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竹刻有兩種型式，一是以竹筒刻人物山水、花卉走獸，就竹之圍圓而成，儼然名畫；若筆斗、酒杯、香筒諸器是。一是以老竹根，就其高、卑、曲、折、淺、深之宜，刻為人物、山水、果蔬，花卉之類，即目今之立體雕刻，當時稱之為“陽文”。

眾所周知，明代練水派竹刻的始祖朱松鄰奠定了嘉定竹刻。而朱氏三世——朱松鄰、朱小松、朱三松則興盛了嘉定竹刻。

當時人把他們比作山陰王氏父子。學者們又作了許多歌頌他們的詞章，這些篇什保留至今。長洲鄭若庸作《松鄰子歌》，宋琬為他作了《竹罌草堂歌》，程穆衡還有一篇《竹器賦》。趙昕對于朱三松制的竹尊，特別欣賞，賦了長長的《竹筆尊賦》。

朱氏三世的竹刻，受到世人的推重如此。這是和他們的藝術修養(yǎng)分不開的。他們從選材、設計、雕鏤、氣韻、保藏等各方面，都窮極思慮，一器之成，不知費多少心血。有一個嘉定的文士有具體的寫述：

“邑有隱君子，朱姓鶴其名。子孫三世嗣，曰纓曰稚征。操履皆完潔，炯炯玉屑清。生當隆萬際，嘉運方休明。醖此神秀骨，旁涉藝事精。筋竹拳根須，魁壘比茯苓。斫削水蒼玉，鏤皆象形。筆斗口能受，臂閣腕可擎。藤樹舞鱗鬣，仙鬼凸目睛。故作貌丑劣，蝦蟆腹彭亨。以此試奇詭，精神若怒生?，嵓氁磺形铮鋭萁燥w鳴。畫理及篆刻，刀法逎交并。氣韻貴高古，不以智巧爭。藏久瑩琥珀，爪甲觸有聲。縣購置幾案，白金一鉼羸……”

嘉定朱氏手制的竹器如此精審，又如此被人寶愛。目前傳世之作，想當然是鳳毛麟角，不容易看見的了。

嘉定竹刻，自朱松鄰父子創(chuàng)始以還，繼此技者，頗不乏人，作人物山水或行草楷隸，并稱絕技。清代康、雍、乾、嘉數(shù)朝二百年間，名家輩出，其刻制竹器有流傳于世者，皆精妙無可喻。

沈兼繼承父親沈漢川的三松竹刻與叔父沈禹川的朱氏雕鏤法，其弟爾望，亦解奏刀，時稱仲伯。王易不僅工于雕鏤雜技，而且能書畫、兼通音律。他的一件秘閣（臂擱）作品，淺雕垂柳煙堤，遠山云氣。金元玨稱其善刻芭蕉叢竹。

康熙時，嘉定著名的竹刻家尚有殷永清（介持）、王永芳（玉斧）、陳立（雪笠）、楊褒（圣榮）楊謙（吉人）父子、劉起（韓抒）和吳之璠朱文友翁婿。 其中以吳之璠的竹刻，最能得朱氏真?zhèn)?，并具有獨特的?chuàng)造，對于當時的竹刻風格影響極大。 

和吳之璠同時，而精工雕鏤的，尚有城南顏玨，字宗玉。他刻竹務求精深，細入毫發(fā)，一器須經二載而成。

在嘉定竹刻的發(fā)展過程中，不得不提周顥。人言謂：“嘉定竹刻技藝，始于朱松鄰，至周顥則集大成。”

周顥（1685—1773）字晉瞻，號雪樵，又號芝巖。美須髯，人皆呼為周髯。世居嘉定城南。性磊落不羈，讀書不應科舉。工行草，善畫山水，尤好畫竹，風枝雨葉，無不曲肖。竹刻尤為奇特，系秘閣筆筒之類，所刻有竹石、流泉、松壑、人物，真使刀如筆，爽爽有力，典雅如宋元畫。當時與周顥齊稱的尚有城西沈全林，字榕盤，晚號西池老人。工刻花鳥。芝巖弟子，著名的有嚴煜（敬安）、吳嵩山、杜書紳（字顓書、號芳椒山人）、徐樞（宗歧、號云樵）等。均能得芝巖刻竹的秘奧。 在周芝巖刻竹法盛行的同時，尚有時氏一派和鄧氏一門，均有其獨特創(chuàng)造，可與周芝巖抗衡。

在周芝巖（周顥）刻竹技法盛行時，吳之璠的刻法，亦有其傳人，要以王氏一系為最。王之羽，字謂韶，自署逸民，少為徐氏館甥，徐居槎里，與吳魯珍僅隔一垣，謂韶日從魯珍游，盡得其運腕之法。

在乾隆嘉慶年間，嘉定竹人尚有蔡時敏（遜初），小字肖官，和他的學生賀其吉（允臧）及徐?；ㄕ刂埽埡暝＃ò俑＃?、周鍔（劍堂）、張步青、馬國珍（珂亭）、莊綬綸（印若）等，均能獨立門戶，具有自己的風格。更有侯松音、王幼芳、趙學海及封云生等亦能以竹刻鳴于世。

據(jù)悉，此次展覽在嘉定竹刻博物館（嘉定區(qū)南大街321號）將持續(xù)至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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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刻展品賞析

筆筒通景以深浮雕與透雕結合的技法雕刻松下高士聽泉烹茶圖。高士攏發(fā)長髯，鳳眼隆鼻，寬額豐頰，低頭側首，灑脫閑適，寬袖博帶，衣紋清揚，褶皺自然，身后古松虬然，枝干似蒼龍，針葉如車輪，身前山石嶙峋，怪瘦鏤透，另側兩小童眉開眼笑，頑皮可愛，或手持如意，或精心研墨，桌上文玩清供羅列，風雅高潔。筒口筒底不似通常之器打平磨光，亦隨形浮雕刻畫巖石松葉。整器上下左右交相呼應，渾然一體，令人為之傾倒。巖石留白處刻陰文“戊午秋日三松制”款。戊午應為明萬歷四十六年，即 1618 年。

朱稚征，號三松，為小松仲子，是明代嘉定派竹刻創(chuàng)始人朱鶴之孫。雖然朱鶴（號松鄰）為朱氏竹雕開創(chuàng)者，但發(fā)展到朱三松，技術更加精煉，所刻筆筒、臂擱、香筒等物在當時便是極珍貴的珍玩，嘉慶帝對朱三松的作品也是情有獨鐘，嘗題“傳神只作蕭疏筆，經久由來以樸存”。陸扶照《南村隨筆》中曾這樣評論朱鶴，其“雕刻刀不茍下，興致始為之，繼者其子小松纓，至其孫三松稚征而技臻絕妙”，故有“小松出名而掩松鄰，三松出名而小松”之說，此件筆筒堪稱朱三松的代表之作。

此竹根雕牧童戲牛擺件，構思巧妙。牧牛二小童，一趴臥牛背，翹首向天若睹浮云飛鳥；一欲攀牛首而上，雙手握其角右足抵牛額，仰首相呼；牛則側首略曲左前腳，小童之天真頑皮，水牛之憨態(tài)呼之欲出，使人觀之如在眼前幾欲忘為雕刻矣！通觀全器，細微之處盡顯精雕之工，一絲一毫均為神來之筆，極富意境，實乃明末清初竹根雕之精品。

筆筒呈直筒式，下承三足。采用淺浮雕“薄地陽文”技法雕成。外壁雕三株松樹，松下牽馬兩人眼神交會，似有傳語。五匹馬或臥地憩息，或低頭飲水，或躊躇不前。在筒身另一側的巖石上方刻陰文“甲寅長夏制吳之璠呈璘翁臺臺”行書款。 整個筆筒布局妥帖，通過物體邊緣的厚薄、起伏來表現(xiàn)其立體感，人物、馬匹刻畫細膩，形態(tài)畢肖，于鬃發(fā)之隙，見微妙起伏，這是“薄地陽文”淺浮雕工藝的佳妙之處。   

吳之璠，字魯珍，號東海道人，活動于清康熙年間，為清初嘉定竹刻高手，其“所制薄地陽文最為工絕”（《竹人錄》），開一派新風。

此香筒以《西廂記》為題材，以透雕、浮雕技法，通景刻繪張生赴京趕考與崔鶯鶯長亭送別的感人場景。主畫面是張生側立起身行走，卻一副不舍之態(tài)，回首抱拳，有“一步一回頭”之狀；崔鶯鶯則長袖欲掩面，含羞與情郎道別；身旁的侍女扭頭偏向另一側，似乎有意回避二人的私密交談。輔助場景亦是刻繪得極為生動，一側書童早已將行李準備妥當，正等待主人出發(fā)；另一側的車夫弓著身體伏車休息，卻還不忘回頭看著這對情深意切的戀人。整體場景豐富，故事性極強，具有合理的場景布局，對人物主次關系交待得十分恰當。山石鏤刻層次豐富，樹木雕琢遒勁有力。本件竹雕香筒器型較大，且品相完好，與蘇州博物館所藏清代竹雕西廂人物香筒風格相似，只是前者表現(xiàn)的是《西廂記》中“拷紅”題材，此件為“長亭送別”題材，然觀此兩件竹雕，均屬同類作品中精品力作。

依照竹根天然形制，將光滑的細竹根與粗竹根糙澀的部位進行巧妙組合，佛手上棕點麻皮表現(xiàn)逼真，運用圓雕、透雕等多種技藝將果實、莖葉琢刻得惟妙惟肖，彎折掩映深淺多變，從不同角度觀賞皆有不同效果，極具古典之天然意趣。佛手，屬蕓香科香櫞的一個變種，果皮粗而厚，可入藥。文人將之往茶幾案頭一置，香氣四溢，滿室清芬，更與“福壽”二字諧音，亦受到世人的追捧。此擺件與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朱小松款竹根雕佛手相似，二者在陽刻佛手筋脈，雙陰線刻葉脈，枝桿局部留皮等表現(xiàn)技法如出一轍，為典型清早期嘉定竹根雕精品。

此竹雕筆筒選材精良，外形扁圓，色澤深渾含蓄、光潤靜穆，外壁通景雕刻郭子儀返鄉(xiāng)圖。整體運用了陷地深浮雕兼陰刻技法，描繪了大唐汾陽王郭子儀返鄉(xiāng)受到地方官員、鄉(xiāng)紳隱士及家人恭迎的情景。畫面中山石崖壁林立，上有流云涌動，中間蒼松虬枝螭屈，龍鱗錯落，下有迎駕官員一行十數(shù)人在路口迎候。汾陽王身著官服端坐御輦，戰(zhàn)馬牽御輦徐徐前行，隨從官員，或舉兵器護衛(wèi)，或手撐華蓋，或提劍相隨，或執(zhí)靈壽杖侍奉左右。整體場面氣勢磅礴，大有拔地倚天，氣吞山河之勢。全景蒼松翠柏、馬匹人物，相交錯落，結構連貫，虛實應和，層次分明，韻味十足。同時在崖壁留白處陰刻：“建節(jié)東行是舊游，歡聲喜氣滿吳州。郡人重得黃丞相，童子爭迎郭細侯。癸丑荷月摘唐人句。顧玨制?！庇疑献笙路謩e陽刻“倚倚”“宗玉”印章二枚。所刻字體流暢舒展，為筆筒更添幾份文氣。

顧玨，字宗玉，世居嘉定城南，生卒年不詳，通過《竹人錄》記載推算大約活躍在清康熙、雍正時期。其創(chuàng)作“刻露精深，細入毫發(fā)，一器必須二三載而成”，“真有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之致”（《竹人錄》）。充分說明了顧玨對于每一件作品創(chuàng)用的用心和他的作品的稀有和珍貴。該作品雕刻精細，構圖巧妙，布局合理，是當今公認的最完美的顧玨存世作品。