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小晝 極晝工作室

文 | 魏曉涵

編輯 | 王一然

臟話、性別和“看不見的深圳”

七年級學生楊星辰聽到語文課要討論“臟話”很意外，即使在這所深圳的私立國際學校，老師們也向來都避諱，更別說在課堂上直面它。而現(xiàn)在，語文老師馮軍鶴讓他們講出來，教室里有了一種心照不宣的微妙氣氛。

每句臟話都是一顆炸彈，激起哄堂大笑，有些字他們還不會寫，由老師代替一句句寫滿黑板，有同學起哄大聲讀了出來，同班的廖則霖是讀得尤其大聲的那個，“挺爽的，在課堂上肆意說臟話，像是把平時發(fā)泄不出來的全都發(fā)泄出來?！?/p>

馮軍鶴沒有制止，讓話題逐漸深入?！澳銓εK話的看法是什么”，“你說臟話時，知道那些臟話實際所指的意思嗎”，臺下越來越沉默，直到討論進入到，“臟話為什么和生殖器有關？很多字眼和女性相關？為什么總是牽扯到長輩？”時，嬉鬧和輕松消失了，滿堂鴉雀無聲。

那時才13歲的楊星辰第一次意識到，似乎少有臟話是女性作為（施暴）出發(fā)點的，突然冒出一點說不出的愧疚感。也有不同意見，“涉及性別方面（的臟話），可能只是開玩笑?！庇型瑢W說。

他記得向來溫和的馮老師語氣變得嚴肅，告訴他們，這背后涉及到性別偏見和暴力。他分享了現(xiàn)實案例“詩人余秀華遭遇的家庭暴力”；也讓學生閱讀了有關臟話的文學作品——《南瓜燈博士》：一個無法融入集體的青春期男孩的故事。臟話作為禁忌，是他展示自己男性力量的方式，也是一種可憐的自我保護。

●孩子們參加辯論賽，主題是“996工作制度是否有利于公司發(fā)展”

聊臟話激發(fā)了青春期孩子們的熱情，課后其他班的學生來興奮地打聽，也被當成新鮮事回家分享。這是馮軍鶴沒想到的，這次討論加入“性別”主題課順理成章——他常常在孩子們發(fā)給他的聊天記錄截圖中看到打碼，得知老師不介意，那些馬賽克下的臟話浮現(xiàn)，“牛逼”，“他媽的”，密集地出現(xiàn)在日常表達中。他想到臟話和性別的關聯(lián)，也找到了合適的文學作品承載這個話題。

臟話只是“性別”主題課堂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們也大方地談論LGBT、促進性別平等提案。對在深圳這樣的都市生活的孩子們，這是生活經(jīng)驗的一部分。女孩們尤其感興趣，到了性別課堂上，相對安靜的女孩們情緒就激烈起來。

講到“提高女廁所比例，保障女性平等權利”時，有男同學說，“平等不就意味著數(shù)量一樣嗎？”一個女孩非常生氣地問：“你去旅游的時候，沒看到女廁所排這么長隊嗎？”閱讀材料中講到少數(shù)群體被霸凌，有女孩表示不理解，“現(xiàn)在社會不是已經(jīng)很開放了嗎？周圍的女生都很喜歡男閨蜜，還喜歡看‘耽美’，怎么會有霸凌發(fā)生？”

每個學期，馮軍鶴和搭檔都會上這樣非傳統(tǒng)的語文課。主題討論由書本、電影作品延伸至社會和生活。他們談論過“異鄉(xiāng)”，在這個移民城市十分應景，許多學生家長就是來深圳打拼的異鄉(xiāng)人。漂泊感在深圳常見，連孩子們也能隱約感受到，他們在課堂上講到“故鄉(xiāng)”——

“深圳不是我的故鄉(xiāng)，就是我住的地方。”“爸媽的家鄉(xiāng)才是我的故鄉(xiāng)，雖然我可能一年只回去幾次。但爺爺奶奶在那邊?！焙髞磉€有新深圳人身份的學生過年時聊起，“老師真羨慕你，過年還能回家，我都沒有老家?！?/p>●深圳的課堂上

他們在文學和影像中感受地域的隔絕與斷裂。馮軍鶴帶著學生看了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那讓許多人第一次知道臺灣的眷村，也看了電影《似水流年》，一個在香港生活的女性回家鄉(xiāng)潮汕發(fā)生的故事；讀了詩《邊界望鄉(xiāng)》，那是十年回不了故鄉(xiāng)的詩人，在香港的邊界落馬洲用望遠鏡看深圳時的抒懷。

那時七年級學生楊星辰正在讀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整本書閱讀也是馮老師的語文課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每學期需要完成五本。

那本書太難了，楊星辰感覺全班幾乎沒人能讀懂。但看不懂并不阻礙孩子們發(fā)揮想象力，馮軍鶴讓他們書寫“看不見的深圳”，想象、重構(gòu)在深圳的生活。

孩子們眼中的深圳有萬象天地，一個繁華的購物中心；有人選擇海邊的縣城，這座超級都市就是從小漁村發(fā)展來的；楊星辰寫到了華強北，他總是聽父母講到來深圳打拼的不易，他們也是異鄉(xiāng)人，從老家湖北到深圳奮斗，有了立足之地。

今年秋天，楊星辰即將在美國開始新的高中生活。盡管之前已經(jīng)去過五次，這次的感受還是不同，“可能會長達七八年時間在國外，馬上就會體會到鄉(xiāng)愁了。”

這所國際學校的大多數(shù)學生未來會升入國外的高中，或再過幾年去國外讀大學，完全避開公立學校教育和中高考競爭。這也是語文老師馮軍鶴重回教育行業(yè)，來到這里的設想之一，在公立教育之外，嘗試語文教育創(chuàng)新的可能性——在他挫敗于鄉(xiāng)村教育之后。

富孩子，窮孩子

四年前，馮軍鶴來任職時還是學校初創(chuàng)期，階層的印記滲透在每一個細節(jié)里：秩序井然的建筑和校園空間是意大利國寶級設計師倫佐·皮亞諾的設計，學校里的家具都是國外進口的，一年的學費25到30萬。家長們在課外為孩子投入馬術，學帆船，鋼琴等課程的成本能到好幾萬，既是探索個人興趣，也可能是未來某個申請學校的重要砝碼。

這些都讓這位年輕老師感到震驚。入職培訓時，學校給每個老師提供了五萬額度，飛到瑞士進行，住宿的地點附近就是影星奧黛麗·赫本結(jié)婚的地方。

來這里的孩子，有主動選擇脫離公立教育的，也有在公立學校受挫了，換個環(huán)境“療傷”。知識面很廣的能談論國際關系、政治、文學里很深刻的話題；也有一路從國際小學升上來的，很多漢字都不認識——并不是所有國際學校都重視語文教育，申請出國時，中文沒有那么重要。

“經(jīng)濟條件沒有決定學術能力，像識字、寫作、閱讀，有些可能比不上縣城孩子。能力好的學生可以和公立學校最好的學生比，差的可能比公立學校最差的學生還要差?！睉獙@樣棘手的狀況，馮軍鶴找到的答案是“閱讀”，“閱讀極具包容性。同樣的文本，有孩子可能讀到十個點，有的讀到三個，課堂上的聆聽和發(fā)言都不是問題?！?/p>

書目有《人鼠之間》講美國夢的，也有用真實案例進行公民教育的社科作品，像《歷史深處的憂慮》。“在國際學校，更應該成為全球公民，不能帶著偏狹的民族主義情緒?！?/p>

初中生常常會給他意想不到的答案。他們討論《活著》，有學生感嘆“福貴的小孩兒很快樂”；也有學生講到“人在面對命運時，是沒有反抗余地的”，還有人提到古希臘悲劇，“把美好東西摧毀給你看?！?/p>

馮軍鶴不會給標準答案，也不會對學生觀點做評判，更多是理解。這讓孩子們產(chǎn)生了信任感，許多自由的課堂討論得以進行。郵件里偶爾會傳來家長的疑問?！坝屑议L對張愛玲小說關于性的一些暗示擔心，還有婚姻、愛情負面消極的內(nèi)核，（可能對孩子太殘忍了）。”

●深圳的學校帆船隊合影

實際上，在課上討論《金鎖記》里母親和兒子的關系，有四五個學生主動提到了“性”。他意識到，對于生活在深圳的孩子們來說，“信息足夠豐富和提前，今天的環(huán)境早就不是純凈的環(huán)境了?！?/p>

另一個讓他印象深刻是《動物莊園》的討論課。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集權，延展到國家的體制，在深圳的課堂上都能討論起來，甚至有孩子對蘇聯(lián)非常熟悉，他感到意外。后來從家長那里得知，家里的親戚移民到世界各地，有在德國的、新加坡的等等，家庭聚會時自然就會聊到。

這樣的討論是奢侈的。“很難想象在云南（山村學校）能討論得起來，（這樣的背景知識）一般社交網(wǎng)絡上不會直接提供，他們基本不會接觸到?！本拍昵?，馮軍鶴剛剛大學畢業(yè)，被一張“像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那樣的海報”吸引，作為“美麗中國”的項目老師，在云南大山深處的一所小學支教兩年。

這個決定也和他自己的成長經(jīng)歷相關。馮軍鶴在鄉(xiāng)村長大，復讀一年后進入清華大學。他曾在一次采訪中這樣回憶高中生活，八千人的學校里，大家像螞蟻一樣為了學習忙碌，以至于后來班里90個人中他能記起的寥寥。復讀的那一年像被嵌入到一塊厚重的網(wǎng)格中，早讀鈴聲響前的半個小時，在學校的小亭子里復習生物，午飯在10分鐘到20分鐘內(nèi)解決，這也讓他落下了胃炎。午休前學半小時英語，午休時間能完成一張數(shù)學試卷，休息時間大概15分鐘。

他到現(xiàn)在還記得初二那本“啟蒙”的《莫泊桑短篇小說集》，后來也都是“野生”路子，遇到什么讀什么，進入大學，他還記得作家格非的課堂，沒有PPT，沒有板書，自由的漫談中充滿了各種陌生文學篇目，他痛苦地發(fā)現(xiàn)身邊一些同學讀過了。他大一大二的假期幾乎都在圖書館度過——“缺失”蔓延成焦慮感，貫穿了整個大學時代。

“農(nóng)村”變成了一個強烈的身份認知——申請助學金時，班里只有三個是真正從農(nóng)村出來的；辯論賽上，在觀眾的注目之下，他發(fā)現(xiàn)自己的表達變得極差；十幾個保送的同學有各種拿得出手的經(jīng)歷，他感到不自信，當時歸咎于自己的農(nóng)村出身。

他想，如果中學遇到一個懂閱讀的語文老師，哪怕只提到一些書，會不會影響自己？或許自己能成為這樣的老師，為山村里的孩子帶來些文學感知和審美上的改變？

●馮軍鶴在給云南鄉(xiāng)村的孩子們上語文課

支教的小學在一個封閉的彝族村莊，離最近縣城50公里，環(huán)境糟糕得超出了他的生活經(jīng)驗：學校里沒有澡堂，孩子們常常一周洗不了澡，到了周四周五宿舍里味道很重；超過一半是留守兒童，家長們情況復雜——酗酒的父親，二十出頭離家出走的媽媽，還有用惡毒言語攻擊孫女的奶奶。也大概是因為家庭缺失，孩子們在情感上有點依賴他，空閑時他在宿舍開著門做手搟面，孩子們就圍在門口看著。

認知鴻溝始終存在，和山村的孩子們討論LGBT？他們看到兩個男孩抱在一起，就當成一種禁忌來開玩笑；至于性別意識，重男輕女是許多山村家庭頑固的惡疾。

但還有些能做的。馮軍鶴籌款建了一個鄉(xiāng)村圖書館，擺了好幾排兩米出頭的鐵質(zhì)書架，買來桌椅、軟墊、地毯，還有彝族人編織的小圓凳子。也邀請校友來辦過夏令營，給孩子們展示各種各樣的樂器，課外和他們在山野間玩耍，他也帶他們打籃球、做木工?！拔耶敃r可能比較天真，覺得可以兼顧（成績和審美上的提升）?！?/p>

更多時候，他還是在為學生識字和成績焦頭爛額。課后抽一個小時給成績特別差的孩子補課，孩子們一開始興奮，后面開始分神，他有些泄氣。更大的疑問在心中升騰，“我有權利替他們做選擇，探索一條可能會失敗的道路嗎？”

時間的答案

離開鄉(xiāng)村小學時，馮軍鶴帶著挫敗感。圖書館建立起來了，每周多了節(jié)閱讀課，給孩子們看電影，課外活動也在展開，卻似乎絲毫沒撼動原有的教育理念。考試壓力始終如影隨形，他接手的這個班鄉(xiāng)里倒數(shù)第二，月考語文平均分七十多。他不得不重視成績，感覺又陷入到了循環(huán)里：考試、補習、復習、背誦。

他感到無力，連身邊的老師大多都不去圖書館——有人覺得他的講得太深，比如“理性”、“獨立”，孩子們能理解嗎？年紀大些的永遠在跟他拉家常，介紹村子里是怎樣的，問他有沒有女朋友??？或在辦公室打牌，有時候作業(yè)留給學生改。

結(jié)束支教后，他一度離開過教育行業(yè)，和許多學生失去了聯(lián)絡。偶爾聽說學生近況，有人孩子已經(jīng)三歲了，也有同齡的學生考上大學，走出了山村。前不久，一個叫魯紅梅的女孩聯(lián)系他，說自己剛進入大學，看到室友在玩“哈利波特”手游，她想起了小學在圖書館讀《哈利波特》的日子，也第一時間想到了馮老師。

高考結(jié)束后，魯紅梅突然想和馮老師聊聊未來。她不想結(jié)婚，也不想有固定工作，想在開滿格?；ǖ牡胤介_一間能唱歌的小酒館。但老師和家長都希望她能有穩(wěn)定工作。她覺得馮老師能理解她，記憶中他是自由的。

她也好奇，馮老師還在教書嗎？“他如果繼續(xù)教下去，對在村里的學生，視野肯定不一樣，會提前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p>

她還能清晰地記得，九年前小山村里，馮老師帶她們體驗許多新鮮的第一次。第一次吃到炒洋蔥、穿上碎花裙、收到清華大學的明信片，第一次知道課本外的書，第一次在夏令營接觸口琴；也常常周日在老師的宿舍聽他彈吉他；學校食堂的飯菜油多鹽少，馮老師說要好好學習，好的大學飯菜會便宜。

●云南鄉(xiāng)村小學的圖書館

離開教育行業(yè)后，馮軍鶴試過做劇本策劃，辦公室里疏離的人際關系讓他不舒服，而學校能持續(xù)給他帶來快樂。2019年，他又回到了深圳私立中學課堂上，“對公立教育的打開過程我沒有太多自信?！?/p>

反而脫離應試壓力之后，他看到了語文課的閱讀、實踐在孩子們身上帶來的變化，無論是知識，還是對世界的認知。作文里不會寫的空格和拼音消失了，想象力和思考在文字里閃光，他記得學生在主題課“四季的反叛”里，想象了一位熱帶雨林里的印第安酋長，正在應對白人的文明入侵。

在深圳的嘗試幫他重新建立了對教育的信心。孩子們很依賴他，這兩年每天下班后都會收到消息：媽媽控制欲過強、青春期喜歡同性的秘密……

對于這些城市的孩子，馮軍鶴覺得語文教育在承擔另一種使命?！拔腋鼡乃麄儠粫E用‘特權’——因為階級進入到二元區(qū)分的視角中，以‘鄉(xiāng)村、貧困、不文明’這類標簽看待所謂底層人群，從而產(chǎn)生排斥?！?/p>

前不久在深圳，馮軍鶴帶著孩子們?nèi)⒂^一個專門服務女工及流動兒童的機構(gòu)。介紹的小片里，他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父母在深圳打工的小女孩，最后獨自拎著大箱子，坐火車離開深圳。“我六年級的時候爸媽都不讓我坐公交車。”

一個孩子坦誠分享初衷，參與公益或許能給他申請美國高中時加分，但介紹到流動兒童來深圳參觀大學，覺得飯菜好吃時，他有點想流淚了，“食堂的飯菜能有多好吃？可能他們平時吃得也不會太好?！睍旧现v述的苦難變得具象，他覺得自己應該在習慣的“精英”視角之外，理解不同人的生活，“避免說出‘何不食肉糜’那樣的話?！?/p>

馮軍鶴覺得，城市和鄉(xiāng)村都需要優(yōu)質(zhì)的語文教育，目標也應該是一致的，比如流暢的表達，文學的審美、批判力、想象力、同情心。只是現(xiàn)實之下，鄉(xiāng)村的教育實踐更難展開。

如果再回到支教的那個村莊，馮軍鶴大概會做出不一樣的選擇。當“讀書改變命運”越來越難，他想放棄成績帶來的壓力，讓語文教育回歸到它的本質(zhì)——發(fā)掘人的價值。比如讓孩子更多感受鄉(xiāng)野的寶貴之處，接受自然教育，多去閱讀、寫作，那或許是鄉(xiāng)村教育在應試環(huán)境下能開拓出的一些空間。

他最快樂的時光都是和孩子們在山里、河邊度過的。他們一起在山洞中探險，在江邊釣魚，爬懸崖，摘菌子。孩子們科普哪個是牛肝菌、哪個是雞縱菌，他們松弛和自信的狀態(tài)感染了他。

●云南鄉(xiāng)村的孩子們

“從（應試）體系出來到清華，我能明顯感覺到自己身上持續(xù)性的焦慮和自律。我總是失眠，在一種單向度的比較里，永遠在反思自己不夠好。孩子們（在山野中）熟悉和驕傲的狀態(tài)讓我反思，一個人到底要怎樣肯定自己？突然意識到我也一樣，也是特殊的。”

但他不接受“做題家”這樣的標簽，那像是對某些落后地區(qū)的想象——在小鎮(zhèn)沒法跳出這個體系、只能接受的生活軌跡。“降低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孩子能處理好‘做題’和自我清醒的關系；而且這條路是有終點的，高考結(jié)束，他就有機會重新成長。”

馮軍鶴把對城鄉(xiāng)教育的思考在演講中做了分享。他曾一度感嘆社會階層對生活經(jīng)驗、教育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在讀了許多教育家對公立教育的思考和創(chuàng)造之后，他覺得可能并非階層，而是原本的教育結(jié)構(gòu)出了問題。“公立教育體系是高度結(jié)構(gòu)化、單一的，所以資本好像一個通行證，能讓人離開這個結(jié)構(gòu)?！?/p>

曾經(jīng)的學生魯紅梅看到了演講，才知道馮老師“比較關心他們的心理狀況。鄉(xiāng)村小孩有（物質(zhì)）需要的一面，城市小孩父母工作忙，也會有生活中缺失的一面?！?/p>

去年，馮軍鶴辭職了，不用再為行政事務妥協(xié)，干眼癥也能休息緩解，過上了更自由的生活：閱讀、見朋友、做公開演講和線上課、還有過一年分別在12個城市生活寫作的突發(fā)奇想。

不過當下，他正在寫一本書：一個理想化的課堂——帶領人是一個書店老板，沒有老師的權威身份，來的孩子都是熱愛閱讀的，他們一起讀書、分享觀點，但老師從不給答案。

（感謝廖則霖同學對本文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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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關于青春期、臟話和性別，一個語文老師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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