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的北京社會，經(jīng)歷遷都后兩年多的停滯性通膨之后，進一步表現(xiàn)為生活消費普遍低落的通貨緊縮局面。但對消費者而言，物價下跌代表同樣的錢可以購買更多商品，形同個人實質(zhì)所得增加。

正是在這一階段，北京開始進入知識群體認為的“物價低、服務好”的文化古城階段。20年代末去北平旅行的陳存仁感嘆，北平的物價“樣樣都便宜過上海，有時兩個人一天的話費，還用不了一塊錢”。

而此一時期的上海，則面臨通貨膨脹、生活指數(shù)偏高的局面?！艾F(xiàn)在物價的增高率，逐步驟漲，已經(jīng)成為只有增加，沒有退縮的定律了。人生的要素衣、食、住之外，還有日常的零星什物，試問那一件東西不是貴了若干倍。越是日用的食品，越是貴的倍數(shù)多。”

“除了慕爾堂聽耶穌、法藏寺聽經(jīng)、馬路上吃施茶、聽無線電、看壁報、看櫥窗廣告之外，其余坐要坐錢，立要立錢，到處都是花錢的場所?！?/p>

艾迪和晏陽初先生一家，1932（來自：抗戰(zhàn)文獻數(shù)據(jù)平臺）

1930年2月27日天津《大公報》副刊上一篇概述一個上海普通中等職員家庭開銷的文章談及上海衣食住行的高額消費令人難以為繼。

房租，十塊錢住了一隔全樓，連了一盞二十五支光的電燈，不貴啊，近鬧市的房價要高出一二倍嚇。雖然為離鬧市遠，要多費三塊錢車費，然而還是上算的。然而這兩項，一個銅元也省不了。三塊錢來，那里不要吃，終不能天天餓肚子呀，七塊錢菜蔬，連著油鹽醬醋，那里還能節(jié)省，你想只扯得二角三分一天，還不到七十個銅元，能吃什么東西。一塊錢火油是更其不再省了，燒茶煮飯，那一件不要用。四塊錢雜費，尤其能不省了。肥皂、草紙、郵票、紙筆、理發(fā)一行說不盡的雜用東西。衣服扯五塊錢一月，六十元一年，那里再減少，帽子、鞋、襪都在內(nèi)呢。

上海生活指數(shù)的高漲，一個主要的反映就是住房開銷增大。“一·二八”戰(zhàn)后，大量人員涌入租界避難，由此帶動租界地段房屋租金成倍上漲?！皽厣畛潭戎粮?，房租尤為昂貴。借以謀利者甚多。故對于避難來滬者，每索值奇昂，較平時增加數(shù)倍。聞租界中某里竟有一亭子間索租金二三十元者?！?/p>

而租界與華界居住人口的不對等，也造成城區(qū)不同地段房屋租金的不均等。施蟄存回憶，在當時的上海，一幢石庫門房子每月的租金，“在鬧市區(qū)，例如南京路至廣東路一帶，房子造得考究些，租戶用來開設字號，租金每月就要二三十元”；

“在離市區(qū)遠的里弄內(nèi)，一般月租只有十五六元。大約一個每月工資在六七十元以上的職工，一對夫妻租住一幢石庫門房子，可以生活得相當安逸”。

經(jīng)濟上處于下層的知識分子無疑只能選擇最為廉價的亭子間或低檔里弄住宅。柔石初到上海時盡管每個月有20元收入，但“尚需負債十元，以廿元只夠房租與飯食費”。浦風在中國公學大學部念書期間，與同學合租房子，對高漲的房租心疼不已。

我和趙是七號晚方才返校的，八號又慌忙趕到滬埠租房子。好容易我們于永安里第一街找到了一個可住三人的前廳，言定每人七元，合共二十一元，有行軍床二張，桌一張，凳子二張。九號的晚上，房東來收房金，我們?nèi)掏吹匕彦X給他了。除了房金，還于附近定了飯菜，言定每人每月十一元?！y(tǒng)計起來，這一次搬來搬去的結(jié)果，每人平均起來必須二十五元左右，和一千二百人計算，共總憑空花去三萬元左右。當局諸公大約未曾計算及此罷！可憐的我們只有在他們的威力下耗費父兄們掙扎得來的一點血汗了！

而經(jīng)濟條件寬綽的高校教師及知名自由撰稿人、報社主筆等知識分子，自然有足夠能力支付不菲的住房開銷。

抗戰(zhàn)前夕，即使不計算大學教師中有人有來自薪金以外的兼課或?qū)懽魇杖?，上海公立高校教師賬面上的薪金收入也已經(jīng)足以負擔一個家庭的正常生活開支，并且綽綽有余。上海第一醫(yī)學院一位教授回憶了抗戰(zhàn)前的居住狀況：

住房因當時第一醫(yī)學院的宿舍較少，所以在外面自租單間三層之樓房一幢與人家合住，計住二層（二間），廚房公用，房租共付30圓，連水電費等在內(nèi)，每月不超過40圓。家具為中等之木器家具，皮沙發(fā)等均系陸續(xù)添置。

日常飲食也是消費支出的一個重要方面。對于柴米油鹽等日常開支，經(jīng)濟條件較差的知識分子通過各種方式盡量節(jié)省。

30年代林默涵在報社工作時，報社老板因賭博輸錢而扣發(fā)工資，使林默涵生活得頗為艱苦：“我每天幾乎只吃一頓飯。這頓飯是零點以后上夜班的人的工作餐，不要錢，白天我就到街上買幾個小生煎饅頭充饑，兩個銅板一個，買十個要花二十個銅板，或者頂多吃碗面，喝碗開水?！?/p>

西式午餐，1919（來自：抗戰(zhàn)文獻數(shù)據(jù)平臺）

“左聯(lián)”成員齊遠負責籌資在虹口區(qū)辦工人夜校，與一個名為林耶的由東北南下的“左聯(lián)”成員同住。

“那時我和林耶的生活是這樣的：早飯一人一碗豆?jié){，一個包油條加了點白糖的飯團，每人幾個銅元；中午在小飯館內(nèi)，米飯、黃豆豆腐、豬肝菠菜湯約二十二枚銅元；晚飯喝粥加碟小菜約十來個銅元，總之每人每天兩角錢就夠?！?/p>

陳白塵回憶起30年代住在上海西愛咸斯路317號時的情形：

兩毛錢可以支持兩個人一天的生活，這在現(xiàn)在似乎不可思議，在當時卻是事實：一斤面條，加上醬油、麻油和辣椒醬，可能不到兩毛錢，多下兩個銅板，還可以在牛肉鋪里換到一點牛肉末，這就足可以填飽兩個人一天的肚皮了。不過這有個前提：即在打汽爐子里有煤油的情況下。否則要分出錢來打煤油，就無法買面條了。不過天無絕人之路，打了煤油燒開水，以燒餅充饑也是可以的。

對這些拮據(jù)的知識分子來說，節(jié)假日之際，手頭較之平日稍顯寬裕，稍加改善生活的場景就成為深刻的記憶。陳白塵對1929年元旦當天的情形印象深刻：

1929年元旦這天，生活顯得比較寬裕些：除了還清房租、水電費和米店得欠賬等等之外，還剩下五塊多錢。我們燒了一碗牛肉，又花了一百八十文買只熟豬耳朵下酒。因為我依舊沒有冬衣，近來學會以二兩白干御寒了。

有些知識分子由于對吃有著特殊的偏好，因此在其衣食住行的開銷中“吃”的比重較大。郁達夫就是如此。王映霞回憶了郁達夫在上海居住期間的飲食開銷情況：

在衣食住行中，郁達夫最講究的是吃。他常說：“我們無產(chǎn)者惟一可靠的財產(chǎn)，便是自己的身體?！庇终f：“文章做不出事小，身體養(yǎng)得好好的，這是第一著?！碑敃r，我們家庭每月的開支為銀洋二百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這可說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一百元都用之于吃。物價便宜，銀洋一元可以買一個大甲魚，也可以買六十個雞蛋，我們比魯迅家里吃得好。

文人知識分子在獲得稿酬版稅等收入后，多有請客吃飯之習氣。蔣光慈就是如此。據(jù)亞東工作人員回憶：

蔣先生用錢并不吝嗇，且他對于物質(zhì)要求很容易滿足，往往當我們把版稅算給他的時候，他就這么說：‘這么多錢，怎么用得了（其實，頂多不過數(shù)百），吃、吃、吃、大家吃！’他就去叫幾桌酒席，請我們大吃一頓。

這時教授夫人正在廳里用一杯鮮牛奶喂著她的洋狗，日光射進廳里，廳里的花磚反映著她的面頰微微地帶著些兒紅暈。教授把外衣脫了便又走出廳前來了。他手里燃著一枝雪茄煙，一沉就沉在沙發(fā)椅上，一面吐著煙球，兩頰時時浮現(xiàn)出一些笑態(tài)。

鮮牛奶、洋狗、花磚、雪茄煙、沙發(fā)等，上述所引文字勾勒了一個有著西化生活方式的大學教授悠閑愜意的家庭生活場景?？梢?，經(jīng)濟條件處于中上水平的上海大學教員與知名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知識分子，他們的日常消費相較于下層要寬裕許多，不但日常飯菜里常有牛奶、雞蛋及魚肉等，而且其服飾打扮與住房條件也較為優(yōu)越，有的還有余錢雇傭人。

穿西式服裝的行人，1933（來自：抗戰(zhàn)文獻數(shù)據(jù)平臺）

上海第一醫(yī)學院一位教授回憶抗戰(zhàn)前的飲食情況時說：“抗戰(zhàn)前的物價很低，1936年米價約10元一石，布1元2角左右一尺；豬肉約4角一斤，每天都有魚、肉等葷菜，小菜只需要7、8角錢，還經(jīng)常吃雞蛋、牛奶、水果等?！?/p>

當時身為暢銷書作家的蔣光慈收入可觀，除每月固定匯錢到安徽老家和支付日常生活的各種開銷外，還時常幫助經(jīng)濟困難的友人。吳似鴻回憶起1930年蔣光慈因工作過度而到法租界養(yǎng)病時的生活情形：

在法國公園（即現(xiàn)在的復興公園）旁邊的環(huán)龍路（南昌路）上找了一間樓房，租金三十元一月，伙食費四十元一月（營養(yǎng)品在內(nèi)）。每天有牛奶、雞蛋、可可茶、奶油湯，以及牛油、面包、盆菜，不是牛肉餅，就是烤什么……當進餐之前，光慈必把一瓶補力多擺上餐桌，準備餐畢服用。

汽車一度被視為近代工業(yè)文明的象征。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汽車的日益普及，上海的都市交通已經(jīng)十分發(fā)達?！吧虾┑娜耍家徶脦纵v汽車，便是買不起汽車的窮小子，也歡喜坐公共汽車，野雞汽車，過他們的汽車癮?！?/span>

出租汽車相當流行，街頭到處可見，隨手一招就來了。在市區(qū)內(nèi)，不論遠近，出租車均一律付銀洋一元，另給小費一角或二角。然而，有些知識分子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習慣這種西式交通工具；有些是經(jīng)濟條件不允許。

蕭乾回憶道：“那時報館（《大公報》上海版）設在愛多亞路，宿舍則在霞飛路——即現(xiàn)在的淮海路。為了鍛煉身體，也為了看看市容，我每天上下班都步行?！碧茝|因為經(jīng)濟條件不允許，“從住處到郵局，總是走著去上班，保持讀書時候的習慣，很少坐電車或公共汽車”。

關(guān)露回憶：“周揚同志有一陣住在北四川路。他經(jīng)常到法租界來跑一趟，工作之后，沒錢坐車回家，來找我借幾毛錢做車錢?！?/p>

柯靈感嘆城市之大給路人帶來的不便：“除非你是有車階級，出門只靠步行，那么不但行人如鯽，市虎可畏，會增加緊張和疲勞，如果走得乏力，雙腿酸痛，寸步難移，你絕對找不到一個立錐之地，讓你歇一歇腿，緩一口氣。

大都市中有的是交通利器，卻大抵和路人無關(guān)。公共交通之擁擠，令人望而卻步?！?p>

柳亞子在致家人的信中寫道：“我們今天下午出去修頭發(fā)（新新公司），并環(huán)游三公司，可謂闊氣矣。用去電車費八百八十文?！倍行﹦t是生活習慣的差異。王映霞回憶了郁達夫的出行習慣：

郁達夫在交通上很節(jié)約，舍不得多花錢，從未坐過出租汽車。在上海期間，每次出門，路途遠的坐電車或公共汽車。如魯迅住在虹口，我們住在滬西，相距很遠，來往就坐有軌電車。當時，電車分頭等、三等（沒有二等）。頭等座位是皮制的，坐得比較舒適，車票價格比三等高二、三文，所差極為有限，而郁達夫斤斤較量，偏偏要坐三等電車。三等車多半是拖車，顛簸得很厲害，而郁達夫則處之泰然。路途近的，我們就坐黃包車。當時，黃包車很多，一叫就來到你的面前。郁達夫告訴我，坐黃包車，要坐老頭拉的車，車錢不會太大。因為他自知氣力不及青年人，車錢就低一些，我們樂得省幾個錢。年輕力壯的車夫，雖然拉得快一些，但車錢必然要花得多。

而經(jīng)濟條件優(yōu)越者，如邵洵美，甚至能夠自行購買汽車以供日常出行與接送家人、朋友之用。徐志摩在致友人的信中不但提及自己買車的用途，還透露周邊許多同仁皆已購車：“坐汽車誠有其事，舒服等情亦無可飾辯。

但所以置車者，實為光華、東吳每日有課，一在極西，一在極東，設如奔波，隆冬奈何？但居今之上海實不可無車，適之首創(chuàng)此說。所以遲遲者，圣人有心北返耳，此外窮教授如張慰慈，如歆海，如顏任光，如吳德生，皆已四缸者四而六缸者六矣?！?/p>

邵洵美即“買了一輛黃色塌鼻頭的篷式汽車，價便宜不上千元，雖是新進口的貨，但機器差，開時聲音大。家中本有一輛老汽車，是他父母用的，雇了一位開車的司機”。

（選自《生活的邏輯：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國知識人（1927-1937）》，胡悅晗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