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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角社會︱江村“朝圣”:喧囂與困頓

澎湃新聞記者 邵媛媛
2018-07-12 17:11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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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開弦弓村朝圣的人越來越多,老村干部姚富坤每月至少接待20批的拜訪者。

蘇州市吳江區(qū)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因1939年《江村經濟》的出版而聞名世界人類學界、社會學界。一位出租車司機說,在1990年代,費孝通三個字被貼得到處都是,甚至連盛澤鎮(zhèn)商場廁所的墻上都有他的題詞。而行走在江村的鄉(xiāng)道上,低頭時總會不經意地看到“費孝通足跡”五個字被刻在石板上。

當開弦弓村變成“江村”,意義便大為不同:江村是中國社會學的圣地;是20世紀初,世界看中國社會的窗口。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社會學在中國高?;謴秃?,田野調查成為顯學。四十年來,絡繹不絕的來訪者已成為江村尋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能企及《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下稱“《江村經濟》”)或《鄉(xiāng)土中國》的學術作品,至今未問世。某種程度上,這折射出了一個村莊里的社會學困境。

被打擾的村莊

“江村很難拿下?!眴⒊糖埃恢Т蛩闳ソ迮募o錄片的團隊被一位熟識農村的學者這樣叮囑了一句。

在太湖東南岸,由廟震公路一路往北開,左手邊豎著一塊不起眼的村牌,打彎拐進小路,這里就是開弦弓村。開弦弓村,隸屬于吳江區(qū)七都鎮(zhèn),距離蘇州50公里,上海120公里,村內一條東西走向的小清河將村子劈成兩半,如一張拉開弦的弓,故而得名。

1930年代的江村。

如今的江村。

4月的江村,不見農民在田間耕作,鄉(xiāng)道上人跡寥寥。在開弦弓村村口,幾位農村老太坐在家門口聊天,她們碰見過太多問路的外來者,指不指路全看心情了,往往,她們的手指向的是自己耳朵,擺擺手,聽不懂,把人打發(fā)走。

村前頭開雜貨鋪的老人同樣如此,不愿賣東西給陌生人?!爸Ц秾殻坎欢?。”其實二維碼早被他打印成方方正正的小紙片貼在貨柜的玻璃上。

相比之下,五年前來江村調查的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王莎莎幸運得多。

在北京冰窖戶口胡同,費孝通的女兒費宗惠與女婿張榮華把父親的晚年弟子,現(xiàn)人民大學人類學教授趙旭東請到家里,問能不能在父親調研江村(1936年)八十年之際重訪江村,延續(xù)費孝通江村重訪的學術傳統(tǒng)。

1986年,距離費孝通首次調研江村已過半個世紀,費孝通恢復社會學后的第一個博士生沈關寶接下重訪任務,出版《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六十年,北京大學社會學召開一系列學術會議;七十年,費孝通的學生周擁平長住江村,寫下《江村經濟七十年》……八十年,導師趙旭東把這道命題作文交給了王莎莎。

2013年,王莎莎在費宗惠和張榮華的引薦下來到江村。

而在此之前,開弦弓村人也已習慣了陌生人的身影——在1981-2014年間,海外學者的來訪超過一百批次,中國學者的造訪則多到無法統(tǒng)計;1981年江村社會調研基地成立,近二十所高校以此為社會實踐基地。每年暑假,學生風風火火登場,他們搭著各種交通工具來到這個江南村落展開社會調查,其中,復旦大學,南京師范大學、上海大學、蘇州大學和中國青年干部管理學院訪問次數(shù)超過10次;媒體也是???,1989-2016年,以江村為主題的電視片有8部,紀錄片4部,1場網絡直播,以及數(shù)不清的新聞報道。

這是一個被不斷打擾的村莊,社會學人、媒體、機構團隊、學生組織前赴后繼趕往在朝圣路上。因為當開弦弓村變?yōu)榻鍟r,它實在太有名了。

姚富坤的抽屜里放著一本1986年出版的《江村經濟》(中文譯本第一版),這是費孝通在倫敦攻讀人類學博士的畢業(yè)論文。早此之前,《江村經濟》早在1939年倫敦出版,并被翻譯成多國語言,連日本也有兩個譯本。

1986年出版的《江村經濟》。

當歷史學家E·丹尼森·羅斯爵士讀完書手稿后,忍不住感慨:“據我所知,沒有其它作品能夠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國鄉(xiāng)村的生活”;學者夏雪鑾則將費孝通的江村與美國社會學家林德夫婦的“莫塞中鎮(zhèn)”相比(現(xiàn)已發(fā)展為“莫塞學”),稱其為中國的第一社區(qū)。

《江村經濟》跳出當時人類學以少數(shù)民族、歐洲“野蠻人”、“土著”等為研究對象的框架,而是以本地人的視角觀察一個高度文明的本地社會。導師馬林諾斯基因此以“里程碑”三字給予高度贊揚。

而在1956年春,澳大利亞人類學家葛迪斯和1981年美國人類學家南?!_勒斯點名造訪江村時,開弦弓村人甚至還不知道,他們早已成為20世紀世界了解中國農村的一個窗口。

但開弦弓村人對費孝通親切無比。在村民眼里,除了人類學者,28次訪問江村的費孝通更是“中國農民的代言人”。首訪江村時,他指出中國農村經濟蕭條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業(yè)的衰落。1957年二訪江村,費孝通每晚打著算盤算賬,合作化后,農業(yè)增長,怎么農民收入反而下降了?他提出鄉(xiāng)村工業(yè)和副業(yè)的問題,但這個與當時的政治風向不一致的看法令他被劃為右派,至1980年代再未發(fā)表學術文章。開弦弓村人至今懊悔,早知道,就不與他說這些。

1980年代后,費孝通終于能再次提筆,以此啟動他的“第二次學術革命”——開啟了“由江村延伸出來的全國一盤棋的‘變’的調查研究”(鄉(xiāng)村-小城鎮(zhèn)-城鄉(xiāng)關系-區(qū)域發(fā)展的研究)。

1981年,29歲的姚富坤接待三訪江村的費孝通。那年,費孝通被授予英國皇家人類學會赫胥黎紀念獎章。國外的同行們對江村念念不忘,非常希望他講講1936年以來江村的變化。

1986年,費孝通第十一次訪問江村。姚富坤 攝

姚富坤依舊能清晰地記得37年前見到費孝通的場景?!昂茉缏牬笕苏f過,以為是個官,沒想到說話那么隨便,開口都是方言,普通話倒是不太好?!币Ω焕み€記得,“(這次)是為了領獎,他這次來最開心,像是重出江湖。”

此后,姚富坤負責接待費孝通每一次的江村來訪。退休后,姚富坤在村委會獨自擁有一間散發(fā)著舊書翻頁氣味的辦公室,書架上擺放著《費孝通全集》,書柜上是古舊的毛筆撰寫的戶籍本。被稱作“農民教授”的姚富坤初中畢業(yè),但他對江村的變遷如數(shù)家珍,經常被邀請去高校演講。

參與編寫《開弦弓村志》和口述史的項目的姚富坤擁有了一個特殊的身份——他既是村民,也是調研者。因此他理解調研者與村民雙方的感受。

2001年,原本隸屬于廟港鎮(zhèn)西草田村劃入開弦弓村。姚富坤等人前去做社會學調查,遭到拒絕。村民用警惕的目光問:“你們要搞什么?”最后突破的方法還是借助熟人介紹。

“比起一般的村落,江村的友好程度和接納程度更高?!蓖跎瘡?013年秋天開始重訪江村,在下一個春天結束時離開,她的研究還算順利,即使沒有姚富坤的幫助,她也能獨立完成田野工作。2016年,王莎莎如期完成八十年的重訪任務,并于后一年出版《江村八十年》一書。

其實,費孝通的首訪也是如此。姐姐費達生在村里成立了生絲精制運銷合作社絲廠,是村民心中敬重的“費先生”,費先生的弟弟便是“小先生”。

而今,江村的村民也從開始時的熱情——泡一碗熏豆茶歡迎來自遠方的調研者——到現(xiàn)在的習慣與漠然?!皝淼娜颂嗔耍迕竦男菹⒖隙ㄊ潜淮驍_了。”當姚富坤意識到問題時,他就用毛巾、肥皂、牙膏等日用品作為打擾村民的補償。

紀錄片團隊是在2017年冬至來到江村的。他們的任務更為艱巨,對幾個典型家庭,進行長達一年的深入拍攝。而江村的確難以攻克,村民早已養(yǎng)成抵御外來者打擾的智慧。幸運地是,他們還是摸到了突破之徑——竟如此樸素——“他們看你過了那么久還在村子,就覺得你是真的在做研究,不是過過場而已,他們就愿意和你聊了。”

江村學,作為研究式范的學說愿望

在所有調研者里,復旦大學教授劉豪興呆的時間最長,從1981年首次跟隨費孝通來江村,他又斷斷續(xù)續(xù)呆了三十多年。如今,78歲的劉豪興頭發(fā)花白,微微駝背,但身體健朗,走路還帶著風。村民見到這個辨識度極高的 “廣東老頭”時,都打聲招呼,“劉老師”。

劉豪興的留下,與37年前費孝通在倫敦的領獎演講有關。

1981年11月18日,在英國皇家人類學會赫胥黎紀念會上,費孝通宣布了兩件事,一是開弦弓村建立了社會調查基地,一個能進行持續(xù)不斷觀察的社會科學實驗室;二是《江村五十年》的研究計劃正在籌備之中。

“老先生自己講的,五十年要出一本書,結果我們三個學生都沒有空。讓費老在世界學術界失信了?!?985年春,盡管調查組成立駐村,但劉豪興忙著復旦大學社會學系的重建,沈關寶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作博士后,李友梅則去了法國留學,《江村五十年》的寫作耽擱了。

1983年,劉豪興(左一)、沈關寶(左二)、劉英(右二)、李友梅(右一)陪同費孝通七訪江村

“因沒有盡責而曾向費先生道歉,他確實很生氣,但也沒有過多的責怪?!焙髞?,費孝通提出編《開弦弓村志》,劉豪興一口應下來,“一開始我以為很簡單,就說一年幫他完成,后來發(fā)現(xiàn)不可能。”

2005年,費孝通病逝。2009年,劉豪興想起老師的心愿。五年后,90萬字的村志出版?!昂髞碛X得這也還不夠,再做口述史?!庇媱澆稍L一百多名村民的口述史正在進行中,又是一個浩大的大工程。姚富坤說,單人采訪就得花上五六個小時,為了捕捉情緒,架起一臺DV,上了年紀的村民說到動情處,眼淚嘩嘩地流。

“劉老師真心為老百姓做事,這點是受到費孝通真?zhèn)髁??!币Ω焕ふf。2005年,村民與劉豪興聊天時提起1976年,22名村民去小金圩種毛豆,因超載滲漏而沉船,導致9人溺亡。隨后,劉豪興就安全生產一事寫信給江蘇省省長和蘇州市市長。第二年,開弦弓村批獲600萬元,在村區(qū)和小金圩間建橋筑路,村民稱之“教授橋”。

對江村的研究“薪火相傳”,在世界社會學界也屬少見。2006年,劉豪興提出了作為研究式范的“江村學”的概念,即對江村研究的研究。他認為,江村是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發(fā)展較快的代表,既有自身的特殊性,又有與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相一致的許多共性。

不可忽視的還有調研江村所擁有的巨大優(yōu)勢——豐富的研究資料——近現(xiàn)代的多個時期的研究、如《開弦弓村志》般小百科全書式的檔案資料、逐年增多的學術研討會等等。

作為一片肥沃而已有碩果的土地,江村那么誘人?!督褰洕啡绱擞忻灾劣凇艾F(xiàn)在的江村”成為一個永不過時的命題。前輩在上個世紀的撒播與耕耘,如今的成果累積成一片森林,社科學子們前赴后繼地趕來——在前人所開墾的土地上享受惠澤,也再為這座寶礦添磚加瓦?!堕_弦弓村志》顯示,截至2016年,21人的碩士論文,4人的博士論文以江村為調研對象。

回訪當然是重要的。如果不是1966年澳大利亞人類學家德利克·費里曼再次踏上薩摩亞島后,也許薩摩亞人還被貼著 “縱欲”的標簽——根據1928年,美國人類學瑪格麗特·米德出版《薩摩亞人的成年》——而弗里曼的回訪了解到的則是完全相反的一面:薩摩亞人在性上受到公共道德的約束,費里曼甚至說認為對性行為會有懲罰的薩摩亞人可能具有人類學記錄中最偏激的貞操觀。

而在馬林諾斯基離開特羅布里恩德島的60年后,韋娜(Annette B .Weiner)先后五次又來到這片田野,這位女性人類學家發(fā)現(xiàn),婦女在島上的較高社會地位的原因, 并非馬氏認為的母系繼嗣社會的譜系作用,而是婦女在當?shù)氐纳a活動與經濟交換中的重要作用——這是一個基于不同性別視角下得到不同結論的經典回訪案例。

曾系統(tǒng)思考“回訪和人類學再研究的意義”的人類學者莊孔韶認為:“問題不在于誰是誰非, 而是人類學者如何不斷改善觀察、撰寫的整個認識流程, 建立和把握田野民族志撰寫的新方向”。多年后,追尋著老師林耀華的足跡,莊來到《金翼》所在村落福建古田,并寫下經歷了動蕩年代后的《銀翅》。

莊孔韶曾指出,就人類學關心社會文化變遷的主題來說, 在時空上經歷過巨大社會變故的社區(qū)的回訪, 似乎比類同的相對平靜的社區(qū)更值得……但如果接續(xù)者的研究不求甚解,那將是非??上У氖隆?/p>

近些年,在公開發(fā)表多篇文章中,劉豪興都反復提及要把江村提升到“學說”的高度,將分散式的學術成果能提高至理論和方法論的概括,他認為這有助于費孝通所開創(chuàng)的“社會學的中國學派”的實現(xiàn),“進而擴大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在國際上的影響和話語權”。

但一些不成熟的問題仍然需要被提出——那么多年過去了,江村是否還能代表中國農村?這些未曾間斷的社會調查是否有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與時代的變遷而被賦予新的現(xiàn)實意義和學術價值?

一個村莊里的社會學困境

馬林諾斯基曾表示,江村是整個中國的縮影。劉豪興說,編寫村志時,這句話把縣官員嚇了一跳,他們問:“開弦弓村怎么好代表中國呢?”

這個問題也是費孝通的老同學英國人類學家E·利奇的質疑,像《江村經濟》這樣的微型社區(qū)研究能否概括中國國情?費孝通的回答是,“用一個農村來代表所有的中國農村是錯誤的,雖然江村有自己的個性和特點,但也同中國的其他農村一樣,是同一的大趨勢中推進的。它所取得的經驗會影響其他村子,它所面臨的問題也將從其他村子的實踐中獲得啟發(fā)和解決?!?/p>

對江村歷史已了然于心的劉豪興認為,近百年的江村變遷可視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一個縮影。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文革”時期,和城市不同,農村的生產不得停,所以村干部晚上接受批斗,白天還要繼續(xù)領導生產。而經過了近半個世紀的變遷,現(xiàn)在的江村更能代表的是鄉(xiāng)村工業(yè)比較發(fā)達、東南沿海地區(qū)的農村。

但在江村學的建設中,也并不那么順利,多如牛毛的江村研究,因沒有建立資料庫而使得成果分散。 劉豪興忍不住對來朝圣的學生導師說:“你們這個不夠啊,起碼要一個月以上的調查,深入一點,不然都是表面的數(shù)據?!钡芏啻T士論文的田野時間仍只限于一個星期,或“兩個禮拜了不起”。 劉豪興在《“江村學”研究存在哪些問題與困難? 》一文中提到,一些論文因為缺乏協(xié)調,選題常常雷同,有的問卷調查缺乏科學性和真實性,使學位論文質量堪憂。

王莎莎認為,做“重訪研究”或者“再研究”,需要克服前人的影響,也要對前人的研究保持反思精神?!安蝗痪腿菀妆粻恐亲幼?。覺得前人已經調查得很清楚了,我只需要發(fā)現(xiàn)它的一些變化就好了,這樣就會限制你的視角和思維,反而容易喪失了自己的田野敏感度?!?/p>

劉豪興期待研究不要停留在一般的記錄上面,而是能提升出一些規(guī)律性的觀點、概念。最典型的例子還是費孝通,在調研了江村和云南三村之后,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中提出鄉(xiāng)村社會網絡,如石子投入水中的波紋,一圈比一圈遠和薄的擴散關系的“差序格局”。但在江村學中,這樣的人還沒有出現(xiàn)。

劉豪興突然想起30多年前的一個傍晚,費孝通和他們幾個學生在太湖邊上遇見的一個小男孩。費孝通問他,多大了呀?在讀書嗎?男孩說,早不讀了,和父母一起打漁。

“當時我們覺得很自然。男孩子么,要繼承父母的工作,不讀書很正常?!敝钡皆凇缎〕擎?zhèn) 大問題》中,劉豪興看到老師提出如何改變漁民的孩子不讀書的觀念,比如把捕撈改成養(yǎng)殖就需要孩子學習掌握科學技術。

劉豪興說:“他從生產方式的高度去看孩子為什么不讀書。這是我們一般人想不到的。”

費孝通在1996年《愛我家鄉(xiāng)》一文中寫:“初訪江村是我這一學術道路上值得紀念的里程界碑。從這里開始,我一直在這一方家鄉(xiāng)的土地上吸收我生命的滋養(yǎng),受用了一生?!?/p>

“費老已經走出江村了,我們還在江村里鉆。鉆可以啊。但是要鉆出名堂來?!眲⒑琅d那個“能對研究成果做出一番中國的分析探討”的期待,似乎至今還沒到來,但他承認這個期待的難度,“現(xiàn)在還看不到對整個江村的各個領域的綜合研究,這個任務太艱難了?!?/p>

2018年4月17日,上海曹楊二中的一批中學生來到江村,在下午兩點的烈日下,進入午休的村莊安靜而空蕩。好不容易碰見屋前有人的,最為勇敢的那個學生會帶頭上前,他帶著尊敬而稚嫩地口吻問:“我們在做社會調查,請問……”

    責任編輯:吳英燕
    校對:徐亦嘉
    澎湃新聞報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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