研究有沒有發(fā)生互動和影響呢？

羅鋼：前面講過，我在學術研究中比較關注中與西的問題，左與右的問題，就是因為這些問題是我們時代面臨的重要選擇。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強調(diào)我們要對外開放，要廣泛吸收、借鑒西方的思想。今天我在自己的新著中，我又強調(diào)不能用西方的理論抑制或者說吞并我們民族文化的主體性。為什么會發(fā)生這樣的變化呢？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的現(xiàn)實條件發(fā)生了變化。

現(xiàn)在的學術條件和環(huán)境某些方面比我們當時好多了，比如我的博士生都有公派出國的機會，國家和學校都提供條件，有的學生讀博士時將近一半的時間在國外。我們那個時候哪有這種條件啊？我們當年能夠得到一點經(jīng)費，在國內(nèi)查查資料，就很不錯了。但現(xiàn)在的學生對學術的熱情或摯愛卻比我們那個時候差遠了。我們是在精神上挨過餓的人，又在八十年代那種學習的氛圍里面，讀博士的時候，大家都爭分奪秒地看書，記得當時有人說得很形象，說上廁所都是小跑。我1985年9月入學，1988年1月已經(jīng)拿到博士學位了，一本書已經(jīng)寫出來了。當時每天都是三個單元，上午、下午、晚上，沒有在12點以前睡覺的?，F(xiàn)在的學生面對的誘惑太多，生活的壓力也大，他們對學術的那種執(zhí)著和信念與我們當年也完全不一樣了，有的學生原本是很好的學術苗子，但由于生計的原因，去而之它，我覺得比較遺憾。

現(xiàn)在國家的經(jīng)濟條件好了，學校的經(jīng)費多了，也有很多學術的獎勵和頭銜。但實際上對學術的發(fā)展并不好，學術界也成了一個名利場。很多學者，不是潛心做研究，而是拼命爭取重大項目，當某某學者，名利雙收。其實這些和學術都沒有多大關系。人文學科最優(yōu)秀的成果，很少是什么重大項目做出來的，清華四大導師的學術成果，有哪一個是他們帶著一幫人做出來的呢？人文學科的研究往往都與作者的現(xiàn)實遭際和生命體驗有關，是非常個人化的。例如，在我的專業(yè)領域，近年來也有一些重大項目，花了不少錢，我卻沒有看到多少真正重大的成果出來，都是老師帶著一些博士生在那里做，許多參與者都是抱著拿多少錢做多少事的態(tài)度，并不認真投入。所以我覺得就學術環(huán)境來說，真的不如當年，不如我們讀書的那個年代。

許金晶：您對于自己個人未來的研究、教學和生活，還有哪些計劃、期待，或者特別想繼續(xù)完成的事情？

羅鋼：我很小的時候看過一部電影，你們可能沒有看過，叫《舞臺姐妹》。

許金晶：那還真是沒有看過。

羅鋼：謝晉導演的，里面有兩句臺詞我記得很清楚，叫“清清白白的做人，老老實實的唱戲”，我想能夠這樣堅持做下去就可以了。

（本文刊發(fā)時有刪節(jié)，完整版訪談，請關注江蘇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開山大師兄》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