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王保賢

何兆武先生，2008年1月拍攝于北京皇家大飯店（拍攝：丁楊）

幾個月前，一篇題為《“人生不過是把名字寫在水上”——何兆武先生的為人與著譯》（《北京日報》2023年4月10日）的文章在談到先生譯作時說：何先生“最早翻譯的是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初版于1964年。這是何先生領銜翻譯的，也是他譯作中唯一的一部‘大部頭’，上下冊共1000多頁”；文章還“推測”，何先生“領銜”翻譯這本書，與他當時“協(xié)助侯外廬編寫《中國思想史》有關”，因為“羅素的這部書不是純粹的西方哲學史，而是特別注重社會與時代背景的揭示，他自己在序言中就說要注重思想與時代的互動。該書的這個特點可以作為撰寫中國思想史的借鑒”；“羅素對于20世紀50年代美國悍然發(fā)動朝鮮戰(zhàn)爭，持反對立場，獲得中國高層的認可。據(jù)說這促成了羅素《西方哲學史》的翻譯。我認為，這也許是原因之一?！睘榱藦娬{(diào)羅素《西方哲學史》一書對何先生治學的影響，作者再次提到了先生在該書翻譯中的“領銜”地位及其意義：“翻譯羅素《西方哲學史》（何先生領銜，自然要負全責，另外二位合作者并非學者），奠定了何兆武先生對西方哲學與思想的知識基礎，使他能夠把握西方思想的學術(shù)系統(tǒng)。雖然他曾經(jīng)讀過哲學系，但是他對西學的把握，更多涉及的是思想文化史，而不是狹義的哲學史。羅素此書對他是有影響的。”

從文中透露的有關信息看，作者與何先生是比較熟悉的（比如，說他手頭有幾本先生“早年”簽名送給他的書）。按說，這本應成為文章清楚交代何先生的學術(shù)翻譯，特別是當年《西方哲學史》翻譯情況的有利條件，但遺憾的是，該文有關敘述并不符合史實，有關“推測”也很難成立。

首先，《西方哲學史》并不是何先生“最早翻譯”的著作。關于自己的翻譯工作，何先生在1998年的一次自述（見《世紀學人自述》第6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1月版）中，首先提到的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該譯作最初由法律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封面上的書名為“民約論”，版權(quán)頁上的書名為“民約論（社會契約論或政治權(quán)利原理）”。1963年12月，該書轉(zhuǎn)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封面上的書名即改為今天通行的“社會契約論”（扉頁和版權(quán)頁上的書名均為“社會契約論 一名：政治權(quán)利的原理”）。上世紀80年代初，修訂后的該書譯本收入“漢譯世界學術(shù)名著”叢書出版，現(xiàn)在通行的則是2003年2月的“修訂第三版”。何先生1998年的自述中，還附有一份他歷年來的著譯清單，其中“翻譯”部分列的第一本書是蘇聯(lián)學者P.B.庫尼茨基的《太陽系結(jié)構(gòu)學說發(fā)展簡史》，該書由科學出版社1956年9月初版，譯者署名為“何明”。何先生一生譯作很多，他參與翻譯的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卷由商務印書館初版于1963年9月，《太陽系結(jié)構(gòu)學說發(fā)展簡史》和《社會契約論》都早于它的出版。

其次，按照作者“推測”，翻譯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似乎是何先生“主動”請纓的，因為何先生當時“在協(xié)助侯外廬編寫《中國思想史》”，而羅素《西方哲學史》“特別注重社會與時代背景的揭示”的“這個特點可以作為撰寫中國思想史的借鑒”；至于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在當時“獲得中國高層的認可”這一因素，作者說，“據(jù)說這促成了羅素《西方哲學史》的翻譯，我認為，這也許是原因之一”——這里顛倒了促使何先生當時翻譯羅素《西方哲學史》的兩個原因的主次。同樣是在1998年的自述中，何先生說，他翻譯西方的學術(shù)著作，確實跟思想史有關，不過具體翻譯哪些書，則“大都是由于偶然，興之所至，自己選譯的”，“但其間有兩部書是當事人來找我譯出的。一部是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思想史》，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找到了我，當然是由于我在歷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的緣故，另一部書羅素的《西方哲學史》的遭遇則頗有點戲劇性了?！薄@就明確告訴讀者，翻譯《西方哲學史》，并不是何先生自己主動選擇的。

再次，所謂“領銜”，《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七版）的解釋是“在共同署名的文件上署名在最前面，泛指排名在第一位”；《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詞典》（第四版）的解釋是“署名排在最前面”。羅素《西方哲學史》的中譯本，最初是1963年9月（而不是1964年）出版的上卷，譯者署名是“何兆武 李約瑟”——要說這一卷的譯者署名，說何先生“領銜”倒也符合實際情況；該書下卷的譯者是馬元德，與上卷的出版之間隔了近13年，是在1976年6月出版的（該卷初印本上無譯者署名，但后來的歷次重印本上，譯者署名只有一人，即馬元德）——該書從下卷出版后，商務印書館歷來的印本，都是分上下兩卷出版的，今天如果要出一卷本的話，想必譯者署名也會是“何兆武 李約瑟 馬元德”，即還是由何先生“領銜”。但問題在于，文章把“領銜”的意思等同于“負全責”（而且還是“自然要負全責”）。羅素《西方哲學史》中譯本的上卷，內(nèi)容包括兩部分，第二部分即“卷二 天主教哲學”，其末尾注明：“本書卷一，古代哲學部分是何兆武譯；卷二，天主教哲學部分是李約瑟譯”——“卷一”，也就是前引何先生自述中所說的“第一部分”。該書上下兩卷加起來有1081頁（上卷初印本590頁，下卷初印本含兩卷中的“人物索引”和“術(shù)語索引”，共491頁），其中何先生翻譯的上卷中的卷一，含《美國版序言》和《英國版序言》，共382頁，翻譯量約占全書的35%；何先生在自述中又說他在“譯完第一部分之后，便辭掉此事”——我這里也可以作一個推測：如果全書由何先生“負全責”翻譯的話，他這種說辭就辭的態(tài)度，恐怕是不合適的。

第四，文章強調(diào)《西方哲學史》的另外兩位譯者“并非學者”，顯然是為了說明何先生在《西方哲學史》翻譯中的“負全責”的作用。但究竟如何界定“學者”的標準和含義，并不那么簡單（尤其在今天）。至少在筆者看來，任何時候，一個優(yōu)秀的學術(shù)著作的翻譯工作者，都應該是學者或?qū)W者型的。至于《西方哲學史》的另外兩位譯者李約瑟和馬元德，他們當然比不上何先生在學界的影響，但在翻譯領域，貢獻也都是不小的；他們的翻譯水平，更是非常優(yōu)秀的。1924年出生的李約瑟先生（并非那位《中國科學思想史》的作者、著名的英國人李約瑟），青年時期在日本研習西方哲學史，后來任教于南開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教研室。據(jù)學生回憶，李先生的“日語、英語、德語都很好，還懂希臘文”（見李連江編：《哲學與師道》，當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5月版），由于種種原因，李先生的不少譯著上，署的都是化名，如威廉·豪夫的《冷酷的心》（上海兒童出版社1955年3月）、阿德貝爾特·封·沙米索的《彼得·史勒密奇遇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8月）署名“伯永”譯，亨利?！た巳R斯特的《破甕記》（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6年9月）署名“白永”譯，亨利?！ずＤ摹墩摰聡诮毯驼軐W的歷史》（商務印書館1972年2月初版，1974年1月修訂版）則署名“海安”譯（據(jù)說意為“困頓中圖個吉利”）。李先生當是大戶人家出身，去年5月，他上個世紀40年代后在天津五大道地區(qū)的住宅被改建為“約瑟書房”，書房中陳列著李先生舊藏的不少外文書；今年3月，天津市和平區(qū)作協(xié)還將“約瑟書房”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基地，舉行了揭牌儀式。再說馬元德（1930—2014），根據(jù)已故的中共中央編譯局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史研究專家殷敘彝先生回憶，馬元德和他是北大同學，“我在歷史系，他在數(shù)學系。他離校后工作很不順利，竟致失業(yè)，天天在北京圖書館看書。他的英文、德文、法文學得都不錯，后來被人民出版社發(fā)現(xiàn)，聘請他去做特約譯者。他的譯文的質(zhì)量是比較好的，對我們的幫助很大。”曾任人民出版社黨委書記王子野的秘書、后來的三聯(lián)書店總編輯兼《讀書》雜志主編沈昌文先生曾說，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那種特殊環(huán)境中，王子野是非常器重馬元德這樣的“社會‘廢物’”的，當時“多次”要他“大膽”請馬“辦事”，還“親自批準破格按月”給馬“預支生活費”（殷敘彝、沈昌文兩先生的回憶均見鄭異凡主編：《“灰皮書”回憶與研究》，漓江出版社2015年5月）。除《西方哲學史》下卷外，馬元德先生翻譯或參與翻譯的主要譯著還有：美國B·霍夫曼的《量子史話》（科學出版社1979年5月）、美國L·J·賓克萊的《理想的沖突——西方社會中變化著的價值觀念》（與王太慶等合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5月）、愛德華·伯恩施坦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和理論》（東方出版社1989年3月）等。楊東莼先生在1932年翻譯了狄慈根的幾篇代表作（《人腦活動的本質(zhì)》《論邏輯書簡》《一個社會主義者在認識論領域中的漫游》《哲學的成果》），這些譯作后來在重新譯校出版時，也經(jīng)過馬元德的“大力核對”，楊先生為此特別表示感謝（見楊東莼譯，《狄慈根哲學著作選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78年12月）。李約瑟、馬元德兩位先生也許不在乎別人是否把他們當作“學者”，但今天刻意強調(diào)他們“并非學者”，恐怕不妥。

最后想說的是，既然何先生只翻譯了羅素《西方哲學史》中三分之一多的篇幅，他不僅沒有在該書翻譯中“負全責”，而且“嫌全書過長”，早早給辭掉了；另外，《西方哲學史》也不是何先生“最早”翻譯的著作，那么，文章中所說的翻譯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奠定了何兆武先生對西方哲學與思想的知識基礎，使他能夠把握西方思想的學術(shù)系統(tǒng)”，恐怕也就站不住了。事實上，看看《上學記》，再看看何先生一生的譯著清單，就不難知道何先生的西方哲學與思想的知識基礎是如何奠定的。

本文為中華讀書報原創(chuàng)作品。

原標題：《何兆武譯羅素《西方哲學史》的幾點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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