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1894~1968）像

胡先骕先生是中國近現(xiàn)代享有國際聲譽的植物學家，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的奠基者之一。上世紀初，他與梅光迪、吳宓等人一道創(chuàng)辦了《學衡》雜志。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捍衛(wèi)者，他極力反對新文化運動，與胡適展開激烈論戰(zhàn)。留美學習植物學后回國，先后任教于南高師范、東南大學等多所大學，四十年代初還曾任國立中正大學第一任校長。他參與創(chuàng)建了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創(chuàng)建了廬山森林植物園、云南農(nóng)林植物研究所，因為在植物學領域的巨大成就而為國民政府矚目。胡先骕積極為中央政府出謀劃策，與蔣介石暢談政治、經(jīng)濟、教育、建設等事業(yè)的改革?？箲?zhàn)勝利后，和同事一起發(fā)現(xiàn)并命名活化石水杉新種。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為了中國的植物學事業(yè)，在時局巨變之時，他選擇留在新中國。1950年，他提出的被子植物多元系統(tǒng)，至今仍為世界所公認。

然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評選學部委員之時，胡先骕卻最終落選。他指出了紅極一時的李森科物種學說中的錯誤，蘇聯(lián)專家為此提出嚴重抗議，中科院迫于壓力，也對胡先骕進行了批判。謝泳教授評價說：“對一九五五年學部委員的選舉來說，胡先骕的落選，不是他個人的恥辱，而是這種體制的恥辱?！?/p>

這以后，胡先骕真的被人“遺忘”了，1983年中國植物學會的五十周年紀念會上，會長在緬懷篳路藍縷的前賢之時，壓根沒有提及學會創(chuàng)始人之一，曾任第二任會長胡先骕的名字。

2016年，幸運女神眷顧，使我在一年內接連收獲多件胡先骕先生的珍貴資料。今年的7月16日是他離世五十周年的日子。這里記錄下這幾次邂逅，以作紀念。

《中華民族之改造》手稿

《中華民族之改造》手稿第二章

一組殘缺不全的稿件，每個章節(jié)開頭幾頁要么破爛不堪，要么缺失，不見書名，也沒有落款，又是陌生的筆跡。作者是誰？線索難尋?；蛟S對資深賣家來說，這只是經(jīng)手資料中一份再普通不過的民國稿子罷了——實際上，賣家也是這么籠統(tǒng)描述的，不過附上了幾個章節(jié)的標題照片。事后看，還是有幾位嗅覺靈敏的書友仔細閱讀了手稿內容，并考證出來了作者，雖然答案就在搜索引擎的第十七頁上。

這份手稿的作者，正是胡先骕先生，而文章的名字，則為氣魄極大的《中華民族之改造》。對照著錄與手稿的筆跡完全一致，毫無疑問，這是一部胡先骕的政論手稿。接下來，比的無非就是財力、耐心、勇氣和運氣了。

這場本應晚九點二十一分結束的拍賣，因為有舊書網(wǎng)大Boss的競爭，有多位識貨書友“咬定青山不放松”，整整加時了四個小時才告結束。我抽了整整一包煙，咬牙出價到一百二十余回，最終僥幸勝出。

籌款支付后，開始焦急地等待收貨。誠信的賣家迅速履約寄出。隔天收到快遞后，仔細整理，發(fā)現(xiàn)這份一百二十余頁的稿子其實一共有六個章節(jié)，其中第五章因修改較多，還另附有一份他人抄寫的謄清件。稿子的前四章發(fā)表于黃萍蓀創(chuàng)刊的1945年第二期《龍鳳》雜志上，后據(jù)研究胡先骕的專家胡宗剛先生查證，第五、第六兩章，其實也已發(fā)表在張道藩主編的《文化先鋒》1948年7月第九卷第二期上。

比對內容可知，競得的這份文稿應為當年文章的底稿，與出版物的內容幾乎一致，個別不同的字詞，或許是排印時的誤植。這里試舉幾例，二者之差異，則以（）括出：

一、出版物：“另創(chuàng)更優(yōu)越更燦爛之新世界文化以領導世界？”手稿：“另創(chuàng)（一）更優(yōu)越更燦爛之新世界文化以領導世界？”

二、出版物：“每一民族皆有其特具之形貌及其所創(chuàng)之文化”，手稿：每一民族皆有其特具之形貌及其所創(chuàng)（造）之文化”。

三、出版物：“血統(tǒng)既（已）復雜，文化亦屬多元。此種民族與文化混合之結果，（為）有利乎？有害乎？”手稿：“血統(tǒng)既（極）復雜，文化亦屬多元。此種民族與文化混合之結果，有利乎？有害乎？”

《龍鳳》雜志載《中華民族之改造》緒論

這組手稿的各章標題如下：

（二）中華民族之形成與其特性及成就

（三）中華民族之盛世及其衰弱與復興

（四）民族混合對于中華民族之影響

（五）封建制度與郡縣制度之政治經(jīng)濟對于中華民族之影響

（六）選舉制度與考試制度對于中華民族之影響

《中華民族之改造》三四五六章節(jié)

1944年春，耿直的胡先骕拒絕將中正大學遷往贛州，拂了蔣經(jīng)國的面子，于是蔣經(jīng)國向蔣介石進讒言，說學校辦得極壞。胡先骕被迫辭去首任國立中正大學校長之職，因戰(zhàn)亂由泰和避居永豐?！吨腥A民族之改造》這一數(shù)十萬字的巨制，即完成于這一時期。在緒論中，胡先骕寫道：“吾族皆飽受成功與失敗之教訓，宜條分而縷析之，使其得失盡明，而求有以保存其優(yōu)點，揚棄其劣點，然后以卓越之科學哲學眼光、用冷靜之頭腦、大無畏之精神、熱誠之努力，以謀吾族身體之改造、思想之改造、政治經(jīng)濟之改造、教育之改造、社會之改造?！彼补膭顕苏f：“西方之文藝復興時代，不過與有明中葉相當。距今只四百五十年耳。.......安知再過四百五十年，中華民族不能領導世界走上更高尚更優(yōu)美之文明之路乎？此則吾人所以不可自餒而改造中華民族所以不可緩也?！睂Υ?，黃萍蓀評價道：“作者以生物學家的眼光來解剖這一民族，......如醫(yī)家之切脈，優(yōu)劣具表，而處之以方?！?/p>

此文發(fā)表之時，正是風雨飄搖之季，最終全文未連載結束，稿子有無完成也不可知。胡宗剛說“原稿亦不知去向”，其實這份手稿（至少是部分）或許就藏于植物所中，同期拍賣的舊物均為該所舊藏資料。繼續(xù)關注這家的拍賣，再也沒有見到這部手稿的后續(xù)章節(jié)，僅存于世的或許也就那幾個章節(jié)了。據(jù)胡宗剛著《胡先骕先生年譜長編》記錄：“1968年5月，植物所停發(fā)工資，開批斗會，讓其身披國民黨旗。將生平收藏的書籍、字畫運至植物所?！睅资旰?，這批“滿紙灰塵，大多已遭蟲蛀”的胡先骕舊藏中西文舊書、資料，在“不久前清理植物研究所標本館地下室雜物時發(fā)現(xiàn)，當時正要用卡車當廢品拉走。拉走者不知凡幾”。如此行為，真是“不知本所大師遺物之珍貴，視文物圖籍如敝履”。

《高等植物分類學》批校本

競得《中華民族之改造》以后，過了四個月，一天早上正準備外出辦事，臨出門前，習慣性地看了一眼舊書網(wǎng)，邁出去的腳步又停了下來。網(wǎng)上居然新出現(xiàn)了一冊描述為“胡先骕大量親筆批校修改”的植物學圖書，看照片信息，書是老書，且批校累累，赫然還有胡先骕的簽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復比對筆跡后，立即下單購買。

《高等植物分類學》

這冊書應該是天津盧弼家的舊藏，賣家也是天津的，原本不理解如若家中東西散出，為何只有孤零零的一件？沒過多久，看見藏書家韋力微博上曬了一本胡先骕送給盧弼的《懺庵詩稿》自印本，以及次年春拍中多件盧家舊藏的胡先骕信札，證實了我的判斷。

這本《高等植物分類學》印刷于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是正式出版前的作者自印本，由北平琉璃廠斌興印書局代印，布面精裝本鉛印。因為還是胡先骕親筆批校本，記錄了胡先驌對此書的修正和校訂意見，尤為珍貴。書的作者盧開運是湖北沔陽人，曾遠赴日美學習生物學，時任燕京大學生物系講師。

胡先骕簽名頁

扉頁編者姓名上方，有胡先骕親筆簽名題記 “新建胡先骕?！弊謽?。據(jù)《胡先骕先生年譜長編》記載：“1934年12月，盧開運著《高等植物分類學》由中華書局出版，胡先骕為之校閱，并作序推薦?！蹦曜V中所說的《高等植物分類學》正是這本書。當年盧開運完成此書后，請身為植物學界權威的胡先骕審閱此書，他仔細校閱，并作序推薦。更有意思的是，通過盧開運的介紹，胡先骕結識了其父盧慎之先生，1939年，盧慎之還為胡先骕詩集《懺庵詩稿》作序。

此書歷經(jīng)八十余載世事變遷，書外已盡顯斑駁，但書內扉頁的題字與滿滿的批校仍清晰可見，殊為不易。全書三百八十八頁，胡先骕的批校墨跡修改達七百多處，另有刪節(jié)一百二十處，質疑十五處，修改圖注八幅。校改處多為專業(yè)用語，原文表達不當?shù)淖志湟沧隽诵薷?。如此巨量批校，實屬罕見。對晚生后學，胡先骕只字不提自己的校改，褒獎盧開運“用功甚勤，其嘉惠學子者甚大，致可嘉也”。

正式出版物中的胡先骕序言

從書中試舉幾例：

一、文中出現(xiàn)的所有“組織”一詞，均被替換為“構造”?！敖M織”原是日文外來語，胡先骕修改的中文應更妥當。原本寫成“族史”的地方，也都被改成意思更簡單明了的“血統(tǒng)”。

二、26頁原文為：“據(jù)上所列舉，則進化之義，理論與事實，昭然若揭。用之作分類學之背景，豈更有較佳者哉！”

批校為：“據(jù)上所列舉，則進化之義，理論與事實，昭然若揭。用之作分類學之根據(jù)，尤為可信?！?/p>

三、32頁原文為：“……，頗生新論：其最重要者，乃承認古昔分植物為木本植物與草本之說。惟彼不僅用此唯一之區(qū)分作分類，而更益以其他之組織”。

批校為：“……，頗有新論：其最重要者，乃承認古昔植物木本與草本出于二源”。

四、32頁原文為：“……，與愛可樂Eichler以柔荑花為雙子葉中之原始組織并稱單子葉植物生雙子前，而雙子葉植物乃由單性之裸子植物子囊穗所演成”。

批校為：“……，與愛希樂Eichler以柔荑花為雙子葉中之原始構造并稱單子葉植物生雙子前，而雙子葉植物之花乃由單性之裸子植物子葉球所演成”。

胡先骕批校

不難看出，相比原文，修改后的文字更為簡明扼要，一目了然，足以見出胡先骕的敬業(yè)精神和負責態(tài)度。

胡先骕定名的植物標本

半年之內的兩次收獲讓我驚喜不已，讓我沒想到的是，與胡先生的緣分還在繼續(xù)。

暑假里的一天下午，一個微信書友群里，忽然有書友討論起胡蘭成與胡先骕的成就孰高孰低，爭得熱火朝天。一位認識的賣家朋友默默地曬了一些中科院植物所流出的植物標本，其中兩株植物標本上，有胡先骕親筆定名和署名。

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我私洽了賣家，對方爽氣地答應讓給我。包裹到手后，“很傻很天真”的我本想捐給胡先骕等人創(chuàng)建的廬山植物園。胡先骕先生故世以后，葉落歸根于此。原保管單位的領導旋即打來電話，聽我說到流散的資料不止他們所的舊物時，大松了一口氣，這讓我很是懷疑資料捐出后能否得到妥善保管。胡先骕晚年身心受到極大的折磨，從原來三百平米的住所被迫遷到只有十平方米的斗室，畢生所藏圖書、資料與尚未發(fā)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盡。劫后余存的這些珍貴資料，天曉得會不會再次被當作垃圾扔出來。捐贈之想，就此作罷。

胡先骕定名植物標本

1934年3月出版的《中國植物學雜志》第一卷第一期上，頭兩篇文章就是胡先骕所寫的《發(fā)刊詞》《中國近年植物學進步之概況》。

這些記錄著胡先骕手跡的稿件、批校書和植物標本，或許旁人看來就是廢紙破書，一無是處。在我，卻感覺縮短了與自己敬仰的先生之間的距離，并為自己與胡先骕有著的這么一點點交集而欣喜不已。在《如何獲得豐富快樂之人生》演講中，胡先骕就曾說過：“我們一生的精力不應該限于職業(yè)，在從事職業(yè)之余，應善于利用時間，去追求真美善，去追求世上無窮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