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適逢著名現(xiàn)代作家、影人穆時英（1912.3.14-1940.6.28）逝世七十八周年，《上海書評》特刊王賀先生此文，以為紀念。原文另有詳盡注釋，為便讀者閱讀，故作刪除處理，敬請知悉。

1933年夏，穆時英自光華大學畢業(yè)，畢業(yè)后就面臨著一個怎樣謀生的問題。按理說，作為享有一定聲望的作家，穆時英完全可以考慮走入“職業(yè)作家”的行列，靠為各報刊寫稿、出版作品為生，但是，這一職業(yè)是否可以維持其較高的個人生活水準，并承擔其作為穆家長子而必須承擔的養(yǎng)家的使命呢？

陳明遠的研究指出，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的文壇和報界，除了像魯迅這樣的大家享有優(yōu)偓之待遇，大多數(shù)“職業(yè)作家”和新聞業(yè)人士的收入盡管高于一般民眾，卻仍無法為自己提供穩(wěn)定的有尊嚴的中產(chǎn)階級生活，他們中間的大多數(shù)人都需要做兼職教師以換取更多的收入。為報刊撰寫文章，一般的稿費是每千字一至三圓（國幣一圓約合1995年人民幣三十五元，2009年人民幣七十元），最低時則只有五角錢。 出版書籍的收入，若是抽取版稅，標準一般在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五；若是按字數(shù)付稿酬，或是一次性由出版商賣斷版權(quán)， 則其情形不一。不過，基本上沒有什么理財觀念，因此時常捉襟見肘、入不敷出的作家們，往往比較歡迎后面這兩種方式，因為可以拿現(xiàn)錢救急。

保羅·貝德在研究中，就援用過魯?shù)婪蛟凇吨袊陌鏅?quán)》一文中的說法：“中國只有梁啟超、魯迅、胡適、林語堂等四人能靠寫作過日子”，并進一步指出：“其它的中國作家都不得不靠其它收入，絕大多數(shù)人是靠教書。還有一些人，如郁達夫，終年窮困，到處漂流不定?！? 當然，在低廉的稿酬收入和幾乎空白的版權(quán)保護制度之下，最倒霉的還是詩人?？箲?zhàn)爆發(fā)以來，這種“職業(yè)作家”朝不保夕的經(jīng)濟情況，因貨幣貶值、物價飛漲、通貨膨脹的經(jīng)濟形勢的刺激而更加突出，以致著名詩人、作家餓死數(shù)位，幾乎不能稱之為新聞，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甚至發(fā)起“保障作家生活”運動，以救同仁于水深火熱之中，但其征集、募捐之舉可謂杯水車薪、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在彼時，相比于普通民眾，作家學者的日子尚可勉強對付，不過操弄文字者慣于叫苦、發(fā)愁，因此也容易給人一種“白發(fā)三千尺，緣愁似個長”的刻板印象。其實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在戰(zhàn)前，上海的職業(yè)作家的收入相對還好一些。如果矢志成為“職業(yè)作家”，同時還能托關(guān)系進到一家報館兼差，比如擔任副刊編輯，每月便又可領(lǐng)得一筆不低于四十圓而又不高于八十圓的收入，而專門負責文藝副刊的編輯可得三十圓或四十圓的收入。 這樣算起來，稿費和兼職收入，也不少了。然而，不要說剛走出校門的穆時英，一時間沒有這樣的兼差可以打進去，就是是否有野心、能力成為“職業(yè)作家”，恐怕還有點兒猶豫不決。因為無論如何，他畢竟還擁有大學士的文憑，似應該尋找一份專門的工作，再談其他。當時，上海的大學生從事專門工作，月薪可達八十圓 ，加上稿費等等其他收入，似應可維持其母親、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的生活，以及他個人即將建立的婚姻家庭生活。

然而，這筆維持其家庭生活的費用究竟需要多少？由于生活習慣、標準的不同，普通人家和穆時英所在的一向非常富裕、闊綽的家庭，所需要的花費必然有所不同，我們其實很難估量這筆費用的數(shù)額。但在1930年代之上海，維持六個人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費用卻可以大致推知。當時一個擁有四位家庭成員的工人階級家庭，每月全家的生活費不到五十銀圓，也就是說，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費不足十二圓五角（相當于1995年人民幣的四百三十七元五角，2009年人民幣的八百七十五元）。以這個標準推算六個人的最低生活費用，其全部固定的開銷應不超過七十五圓。 而每月至少開銷七十五圓，也就意味著，一個沒有任何兼職的文藝副刊編輯，辛苦工作兩個月，個人只允許支配少得可憐的額度，以確保其余全部收入可以維持這一開銷。

但最低標準的七十五圓，和當時文壇消息所謂穆父亡故后穆時英“每月至少需二三百元”的記載實在相去甚遠。在現(xiàn)代書局出版的一份刊物上，一則《穆時英叫窮》的消息就曾不客氣地批判道：

《南北極》、《公墓》作者穆時英，自老子死后，一家開支，都要他負，每月至少需二三百元，致終日呼窮。近聞以新作《五月》向《新上?！方忧?，以每千字四元的Cash 的條件脫手，弄得數(shù)百元。據(jù)云該錢均付家內(nèi)開支，自己分文未用。然又有人親見其仍在跳舞場走動云。

然則，從今天我們的立場看，獲得高額稿費，拿現(xiàn)錢救急，對一作家而言，其實無可厚非；至于保持跳舞的愛好，更不知有何嘲弄的必要。特別是當我們考慮作家本人何以如此行事之時，應能明白，這一筆不菲的收入，雖能救得一時之急，卻無力從根本上紓解其長期的養(yǎng)家之困。倘若此記錄屬實，穆時英確實“每月至少需二三百元”的話，那他就得付出更多的勞動、發(fā)表更多的文章才行?？少Y比較的是，同樣是作為“職業(yè)作家”，同樣需要養(yǎng)活北京的母親、前妻一家（及其下人）和上海的家庭生活，魯迅的情況就好很多。

上海時期的魯迅，以“職業(yè)作家”或令其自豪的“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每月平均收入達七百多銀圓（相當于1995年人民幣的兩萬元、2009年四萬元左右）。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作為作家的年收入，超過之前作為公務員年收入的兩倍多。這一豐厚的收入，除了養(yǎng)家糊口、維持其中產(chǎn)階級生活水平以外，還有相當?shù)氖Ｓ?，比如，他用于購置圖書，支持并與圍繞在自己身邊的青年人創(chuàng)辦文學雜志、出版社，自費印刷出版書籍等等。單是其購置圖書一項，自1912年到1936年，就耗資一萬三千多銀圓（相當于1995年四十五多萬元、2009年九十多萬元），占其總收入的九分之一左右。 由此可見，非常豐厚的收入，是魯迅堅持“韌性的戰(zhàn)斗”、追求其獨立人格與自由思想的經(jīng)濟基礎(chǔ)。

魯迅本人很早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當他面對想要走出家庭的“娜拉”，不忘提醒其要有經(jīng)濟權(quán)的保障：“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jīng)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所賣掉。……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jīng)濟權(quán)就見得最要緊了?！? 穆時英就更需要一大筆錢來養(yǎng)家糊口，但他既沒有魯迅的文壇地位，也不是張資平、張恨水那樣的高產(chǎn)作家，賺錢的門道在哪里？首先當然是謀得一個固定的職業(yè)。作為一個愛好文學、藝術(shù)且已取得相當成就的大學畢業(yè)生，一個既不愿意走入仕途也不愿意（抑或不能）經(jīng)商的讀書人，他的職業(yè)生活將從何處開始？

這里我們還必須考慮到三十年代因經(jīng)濟蕭條導致的大學生就業(yè)難這一歷史背景。葉文心根據(jù)1934年的《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估算，1933年全國范圍內(nèi)失業(yè)的大專畢業(yè)生高達四千五百人，占全部畢業(yè)生總數(shù)的百分之十五，這一高失業(yè)率引發(fā)當時社會輿論對新式高等教育的擔憂與質(zhì)疑。 如果說這個數(shù)字稍嫌枯燥的話，不妨再來看一實例。即如穆時英的一位學長，在結(jié)束光華中學、大學階段的教育后，仍缺乏就業(yè)能力，其反復考慮、并無一合適之出路：

銀行商店，寧愿雇傭小店錢莊裏學徒的，不敢領(lǐng)教大學生；去教書罷，都市教育界都是有系統(tǒng)有派別的，你不肯吹牛，不善拍馬，很難久入他們的圈子；回老家去從事鄉(xiāng)村教育罷，不帶上假面具老實的說：我沒有沽名釣譽的本領(lǐng)，更沒有萬能博士的技能，那種待遇，誰愿去？何況我們堂堂大學生，犯不著去搶師范化子的飯碗。入機關(guān)里辦事，雖是中國大學生一般的欲望（其實人都已視這為可恥的欲望），可是我，無有攀援，同時我又不愿混進那些剝?nèi)思八比搜难瞄T去助桀為虐?！敲淳烤鼓莾菏俏业某雎?？！我想不出，我苦思不得解決，我唯有期待合理的社會來指示我，上軌道的國家來照顧我。

世代經(jīng)商的家庭傳統(tǒng)、社會網(wǎng)絡(luò)可能幫助了穆時英。據(jù)《穆時英年譜簡編》記載，畢業(yè)后其曾“到一家洋行任職”。 穆麗娟的回憶也證實了這一點。 此外，有資料稱穆時英于1934年被洋行開除，但不知其根據(jù)何在。我們唯一清楚的是，在這年夏天，他和一位著名的伴舞女郎仇佩佩（亦寫作仇飛飛、裘佩佩，真實名姓待考）結(jié)婚。他們可能有過一段甜蜜的新婚歲月。新婚時，他們曾“租住在虹口區(qū)最現(xiàn)代、帶有衛(wèi)生間、浴缸的新式公寓”， 沉浸于無憂無慮的二人世界，但不久，卻因為難以負擔高昂的房租，搬進了江灣路一處友人的居所，這里是劉吶鷗的私人房產(chǎn)，熱情、好客的主人將它提供給文藝界的青年朋友居住。可能直到穆時英離開上海，穆時英和新婚燕爾的妻子都在這里居住。

這里不僅環(huán)境優(yōu)雅、風光如畫，而且因為有劉吶鷗支持，物質(zhì)生活水平優(yōu)裕，更重要的是，還聚集了一群可以談書論文、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杜衡、高明、楊邨人、戴望舒等人。穆時英曾攛掇他們共同的朋友葉靈鳳也搬來同住，在寫給葉的這封信里，可見他對這里的生活非常滿意，“白天可以袒裼裸裎坐在小書房里寫小說，黃昏時可以到老劉花園去捉迷藏，到江灣路上去騎腳踏車，晚上可以坐到階前吹風，望月亮，談上下古今”。給施蟄存的信中，還記錄了這些文藝界朋友另外的特長與嗜好。例如，戴望舒在寫詩之外，另一種“特長與嗜好”是打野狗，在鄉(xiāng)間的一禮拜中，至少打了十七頭野狗；杜衡正對賭回力球“興趣絕濃”，“談起拉摩司來，那眉飛色舞的樣子，——嗨，不得了！” 穆時英本人的興趣則更為廣泛，跳舞，賭球，到跑馬廳、跑狗場游覽，觀看體育運動，聽音樂……當他在自由地揮灑著自己的青春、發(fā)展著自己的興趣和愛好時，身邊怎么可能缺少太太和朋友的陪伴？

這段與愛情、友情相伴，盡情揮灑青春的美好時光，也永遠地銘刻在了這群青年作家一生的記憶之中，但對穆時英而言，都市生活的重擔仍如揮之不去的陰影，時常困擾著這位二十二歲的年輕人。筆者查檢到的另外幾則文獻資料就顯示，在洋行的正式工作之外，1934年的穆時英不僅通過發(fā)表文章、出版作品獲得稿費收入，還幾乎在同一時間選擇了在兩家學校里擔任兼職教師，以確保他們?nèi)伊嗽谏虾５娜粘Ｉ罴罢ｉ_銷。這兩家學校分別是世界文學函授學院、濱海中學，均不甚知名，前一所更連“野雞大學”都算不上。

世界文學函授學院成立于1934年3月，一說由湯增敭創(chuàng)辦， 一說由狂流文學會、中華國學研究會等團體主辦， 是一所主要實施函授教育的私立學校。下設(shè)世界文學系、中國文學系、中文專修系，招收初、高、預科各種學制之學員，教師隊伍更有八十余人。穆時英即是該校第二批所延聘三十余位教授之一：

籌備已久世界文學函授學院，于三月  日成立。聞該校規(guī)模宏大，課程完備，最近除已敦聘國際負有重望之作家五十余人外，又續(xù)聘葉靈鳳、施蟄存、孫師毅、穆時英、黃紹年、徐學文、王墳、何家槐、徐則□、周起應、谷非、何嘉、林微音、劉吶鷗、顧□靈、徐轉(zhuǎn)蓬、傅彥長、黎錦明、楊邨人、黃天□ 等三十余人為教授，切實指導，嚴密審定各系講義。最近該院之中國文學系世界文學系專修系之初高預科各級，均招收學員，章程附郵八分即寄，院址在上海西門中華路蓬萊里一號云。

濱海中學也是一所小有名氣的私立中學，位于法租界陶爾菲司路（今南昌路東段），后搬遷至公共租界南陽路。 該校辦學歷史較長，設(shè)初、高中二部。為招徠學生，尤其內(nèi)地學生，先后禮聘了葉永蓁、孫俍工等許多新文學家進校教書，并大作廣告。 1934年的穆時英，同樣也是該校新請的特約講師：

本市陶爾菲司路濱海中學，自開學以來對于教學方面力求改進。所聘教員俱系一時之選， 學識經(jīng)驗均極豐富，現(xiàn)投考新生甚為踴躍。聞高校所聘特約藥[講] 師均系社會名士，文壇負有盛名者，如各大學院長主任教授等?，F(xiàn)又續(xù)聘余楠秋、康選宜、葉永蓁、汪馥泉、胡叔異、楊邨人、穆時英、余慕陶、周樂山、林眾可、汪倜然、孫良工、胡寄塵、黃震遐、余樸盛、馬良、何嘉等為特約講師。

有意思的是，楊邨人、何嘉和穆時英三人，同時出現(xiàn)在這兩所學校的教師名單上。前文曾指出，楊邨人與穆時英的友情，早在劉吶鷗的江灣路寓所已經(jīng)開始，此番成為成為濱海中學同事，也許二人相互介紹、推薦亦未可知，但穆時英與何嘉之交誼，何時開始，以何相交等等，則暫不可考。

此時的穆時英，混合著謀生的需要和征逐文壇的雄心，還和葉靈鳳創(chuàng)辦了一份刊物，發(fā)行方為當時上海一家以專門出版雜志為主要業(yè)務的大型出版公司——上海雜志公司。于1934年10月創(chuàng)刊的《文藝畫報》，是一份試圖消費“新文學”和先鋒藝術(shù)的雜志。也正如編者所預料的那樣，“文藝而稱為畫報，也許有人見了要嘆氣，覺得未免太‘海派’了”。 當月25日、次年2月28日，左翼文學泰斗魯迅，接連發(fā)表兩篇雜文，批評該刊物創(chuàng)刊號已經(jīng)辜負了“兩位‘中國第一流作家’獻技的苦心” ，所載外國漫畫是“漫畫而又漫畫”，不過是“掛著‘文藝’招牌的雜志”。魯迅的嚴厲指責，確如論者所言，不免挫傷了穆時英和葉靈鳳的辦刊熱情。另外，穆時英等人還可能遭遇到一個近現(xiàn)代雜志業(yè)普遍存在的問題，此即因其讀者不廣、營銷不力，出版商無法賺錢，發(fā)行未久便聽之任之，由其?？耸?，《文藝畫報》一樣可能有這方面的原因，故而難逃厄運，于1935年4月出版第四期后宣告收攤。

1935年春天，穆時英進入《晨報》館擔任副刊編輯，這意味著他在兼職的收入、稿費之外，終于再一次擁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顯然，無論是作為洋行職員的穆時英，還是世界文學函授學院教授、濱海中學特約教師穆時英，抑或是作為國民政府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的臨時工作人員的穆時英，或是進入報館作副刊編輯的穆時英，都是一個身無長物、卻必須在十字街頭，為謀生作出各種努力的活生生的人。此類情狀，當時或不免橫遭非議，但今人似無須再從道德主義、黨派政治等等特定的立場和角度重彈老調(diào)。

自光華大學畢業(yè)，至1936年暮春離開上海，為解決生計問題而必須四處設(shè)法的穆時英，發(fā)表了大量良莠不齊、體式不一的作品。與之前相比，雖然只出版了兩個短篇小說集（《白金的女體塑像》和《圣處女的感情》），但其創(chuàng)作數(shù)量呈一相對激增之趨勢。這些匆匆發(fā)表的小說、雜文、散文、電影評論中，只1935年這一年，刊登在其所編輯的《晨報·晨曦》副刊和《小晨報》上的，就有近六十篇之多。

這些數(shù)量激增的作品，除了對當時的流行影片的評論和關(guān)于如何攝制、剪輯、制作電影的技術(shù)性探討，暗含了穆時英畢生對現(xiàn)代電影事業(yè)的興趣，開啟其電影批評、研究及實際編導的方向，奠定了其在中國電影史上的地位；大多數(shù)的雜文、散文并沒有完全超出此前的創(chuàng)作水平。雖然很可能此時穆時英已經(jīng)開始其長篇小說寫作計劃，但公開發(fā)表的許多小說都是片段性的、未完成的。

然而，即便承認穆時英為職業(yè)、生計發(fā)表了一些松松垮垮的作品，我們也不能忽視其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新聞編輯領(lǐng)域試圖一展身手的雄心。這可以從其1935年末發(fā)起的“晨曦文藝社”這一文學團體中看得出來。據(jù)該社《成立宣言》所示，至12月14日宣布正式成立，已有來自上海和上海之外的二百四十人自愿加入該社團，“勇敢地站起來，和我們的命運戰(zhàn)斗。我們應該更刻苦地訓練自己，使自己成為更堅強的人！” 穆時英被順利地選舉為文藝社主席。

不過，這里所謂的“和我們的命運戰(zhàn)斗”云云，實在只是國民政府禁止明言抗日下的委婉說法。除了國府在言論領(lǐng)域的控制，在當時，無論是在一些文學精英和政治精英中間，還是在民間，中日必有一戰(zhàn)、中國必將戰(zhàn)敗的說法也甚囂塵上，因此，穆時英才號召社員“使不可能成為可能，以意志克服必然！這是我們的信仰：在這共同的信仰下，我們把自己組織起來?！?/p>

這一號召中出現(xiàn)的“命運”、“必然”，還是“意志”、“組織”、“信仰”等等，也許只是襲用廉價的愛國口號、修辭，甚且，成立這個文學團體，除了其與左翼文學家、批評家團體對決的私心，在客觀上也可以幫助他解決所編副刊稿源不足這一職場工作難題。同時，再看其詳盡的工作方案之計劃、運作章程之擬訂、設(shè)立總社和分社及流通圖書館之提議，并將“晨曦文藝社緣起，總章，理事會組織規(guī)程，工作方案，入社志愿書，和登記表”六種資料全部付印，然后再一一寄付有興趣加入的讀者等等細節(jié)，我們 不難推知，此社之發(fā)動、發(fā)展應是其一腔熱情所系，故此不惜投注大量的精力和心力。

但很快，這個以穆時英所編輯的《晨報·晨曦》副刊為中心的文學團體，隨著1936年1月20日《晨報》的關(guān)張而風流云散。回視該社之存在、活動時間，尚不足兩月之數(shù)。但社團關(guān)門事小，重要的是，穆時英本人又一次失業(yè)了，其“頗不得志”的傳言迅即見諸海上文藝新聞、報道，好在有驚無險，他不久又得以擠進《時代日報》副刊部的大門，重操舊業(yè)，暫時地與“貧困”二字分手。

依賴著副刊編輯的收入和發(fā)表大量報刊文章的稿費，而維持著驚人的都市生活開銷的作家穆時英，正如其所服膺的西方哲人尼采筆下那匹“馱著重擔的靈魂”和“一切沉重的東西”的駱駝，就這樣，一步一步地向著人生的漠野馳去，“你永遠看不見駱駝掉眼淚，駱駝永遠不會疲倦，駱駝永遠不嘆一口氣，駱駝永遠邁著穩(wěn)定的步趾……”

2018年6月改訖于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